石少华：风雨十年（六）

四

我们来到晋察冀军区，首先去见军区宣传部的潘自力部长。潘自力同志见到我们很高兴，他说画报社刚刚起步，工作正忙，罗光达同志又已在半年前调任边区出版社社长，所以非常希望我协助沙飞办好《晋察冀画报》。同时他还告诉我们：根据情报，日军已在北岳区周围集结了很多的兵力，估计很快就要开始对晋察冀山区进行大扫荡。

“我不留你了“，潘自力同志说：“没想到你刚来就要参加反扫荡，赶快去组织部办个手续，就去画报社上任吧，免得沙飞同志着急。“

傍晚时分，我们赶到了画报社驻地—阜平县上庄村。沙飞、赵烈等同志到村口迎接我们，还准备了一些饭菜。晚饭后，沙飞召集全社同志开了个简单的欢迎会。在我们之前，平、津和华北联大的一些学生被分配到画报社从事编辑工作，其中有章文龙、赵启贤等同志。他们的文字水平较高，下笔富有文采，都是些生龙活虎的年轻人，彼此的关系十分融洽。赵烈不愧是个多才多艺的指导员，他又是朗诵诗，又是指挥大家唱歌，气氛非常热烈。

1944年11月画报社部分同志在阜平洞子沟村合影。从左至右为梁国才、高华亭、杨国治、白连生、裴植、顾棣、牛宝玉、石少华、李途、李勇（爆破英雄）、杨瑞生、沙飞、张一川。

就在欢迎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军区的通讯员突然闯了进来，把军区刚刚下达的一份敌情通报递给沙飞。会场立时安静了，大家都意识到：一定是敌人已经开始行动。沙飞把敌情通报递给我，我匆匆扫了一眼—果然，上级告诉我们：敌人的先头部队距离军区驻地只有三天的路程了。沙飞神情严肃地站起来，看了看大家。谁也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等待着。看得出来，这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团结战斗的集体，同志们对沙飞充满了信任。沙飞拿起敌情通报，一字一句地念了一遍，然后看了看表，果断地对大家说：“现在是九点五十分，四十分钟后各就各位，按命令行动。“

同志们分头去作准备了，赵烈、裴植、张雨川和我留在沙飞的房间开会。裴植当时担任画报社的行政股股长，张雨川（张一川，又名张玉田）是画报社的印刷厂厂长。大家坐定以后，仔细研究了军区的指示和预定的计划。为了对付敌人的扫荡，画报社从半个月以前就开始了准备工作。军区知道画报社器材较多，所以专门拨了一个工兵班归画报社指挥，负责坚壁机器。沙飞同志从画报社抽调了一批青年工人与工兵班一同打洞，一方面可以加快速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从长计议，把工兵同志的本领学到手。半个月以来，他们已经挖好了许多巧妙而隐蔽的山洞，一旦发现敌情，就可以迅速地将器材、设备化整为零，分别坚壁在各个洞里，即使被敌人破坏了一个洞，我们还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同样不会影响画报的印行。另外，我们还准备布置一些“疑洞“，里面装上些不再需要的破旧器材，以便吸引敌人上钩，并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疑洞“在反扫荡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经过研究，最后决定由赵烈和张雨川负责组织青年突击队和工兵班坚壁机器，坚壁的地点要绝对保密。洞外的脚印和其它痕迹要派专人消除，不留任何破绽；“疑洞“周围则由工兵班埋置地雷。裴植负责向村干部及民兵队长传达军区的敌情通报，协助他们安排老乡们转移到后山。至于我们的粮草、马匹，都要在天亮前收拾停当，整装待发。

军区事先已为北岳区的反扫荡作了周密的布置，为了确保画报社的安全，把花塔山一带划为我们的根据地，以便使我们在反扫荡中有较大的回旋余地。花塔山地处阜平、灵寿、行唐三个县的交界，东可以到冀中平原，西可以直通五台山，地形十分有利。沙飞曾亲自进山在上庄附近进行勘察，但是由于时间紧迫，大部分地区还没来得及去，所以他希望我带十几个同志先期上山，为大队人马打好前站。他交给我一个火漆封口的绝密文件袋，里面装着军区下达的花塔山地形图和上山路线。沙飞替我挑选的10多个同志都是十八、九岁的小伙子，非常精干；从冀中来的流萤和通讯员王清江也随我一同上山。另外为了工作方便，我们决定把画报社的管理员也带上，到山里设法筹集粮草。我们那位管理员姓程，当时有30多岁，算是画报社的长者了；他在战斗连队以及营、团一级都当过管理员，很有经验。

