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柴成文少将——抗美援朝时期任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志愿军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秘书长）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立即进行武装干涉并派兵侵占中国领土台湾，严重侵犯中国主权，使我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这时候，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刚刚开完，我国正集中力量恢复国民经济，努力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东亚形势骤然紧张，朝鲜半岛战火向四周蔓延，使中国面临艰难抉择。
中央领导审时度势，立即向朝鲜派出了外交使团，组织了驻朝鲜的中国大使馆，以加强和朝鲜国家领导人的联系。美国不顾中国政府的再三警告，悍然派兵越过三八线，并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中共中央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五次战役的浴血奋战，将进至鸭绿江边的“联合国军”驱至三八线，并迫使“联合国军”接受停战谈判。交战双方最终于1953年7月27日签署了停战协议。
回忆过去，对自己受命组建我国驻朝鲜大使馆和参加朝鲜停战谈判工作的情况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为此，我以第三人称客观地叙述这段难忘的历史。
朝鲜战争爆发后，
周恩来亲自安排部署我国驻朝鲜大使馆的组建工作
1950年6月30日深夜，刚刚调到外交部准备派往我国驻东德使团工作的柴军武（此名是柴在驻朝鲜使馆工作时的名字，后按照李克农的建议，把名字更改为柴成文。从此之后，便一直改名为柴成文），被周恩来派专车接到中南海紧急约见。
柴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办公室的会客厅时，见到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军委情报部副部长刘志坚已经在座。一会儿，周恩来从客厅西头的办公室走出来，和大家寒喧之后，便亲自向柴成文部署任务。
周恩来说：“不要你去柏林了，聂老总建议你去平壤……朝鲜打起来了，美国杜鲁门政府不仅宣布派兵入侵朝鲜，侵略台湾，而且对进一步侵略亚洲做了全面部署，他们把朝鲜问题同台湾问题连接在一起，同远东问题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需要派人同金日成保持联系。将要就任的大使倪志亮还在武汉养病，一时去不了，现在要你带几个军事干部先去。”
周恩来从急办文件中抽出总参谋部建议派遣军事观察小组前去平壤的请求报告，接着向到会的人说：“我的意见还是以使馆的名义去好，不要用联络组名义，更不要用观察组名义，派往朝鲜的其他人员由志坚负责挑选，汉夫帮助他们准备，争取快去，任命手续以后补办。”
从7月1日起，紧张的准备工作开始了，首先是选调干部，他们是：政务参赞、临时代办柴成文，参赞倪蔚庭，参赞薛宗华，一等秘书张恒业，武官朱光，副武官王大刚，副武官刘向文。
8日，周恩来在政务院会议室接见了即将派赴朝鲜的外交官，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阐述了当前朝鲜战争的形势，他指出：“现在朝鲜人民处在斗争的第一线，你们要向朝鲜同志表示，看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做，请他们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去做；当前使馆的主要任务是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并及时了解战场的变化。”接见中，周恩来审定了外交部拟定的新中国外交官赴朝鲜就任致金日成的介绍信并签了字。
中国使馆官员一行于当日晚乘火车离开北京，10日晨抵达平壤。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在那一天正式建馆办公。8月12日，倪志亮大使到任，在战火纷飞和战局激烈动荡的日子里，倪志亮大使和柴成文政务参赞率领使馆一班人，坚守工作岗位，忠实地执行党中央和国务院所赋予的联络任务。
9月7日，柴成文被中国外交部紧急召回北京，他带回一份与倪志亮大使商定的汇报提纲。这份提纲报告了朝鲜战场当前的敌友态势和朝鲜后方的主要情况，并做出了如下的判析：“敌人当前除大力阻止人民军的前进外，正积极部署反攻，将陆战队第五团调回日本，拟组成陆战师，估计可能在仁川或其他地区登陆。”“敌军已占领月尾岛、德积岛，并用大批飞机破坏友军运输线，为登陆准备有利条件。”
