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少华：风雨十年（一）

1950年3月4日，沙飞那坎坷的一生结束了。这位曾经为我国摄影事业的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艺术家和革命者，从此默默地长眠在地下，听凭岁月冲刷着自己的业绩和英名。

然而人民并没有忘记他，历史并没有忘记他；千秋功罪，自有评说。三十八年来，沙飞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眼前：此刻他是遗憾期待、还是仍旧怀着一丝淡淡的哀怨呢？沙飞夫人如今已是满头白发，他的儿女也都过了不惑之年。

在他们面前我总是感到有一种不容推卸的义务和责任。今天我凭借这支笨拙的笔写出历史的本来，写出我们共同承受或分享过的失败与成功、痛苦与欢乐。这并不仅仅是寄托个人的思念，也是为了把历史的真实留给后人。

我第一次见到沙飞同志是在1940年深冬。当时他担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摄影科长，而我在冀中军区政治部担任摄影科长。冀中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晋察冀军区则设在太行山东部的北岳区。山高林密，地势险要。这两个地区为平汉铁路所隔，铁路周围是大片的敌占区和无数座碉堡、据点；日军警戒森严，只有在夜间才能相机通过他们的封锁线。我和沙飞早就想见见面，却由于交通不便，又都各自忙于工作，一直没找到机会。

 1941年，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晋察冀画报社筹备组驻地平山县陈家院村街头的抗战壁画  沙飞摄

1940年冬天，冀中军区摄影训练队第一、二两期相继结业，学员已分配到各个军分区，而第三期摄影训练队的学员当时尚未集中。于是，我决定利用这一间隙去看望沙飞同志。征得军区领导的同意之后，我和通讯员李正义，穿过平汉铁路线，回到阔别已久的太行山区。

山区的冬天比平原寒冷，然而这里的敌人据点已被八路军全部扫除。而且越往前走就越是靠近老根据地。所以行军赶路时的心情比往常要轻松多了。马蹄踏在蜿蜒的山路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带路的老乡不时还哼几句抗日的民歌。这一切都使我回想起初到晋察冀时的情景，早已忘记了冬天的寒冷和沉寂。在冀中平原过惯了紧张的战斗生活，猛然间回到这高山密林的怀抱，真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为了尽快到达目的地，我和李正义日夜兼程，实在累了，就在老百姓家里稍事休息，喂饱战马，然后继续赶路，就这样，一百五十多里的路，一天一夜就赶到了。

沙飞同志听说我来了，立刻从房里迎出来，一把握住我的双手，操着浓重的广东口音说：”你总算来了！咱们这两个老乡见面可真不容易啊!”没容我作出反应，他自己倒先放声大笑，而且笑得那么开心，那么爽朗。也许是受了他的感染，我不由也随着他笑了，同时默默地打量着这位很早便崭露头角、名噪一时的摄影艺术家。他中等身材，黝黑而清癯的面庞上，一双明亮的眼睛显得格外有神，好像有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此刻，他身着一套略嫌肥大的军装，端端正正地佩着帽徽和八路军臂章，领子上的”风纪扣”也扣得紧紧的；一眼看上去不像个投笔从戎的秀才，倒有几分职业军人的气质。这第一次的印象永久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此后的十年当中直到他去世，沙飞同志似乎从来都是这样平易近人、开朗和一丝不苟。

1940年12月，晋察冀军区组织工作会议在陈家院召开。前排左一为沙飞

沙飞带我走进他的住房兼办公室，让我在靠近火炉的一张椅子上坐下。然后自己也坐在旁边。

“本来我们去年冬天就能见面的”，他取出一包当地出产的阜平大烟叶，又把一张稿纸撕成小条，用它撮起一点儿烟叶，边卷边说，”可惜晚了一步，吕正操同志先走一步，把你调到冀中去了，他真有办法!”我刚要答话，房门突然被推开了，罗光达和赵烈同志一边叫着我的名字，一边从外面跑进来。我连忙站起身，同他们紧紧地握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得十分热闹。沙飞见我们这么高兴，也打着趣凑过来：”你们二位可要注意啊！这是我的客人，总该容人家先尝尝我的烟吧?”说着他便把刚刚卷好的一支烟递了过来。

“谁像你这个大烟筒。”赵烈笑着说。

我也解释说我不会吸烟，于是沙飞划了根火柴点着烟，自己”吧达、吧达”地抽起来：”好，让你们先聊，我抽烟。”