就这样，一支临时组成的先遣队很快便召集起来。为了保密，沙飞建议我们黎明前动身，并且让他的警卫员赵银德同志把我们送到山脚下。沙飞原来的通讯员白连生调到印刷厂工作后，赵银德便一直跟着他。当时画报社已是团级单位，本来应称警卫员，但是长期以来大家叫惯了，所以仍然把赵银德和王清江叫做通讯员。赵银德曾跟随沙飞进过一次花塔山，但是也只认识山口一带的路，再往深处走就只能靠那张地形图了。

也许是因为我初来乍到，沙飞特意把先遣队的同志们召集到一起，交代了任务，并嘱咐大家一切都要服从指挥。我简单地讲了几句，随后让管理员把大家安顿在开会用的大房间里休息，随时准备出发。

马蹄表的指针已经指向深夜12点，我和沙飞到村外去查看坚壁器材的进展情况。万籁俱寂，只有我们的青年突击队和工兵班还在轻手轻脚地搬运机器，偶而传来几个沉闷的声响。张雨川同志迎到村口，说是一、二号洞已装运完毕，正在封口。他带我们翻过几个山坡，只见工兵班的战士已在洞口铺平了土，然后又把事先准备好的野草和一丛丛灌木栽上去，不知情的人一看，真是天衣无缝。张雨川很有把握地说：“按照现在的进展速度，黎明前就可装完主要的设备，明天晚上再干上半夜，咱们画报社就算是‘土遁‘了。“

沙飞严肃地说：“洞口的隐蔽一定不能马虎，天亮以后任何人不准在这儿逗留，明天夜里我来验收。“

张雨川半开玩笑地答道：“尽管放心，要是能看出一点儿破绽，明天你把我也坚壁了!”

回到驻地，程管理员正等着我们。他打算带上几匹牲口，驮些必需的粮草，免得在山上万一筹不到粮草而打乱计划；另外他认为还应补充饲养员和炊事员各一名。到底是个老管理员，确实想得周到，沙飞和我都表示同意。

夜已深了，沙飞卷着烟，仍然毫无倦意。我十分关心底片的安危，低声问他：“底片安排得怎么样?”沙飞听完哈哈大笑。他有些得意地告诉我：“已经安排了10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6个人背底片和照片、文字资料，4个人作预备队。这件事我亲自负责，就是掉了脑袋也不能丢底片。“听了他的话我才放下心来。后来他的话不幸而言中—尽管他没有掉脑袋，却险些掉了一条腿。

凌晨4时左右，电话员送来一份电话记录，沙飞看过后又递给我。那是军区司令部的电话通知，通知上说：日军受到我民兵和部队的阻击，前进速度较慢。但是这次投入的兵力比以往要大得多，沿途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每晚集结于大村落宿营……。这时，赵银德带着军区的通讯员走进来，送来潘自力部长的信。潘部长在信中告诉我们：日军的这次扫荡由冈村宁次亲自指挥，投入了大约十几万人，所以估计反扫荡的时间比原来预料的要长，斗争也会更加残酷，一定要做持久的思想准备。军区机关日内就要与主力部队一同转移到外线，留下的同志由临时指挥部负责，分散活动。潘部长对画报社坚壁清野的情况非常关心，因此沙飞迅速地摊开纸笔，把我们这里的工作进展和下一步安排简要地写上几句，交骑兵通讯员带回去。

通讯员刚走，裴植、赵烈和王清江进来了。王清江大概是来叫我起床的，见我们一夜未睡，无可奈何地撇了撇嘴，把我的马褡子和挂包抱了出去。裴植已召集村干部和民兵队长传达了敌情通报，他说干部们都很有信心，准备明天一早就作动员，让老乡们实行坚壁清野，年老体弱的先上后山，民兵队早已准备了不少土地雷，准备巧设地雷阵。画报社为老百姓囤积了一点救急粮，埋在后山。为了防备万一，裴植没有把埋粮食的地点告诉村干部，打算等到关键时刻再说，沙飞对此表示同意，又嘱咐裴植适当分给民兵队一些手榴弹和步枪子弹。

赵烈也带来了好消息：主要的机器、材料都已进洞，工兵正在封口、伪装。编辑部的书刊、文件也大都坚壁在洞里，估计天亮以前便可以基本完工。画报社的青年突击队很起作用，赵烈还特别说到宋贝珩同志，“这小鬼真是有力气，连我们的都督都直伸大拇哥!”

