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陈平
师从诺贝尔奖得主普利高津，却半路转向经济学研究；居美40年，否定了十来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论，多次劝诫国人“要照美国人做的办法做，不能照美国人说的做”……
生于1944年，完整经历新中国70周年的陈平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关于中国道路的解读，常在坊间掀起争议，但也让不少读者“醍醐灌顶”。
新中国成立70周年，观察者网推出“70周年·爱上中国”系列报道，专访海外归来学者，从个体人生历程出发，讲述新中国故事。本期嘉宾为自号“眉山剑客”的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陈平。
·初到休斯敦，惊奇“美国这样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怎么会不灭亡？”
陈平：出国是因为1978年邓小平刚刚出山，胡耀邦任科学院的党委书记，当时正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就把我调去筹备大会了。后来国家科委又把我借调去研究科技政策和教育改革。
后来我又参加了东北农业讨论会，研究怎么改革中国的农业政策，那时我就建议要放松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我的文章《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中国长期动乱贫穷的病根》于1979年11月16日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以后，全国影响很大，于是我的去向就引起了争论。我的老师坚持要我学物理，科学院的领导希望我研究政策。
当时我就说，学物理，除非到普利高津那儿去，别的地方就不去了。结果正好有海外华人科学家在中国开会，杨振宁、李政道他们都来了。因为美国不承认中国的学历，所以他们就以个人名义联系了几所学校，派一批学生去“闯关”，里面正好有德克萨斯大学。
科学院和我们科大副校长钱临照都同意且支持我去德克萨斯留学。科大校长严济慈和钱临照坚持让我继续学物理，科学院领导则是说，“好，让陈平出去好好研究研究西方现代化经验，回来做政策研究，也有个了解深一点的人”。
陈平：因为办出国手续耽误了时间，所以本来计划是去德克萨斯大学的，结果错过开学时间，只好求其次第一年先去了休斯顿大学。读一年以后，再转到德克萨斯大学，跟普利高津做研究。结果，这两个城市的对比让我非常震惊。
第一年我在休斯顿大学，校园就在黑人区边上。美国的贫富差距非常大，黑人区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茅草长得有一人高，那些生活贫困的黑人常表现得非常愤怒。我每天晚上回家，简直像要经过战争区域一样，因为有抢劫的危险。所以我第一年在休斯顿时完全不佩服美国，而且还惊奇美国这样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怎么会不灭亡？我也并不认为美国有什么自由，美国对初来的中国留学生监视得非常厉害，中国留学生一到美国就被联邦调查局盯住了。
第二年转学到奥斯汀。奥斯汀是一个中小城市，当时只有五六十万人口。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非常安静，女生半夜回家都没问题。奥斯汀分校当时顶峰的时候设了十几个讲座教授的席位，向全世界招最好的科学家。我们在那儿研究，每天都要干到半夜。
那时才知道全世界最好的科学家都到了美国一流大学，后来就发现中美研究的差距非常大。中国学校的老师虽然非常好，但是研究课题落后，并不了解国外相关方面到底做到什么程度。而在德克萨斯大学，当研究生时就能知道世界前沿发展到哪里，即使是他人还未发表的课题，我们在普利高津那里也都能知道。所以如果学生想在世界一流的中心做研究，都得拼命，我在那儿干了一年多就累得胃出血了。
总之，头两年的震撼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一年我就觉得美国的社会太恐怖，这国家怎么会不灭亡；第二年就知道了，美国科研先进的大学实际上不是设在大城市，而是小城市，小城市研究环境好——到现在我也主张，中国如果不把最好的大学搬到小城市的话，是没有可能在世界科技领域位居前沿的。
陈平：从1981年到2003年普利高津去世，我在普利高津研究中心工作了22年。我从这段经历得到的认识之一是，中国学者的工作离世界核心圈子很远，只是在外围边缘模仿、追赶。
我1981年跟普利高津做研究，1985年就发现了经济混沌，那时还只是研究生，但立马就到了世界研究前沿，后面就一直在世界前沿和各国科学家交流、竞争。那时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如果要做世界前沿、首创的工作，得在国外最好的科学中心里做，在国内是没办法进入科学核心圈的。
道理很简单，国外承认的是你的个人能力，如果你做的研究有创见，跟别人与众不同，被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承认，那么你们就会形成一个非常紧密的圈子，一同交流思想和成果，在文章发表前一两年，你就可以知道你主要的竞争对手和合作者在研究什么问题了。
