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中当“参谋”

刘伯承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中当“参谋”

  

刘伯承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中当“参谋”

1959年10月,彭真、罗荣桓、刘伯承、林彪、叶剑英、贺龙(前排左起)等在一起

1962年6月,印军在中印边境东段越过“麦克马洪线”,入侵西藏山南的扯冬地区;在西段的中国领土上,非法设立了侵略据点。10月20日,印军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进犯。

这天,自卫反击作战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同时展开。在东段,实施主要突击的右翼部队迅速攻克了枪等、卡龙、扯冬等地;左翼助攻部队密切配合,相继攻下沙则、仲昆桥,同时迂回到章多。至当天下午,印军大部被歼,一部溃逃。后来,我边防部队又分兵5路,乘胜追击,直取达旺。在西段,新疆边防部队向加勒万河谷、红山头的入侵印军实施反击。激战1小时,全歼入侵之敌,进而乘胜扩大战果,扫除了班公湖两岸及其以北地区的印军侵略据点。

刘伯承在北京看到第一阶段作战的捷报之后,十分高兴。他估计印军不会善罢甘休,而我们的反侵略作战还可能继续打下去。

他打电话给总参,询问参战部队的休整情况,分析印军的动向,印军反扑可能使用的兵力,了解战区的交通状况,哪些河流能通航等等。

刘伯承要求总参告诉前线部队:“通向前面的道路要急速加修。立即组织专人调查所控制地区内的地形、道路和居民点情况,部队到哪里,哪里的这些情况就要搞清楚、弄准确,重要地理问题不能忽视。这一点搞不好,就等于失去了作战指挥。”重视地形和道路问题,主要是为了保障运输畅通和后勤补给及时。因此,他再次关切地指出:“印军后缩,运输条件比以前好了,而我们运输补给要困难些,印军可能用空军封锁我们,应预先作好防护准备。”

11月中旬,印军果然调集了更多的兵力、武器,准备继续向中国军队进攻,并置重点于中印边境东段。为了遏制中国军队的正面反攻,他们在西藏山南地区的西山口一带作了前重后轻的分段部署,形成了外线较强、侧后较弱的配置。这个特点一下子被刘伯承抓住,他指出:“目前敌人的配置,东段敌人兵力重点在西山口、邦迪拉方向上,其特点是:铜头、锡尾、背紧、腹松……从西北向东南摆成一字长蛇阵对我组织防御。在西山口方向,敌人左翼就是它的肚子,从这里开它,要比砍背容易些。”

刘伯承要求部队采取迂回包围的战法应对,并说:“分进合击是军事原则,是一个重要的战法。正面攻击和迂回的部队,远距离迂回和近距离包围迂回的部队,这个方向和那个方向的部队,步兵和炮兵等等,都要切实协调一致动作。”在指挥上,他特别关照部队指挥员:“一是道路须顺畅,要作专门调查,抓好这一点就抓住了关键;二是要统一时间、计划,还应采取相应的措施确保其实施,对影响部队开进和运动的各种因素,事先都要作好仔细的考虑;三是各方向的部队要有独立作战能力。这几点搞好了,分进合击就有把握。”

身在北京,心在前线,刘伯承几乎把作战部队可能遇到的问题都想到了,而且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对策。可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11月14日至16日,印军再次发动进攻。

16日,中国边防部队坚决还击,自卫反击作战第二阶段的战斗打响。在东段西山口方向,根据刘伯承“打头、击背、剖腹、切尾”的指示,西藏边防部队采取钳制正面,夹击两翼和迂回腹背的战术,一举形成对入侵印军的合击态势。18日发起总攻,先后攻占了西山口、申隔宗、略马东、德让宗、邦迪拉等地;同日晚,在东段的另一方向瓦弄地区,我边防部队主力直插印军纵深,全部拔除设立在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的侵略据点。21日,我边防部队逼近了中印传统习惯边界线。山南、林芝边防分队顺势进攻,很快到达了预定地区。在西段,新疆边防部队,拔除了班公湖地区入侵印军残存的6个侵略据点,并将印军赶回到传统习惯边界线印方一侧。

11月2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并自12月1日开始主动回撤至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中国边防部队还奉命将作战中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及其他军用物资,交还给印度,并释放被俘人员。

(来源《党史博览》)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党史博览):刘伯承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中当“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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