他说的“都督“名叫曲志成（曲治全——编者），山西人，年方18岁，为人开朗，工作负责，是我们印刷厂的工人骨干，在工人当中也很有威信。因为山西军阀阎锡山曾自封都督，大家就开玩笑地叫他“都督“。起初他还不愿意，可是他越不愿意大家越是这么叫，最后他也索性自称“都督“了。这次战备，沙飞派他担任青年突击队队长。而宋贝珩跟我来到画报社后，一心要参加突击队，我征得沙飞的同意，就让他参加了。结果，他同“都督“倒很合得来。

王清江和赵银德端来几碗面条和一小碗酱菜，沙飞连忙招呼我：“你可要吃饱，下顿饭还不知什么时候开呢，“他把裴植和赵烈都拉到桌边，“来来来，一边吃一边谈工作。“

我们在饭桌上商定：明晚天黑之后，由裴植带编辑部、技术工人和后勤人员上山；后天黎明前，其他人员也随赵烈上山，只留下“都督“、宋贝珩和工兵班，跟随沙飞在上庄村断后，上山时间相机而定。沙飞郑重地拉着我的手说：“你在冀中参加过‘五一‘反扫荡，对日军那一套有所了解，山上的一切就托付给你了。“

凌晨5时，程管理员全付武装地走进来报告：“队伍已经集合完毕，什么时间出发?”我和沙飞随他来到院子里，只见十几名先遣队员都已收拾停当，整齐地列成一队。程管理员工作很细心，他让饲养员把所有的马蹄都用破布包扎了起来，以便行军的时候不至于发出声响。一个战士肩上还扛着把大扫帚，准备跟在队伍后面清除可能留下的痕迹。沙飞默默地同大家一一握手，严肃地宣布了行军纪律：1、不准讲话；2、不准掉队；3、不准抽烟；4、不准丢弃任何物品。

随后，他又嘱咐担任向导的赵银德：把队伍带到山口后必须绕道返回，不得再走原路，以免暴露我们的转移方向。

上庄村是太行山脉的一个较大的村落。我们顺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蜿蜒行进了40多分钟，便看到沙飞说起的那条小河；然而一入秋，河水就已经干涸了。过了河，隐隐约约地可以看到黑压压的一片大山。赵银德告诉我说：“这就是花塔山了，再往前走就是山口。“

这时，天刚有点蒙蒙亮，我命令大家原地休息，然后让赵银德沿河床而下，绕回上庄村。

北岳区多山，平时远远地望去，花塔山并不出众，甚至显得平淡无奇；如今站在它跟前，才真正感受到它的险峻和雄奇。

进了山口，再往前走就只能靠那张路线图了。我打开密件，细细地查看起来。这是一座北方山区所特有的石头山，光秃秃的，几乎看不见什么树。从外面看上去，好象根本没有上山的路，只有一条阴森森的山涧。山涧中残留着雨水冲刷的痕迹，布满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山涧两边则是又高又陡的崖壁。按照路线图所示，我们沿着山涧一直走到头，无路可走以后，再沿原路折回两个山崖，这时才看到左面有一个很不显眼的岔口，从岔口拐进去，走上几百米便是一条上山的羊肠小道。我们收起路线图，加快了行军速度。在前方大约三华里的山路上，终于出现了第一户人家。

这家人有三间土房、一架草棚，房东是50多岁的老两口。闲谈之间，我们知道这老两口的儿子也在八路军里当兵。此地冷清偏僻，平日很少有人来，日本人更是从未沾过边。我们把反扫荡的意图向那老汉大致介绍了一下，老汉说前一阵有位八路军的干部，曾带着随从来过这里—那大概正是沙飞和赵银德同志。老两口儿都很热情，听说自己家里要住八路军的部队，非常高兴。

时间紧迫，我决定就在这里设立临时指挥所，派三个同志到对面的山头上隐蔽起来，监视上庄村方面的动静，随时报告敌情的变化。对面的山梁蜿蜒崎岖，万一有情况，这些同志也很容易甩掉“尾巴“，绕道转移过来，而不至于暴露我们的驻地。

石少华（右一）和他的战友们行进在晋察冀山区。

据老汉介绍，从这里翻过一座山，十来里以外还有个小村子，人迹罕至，十分隐蔽。从那个小村子再往南走，则是行唐县境了。于是，我让流萤和程管理员带上一个阜平口音的当地同志，沿此路前去侦察，并画出地形图。