而中国的学者如果不在这圈子里，等他人文章发表出来后，中国学者还不能判断这些文章哪个最有前沿性。等大伙儿形成共识，确认这文章代表的方向很重要，中国学员才跟着模仿和追赶，这期间耗时起码要五年。换而言之，中国学者非常勤奋，各个大学都在瞄准前沿做研究，但实际上追的极可能都是国外五到十年前的东西了。
上面说的还是物理学，经济学就更差了。经济学方面，中国基本是在追捧西方名家，西方得了诺奖的名家的理论起码都已发表二三十年，这个差距是非常之大的。
中国要不改变科学体制，和发达国家间的差距是很难缩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科研经费的发放、中国领导对科学人才的识别，都不是以个人成就为标准的，而是以单位地位为标准，看你是科学院的还是清华北大的。这样一种组织方法是没办法在世界上得到他人承认的。这也是我走上前沿以后回不来的一个原因，回来的话，基本就是为国内具体的任务服务。
观察者网：您前后在美国生活了近40年，这些年里您什么时候明显感觉到中国的变化？或者说，回溯您自己的心路历程，有没什么特别的事情让您重新认识中国？
陈平：从国外看，国内的变化最重要的是两件事：一是改革开放激发了全球华人对中国的希望；二是中国地方政府的竞争，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的主力。
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始终和国家科委领导保持密切联系，把国外的经验介绍到国内来，推动国内科技教育改革，所以那时候我经常回国。我在1987年拿到博士学位以后，担任留美经济学会第三届会长，当时就接到一个任务，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想和台湾的“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蒋硕杰先生对话。
当时叶剑英已向台湾发出呼吁，要恢复两岸交流和谈，想从经济方面先开始，但是台湾很保守，不回应，所以时任中国国家科委副主任童大林在美国访问的时候打电话问我，有什么办法能实现大陆经济学家和台湾经济学家的对话。我说，可以呀，我来试下。我建议由我代表留美经济学会出面，在我们的年会上组织大陆、台湾、美国的经济学家加上留美经济学者与学生的“四方会谈”，研讨中国经济改革。
当时国内中央领导很快接受这一主张，大陆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名义派出代表团，国务院发展中心副主任孙尚清任团长，团员包括后来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中创投资公司董事长张晓彬、体制改革研究所宏观研究室主任张少杰、唐欣，以及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周其仁。台湾也派了“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威斯康辛大学的教授赵刚当代表。
这次“破冰”会议影响很大，开辟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和中国政府合作的通道，后来就年年运作。开始在美国讨论中国的改革，后来到中国讨论中国改革怎么推进，多是研究具体政策问题。
期间也碰上了一个很大的挑战，政治风波让很多海外华人质疑中国改革的持续性。之后我访问台湾，见到“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蒋硕杰和副院长于宗先。我发现大陆去台的老一代经济学家们真的非常爱国，为中国积极献策。后来咱搞工业园区，其实就是吸收了台湾的经验。
留美经济学会的活动，让我认识了大批海外华裔——不光是经济学家，也包括科学家、企业家。当时我就发现，中国的改革大大弥补了华人间自国共内战以来的分歧。所以我对中华民族的复兴抱有很大的希望。
第二件有趣的事情，就是留美经济学会和中国政府合作，讨论经济改革的具体政策。1987年，我担任留美经济学会第三届会长期间，从国内请高层代表团来美开会；后来的留美经济学会会长，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将会议搬到海南岛；再后来的会长越来越起劲，徐滇庆任会长时把国企改革的研讨放到上海，尹尊生任会长时把研讨会带进了北京。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中国国际研讨会目录（图/学会官网）
所以，留美经济学会回国和地方政府合作，某种程度上也是“农村包围城市”：先从最远的海岛开始，然后去上海，后面再进京。这说明，不要以为改革都是中央部门设计规划的，其实中央各个部门争论是最激烈的，而且里面不少人偏保守，还崇拜美国，反倒是地方政府改革非常有创新精神。