柴成文依据这个汇报提纲首先向聂荣臻代总长汇报。因事关重大，聂荣臻当天就把汇报提纲呈送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当即批示：“周阅后，刘、朱、任阅，退聂。请约柴军武一谈，指示任务和方法。”之后，周恩来仔细听取了柴成文的汇报，并问柴：“万一情况突然变化，如果需要我们出兵入朝，你看会遇到什么困难？”柴成文感觉到，中央似乎正在酝酿一个已经接近成熟的决定。
1950年9月15日凌晨5时，毛泽东、周恩来认为对朝鲜人民最不利的情况终于发生了。麦克阿瑟亲自指挥发动了仁川登陆作战。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主力部队突破了朝鲜人民军的防线，至16日下午，控制了整个仁川市。半个月后，汉城失守，退守在釜山地区的美军发动了反攻，朝鲜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逆转，朝鲜处境危急。金日成派高级官员前来求援。
针对朝鲜战局的变化，中央决定再为驻朝使馆增派5名武官。人员从准备入朝作战的部队中指派，其任务是熟悉情况，勘察地形，做战场准备。这5名新任武官是：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张明远，第十三兵团司令部侦察科长崔醒农，第三十九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何凌登，第四十军一一八师参谋长汤景仲，军委炮兵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黎飞。
17日，周恩来接见了张明远等人，作了具体的指示，并要尚在北京的柴成文偕新派武官尽快出发前往平壤。他们到达平壤后，柴成文拜会金日成，并告诉他中国又向使馆派来了5名武官以及他们实际担负的工作任务。金日成十分高兴，他请首相府秘书何仰天分别给5名武官各开一张由首相签署的“信任状”，要朝鲜有关党政军机关沿途给予协助关照。
朝鲜战局日趋危急，1950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举足轻重的决策，决定以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到朝鲜境内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援助朝鲜人民。
8日，毛泽东为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布第一个命令：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还是这一天，毛泽东电示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让他将中共中央准备派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的决定转告金日成首相。
此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继续北犯，平壤告急。9日，朝鲜政府决定江界为临时首都，机关、学校、团体一律从平壤撤退，并通知各外国使团撤至邻近中国的边城的满浦。
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接通知于10日晚撤离平壤。使馆人员在倪志亮大使的领导和组织下一分为三，开始撤退：一，为继续保持中朝两党间的联络，倪志亮大使和柴成文参赞携带电台和少数工作人员按照金日成指定地点撤往熙川。二，参赞薛宗华、副武官刘向文带领必要工作人员先撤到与我国安东（今丹东）市只有一江之隔的新义州，必要时过江在中国境内经辑安（今集安）到朝鲜北部城市满浦。三，其他人员由一等秘书张恒业、武官朱光带领暂回北京。
在使馆撤离平壤市前往熙川的途中，倪志亮大使由于劳累过度引起哮喘病复发，不能行动，随身的警卫员又被敌机投下的炸弹炸伤，经请求国内批准，于14日由满浦过江离开朝鲜，暂时回北京治疗，使馆工作由柴成文代办主持。
19日晚，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分别从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口、辑安（今集安）等处渡江开始赴朝作战。与此同时，中国驻朝使馆接到中央急电，要即刻联络金日成首相，请柴成文具体安排和彭德怀司令员的会晤。
20日清晨，柴成文偕同朝文翻译金苏城到达德川。中午12时，在一个山沟停在铁路隧道内的列车上拜见了金日成，并向他讲明来意。金日成非常高兴，当即表示：“彭将军的到达，给极端困难的朝鲜人民带来了力量和鼓舞。”
由于平壤南郊已被敌人占领，与彭会见需要另选地点。当日傍晚，趁着落日余晖，金日成、柴成文各乘一辆黑色小汽车离开德川，沿着丘陵地带的公路向西北方向疾驶，于21日凌晨2时到达大榆洞附近的金矿大洞。2个小时后，彭德怀和朝鲜副首相朴宪永一道，也从新义州来到大榆洞。上午9时，在柴成文陪同下，彭德怀和金日成的历史性会面开始了。