一切安排停当以后，我到对面山头上看了看。那里地势险要，可进可退，往下面望去，上庄村一带的情况尽收眼底。

我叮嘱留在这里的三个同志轮流站岗嘹望，有情况随时派人来报告。中午时分我回到指挥所，不久，流萤等同志也回来了。他报告说：十来里以外确实有一个小村子，总共十来户人家，房子都在半山腰，是一处十分理想的驻地。他怕这里着急，所以没敢逗留，先回来报告了。我让其他同志留下来收拾房东借给我们的两间土房和那架草棚，准备迎接陆续上山的人马，然后带上流萤、王清江和一个叫刘汉的年轻同志翻过山去，作进一步的侦察。

进到花塔山的深处，偶尔也可以见到一些树，但是由于此地的老百姓全靠砍树来作柴烧，所以有树也是零零落落，难以成林。好在到处都长着一人多高的茅草，人在里面赶路，外面什么也看不见。一小时以后，我们来到了那座村庄，程管理员和几个村干部站在村口迎接我们。村干部们听我们几个南腔北调的都不是本地人，便猜到要有大部队来驻扎，立刻热心地为我们介绍村里的情况。据他们说：这一带人少、山多，又穷又荒凉，山顶上还常常有狼群出没，所以敌人从未来过。当时的抗日根据地群众基础很好，各部队都有军用粮票、柴草票和饲料票，需要筹集粮草时，总是由地方组织和老百姓负责，然后部队照价付票，老百姓拿到这些票，可以从附近的村庄换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我让程管理员带着一些粮草票留在村子里，把一切安排就绪，准备接待明天上山的几十个同志和马匹。

告别了乡亲们，我带着几个同志继续南行。大约走了十华里，山上的树渐渐多起来，有时还能见到一片片茂密的树林。这说明我们已经到了灵丘县境内。灵丘是山西省有名的煤炭产地，老百姓有煤烧，自然就不用砍那么多树了。果然，前面不远出现了一个稍大的村庄，这村子很整齐，完全没有受到过战争的破坏，村里大概有30来户人家，生活也比较富裕。显然，在这里建立我们反扫荡的第三站是非常理想的。我们找来村干部，询问了村里的情况。他们说，前些日子军区司令部来过人，在村里安装了地下电话线，并且向他们交代过，要准备迎接反扫荡的部队。这里地势险要，不光是阜平和灵丘两县的交界，也是河北和山西五台山地区的交界，沿西面的山梁走不了多远，就是五台山了。从这个村子下山，最近也得绕十多里山路，这种地方敌人是不大敢碰的。另外，在这儿筹集吃的、烧的也比较容易，附近的山洼里还有几个小村子，村里都有我们的地方组织，实在不行可以到那儿去想办法。村里的治安员还说：这一带群众可靠，都是几辈子住在村里的庄户人家，没有发现不正派的坏人。就这样，我们给村干部留下不少粮票和饲料票，让他们帮助准备几十号人的食宿问题。那时的老百姓对自己的队伍总是毫无二话，要什么给什么。正是由于他们的热情帮助，我们才迅速地安排好这纵深几十里的三处宿营地，从而得以在反扫荡中游刃有余，争取了主动。傍晚时分，我们返回指挥所，只把流萤和刘汉同志留下来，负责第三站的工作。

天已经黑下来了，我把张四找来，交代了联络暗号，让他下山去接裴植同志带领的第一批人员。大约在半夜里，这些同志顺利地上了山。按照计划，年纪大一些的同志被安排在两间土房里休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们则在草棚或者房檐下住宿。我和裴植商量了一下，决定派人把他带来的这批人送到第二营地，牲口也全部带去，以便把第一营地留出来迎接赵烈带领的第二批人员。休整两天后，再由程管理员把饲养员和马匹送到第三营地，而第二营地的同志负责组成两个精干的侦察组，摸清周围的情况，伸出触角，把周围的地形了解清楚。

山上天亮得早，同志们刚刚休息了一会儿，东方已经发白了。裴植把队伍集合好，大部分带上来的粮食都留下来供应后续部队。一行人默默地沿着羊肠小道上了路，很快便消失在高高的茅草里。

赵烈和张雨川带领的同志们也准时上了山，大家一边吃饭，一边互相通报了情况。军区机关已于昨晚转移了，画报社的坚壁清野工作也已经完成。沙飞正在帮助地方组织安排老百姓的转移，随即就会上山。我们决定让赵烈和张雨川尽快把同志们带到第三营地，另外命令电话员立即在第三营地把电话机接通，务必与前线临时指挥部以及附近的兄弟单位取得联系。坚壁清野时组成的青年突击队要保留原建制，挑选6名精明强干的同志执行侦察任务，3人为一组，一组负责五台山方向，一组负责冀中方向。前往五台山方向的一组尽可能选派山西籍工人，而前往冀中的一组则由流萤负责。侦察小组一方面熟悉地形、了解情况，另一方面还要物色第四、第五营地。至于画报社的牲口，我们打算把驮东西用的骡子分散到第三营地的老百姓家中饲养，战马身上都烧了印记，所以仍由饲养员负责。