从这点上，我就发现了中国和苏联改革的最大不同。苏联改革是上面要制定“500天计划”，请哈佛教授来指导，然而“500天计划”还没制定完，苏联就垮了。而中国的改革是从地方试点开始的：农村改革试验从安徽开始；经济特区从广东深圳开始；我们留美经济学会回去开会，从海南岛开始。所以，中国地方政府的改革创新是中国改革的动力，在地方政府试验的基础上，中央再总结经验、加以推广。农村改革、国企改革都是这样子的。这是中国和东欧改革最大的不同，也是我对中国改革开放保持信心和乐观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回来的时候，没有接受中科院院长周光召的建议，把人事关系放在科学院，人到北大来上班，因为我觉得科学院没有做经济学的，没办法对话，要是在科学院做事，得跟别人一样去做数学、物理学。但是在北大经济中心，除了我，没有人做经济学基础研究，所以非常孤立，只能教研究生选修课。从1996年开始到后来退休，一半时间在美国做研究，一半时间回中国教书培养研究生。
陈平：还没有完全达到。北大学生其实非常好，我在北大也培养了好几个研究生，做的工作也都非常优秀。他们一到国外做报告，国外的经济学家就立马称他们是天才。但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我培养出来的研究生在北大得不到承认。我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在北大毕业非常难，毕业了留下来也非常难。有几个做得好的在北大没出路，就被我带到复旦去了，也有干脆下海赚钱的。
中国现今有一大问题，就是教育体制没有改革，还是在模仿美国，所以作出的成绩得不到国际承认。大学里不少老师是不做基础研究的，也不关心前沿方法论有什么变革，只会照着哈佛的教科书教书。
观察者网：一般会将新中国70年发展划分为几个历史阶段，比如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再比如三大改造、文革时期和改革开放。您认为建国70周年，有哪些比较重要的历史节点？在这些历史节点上，您个人有什么见闻？
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66年，期间奠定了中国科学和工业的基础。这阶段我在上小学、中学及大学的三年级，所以我对中国科学和工业的发展印象非常深刻。
母亲生我的时候是1944年，逢日本飞机轰炸。母亲没东西给我吃，所以我从小体弱多病，小学也不知道到底上了几年级。大跃进开始下乡劳动，到农村吃饭，饭碗上面叮满苍蝇。上海人哪里见过这场面？我妈说，我要是下乡，死定了。但结果相反，我下乡劳动，吃了叮满苍蝇的饭以后就再也不经常生病了。
可以说我是让毛泽东思想给改造的。从大跃进下乡到困难时期四清运动，对我而言，不但改造了思想教育，我身体也从体弱多病变成能吃苦耐劳。到国外这么多年能坚持下来，得亏这些年的锻炼，向农村同学学习，否则我根本不会到今天还有这个精力。
我认为即使经过大跃进和困难时期，中国科学大跃进仍是成功的。举几个例子。
上海格致中学年年数学竞赛总分第一，我在格致中学念书，那时又是团干部，所以参加得很积极。我高中两年念完了原来高中三年和大学一年的课程，而且老师没教过，全是学生自学、辩论，老师只在那里辅导。后来华罗庚创立中科大数学系，到格致中学招人。当时科大说要制造原子弹、导弹，于是把我们的优秀学生都招到科大去。
那时科大的生活条件很差，但没有一个人是崇拜或害怕美帝的，都准备造出原子弹来跟美国打仗。当时的爱国主义和自信心比现在打贸易战还强。我们的基础训练非常厉害。训练强度有多大？我1980年到美国读研，去的时候已经36岁了，周围的美国同学才二十几岁，他们嘲笑我们是“失落的一代”，我也不吭气，“失落”就“失落”吧，但一考试，我就是第一名。我到德克萨斯大学念完博士，毕业时总成绩满分，原因就是美国大学考试，那数学题目难度还没有我1958年参加初中数学竞赛的难度大。
我们在高中数学竞赛和中科大一年级的时候，读书不是纯念教科书，而是在做当时苏联、日本等国最难的数学题，期间我练了数以万计的题。而且，那时在科大，华罗庚、严济慈等都有给一年级讲课，我们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做研究。所以，我到美国对付考试的基础完全是大跃进时代和困难时期在中国培养出来的。
现在中国一有人讲前30年的问题，就讲大跃进是失败的，这点我是不同意的。大跃进失败，只不过是大炼钢铁、农业“放卫星”造假有问题，但中国的科学，从激光、半导体到原子能，都是大跃进时期实现的，而且当时科学的带头人多是苏联留学回来的本科生，连研究生都不是。我们那时候一半时间在劳动下乡，另一半时间用来读书练题做科研，效率要比改革开放后全盘学习美国的那套西方模式高不少。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成功爆炸。
第二阶段是文化大革命时期。
文革期间，我被下放到成昆铁路，当了五年铁路工人，回来后又去做核聚变的研究。当铁路工人时，我在实践中观察经济学的问题，重新发现和颠覆了亚当·斯密的理论。亚当·斯密讲分工可以由市场协调，讲的是手工作坊和小农经济，个体和个体之间可以直接交易，但是铁路上你怎么分段交易？这根本不可能。所以分工加市场不等于协作，这个经验是在当铁路工人的时候悟出来的。
改革开放第一个阶段，我把它划在1977到1992年，这阶段我是亲身参与的。当时国内对中国未来改革往什么方向走，争议很大，危机感也很重，所以邓小平说要“杀出条血路来”，对此我深有体会。
第一件事，就是全国科学大会开始改革教育体制，恢复高考，我被借调去研究相关政策。
第二件事，我向中央建议建立专利制度。我在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审查项目时发现，大量项目，尤其是军工研究项目，实际上是重复的，不建立专利制度的话，会导致研究大量重复的现象。
