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寨红色故事会】

换盐当红军

一一父亲陈登举的故事之二

作者:陈加莉

?著名诗人郁达夫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

1979年中越自卫反击战打得正激烈时，边防前线的军分区也在后方机关向全体干部战士发出了战斗动员令，思茅军分区是参战部队，所以机关的干部、战士也纷纷写下一份份的请战书或请战报告，要求到最前线的战场，挥洒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保为祖国杀敌立功。

机要科的译电员邓云同志也积极的向机要科储文哲科长提出了口头申请，当时部队前线很需要他这样有经验的译电员，机要科也在考虑是否把他调上一线部队。译电员邓云同志是1972年从四川米易入伍的，在新兵连就表现出较其他新兵成熟稳重，集训完后，他就被澜沧边防三团选送到昆明军区主管的思茅军分区译电员培训班学习，他初中毕业，基础好，学习也刻苦，还总结出一些译电员学习的经验，是近几期学员中拔尖的学员，在云南省军区举办的专业竞赛中还拿过名次，荣立过三等功，毕业后经分区机要科诸文哲科长提名，把他借调到思茅分区译电员培训班当教员。

可是，当思茅军分区原政委，退居二线的老红军陈登举得知此事后，马上到机要科找到机要科的储科长说：“不要把邓云的作战请求报上去，把他的撤下来，他不能上战场，他是独生子，战场上枪炮不长眼，他在战场上有个三长两短，军队不好向他父、母交代。”战斗正在进行时，扣下请战要求是影响战斗士气、动摇军心、有违军队纪律的事，难道这个退居二线的政委仗着他是老红军就可以把一个干部从战场上拉下来吗？

原来邓云参谋的身世非常离奇。他借调到分区当教员后，党员组织关系归机要科，而时任军分区政委陈登举的党组织关系也在机要科，陈政委这个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老红军和邓云这个有2年党龄的小党员，就成了同一个党小组的成员，陈政委自觉且积极地参加党小组活动，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当作他小组活动的方针，到他发言几乎都是自我批评，他会把工作中发现的其他人的问题，变成自己的问题来进行自我批评；把下级犯的错误变成自己的错误进行自我批评。所以在上级的考核中，陈登举同志就“老好人”一个。

?他和邓云在党小组活动中认识后，有天邓云对陈政委说：我爸爸也是四川红军。陈政委听后很高兴，说：你写信给我的红军战友时，代我问他好！

?陈登举同志是四川阆中人，1933年10月因家中贫困不忍地主军阀的欺压，14岁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红四方面军；抗日战争时期的1940年陈登举同志在129师太行新编（独立)第十旅司令部电台作报务员时，参加了“百团大战”，因在战役中工作积极，完成任务好，被旅部选为“模范工作干部“，并由旅政治部批准提升为电台台长。

1941年2月，陈登举同志被旅长范子侠、付旅长汪乃贵和政委朱穆之选派到129师通信科在职轮训，因此在129师司令部驻地涉县赤岸村学习、工作和生活了半年，与129师的最高领导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尤其是主管通信的李达参谋长，领导们对学员是师长也象父亲，严肃认真而又循循善诱，这次轮训不光是无线电技术培训，还给各部队选派来轮训的报务员讲日本帝国主义为何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讲社会发展史，讲中国地理，讲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宗旨，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加強党性原则教育。经过轮训后陈登举同志更坚定了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的决心，树立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也对人民军队对自已的培养心存感激；陈登举同志时年23岁，虽然那时生活条件艰苦，但他见人总是笑嘻嘻的而不说话，很“木讷“的样子，l.76米的个子在当时的八路军人群中算高的了，他爱打蓝球，还代表129师司令部蓝球队出过场，与李达参谋长等首长同场竞技；在赤岸村轮训期间他也到过王堡村（129师政治部所在地）及和王堡村沿漳河而下的索铺村(129师后勤机关所在地)。因为这一区域有八路军，所以日本军队在这一带进行了疯狂而残酷的反复扫荡，他们的“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及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让八路军的粮食、生活物资及战备物资供给严重缺乏，让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造成了妻离子散，衣食无着，贫病交加的生活局面，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老百姓在抗战中的苦难和对抗战的艰苦付出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陈登举同志的爱人张兰芳同志也是抗日根据地河南林县人，1946年就从家中走出入抗日政府所办的“豫北联中”学习，1948年加入太行军区解放军第九纵队当战士；陈登举政委参加红军时还是孩子，他是八年抗战在八路军中成长为一名共产党人的，可以说他们夫妇两人都算是从太行老区走出的革命军人。