对于中国出兵援朝及请求苏联派空军掩护和给予军事物资支持一事，周恩来也于10月8日偕翻译师哲专程飞往莫斯科转道黑海海滨休假地会晤斯大林。斯大林怕苏美直接对抗，因而在派遣空军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顾虑重重。鉴此，中共中央在10月13日再次召开紧急会议，经充分讨论，一致认为出兵朝鲜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维护今后世界持久和平都是有利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后，作为中国政府的外交代表，我驻朝鲜使馆柴成文代办仍然肩负与金日成首相的联络任务，并先后两次陪同金日成首相赴北京，与我国家领导人会晤。
战场上的胜利打开了停战谈判的大门，
李克农受命组建朝鲜军事停战谈判的志愿军代表团班子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从1950年10月至翌年5月，先后进行了五次大的战役，重创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粉碎了敌人的一次次攻势，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节节胜利打击了美国统治集团中那些主张把战火扩大到中国去的主战派的嚣张气焰，美国内部、美国和其盟国之间的矛盾和争论加剧。从双方军事力量对比看，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已无能力两次突破三八线向北进犯；从美国霸权的全球战略看，其战略重点是在欧洲而不是在亚洲，因而也不愿在远东的东北亚地区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权衡利弊，美国杜鲁门政府不得不附和主和派的意见去调整其对朝鲜战争的政策。1951年4月11日，杜鲁门发布命令，免去了不听政令、一味主张军事冒进、并公开叫嚣要把战火扩大到中国的主战派军事头目麦克阿瑟所担任的驻日盟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美军总司令、远东美军陆军司令的职务。5月中，杜鲁门又委派了美国国务院的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出面通过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进行外交斡旋，谋求与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
凯南通过马立克进行上述外交斡旋活动的情况传到了北京。
6月3日，金日成在柴成文陪同下到达北京，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深入地讨论了战局的发展与进一步作战的准备，也谈到了谈判问题，并决定由金日成、高岗二人前往莫斯科与苏方商谈。此后，关于谈判问题，开始按预定的安排运转起来。
凯南寻求和谈的试探得到了苏、中、朝方面的正面回应，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通过凯南寻找的门路终于走通了。于是，在6月30日，接替麦克阿瑟职务的李奇微，遵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给他的指示，通过广播电台发布声明称：“本人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资格，奉命与贵军谈判……以停止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及武装行动……我在贵方对本文的答复以后,将派出我方代表并提出一会议日期，以便与贵方代表会晤。我更提议此会议可在元山港一只丹麦伤兵船上举行。”
7月1日，金日成、彭德怀发出答复电称：“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和你的代表会晤，会晤地点，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
此后，经过几次电文交换，达成了如下协议：谈判地点：选定在三八线上的开城；正式谈判日期，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为安排双方代表第一天会议细节，双方各派联络官三人，翻译两人，于7月8日上午9时在开城举行预备会议；应对方的要求，我方负责保证对方联络官及随行人员进入我控制区后的行动安全；双方代表团的车队前往开城赴会时，每辆车上均覆盖白旗一面，以便识别。