第三件事，当时价格“闯关”导致社会动荡，造成风波，在那以后双轨制就稳定下来了。价格“闯关”时，我和“休克疗法”鼻祖、哈佛教授萨克斯已经开始辩论了。那时我就发现照搬西方的经验到中国是不行的，这发展是非均衡的，有很大的风险，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走试验的道路。这些思想都是在这个阶段内定型的。
第四阶段，即1992年至2010年。期间中国经历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金融危机两次考验，树立了中国道路的信心。
1977年到1991年，主要是国内改革，至1992年准备好了以后，深圳特区才真正对外开放，中国由此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但在高速发展时期也有很大的风险，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而言是一次巨大的考验，但中国站住脚了，香港也稳定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也有贡献，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做上海市政府的顾问，建议上海如何发展金融中心。当时中国股票上市后金融市场混乱，坑蒙拐骗严重，我在调研、向西方经济学家请教以后，回来就向当时在上海市委机关工作的黄奇帆提了一个最重要的建议，就是中国要建立信用制度——这信用制度在美国是早就有了的，但中国的教科书上还没有。
我还提了两条建议，没有被采纳，但我认为在今天仍很重要：
一个是中国的国有银行太大，应该拆分竞争，但因为当时美国在合并，所以中央领导批了，却被中层领导否定了。最后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没有被拆分，但又增加了好多准国有银行、地方银行。我觉得目前中国的金融还是有问题，没有理顺。
还有一个，当时中央有人建议学习西方搞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对此我是质疑的，因为西方的社保搞得并不成功。但中国政府没有接受我的建议，只是把我招去当社会劳动保障部的顾问。到现在中国社会保障的方向还是在学欧美，我觉得将来社保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当然，现在规模还没有到西方的程度，但是西方除了北欧小国做得比较好，其他现在问题较多，如美国、日本等较大国家，社会保障已成为财政危机的主要来源。
简单来说，这个时期开放市场急剧扩大，中国的基础建设、房地产发展得非常快，但里面积累的问题也很多。我也跟温家宝提过批评，表示中国金融里非法集资的问题实际上有深层次的原因，中国的金融问题、房地产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但当时的领导过于追求GDP扩张，把问题拖下来，为后面的问题埋下了伏笔。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放松思想教育，也放松制度的建设，这个现在留下来的问题也蛮多的。
第五阶段，则是2010年至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期。
高铁的发展是在金融危机时做成的，这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但是在国内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论，国内那些相信市场派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是在制造债务危机，借此批判中国的“大政府”和产业政策，实际上在否定中国改革的一些基本成就。在我看来，中国在危机时期投4万亿搞基础建设的做法是成功的，确实有一些债务问题，但问题不大，比美国的债务问题要好多了。
市场派经济学家批评的债务问题、民间批评的环保问题，他们把一切问题归因为GDP增速太快，要求调整速度。对此，我持反对意见。在这问题上，我和林毅夫、史正富的观点一致，就是经济发展的速度可以适当降低，但完全不需要降到6%以下，可以维持7%或8%的高速增长，然后逐渐转到提高质量。但是中国搞去杠杆，一刀切，造成经济下行，给特朗普打贸易战制造了机会。对中国而言，打贸易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机会，可以趁机停止去杠杆，抓基础工业。
“去杠杆”这个概念其实是错误的，因为世界竞争制高点都是过剩产能，看谁熬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不就是过剩产能吗？美国的农产品对中国出口都是过剩产能。为什么美国要坚持它的过剩产能，而中国要去过剩产能？总之，打贸易战为中国转型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我对中国打胜贸易战非常有信心。
