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年月，
我但愿今天的年轻人只从历史教科书上读到这些，而不要亲身经历这样的苦难。
这是我，一位九十岁高龄的老人发自内心的感慨。
1959年7月底，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结束了前段的神仙会议，即将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在八中全会召开前夜，江渭清从庐山上打电话至江苏省委，通知我立即上庐山。第二天我就登上了长江轮船。上船以后，我看见南京军区的唐亮、许世友两位将军正坐在轮船前头的大休息室里，我与他俩早就相识，他们也是刚接到中央的通知去庐山参加八中全会的。七月的江面，正值盛夏酷暑，空气闷热，江水混浊，船行缓慢。我的心情也很迷茫，不知前面等待我的是什么。轮船慢慢地靠近了九江码头，只见巍巍庐山郁郁葱葱，云雾缭绕，的确是难识其真面目。
一上码头，我就看见来接船的江渭清的机要秘书金靖中，我们两人很快上了汽车，沿着环山公路一路上了庐山。在车上，金靖中跟我咬耳朵，说庐山出了大事，彭德怀抛出一份万言书，批评大跃进和三面红旗，毛主席已经开展了对他的批判。金靖中还说，柯庆施整天费神操劳，心脏病发作了，毛主席派专机去上海接了专家来给他看病。听了这番话我心头一惊，汽车绕着公路一圈一圈地上山，我的心中感到一阵一阵的寒冷。到了牯岭华东地区代表居住的别墅区，金靖中说先去看一下柯老吧，这样我们就一起去了。
我们走进柯庆施住的别墅的大会客室时，他正坐在会客室中央一把藤椅上，身上披了一件浴衣，不像有什么大病，但神态非常凝重。一见到我他就没头没脑地断喝一声：“吴镇，你们年轻人不懂阶级斗争！”我像是迎头被泼了一盆冷水，一时不知所措，无言以答。当时，可以说我对庐山会议上阶级斗争形势基本不了解，只知道事态比较严重。向柯庆施问候了几句后我就匆匆离开去见江渭清了。
柯庆施领导的华东局六省一市，上海陈丕显、江苏江渭清、山东谭启龙、福建叶飞、安徽曾希圣、浙江江华、江西杨尚奎，他们都住在柯庆施所住的别墅周围，我也都与他们有过接触。见到江渭清以后，他也没多说什么，只是讲，看看简报，多了解情况。然后金靖中便带我前往下榻的别墅。出乎意料的是，别墅里还住着张春桥，他先期到达。我和张春桥素不相识，但相互间早有所闻。见面后简单寒暄几句，我便回了自己所住的房间。
几天以后，中央八中全会召开。我们作为省里的高级秘书人员，不能列席参加这个会议，只能在会外看看会议简报和毛主席的重要讲话，由于毛主席都是深夜工作，所以他在会上的重要讲话，一清早就打印出来分发给代表了。从简报上我了解到会议的一些情况，也能看出会议上的斗争非常激烈，涉及到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黄克诚等人。在简报上我没有看到江渭清有什么发言，只听说，在前段会议上，由柯庆施主持的华东小组讨论会对张闻天的纠左言论多有责难。我曾经在别墅的周围看到张闻天，当时他穿着一套白哔叽的中山装，戴一顶白草帽，正独自一个人在散步，只有一个随从人员跟着他。
上了庐山以后，平时没什么事可做，我们各省市的秘书人员都待在自己房间里看材料。张春桥这人寡言少语，面部瘦削、阴沉，没有任何表情，所以我跟他几乎没有什么交谈。他有时会到柯庆施那里要香烟抽。但凡中央开会，柯庆施都会从上海带去几大箱特制的熊猫牌香烟，都是24支装的扁平的那一种，供毛泽东和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享用。
柯庆施请了上海大宾馆的经理和高级厨师，为中央委员也包括我们这些高级秘书人员提供服务。还专门在会上设立了一个餐厅，不仅干净整洁，服务也周到。它的特点是不管是谁，什么时候去都可以点菜，随要随到。只要报一个菜名，厨师马上就去炒。一旁的桌子上陈列了各种酒类、饮料，贵州茅台，山西竹叶青、汾酒，浙江绍兴黄酒，青岛啤酒等应有尽有，客人随时可以根据需要取用。在那吃了几次后，我就发现了一个特点：在此就餐的大多是中央委员，照理彼此都很熟悉，但他们相互之间从不交谈，空气非常凝重、冷淡。张春桥似乎认识其中很多人，但也没有哪个人跟他打招呼。吃饭都是在毫无生气的沉静中默默完成，吃完就走，一天三顿都是如此。
闲来无事时，我一直想着刚上庐山见到柯庆施他给我的那声断喝，有时就不禁回想起柯庆施在江苏时，我在新华日报工作时和他的一些接触。
1952年至1954年，柯庆施在江苏担任省委书记，他非常重视抓舆论工作、抓“笔杆子”，也非常善于判时势、看风向。他曾要求省委常委中的江渭清、邱一涵、李乐平等主要领导干部及当时新华日报主要的两个“笔杆子”石西民、杨永直都集中到西康路33号后三楼去办公。他当时作出的一个重大决定就是把《新华日报》编辑部搬到西康路33号，也就是搬到省委的身边去办公。
当时我在《新华日报》主持工作，编辑部到了西康路33号，而排字房、印刷厂、经理部等都还在新街口原国民党《中央日报》的大楼里。按照他的指令，每天都要把稿子从西康路拿到新街口去发排。
柯庆施还规定，每天清早报纸一从滚筒机上出来，还没有进入邮局的发行系统，就要把第一张报纸送给他。我们报社有一辆摩托车，就是负责每天清晨把第一张油墨未干的报纸送到柯庆施的家里。他还要求出早报，并且要送到每个家庭的早餐桌上。
