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黄道炫，1986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1989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系，同年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民国史、中国革命史研究。代表作《蒋介石与中国文化》、《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等。
2020年，黄道炫加盟北京大学，现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本文来源：《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转自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近现代史研究动态、史学春秋
摘要：山西是抗战初期八路军出动后的主要作战战场，八路军在此创建了晋察冀、晋冀豫、晋西北等多个根据地，并与日军展开游击战和运动战，多次打击对手，遏制日军的进攻。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档案留下了八路军抗战的多项记载，是全面了解八路军对日作战的良好素材。通过阎锡山档案可以看出，随着抗战的进行，八路军的游击战发挥出越来越大的威力，中日间尤其是中共与日军之间的军事、政治争战，无疑是华北地区持久战的主要内容。
抗战初期，中共向山西出动，在维持山西对日抵抗中发挥了战略性作用。中共通过创立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有效在山西站稳脚跟，并和中国其他军队一起，阻遏日军的继续攻击。关于中共此一时期在战场上的所作所为，人们较多听到的是平型关战役等几个典型战例，而对其更多的持续努力，呈现并不是太多，尤其从中共本身材料之外予以展现的，更为罕见。本文将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档案相关资料为中心，探讨抗战初期山西战场上除平型关等知名战役之外的中共对日抵抗作战，以此丰富对中共抗战历史的认识。
抗战开始后，阎锡山出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作战地域主要为山西和察哈尔。1937年8月，中共武装改编成八路军后，迅速在山西及晋冀交界地区形成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三个游击区域，和坚持山西抗战的国民党军一起，抵御、威胁日军在山西的控制。八路军出师后，人们耳熟能详的便是平型关战役，阎锡山档案中也可看到相关记载。总体看，这一阶段阎档对八路军的活动记载甚少，倒是蒋中正档案中可以看到八路军配合作战的些微线索。10月9日，德国顾问史培曼报告：“数日来，敌用大部空军炮队及战车进攻，以求占领崞县及原平，我军虽极英勇反攻，但崞县终于昨日被敌军占去……十八路军之一部，现向宁武敌军之后背进攻。”此时，中日对战的焦点集中于正面攻防，八路军正在各地部署扎根，出现较少也事出有因。不过，八路军的战斗姿态并没有被正面战场的烽火完全遮蔽，11月，在山西指挥中央军作战的卫立煌致电蒋介石，建议着眼大规模的持久抗战的游击战术，同时，主动为八路军请命，提出：“朱部作战已久，伤亡日多，恳为转请准其派员分赴豫鄂皖、湘鄂赣、湘鄂西各边区继续招募补充兵若干。”
中共和八路军较多出现在阎锡山档案中，是正面战场的较量逐渐减弱，敌后游击战初显威力之时。1938年前后，由于日军进展迅速，很快越过河北、山东，进逼徐州，华北平原战事渐告平息，山西由于晋绥军、中央军、八路军的坚持，中日两军作战一直持续，但战争级别已有所下降，初期大规模的会战罕有重现。此时华北形势，如刘伯承指出的：“日本军队因恐兵力耗散，只把占领的广大区域内军事之要点派兵据守，空出广大地域，则想发展汉奸伪政权，组织以华制华。拿山西来说，共有一百零五个县，只有二十个县才有日本军队。除晋南不计外，也空出不少的地面。这已成为发展游击战，组织民众，遂行运动战的好场所。”正是由此开始，八路军的游击战开始展现威力，阎锡山档案中关于中共抗战的记载较之前一阶段明显增多。