另外，从经济下行到打贸易战能逐渐稳占上风，我认为这一发展检验了中国道路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也让我们做了30多年的复杂经济学“代谢增长论”有了应用的机会。本来在北大做复杂经济学，基本上非常孤立，没有人听，但是打贸易战以后就发现，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是根本不可能解释贸易战的，所以反而为我们建立新的经济学范式创造了很大的机遇。就这点来看，我个人感到非常幸运，我和共和国同时成长，一起经历曲折，也一起见到光明。
观察者网：放眼世界，中国的体制无疑是非常独特的。您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复兴之路上的作用？
陈平：和世界各国相比，中国有几件事非常特殊：第一件事是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能保持大一统，这是其他文明都做不到的；第二件事，国家大一统，但思想不僵化，学习能力非常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国不同发展模式间的竞争非常激烈，而且都非常优秀。
现在回过头来看，文化大革命里讲的路线斗争其实都是真实存在的：比如刘少奇代表的就是“亚洲四小龙”那样的东亚模式，先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再慢慢往社会主义过度；周恩来、陈云等引进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务实、成系统，做得比苏联还好；毛泽东看到国际分工和国家安全间的矛盾，所以不接受苏联领导下的国际分工，最终中苏发生分裂。
毛泽东坚持“十大关系”，坚持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都要同时发展，重视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和苏联的集中统一很不一样。毛泽东是真的理解中国小农经济特点，怎么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搞集体化，那在世界上也是独创的，所以毛泽东也代表了一种路线。
而就我自己的亲身经历，邓小平胆子大，改革开放大量吸引西方外资，大量放留学生出去，不怕他们不回来，这种魄力是连斯大林都没有的。
在西方或苏联等任何其他国家，一个党派内同时有几派个性强的人，那政党早就分裂了，而中国共产党还能保持集中统一，几种发展方式竞争共存，我认为这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我自己也是非常佩服的。
陈平：我从小就认同中国共产党要复兴民族的理想，也认同马克思要消灭三大差别的理想，但是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参加任何党派。
上大学的时候，我申请过加入共产党，但根本没有批准的可能。我从中学开始就爱想问题，老喜欢提问题、质疑领导，所以大学时因问题太多，入不了党。有趣的是，邓小平出山以后，我参加科学大会、早期的政策研究，国家科委和党的领导人都对我非常看重，也把很多重大的任务交给我去研究，但奇怪的是，他们从来没问过我是否要申请入党，是否要当官做干部。
一个原因是，我的老师严济慈是九三学社的，他坚持认为我应该做科学。当时改革也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涉及改革的重大的有争议的方案，都是党的领导人鼓励年轻人提出不同意见，向中央报告，得到认可后推广，这里面有很多是非党员的群众。所以我觉得他们从来不动员我加入共产党，有一个考虑是给我更大的说话空间，也因此我经常会说一些过线的言论，但事后被证明还是有道理的。
此外，我在国外40年，以一个物理学家的身份，和对中国有偏见的西方社会科学家辩论，也有很大好处——讨论政治问题时，有很大的自由。和外国人辩论，人家会问你是不是党员，好像你是在为中国政府辩护。我不是党员，我就是科学家，所以我说话的自由度要更大一点。对中国来说，也可以增加一点多样化。
观察者网：80、90年代改革中，中国主要是向西方学习。2008年奥运会之后，似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自信起来，对中国道路越来越肯定。您怎么看这种国家心态的转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我母亲的养父来自外交官家族，他们家有人是巴黎和会的代表，我的外祖父在抗战以前是中国驻新加坡的领事，后来战争中转到新西兰惠灵顿。而我母亲小时候是在马来西亚、新加坡长大的，受英国殖民主义压迫非常厉害，所以我母亲从来就不信任西方的殖民主义，在我小时候就教育我巴黎和会上的国耻，希望中国强大。我前面也说过，我第一年到美国，看见美国巨大的贫富差距，当时都奇怪“美国这种国家怎么会不灭亡？”。
所以，我从来就没有过要全盘西化的念头。我小时候的志愿还受母亲的影响，希望中国建一个强大的海军，打到英国去，后来学物理是想造原子弹。现在会研究西方现代化道路，但不会期待全盘西化。
在西方生活了40年，对西方问题看得非常清楚。在我看来，西方衰落不是2008年开始的，而是从1990年代开始的，从里根上台削减税收、削减科研经费开始。后来做科学家，体会到在美国科研越来越难做，而中国做科学的发展空间是越来越大。因此，我对中国向来是有信心的，只是没料到发展这么快，在我还活着的时候就已成为世界第二。