他常说：“我的门前没有棍子，你们可以直接来找我；你们不要过桥，直接来找我。”他意思是不要经过省委宣传部。这种做法在我看来，柯庆施是把新华日报变成他自己的写作班子，把新华日报作为在他思想指导下的舆论工具，并根据他的工作方式方法来运作新华日报。当年，柯庆施来编辑部视察工作，一位编辑正在写一个关于“三反五反”斗争的综合报道，柯庆施看了以后大加赞赏，说写得好；而对报纸上曾经发表的“客客气气的官僚主义”和“要发家，种棉花”这样的文章，则大为不满，进行了严厉批评。他还直言不讳地说：“你们用这些人，将来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
当时，新华日报学了苏联《真理报》的做法，把社论作为党报的一面旗帜，社论的题目经常是由柯庆施亲自出。当时石西民是他身边的第一秀才，他也真不愧是一个老报人，只要柯庆施出了一个题目，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马上写好一篇千把字的社论交给柯庆施审阅。当然，也不是回回都满意，一旦柯庆施觉得不合他思路时，就会表现出极大的不满，拿着笔拼命地在纸上乱戳。等经过石西民重新修改以后，我就负责把定稿拿到新街口付印。柯庆施就是这样抓报纸的。有一次我们向柯庆施提出，请他只看社论，不要看短评了。他眼睛一瞪说，为什么不看，社论是评论，短评也是评论，都要看。我有一次问他，我说：“柯老有人说你见过列宁，是吗？”他眼睛一瞪不说话，既不说见过也不说没见过。毛主席非常欣赏柯庆施，说他文章写得好。柯庆施也说过崇拜毛泽东要到迷信的程度，因此曾有一些文章称“柯庆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学生”甚至一度成了柯庆施的代名词。
柯庆施待人严厉，批评起来更是毫不留情。他会突然想起一件什么事，马上就把人叫来，随传随到。比如，他把水利部门的人叫来询问当时苏北的雨情，让这位负责人站在他的面前汇报情况，要是答不出来马上就会挨训。他会在新华日报的头版头条上指名道姓地批评部门的负责同志。有一件事很让我印象深刻，当年省文化部门把大华电影院旁边的东风剧场修缮了一下，由于违背了中央不准修建楼堂馆所的指示精神，柯庆施大为愤怒，勒令文化局长郑山尊写出书面检讨，还把检讨用毛笔写成大字装上镜框，挂在东风剧场的门厅里，让每一个进去的人都读到这份检讨。
在庐山会议期间，我经常一个人在房间里沉思默想。我不明白柯庆施为什么要那么严厉地对我说年轻人不懂阶级斗争。我不断地问自己，我到底懂不懂得阶级斗争？我是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后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的，当时我只有15岁，刚刚初中毕业。1938年我参加中共地下党，我的入党介绍人程恩树把《共产党宣言》介绍给我学习，并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对我做了最早的启蒙教育；我还学习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知道了什么是阶级，什么是阶级斗争，什么是剥削……再以后经历了长期的军旅生活，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调进报社、省委工作，都一直深受党的教育，也始终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党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党中央如磐石般地团结。中央在反饶漱石、高岗的斗争中作出的加强党的团结的决定，是把团结看得像保护眼睛一样重要，我是坚决拥护的。可是当我置身庐山会议时，我真是无法理解。党内的阶级斗争这样残酷这样复杂，我不仅闻所未闻，更是从未经历过。那年我37岁，与老同志比起来虽然算是年轻人，但已经入党20多年。我真不明白，彭德怀的一份万言书为什么就招来灭顶之灾？为什么会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定罪为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毛主席不是说彭德怀是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吗，他不是百团大战的有功之臣吗，不是“击败美国野心狼”的抗美援朝司令员吗？为什么要对这样一位刚正不阿、对党忠诚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呢？