1938年初，我和罗光达同志曾在陕北公学一起学习，毕业后他来到前线，而我进了抗日军政大学。本来我早就听说他在沙飞领导下从事摄影工作，不过直到今天才算有机会见面。赵烈同志也曾在陕北公学学习。他当时才十七岁，是从广东到延安同志中最年轻的一个。后来我们又一起进入抗大，我在瓦窑堡，他在延安。从抗大毕业后我被调到抗大的高级军事、政治研究队学习，他则被分配到八路军后勤部。记得我曾去看望过他。他不安心留在延安，很想去前线，我也支持他的打算。1938年底我被暂时借调出来担任抗日军政大学建校三周年纪念展的摄影记者时，他正好获组织批准到前方去了。

沙飞、赵烈、石少华和罗光达在河北平山碾盘沟村合影  1943年1月  杨国治 摄影   

在战争年代，熟人相见总是有说不完的话。沙飞同志坐在一边不停地抽着烟，满有兴致地听着，听到开心之处，也随着我们哈哈大笑，小屋里充满了欢乐、愉快和互相理解的气氛。

“你可真有办法”，我对沙飞说：”过去我只知道光达同志在你这里，想不到赵烈也让你调来了!”

沙飞半开玩笑地指着赵烈说：”这小鬼是被我俘虏过来的哟！”

听完他的话，大家都笑了。

沙飞请罗光达和赵烈同志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当时边区的生活很艰苦，弄不到什么新鲜蔬菜，尽管如此，大家在饭桌上有说有笑的，热闹得很，最后连白连生和李正义这两个小通讯员也被吸引过来，看着我们天真地笑着。

“你们笑什么啊，小鬼?”沙飞转过头来，假作生气地瞪了他的通讯员一眼。

“报告沙飞同志，”小通讯员一个立正：”我们笑您的筵席上光有菜没有酒。”

“你这嘴巴还蛮厉害呀!”沙飞也忍不住笑了：”明天你给我们买点酒来嘛!”

“是，明天午饭前一定买到。”白连生刚要转身出去，沙飞又把他叫住，在他耳边小声说了些什么。只见那小鬼使劲点了点头，便拉上李正义，兴冲冲地走了。

吃过晚饭，夜幕早已降临了，罗光达和赵烈同志起身告辞，要去处理各自的工作。这时沙飞的通讯员和李正义把我装行李的马褡子抱了进来，放在沙飞的睡炕上。我正要询问，沙飞已经笑着把自己的被褥推到一边：”别住客房了，我们住在一起好吗?”他不由分说地把我的行李解开，”我这条炕挺宽敞，咱们睡在一起谈话方便，你看怎么样?”我当然同意，因为这一次我只能停留两天两夜，然后就得赶回冀中去。事先已经跟护送我通过平汉铁路的部队约定了时间，任何延误都可能给部队带来许多不必要的困难。

送走罗光达和赵烈，我们洗了洗脸，继续在炉火边谈起来。

我向沙飞同志简要地汇报了冀中军区政治部摄影科的组建情况，以及我们开办摄影训练队的目的和打算，当时，我们已经举办过两期摄影训练队，学员都是从战斗部队精选出来的骨干，他们有相当的文化、又有战斗经验，年龄在18岁到20岁之间。一、二两期学员毕业后，已经在冀中军区所属的五个军分区建立了摄影组。我们计划通过第三期学员，把团和支队的摄影工作开展起来；而第四期以后不仅要培训部队的摄影干部，还要争取为地方政府和群众团体培养一批摄影人才。

沙飞同志专心地听着，不时微笑着点点头，或是从那双明亮的眼里投来一丝信任和期待的目光，”这办法好啊!”他的声音是那么诚恳，只有胸怀坦荡的诤友才会给人以如此真挚的赞扬，”你们这个计划想得远、见效快，我看一定能成功！另外，在学员当中强调事业心，强调为战争服务、为人民服务、对历史负责，这种思想也是非常重要的。”–沙飞同志对新鲜事物的敏感和支持，我至今都难以忘怀。

夜深了，万籁俱寂，只有这小屋里的炉火还”呼呼”地燃烧着，陪伴着我们，昏黄的煤油灯把我们的身影投在墙壁上，轻轻晃动，多么难得的夜晚啊，我甚至不敢相信：两天前还在冀中那种紧张的经常转移行军的生活节奏当中，此刻竟会真的坐在这简陋然而舒适的小屋里，与沙飞同志彻夜长谈。