另外，其实“中国道路”这一提法也是我首创的。当时上海社科院搞有奖征文，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刘吉专门来信要求我也应征，结果我还得了一等奖。当时我就觉得中国的经验还没有定型，尤其是金融和社保，要学西方还是走中国自己的路，争论还很大，讲“中国模式”为时尚早，所以我的提法叫“中国道路”，意思是未来往什么方向走，还有待观察。现在好像越来越多人用“中国道路”这词了，这里面应也有本人的一点贡献。
观察者网：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威胁论”，再到重新审视中国的国际角色，外界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但总有抹不去的偏见和傲慢。您认为我们该如何对外解释中国70年的改革和发展？
陈平：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是我和我的同事，也是曾经的领导林毅夫的主要分歧。
林毅夫建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有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就是要给中国培养未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认为谁能解释中国经验，谁就可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我研究过历史上诺贝尔奖怎么发的，所以我跟林毅夫说，诺贝尔奖是不会发给一个解释国家的理论，比如美国、德国、日本都做得很好，但是没有人因为解释美国、德国、日本而获奖，他们都把奖发给研究方法论的工作。
如果要向外解释中国经验，目前中国的做法还有待改善。西方攻击我们时，我们多是先辩护；但话语权掌握在别人手里，所以我们的辩护又是无力的。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先颠覆西方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范式，拿历史来检验他们的理论，说他们的理论不成立，我们再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自己的理论来。
我这个理论的框架，也不是根据中国经验独立发明的，实际上是发展了普利高津非线性非均衡的方法，这个在西方都可以被接受。然后我加上了一点，就是老子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是复杂科学的鼻祖，比柏拉图还高明，再来解释世界文明的兴衰。我的理论之一是，如果学习速度大于创新速度，后来者就可以居上。这正好可以解释中国经验。
当年林毅夫和杨小凯在争论后发优势还是先发优势，我则认为既没有绝对的后发优势，也没有绝对的先发优势，而是竞争关系。如果资源无限，西方创新速度遥遥领先，那中国就只好在后面赶超，那也就是杨小凯说的，西方有先发优势；如果资源有限，西方的创新速度下降，那么后起国家就可以赶上先进国家，林毅夫讲的后发优势才能实现；我的理论更一般，是一个像相对论一样的大统一理论，东西方都有可能赢或输，里头有不确定性。这样的话西方科学家听了也比较服气。
所以，要解释中国经验，不要就事论事，而是要在人类智慧的基础上吸收世界各国的经验，发展更一般的理论，这样人家才能接受你。
观察者网：您对中国未来有没什么期待？
陈平：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经济规模已逐渐逼近美国，两者技术差距也越来越小。但依我看，中美最大的差距在于科技和教育的体制。
中国在过去40年里培养了大批人才，但一流人才在国内留不住，跑国外做出很多成绩了才回国兼职。这次贸易战你就会发现，美国对中国学者回国兼职有很大的恐惧心理。将来会有大批优秀人才回国工作，但现有的国内体制容纳不了这些人，学校都在大城市里，也没有经费的保障。
这次贸易战让从上到下都意识到抓核心技术很重要，但还没认识到核心技术不是花钱就能行的——不抓基础研究是不行的，但抓基础研究，不改变现在国内的科研体制，自己没有判断能力，提拔职称都要先在国外主流杂志上发表文章，那你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走。
所以如果我退休后还能做一件事的话，就是改变现有情况。现有情况要不改变，中国是没有可能占领世界科学的制高点的，而占领不了世界科学制高点，就永远要受美国欺负，“台独”“港独”也就有幻想可以寄托。
审核|邱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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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观察者网）：我对中国向来有信心，退休后还想再做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