大约是1976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邓云来到了陈政委家，他满口的河北涉县口音，使出生在太行山区河南林县的陈政委的爱人张兰芳阿姨感到非常亲切，涉县与林县相邻，口音很像，张阿姨1948年就加入解放军二野九纵队，已经离开家乡近三十年了，她也很想念她的家乡和家乡的亲人，邓云向他们说起了自已的身世：我有一个养父、一个生父。

养父是老红军、生父是抗日时期的民兵，他们都是伤残军人。老红军爸爸叫邓仕清，他是1933参加红军的，四川会理县人，他跟着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经历的大小战斗无数，特别在抗日时参加的战斗最惨烈，多次负伤，有两次几乎要了他的命，一次日军的子弹打在他的腰上，没拿出来；另一次是鬼子的炮弹片炸到他的大腿上，伤到了大动脉，幸亏救助及时，命是保住了，但也失去了生育能力。红军邓仕清同志从战士、班长、排长、连长一路打来，所在部队是红四方面军，115师“老二团”和二野，1948年解放战争中解放军从战略防役转为战略进攻，二野邓小平政委提出“精兵简政”，红军邓仕清作为二等甲级伤残军人，被二野就地安置在129师政治部机关原所在地，涉县王堡村相距不远的中原村生活，分了带园子的一孔窑洞和近一亩地供他使用。直到1966年他老了，需要人照顾，就娶了带着个已近成年小子（邓云）的妇女组成了家庭；1969年伤残军人邓仕清向涉县人民政府提出要带着媳妇、儿子邓云去四川老家米易（这时四川会理县分成了会理、米易两个县）探亲，得到政府批准，他看到四川米易家乡的生活条件比中原村好多了，就产生了把家搬到米易的念头，当然他还藏有另一个私心，把李爱华母子带到四川，远离原来生活的环境，可以使养子更和他贴心。1970年他找到米易县民政局，民政局在县城给他盖了房，他带着养子邓云和老伴李爱华回到了四川米易县生活。

邓云的亲生父亲李成是129师政治部所在地王堡村的村民，政治部搬到村里，李成就参加了村里的民兵排，386旅在涉县打的伏击战:神头岭战斗，响堂铺战斗动员民兵都去支前，在响堂铺战斗中，因为排长牺牲了，李成被任命为代理排长，他在运送弹药中不幸被炮弹炸伤了小腿，当场晕了过去，醒来时天已经黑了，他爬了一夜，爬到公路边，直到天亮才被村民发现，把他抬回家，人民政府给他发了三等乙级伤残证。邓云生父因生活所迫经历了三次婚姻，只有邓云这一个亲儿子，而邓云的母亲李爱华则从童养媳转身，嫁给李成，而后一嫁再嫁、嫁给邓云养父老红军邓仕清已是嫁了5嫁，生了三男两女，因各种原因最后只剩下邓云一个儿子。

?听了邓云同志对自已身事的讲述，陈政委夫妇对老区人民当前的生活介绍有欣慰也有唏嘘，对伤残军人生活的不易更是同情感慨。

1979年老红军陈登举同志叫机要科储文哲科长撤下邓云的作战请求后，给思茅分区党委汇报说：邓云同志身份特殊，他是两代伤残军人的独生子，他的养父和生父都是为新中国成立流过血、负过伤的人，我们不能让他们再流泪，应该让他们享受到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战场上枪炮不“长”眼，如果邓云同志有个三长两短，牺牲或伤残都是对老军人的再一次伤害，部队不好向他的两个父亲和母亲交待（对不起）。就这样思茅军分区同意撤下了译电员邓云参谋的作战请求。

1983年邓云参谋的爱人报着半岁大的男孩，从攀枝花到思茅探亲后，回米易看望邓云参谋的老红军养父，路过昆明，邓云参谋的爱人还专程抱着孩子到已在昆明离休的老红军陈登举同志的家中，看望了两位老人。（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