“子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可惜呀，你没有福分来尝尝我的阜平烟叶。”沙飞开着玩笑，又拉过他那包烟叶子，我见他谈兴未尽，全没有一点睡意，便建议他讲一讲参加革命的经历。沙飞应了一声，却并不急于开口，而是拿过一段草棍，慢慢拨了拨灯芯，然后衔起刚刚卷好的烟，凑上去吸了两口，一簇微弱的火星在他眼里闪了一下，又熄灭了。他缓缓地抬起头，茫然凝视着窗外，仿佛要从那如烟的往事中理出什么头绪似的。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这次谈话整整持续了两个夜晚；时而是娓娓的倾诉，时而又是慷慨陈词，这仅仅是要向一个战友敞开自己的心扉吗？不，后来我才知道，这便是他早已酿就腹稿，而直到1942年正式申请入党时才交给组织的个人履历。正是从沙飞同志的这次谈话中，我看到了他对自己政治生命的严肃态度，看到了他从一个正直的艺术家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所经历的漫长的曲折。

沙飞同志原名司徒传，祖籍广东省开平县，1912年旧历3月19日出生于广州。他的父亲司徒俊勋经商多年，但是为人忠厚，生活节俭，一心供养儿女们念书。

应当说，儿时的沙飞是幸运的，他有着勤勉、开明的父母和一个小康之家。从八岁起，他便被送进一所市立小学读书，十二岁考入广州育才英文学校，直到十九岁高中毕业。像许多终有所成的艺术家一样，这位中国摄影界未来的骄子，当年也是奔放、热情、踌躇满志，对生活和事业充满了幻想。二十年代的广州，正是动荡着的中国的革命策源地，各式各样崭新的思潮和影响，让那些渴望光明与真理的青年学生们如醉如痴，目不暇接。据沙飞后来回忆说：他在学生时代接触过许多进步刊物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但是最使他动心的，则是以鲁迅、郭沫若、茅盾为代表的新文学，他曾幻想着作一个叱咤风云的文学青年，幻想着作一个指点江山的电影编导，幻想着作一个纵览天下的木刻艺术家，他在这迷茫的幻想中陶醉了，却又在这幻想的陶醉中迷茫了。艺术的殿堂一旦敞开自己的门扉，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便不再是辉煌的外表，而是一条条艰难、曲折、坎坷的道路。沙飞在这座殿堂的门口，久久地徘徊着。

如果命运为他安排的是一条坦荡的大道，也许他本可以继续升学、深造，一步步地实现自己的梦想。然而正如我们祖先所预言的那样：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智、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空乏其身，增益其所不能。1931年，当19岁的沙飞正要从高中毕业，正在选择高一级学府的大门时，父亲惨淡经营的商业破产了。这个此时已是儿女成群的家庭无法再维持以往的小康生活，作为长子的沙飞不得不放弃深造的机会，考入一所无线电专科学校。半年之后他完成了学业，随即在汕头交通部无线电台得到一份工作，以微薄的月薪贴补家用。

沙飞、王辉合影

沙飞在一生中经历过无数坎坷，但是任何时候也没有像此刻这样，在他心底留下一层深深的阴影。他苦闷、彷徨、看不到出路何在。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一位注定要同他的命运系在一起的姑娘–王辉。王辉是一个进步的青年，当时与沙飞同在汕头电台工作。她为人正直、性格开朗，结识沙飞以后，很快就开始同情他的遭遇、爱慕他的才华，在沙飞眼里，她的出现就像是一颗黎明时分的晨星，向无边的黑暗里投来一线希望的光亮，当时内忧外患的局势和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更使得这两个忧国忧民的年轻人找到了共同的思想基础。不久，他们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结为伉俪。

（未完待续）

原文刊自石少华之子石志民博客

石少华（1918-1998）广东番禺人，生于香港，幼年随父母定居广州。1938年带着相机和一批胶卷奔赴延安，1939年6月在抗大三周年图片展中，他在延安拍摄的照片是这次展览的主体，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他将其所拍摄的约500幅底片留在了延安。

1939年9月进入晋察冀根据地，曾任冀中军区摄影科长、晋察冀画报社副主任。他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共开办了九期摄影训练队，培养了学员逾240人。他曾先后六次进入白洋淀拍摄水上游击队雁翎队的战斗生活，还拍摄了地道战、地雷战、解放张家口等脍炙人口的摄影作品。

石少华是新华社新闻摄影部的主要创建者，曾任新华社副社长兼摄影部主任；他是中国摄影学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曾任中国学会和中国摄影协会第一、二、四届主席；是《中国摄影》和《大众摄影》等杂志、中国图片社、中国图片档案馆和新华出版社的主要筹建者之一。他也是中国老摄影家协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曾任老摄影家协会的主席。他曾任中国第三届全国文联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十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碾盘沟）：石少华：风雨十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