1937年底，日军从保卫正太路安全出发，对直接威胁正太路运行的晋察冀和晋冀豫区展开“六路围攻”，八路军和日军在游击战场上具有战略意义的真正交手由此开端。“六路围攻”中，日军将进攻重点放在正太线南路，对晋冀豫区形成一定压力，驻扎在此一地区的八路军针对日军进攻，连续展开反“围攻”作战。1938年1月，阎锡山致电蒋介石报告：“连日，朱德部进袭太原南郊及正太沿线各据点之敌，颇有斩获。”月底，阎又报告：“敌分向下社进犯，经我朱德部迎头痛击，狼狈南窜。”阎锡山还致电朱德等，对晋察冀地区八路军在日军收缩战线时发动反攻、收复被占据地区表示“殊堪嘉慰”。由于日军试探性的“围攻”意外遭到中共的抵抗，很快即告收束。受此鼓舞，26日，朱德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甚至提出：“为着吸引敌人，取得一些新的胜利，并配合其他战线，增敌将来南进困难，兴奋全国军民，已决定我各部以较集结之兵力，积极求得在运动中打击和消灭敌伸出袭扰之支队，并积极破坏敌之主干交通线。”
1938年2月，东线战场日军开始策划南北对进全力打通徐州，作为辅助战场，西线日军调集重兵对山西发起新的进攻。23日，毛泽东针对日军部署致电朱德、彭德怀等，分析日军在华整体战略及中国军队和八路军应取方针，提出：“敌军夺取陇海平汉两路直取西安、武汉，决胜点必在潼关武胜关。”为此，中国军队应该力保潼关，必要时进至敌后，牵制日军，毛泽东具体指出了四种情况下八路军的对策：“（一） 假设在山西配合阎卫作战有利，达到了歼灭及钳制敌军确保潼关西安之目的，同时武胜关尚无危险，则全部继续在山西作战，并准备加派一部出河北，建立华北坚强抗战堡垒，用以捍卫中原、西北及武汉。（二）假设阎卫能够执行前述计划，潼关西安巩固，但武胜关、武汉危险，则应抽出一个师转入武胜关以东，配合友军作战。（三）假设阎卫不能执行前述计划，潼关西安危险，但武胜关、武汉尚无危险，亦应抽出一个师转入潼西线，配合友军作战。（四）假设潼关、武胜关均危险，则应抽出两个师南下，一个位于平汉以东，一个位于平汉以西，配合友军作战。仍留一个师，活动于山西、河北，非至某种必要时期，不撤回来。”从这一计划看，尽管八路军一出动，毛泽东就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发展根据地的方针，但在西安、武汉面临危险，中共陕甘宁后方也受到威胁时，并不排除积极地在正面战场全面配合国军作战，只是对这种作战始终强调：“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无论从地理、人事还是自身安全看，中共这一时期合作作战的首选都在山西。张闻天指出：“共产党在山西的方针，是把山西成为整个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用以抵御日寇对西北与中原的前进。”的确，中共这一时期诚意与阎锡山合作，形成了山西战场中央军、晋绥军和八路军联合抗战的局面。
1938年2—4月，山西战场上的中日两军激烈交战。3月3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严厉指示：“查山西得失，关系全战局至重，且全境皆山，随地可守。希严令所部在晋境，虽一兵一卒不准渡河。违者即希以军令从事。”蒋介石严令死守，阎锡山军政基础全在山西，也把保卫山西作为自己生存的根基，所谓“宁愿抗战死在山西，不愿流亡他省”：中共则从保卫华北、屏障西北战略目标出发，对山西抗战积极投入。中央政府、阎锡山和中共在山西战场形成良性合力。陈赓日记中写道：“以蒋的坚决严格的命令，在晋各部迫于法令，当必有一番积极动作。日寇以单薄之师深入，其困难更增，却为冒险行动”，道出了当时的实况。吸取初期抗战及八路军作战的经验，游击战在此一阶段作战中受到各方面的重视，阎锡山致电蒋介石对游击战不吝赞誉，谈到：“自变更战略以来，作战方面颇觉自动，反能有多数地方转移攻势，使敌人小股部队遭我扑灭。此种方略确能抗战困敌。”而蒋介石也告诉在山西作战的中央军将领李默庵：“整个游击计划，先须化整为零，再行分进合击，对敌之辎重与交通通信机关，应特别设法搜索袭击，不忘各自为战与前方补充之原则。”更有意思的是，山西各地国民党军对游击战也多倾心，蒋鼎文报告：“第一六九师在二三月间于武乡子洪口南关镇等曾请朱德讲话数次。其内容大意谓游击战为今日所必须之战术，不善于游击之军阀式队伍必归于消灭等语。自讲话以后，该师初级军官已有三分之一倾向八路军，关系特别密切。”
