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于2010年去世，享年91岁。
父亲自1938年始至去世的72年间一直战斗、工作、生活在人民军队。
父亲一般情况下严肃而寡言， 因此说到唱歌，我们小时候就没听过父亲唱过歌。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鼓捣父亲唱毛主席语录歌，还埋怨他什么歌都不会唱。父亲却说：我怎么不会唱？我会唱抗大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虽然就这几句，父亲还真会唱呢。原来，父亲1938年在延安抗大上过学。这是我们头一次听到父亲唱歌，虽然只有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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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对“抗大”有着深深的眷念。抗大的学习和生活是父亲一辈子不可磨灭的记忆，也是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新中国奋斗一生的奠基石。
父亲原是学生，1938年在日寇大举进攻中华之时投笔从戎。“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日寇侵占华北、上海、南京，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危亡之时，抗日烽火传遍全国，我在银川中学已不能读书。38年7月中旬，在江生玉联络引导下，我们六个人（江生玉、王宏、张怀明、杨森林、高远、王××）经定边、安边、靖边等地，奔赴延安，进了抗日军政大学，而后我被分配到洛川第六大队学习。从此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开始了革命军队的新生涯。”（摘自父亲给朋友的信）。那一年，父亲揣着爷爷给的三块银元，告别爷爷和故乡，此别一去四十余载没有音讯，爷爷直到四十年代后期去世也未曾见到儿子。
父亲他们踏上千里奔赴延安的征程，穿着草鞋，背着干粮，为了避人耳目，有时走大路，更多的要穿小路，过沙漠，常常晚上就找个羊圈和衣而卧，就这样徒步千里，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据父亲回忆：进了延安城，有人说到中央组织部去，有人说去陕公，有人说抗大在招生，后来大家还是去了抗大报名。报名时工作人员提醒大家不要牵连到家人最好改个名字，父亲遂改名高远报名入学。父亲说：在抗大报名处登记入册，随即发了军装、绑腿、还有鞋，大都是国民党的剩余物资，裤子都还是半腿的。
父亲被分配到抗大洛川六大队学习，离开延安前学生们希望见见毛主席，毛主席真的来到抗大学生之间。父亲清楚地记得“毛主席先向学生们鞠了个躬，大家高兴地鼓掌欢迎主席。毛主席说了话，大意是：现在每天有四、五百人到延安，同学们都想到延安看看共产党啥样子，我就是共产党嘛。毛主席还说：共产党里也有不好的人，像副主席张国焘，在黄帝陵开小差走了”等等。学生们都鼓掌，觉得毛主席讲的生动、客观。会后学生们都围上去请毛主席签名，父亲也很激动，拿着一本《论持久战》请毛主席签了名，真是如获至宝。这本有毛主席签名的《论持久战》在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中父亲一直带在身边。后来抗美援朝入朝时一切精简，《论持久战》和其他一些父亲的物品都留在国内留守处，回国后部队直接去了新的驻地，留守的行李被华北军区不知处理到哪里了，父亲在抗战和解放战争存下的东西一件也没留下。
网络图片 毛主席上课
抗日军政大学的前身是红军大学。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毛主席党中央发出抗日联合统一战线的号召，延安成了海内外群众万众瞩目的灯塔，通往延安的公路上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穿着各式衣服的人群前往延安。1937年初，“红大”迁往延安，便更名为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成为培养抗战干部的学校。毛主席亲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为“抗大”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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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到了抗大洛川第六大队，抗大的学习生活真正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丰富多彩，给从国统区来的青年们展现了一个一心抗日的、为老百姓谋利益的、官兵平等的、有组织有纪律的、有文化的新天地，抗大校歌自然是每个青年学生必定会唱歌了。
他曾经回忆过：“抗大学习社会科学概论、马列主义、军事、政治、抗日游击战争等课程。学员和队领导亲如家人，同学之间是阶级兄弟，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对了互相鼓励表扬，缺点互相批评与自我批评。半年时间，我思想深处变了个样，站岗、放哨、打饭、洗碗、扫院落、搞卫生都抢着干。队里班里每周都举行一次文娱晚会，说说唱唱，心情特别愉快高兴。虽然离开了家，但并不想家，因为这里就是一个大家庭”。诚然，抗大的生活学习条件是艰苦的，但是许多抗大的学生并不觉得苦，反而感到精神上是振奋的愉悦的。父亲说：“没有教室，没有桌椅板凳，住的是简陋的民房，睡的土炕，教室就是老百姓的院子或大场子，或者大树下、山沟里。上课要集合，自己的背包就是凳子，两腿就是课桌。夏天大家到河里洗脸刷牙洗澡，冬天不能洗澡每个同学都长虱子。每人一个月还发一元边币，可以买点本子、铅笔、毛巾、牙粉，大家没觉得苦，都知道总司令也只有五元边币。”