就在朝鲜战场刚刚出现和谈转机的时候，周恩来密切注视着各方的反应，并考虑担当这一停战谈判任务的适当人选。他首先想到并提名由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兼军委总情报部部长的李克农来担任这项谈判的第一线指挥，同时，又为他选了当时担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国际新闻局局长的乔冠华做助手。决定后，毛泽东专门接见了他们，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并要李立即组织一个工作班子。这个班子主要由外交部、新华社、中央机要局等部门和军队各总部紧急调集适合的干部组成。另外，李克农还要求驻朝鲜使馆的柴成文参与这项任务，并请志愿军也派出一个参谋班子前往开城。
7月5日，李克农的谈判班子从北京启程赴朝。
当晚，李、乔一行到达中国边城安东（今丹东）市，柴成文专程由平壤来安东迎接。接着，由柴成文陪同李克农、乔冠华乘吉普车先行一步赶赴朝鲜平壤附近与金日成会面，其余一行则由薛宗华带队随后跟进。6日晨，抵达平壤东北约15公里的根地里，这里是金日成新设的作战指挥所所在地。上午，金日成接见了李克农、乔冠华，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交谈，倪志亮和柴成文参加了接见，共同商定了代表朝中方面出席谈判的代表人选。人民军方面，金日成指派总参谋长南日大将为首席代表，李相朝中将为代表；志愿军方面，根据彭德怀的提名，中央已确定由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和参谋长解方出任。关于中朝代表团的联络官，金日成指定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动员局局长金昌满少将以上校名义为首席联络官，并改名为张春山；志愿军方面，在接见中正好接到毛泽东的一份电报，指派柴成文以中校名义为志愿军联络官。
傍晚，朝、中代表团的三名联络官张春山、柴成文、金一波以及毕季龙、都郁浩等一起，分乘三辆吉普车提前连夜赶赴开城。抵达开城时已是7日凌晨。这时，志愿军的解方参谋长也带领参谋人员李士奇、高兴、吴克昌等人赶到。经共同商议，最后选定了离开城市区西北约2公里的高丽里广文洞的来凤庄作为朝鲜停战谈判的会址；来凤庄西北约400米处有一幢石砌白色小教堂准备作为对方代表团会间休息的地方；志愿军代表团的驻地则选在来凤庄的西南面约2公里处，在三八线上的松岳山南麓的一个庄园别墅内；人民军代表团则安排在位于开城市区北面南山中学附近的民房里。
中朝联络官经过一天的紧张策划，完成了预期的准备工作，当天下午，李克农、乔冠华、南日、邓华、李相朝等人相继赶到开城，并分别进驻已安排好的住房。
至此，朝鲜停战谈判中朝代表团已经在开城落脚并开始投入紧张的工作。
8日9时，谈判双方召开首次联络官会议，讨论并确定双方代表会晤的一些细节问题。
10日上午10时，双方代表团在开城市的来凤庄正式举行了引起世界关注的首次谈判。
不出所料，美国从谈判一开始，就在会议议程和各项实质性问题的讨论上摆出一副凌驾于人的姿态，提出种种不合理条件和要求，企图在谈判桌上谋求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当要求不能得逞时，便一方面在划定的非军事谈判区内一再违反双方达成的协议，蓄意制造破坏停战谈判的事件；另一方面，为了给谈判施加影响和压力，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战场上发动了“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和以大量空军对朝鲜北部进行狂轰滥炸的“绞杀战”，但均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经过战场一番较量，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付出了大量伤亡代价之后，又不得不于10月25日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经双方协议，停战会议地区的中立范围扩大成为将我方占据的开城和敌方占据的汶山都包括在内的一个长形地区，而会议的会场则从开城市的来凤庄迁移至开城和汶山之间的一个过路的车马店——板门店进行。
随着谈判的进展，志愿军代表团的人员从最初的20余人增加到近220人。1951年11月，在志愿军领导机关分工负责战俘工作的政治部副主任杜平带领志愿军政治部秘书处处长王健（王迪康）等人来到代表团，参与有关战俘问题的各项工作。不久，又从志愿军部队抽调资深的军政治部主任丁国钰来代表团主持政治思想工作。
1953年4月，为执行谈判双方达成的提前交换伤病战俘的协议，代表团又进一步从北京和志愿军部队增调人员，众多刚刚毕业或仍在校学习外语专业的青年人来到开城参加代表团的工作。
到1953年秋的停战初期，志愿军代表团直属单位的人数已达430余人，若把归由代表团指挥的军事分界线观察小组、进出口岸的办事处、接收与遣送战俘的管理机构、医院、后勤运输部队，以及其后为执行停战协定而成立的解释代表团、墓地注册委员会、政治协商谈判代表团、机场、仓库、警卫部队、文艺团体等包括在内，代表团的总人数达到6000余人。