沙飞考虑得很周到，总怕我这里人手不够，所以让赵烈带来了工兵班的5个同志，由副班长带队，交给我指挥。我留下了这几个同志，其余人员全部向第三营地转移，赵烈在前，张雨川殿后，总共是40多位同志。

当天下午，王清江从第三营地带回消息：一切顺利，流萤、刘汉同志的准备工作相当出色，同志们都住进了房子，另外还给指挥部留出了几间屋子。电话已经接通，秘密总机正在帮我们同指挥部及其它单位联系。裴植也派人送来消息说：第二营地可以看到山下有日军路过，但是山上尚无敌情。他们已派出侦察组，并且与地方民兵配合，在山下的道口埋设了地雷。

第三天黎明前，沙飞终于平安地上山了。这样，我们就顺利地完成了整个反扫荡的第一步计划：沙飞和我在第一营地，裴植、赵烈分别负责第二和第三营地。三个营地互为依托，形成相互呼应的三角之势。我把山上的地形以及宿营地和山头上哨位的情况一一介绍给沙飞，他默默地点着头，久久注视着那晨雾缭绕的层层山峦。花塔山的清晨是那样宁静，但是隐隐传来的飞机马达声很快便把这宁静划破了。我和沙飞半卧在隐蔽的草丛里，不一会儿就看见两架日军的零式战斗机呼啸而过。敌机向地面扫了机关枪，在上庄村方向盘旋了一阵，又被西面的山峰遮掩住，渐渐消失了。沙飞站起身，微微叹了口气：“要不是跟日本鬼子打仗，这山里真有拍不完的景色!”是啊，山川草木，雾霭星辰，无时不在牵动着这位艺术家的情思，然而前来侦察的那两架敌机已经告诉我们：敌人的部队很快就要到了。几十年后，当人们重新评价一位艺术家的时候，常常不满意于他们的审美眼光和对于形式美的开掘，半是遗憾、半是责难；但是公正的历史总是这样写着：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正直的艺术家首先是一名战士。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理解许多在烽火中产生的历史作品，也不能理解被时间淹没了的许多前辈。

北岳区反扫荡战斗  1940冬   沙飞摄

当天傍晚，对面山头的侦察小组派人来报告：日本鬼子已经进了上庄村，正在到外搜查。深夜，村里的民兵队也派人来联系，说敌人一进村就搜查得很厉害，见人就打听画报社和印刷设备的去处。原来，敌人已经得到了关于画报社的情报，这次到上庄村就是专门来寻找我们的。上庄村是我们的老根据地，群众基础比较好。在敌人到来之前，大部分群众都已转移到后山，只有少数行动不便的老人留在村里，敌人拷问了几位老人，但是谁也不肯说。最后是村里一户地主家的老头子实在挺不住，供出画报社曾在村里住过，甚至还领着敌人到处挖洞。幸好我们保密工作做得好，他并不知道任何线索，结果反而挖上了地雷，炸伤了好几个鬼子。敌人踩雷后不敢在晚上出门，所以民兵队决定当晚就去抓那个坏家伙，免得让他破坏了我们的计划。

（未完待续）

原文刊自石少华之子石志民博客

石少华（1918-1998）广东番禺人，生于香港，幼年随父母定居广州。1938年带着相机和一批胶卷奔赴延安，1939年6月在抗大三周年图片展中，他在延安拍摄的照片是这次展览的主体，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他将其所拍摄的约500幅底片留在了延安。

1939年9月进入晋察冀根据地，曾任冀中军区摄影科长、晋察冀画报社副主任。他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共开办了九期摄影训练队，培养了学员逾240人。他曾先后六次进入白洋淀拍摄水上游击队雁翎队的战斗生活，还拍摄了地道战、地雷战、解放张家口等脍炙人口的摄影作品。

石少华是新华社新闻摄影部的主要创建者，曾任新华社副社长兼摄影部主任；他是中国摄影学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曾任中国学会和中国摄影协会第一、二、四届主席；是《中国摄影》和《大众摄影》等杂志、中国图片社、中国图片档案馆和新华出版社的主要筹建者之一。他也是中国老摄影家协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曾任老摄影家协会的主席。他曾任中国第三届全国文联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十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碾盘沟）：石少华：风雨十年（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