父亲还和我说过：在洛川六大队还能吃到米饭呢，说延安一周也只能吃上一、两顿米饭，而洛川六大队有时能天天吃到。原来当时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政府早期曾经向延安供应过一部分给养物质，从西安过来的大米，有时候就会被洛川截留了一部分，供应给抗大，给了基层延安也没意见的。但是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地对共产党根据地进行封锁围困，国民党的供应就越来越少，抗大和延安一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救活了自己，度过了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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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2月因战争局势的需要，洛川的抗大六大队改编为抗大一分校，并转移到抗日前线晋东南八路军总部附近办学，这对没上过前线的学员们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这是从相对安全的后方到直接与日寇面对面的战场。父亲坚定地接受了考验。学校转移前一天，1938年12月21日晚上，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指导员苏牧和排长李文轩同志。父亲向组织表示，坚决听党的话，积极要求到前线去，到敌后去。父亲入党的第二天，一分校就开始转移。当时也并不是所有学员都愿意去晋东南前线，父亲后来说：转移前“我的几位老乡都要求回大后方去，我刚入党就起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这是我一生难忘的，也是最满意的事”。“因我有了共产主义信念，有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人生观，虽有黄河阻挡，要过同蒲路敌人的封锁线，我也毫不犹豫地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到敌后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生死置之度外，什么也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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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校转移到太行山深处的山沟沟里，紧接着日寇开始了对晋东南八路军的六路围剿，企图消灭八路军总部及其有生力量。
战局严峻，抗大的学习立即结束。一分校在山沟沟的河滩上举行了简单的毕业典礼，随后一分校的年轻的学员们背着背包从毕业典礼河滩会场各自奔赴抗日的疆场，为了民族的危亡去同日寇做殊死的战斗。
父亲要求上前线，河滩上的毕业典礼结束后拿着学校的分配条子，找到八路军129师385旅，加入了这支部队，立刻投入到反扫荡的战斗中。自1939年到1945年日寇投降七年间，父亲跟随这支英雄的部队，一直浴血奋战在太行山区。在太行山吕梁山的千山万壑之中，就是这些面孔黧黑、衣衫褴褛、瘦的只看见骨骼的385旅的将士们，在武器装备极差极缺的状况下（抗战初期独立支队曾经只有一个连装备较齐全，其他连每连只有十余支步枪），依靠太行山和老区人民，坚持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打击敌人，385旅有记录的对日伪大大小小的战斗有四百多次，歼毙伤敌两万多（有的战斗没有具体统计数字，如“攻克某某据点歼敌两个分队”“扼守狮脑山六天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杀伤大量敌人”）。385旅将士们的鲜血也染红了太行山，抗战八年中牺牲的仅连、营、团干部（许多都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就有140多人。父亲算是战争中的幸存者，他从一个学生娃在抗日战争的血与火的洗礼中淬炼成一个坚强的革命军人。他将自己的青春年华奉献给抗日战场，奉献给太行山，奉献给战火硝烟。后来父亲继续跟随这支英雄的部队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保卫国防、守卫海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保卫祖国尽了自己一生的绵薄之力。
这一切的原点就在抗大！虽然父亲在抗大的学习生涯只有短短的半年多，然而父亲在抗大学习了马列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的世界观在抗大形成，父亲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思想奠基也在抗大。他以及他的战友们都会很自豪地说：我是抗大某队某期某分校的。
“抗大”是革命的摇篮，培养出10余万民族英才。“抗大”在晋东南、晋察冀、山东、淮北、苏北、晋绥、淮南、苏中、鄂豫皖等抗日根据地，先后还建立了12所分校。学员一边学习，一边战争，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才使“抗大，抗大，愈抗愈大”。
延安和抗大就是父辈们心中的圣地，是他们的精神所在，即使过去了七十多年，虽然父亲极少开口唱歌，抗大校歌仍然在父亲的心中珍藏不曾忘却。
在父亲九十一岁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唱起了珍藏在心底七十二年的那首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抗大校歌—-陪伴父亲一辈子的歌！
歌名：抗日军政大学校歌
作词：凯丰 ，作曲：吕骥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积极工作
艰苦奋斗，英勇牺牲
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
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
前进，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