当然令我更没有想到的是，更严酷的阶级斗争还在后面，1962年我又跟随江渭清参加了北戴河会议，会上毛主席作了有关阶级、形势、矛盾的重要讲话，提出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致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使得党内阶级斗争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965年柯庆施去世。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青云直上，成为中央文革首长，而我则受到了残酷的打击，被张春桥、姚文元点名，说吴镇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死敌，是国民党反动派，被作为“头号反革命分子”批斗。直到1979年三中全会以后，我才得到了彻底平反。
庐山会议最后曲终人散，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我们就登上了东行的长江专轮，大家归心似箭，心事重重。江渭清陪同中央部分领导同志坐在上层船舱，我们秘书人员坐在下面三等舱里。我看见江渭清独自从上层船舷走了下来，手里拿着把蒲扇边摇边走，便起身迎了过去。就这样，他和我一起靠在船舷边，在江轮行驶中作了一次难得的交谈。他问我：“你看顺元怎么样？”刘顺元是省委的一位书记，德高望重，生活朴素，平易近人，好读马列著作。当时我思想毫无准备，但我意识到回去以后的反右倾斗争将会涉及到省委班子里的一些人。我如实地说：刘老书读得很多，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很高，但是，还需要多联系实际。这确实是我当时内心的真实想法。江渭清对我说，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点了刘顺元的名字，说刘顺元是党内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意思是要对他开展批判斗争。他还说，毛主席是相信我们军队干部的。我也是一名军队干部，跟着江渭清多年南征北战，出身入死，他是跟我交了这个心。江渭清还说，他在会上和毛主席见面时，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渭清啊，天下大乱啰，你回去打算怎么办啊？”江渭清对毛主席说：“我们回去就贯彻执行主席和中央的指示啊。我是江苏省委的班长，我要负主要责任。我们省委有右倾思想，应该检查，但是没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主席讲：“好啊，你就这么办吧。”
多年来，有些同志经常问起我，在庐山会议上我和江渭清在一起，他都干了些什么；还说江渭清是不是口袋里放了两种材料，左面口袋放的是反左材料，右面放着反右材料，反左了就拿出左面口袋里的材料，反右了就拿出右面口袋里的材料。我在这里要郑重地说明，这不是事实。真实情况是，江渭清参加庐山前期会议时带去的材料，确实是我负责综合、整理，最后定稿让他带去的。这个材料基本上是纠左的，在当时所谓的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针对江苏的大炼钢铁、大办养猪场、大办食堂，反映了民间的一些真实情况和疾苦。而我上庐山时并没有再带任何材料，江渭清也没有交待准备另外的材料。
回南京以后，为贯彻落实庐山会议精神，江渭清分别找了刘顺元、惠浴宇、陈光等省委领导个别谈了话，取得了一致意见。省委确定，由江渭清原原本本地宣读彭德怀的万言书和毛主席的重要讲话，原原本本地传达会议情况，让大家自有公论。当时省委的做法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为此也保护了大批干部，这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庐山会议以后，在党内掀起了反彭德怀、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轩然大波，江苏也不例外。但是，以江渭清为首的省委领导保护了干部，做了一件好事，全省省市县各级主要领导干部没有一个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刘顺元曾说过一句肺腑之言，他说：“在我看来，在全国各省市委第一书记中，渭清同志是较好的一个。”我认为这是符合实际的。
我们的党经历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经历了“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年月，我但愿今天的年轻人只从历史教科书上读到这些，而不要亲身经历这样的苦难。这是我，一位九十岁高龄的老人发自内心的感慨。
本文摘自：《钟山风雨》2014年6期，作者：吴镇，原题为：《1959,我在庐山的所见所闻》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牛角鱼人文思想）：风暴中的封疆大吏||亲历者讲述1959庐山会议秘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