肩负和平使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
是一个紧密团结、奋不顾身、忘我工作的战斗集体
按照中、朝两党中央协议，朝鲜停战谈判的第一线由李克农主持，乔冠华协助，因为他们二人对外不露面，出于安全保密的考虑，按照中国军队战时的习惯给代表团和李、乔规定了代号，称代表团为“工作队”，称李克农为“李队长”，称乔冠华为“乔指导员”。
李克农受命组建的代表团，人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从外交部和有关部门抽调来的；其二是从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抽调来的。这个肩负和平使命的谈判班子从组成的第一天开始，就面临着极其繁重和艰苦的工作。仅仅经过几天的筹备，这支队伍就从北京长途跋涉来到开城，还顾不得休息一下，就立即投入了紧张的谈判斗争。大家上下一致，紧密团结，不怕苦，不怕累，背靠祖国，紧连战场，为执行中央领导和朝中人民所赋予的历史任务而奋不顾身地工作。
李克农本来身体就不大好。由于工作劳累，他的哮喘老病一再发作，仍然凭借药物控制，坚持出席并亲自主持每次谈判前的预备会议。在10月份的一个晚上，他犯心脏病倒在地上，多亏抢救及时，处理措施得当，才幸免于难。不久中央选派参加联合国会议回来的伍修权来到开城接替他的工作，但李以“临阵不换将”为由请求中央批准他继续留在开城坚守工作岗位。
来自新华通讯社的丁明本来就有胃病，又因劳累过度，于1951年9月下旬突感腹痛，经论断为阑尾炎、胃穿孔导致肠麻痹，当时开城前线的医疗条件很差，虽经志愿军六十五军医院韩副院长前来施行手术，接着东北军区卫生部长吴之理连夜赶来，终因抢救不及时而于9月29日上午不幸病逝。丁明是李克农选带来的“笔杆子”，他的突然去世加重了浦山、沈建图等人的工作担子。
8月19日，中朝方面军事警察9人由排长姚庆祥率领巡逻，当行至中立区松谷里附近时，突然遭到李承晚军的30余名武装人员伏击，姚排长当场中弹牺牲。姚庆祥被害的消息传开，轰动古都开城，震惊朝鲜半岛。代表团决定开追悼会，并正式通知了对方。灵堂设在开城南门里高丽小学残存的教室里，灵堂两侧挂着一副对联，上联是“为保卫对方安全反遭毒手”，下联是“向敌人讨还血债以慰英灵”。开城各界人士，中朝代表团成员，开城中立区警察部队官兵以及各国前来采访的新闻记者把灵堂挤得满满的。对方代表团虽有几位工作人员到会，但只在门外站着没有进来。
22日夜晚，突然一架美国军用飞机侵入中立区低空盘旋，多次俯冲扫射代表团住址，并在距离谈判会址不远处投下了4枚汽油弹和12枚杀伤弹，幸无造成我人员伤亡。此后，为了防备敌机再次来犯，代表团采取紧急措施，建起了防空设施。
志愿军代表团多数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很难适应。为此，在代表团秘书长柴成文的主持下，对全体工作人员按照班、排、连编组，除值班人员外都参加军事训练，实行军事管理。军训之余，又组织一些文体活动，乔冠华还让大家利用工余时间到朝鲜古都开城四周参观名胜古迹。他说：“既调剂了紧张的生活，也可以增加历史知识，还能借机了解一下社会情况，有利于工作，一举三得。”
当初，志愿军谈判代表从北京出来时以为谈判一两个月就可以结束，没想到谈判竟然旷日持久地拖下去。但是，大家并未因此而影响工作情绪。代表团处在双方作战战线最前沿的开城，虽然是划定的中立区，但周围山头的激烈争夺战事不断，敌机俯冲的轰鸣声、枪炮声、炸弹声不绝于耳。前方战士的浴血奋战时时激励着大家团结一致，为争取早日实现朝鲜停战而不懈努力。
从编制上说，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只是一个临时单位。然而，因斗争的需要，这个临时单位却一拖几年长期存在，而且人员还不断增加。尽管如此，志愿军代表团始终保持紧密团结和奋不顾身、忘我工作的战斗传统，是一个值得人们 怀念的战斗集体。50年过去了，在我们的脑海中仍不时浮现出当年的战斗生活情景，心中久久怀念一起工作过的战友和那亲密无间的战斗情谊。
原志愿军被俘人员的地下爱国组织“共产主义团结会”的赵佐端（王芳）、魏林、杜岗、孙振冠等20余名领导人，他们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领导志愿军被俘人员在美军战俘营里同敌人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在停战谈判期间，为了揭露敌方公然违反《日内瓦公约》，强迫扣留战俘的阴谋和罪恶行径，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在朝鲜停战获得遣返后，他们又留在志愿军开城代表团工作，为执行停战协定，为争取因受美蒋特务威胁与迫害而不能表达个人意愿的被俘人员返回祖国，做出特殊贡献。
（此文发表于《军队外事工作》2009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