的确，阎锡山所说的能抗战困敌的游击战术，八路军使用起来最为得心应手。日军的攻击开始不久，各地就纷纷送上八路军袭击日军的报告，在一系列与日军战斗的电文中，这些报告虽然不一定那么起眼，却充分体现了中共作战的特色，即均为袭击战。3月23日，陈长捷报告八路军在蒲县薛关镇袭击日军。26日，卫立煌报告：“蒲县西北敌千余连日被我林彪师陈旅截击，毙五百余，死骡马三百余匹，俘兵四名。”这两次战斗，林彪上报卫立煌的同时，还转报朱德、彭德怀：“本月十四日至十八日在午城镇、井沟线战斗，歼灭敌由蒲县两次之增援队，计毙敌千余，毁汽车六十余辆……我伤亡官兵五百余。”八路军的伤亡，115师政治部主任兼343旅政委肖华在日记中有更详细的记载：“我们六八六团的两个营长负了重伤，副营长罗志坚、党的书记肖志坚及营连干部大部都伤亡了。”南线传来捷报同时，晋西北也有战报传出：“贺龙师王旅于麻峪村侧击宁武北窜之敌五六百，毙敌百余名，夺枪二十余支。”
4月初，日军对晋冀豫根据地发动“九路围攻”，作战重点指向晋东南地区。八路军总部要求：“各兵团以机动、坚决、勇敢，乘敌分进之际集结优势兵力，从敌侧背给敌以各个打击与歼灭。”据此，八路军主力主动离开根据地核心区域，转到外线涉县以北地区，荫蔽待机。4月16日，八路军抓住日军回撤之机，在武乡以东长乐村与日军一股展开激战。实地指挥战斗的陈赓在日记中写道：“接得侦察报告，谓敌之大部已过长乐，其辎重尚在白草仙附近，马庄仅为其少数后卫部队。我决心不失时机，不待后续部队到来即实行突击……将敌截为两段。敌人马辎重累积河滩隘路，死伤达一千数百人，一部避入房屋，全失战斗能力”：“下午三时，敌由辽县、蟠龙增来步兵一联队，配合在战部队，共约步兵三个联队，炮兵一大队，骑兵数百，复向我七七二团主阵地实行反突击。此时炮轰如雨，战斗之激烈实为抗战来所罕见。敌向七七二团数次反复冲锋，均遭我有组织之火力射杀，伤亡甚重，仅目睹即达二百余人。我为避免过大牺牲，寻求敌之弱点再击起见，自动向巩家垴撤退。是役我伤亡约达四百余。我们英勇坚决的叶团长头部受重伤，恐有生命危险，这是我们的一个大损失”。这一战斗，在阎锡山给蒋介石的报告中也有详细反映：“武乡城西之敌为粘米地旅团之主力步骑三千余，炮廿门。删晨复窜进县城，铣晨被我一二九师及徐旅一部围搏十余次，敌我伤亡均重。敌将全城民房焚毁，向我发射嚏性瓦斯，并由辽县方面增援二千余，向我左侧背绕击。刻仍对战中。”战斗结果，根据朱德、彭德怀的报告：“删日在武乡与我冲突之敌为粘米地旅团，战斗结果，敌死伤千五百人以上。我团长叶成焕负重伤。连排长干部士兵伤亡千余名。”从战报看，长乐村战斗堪称八路军打的一场硬仗，129师386旅772团团长叶成焕伤重身死，八路军伤亡过千名，这和下午日军的反攻直接相关。
长乐村战斗最初的作战目标实际是日军的辎重部队，这一阶段八路军进行的其他两次重要战斗——神头村和响堂铺战斗打击的也是日军辎重部队。神头村的日军主力是第16师团第三兵站辎重队、第108师团辎重联队一部及自卫队等，响堂铺战斗则为森本及山田两汽车队。事实上，平型关战斗也是对辎重部队的打击。抓住对方辎重部队实施打击，本身即为游击战术的一种体现，既破坏对手的供应体系，又可以借此获得物资补给。响堂铺战斗缴获达到“重机枪二挺，轻机枪十挺，迫击炮四门，步枪三百二十支，冲锋机枪十二支”，八路军付出的代价为“伤亡营长以下三百一十七人”。对这种战法，朱德在抗大的演讲中诙谐地谈到：“敌人从长治一千多人出发，在神头我们把他一打，剩了没有多少。据他们说，我们是专欺侮他的输送队。”连续的作战成效，赢得了阎锡山的赞誉，在日军围攻基本尘埃落定后，他致电朱德、彭德怀，对八路军的作战予以肯定：“执事部署适宜，将九路围攻之敌击溃，甚为欣慰，着赏洋两万元。”
客观而言，八路军虽然连连取得战果，但离扭转战局还有距离，日军的“扫荡”，进退基本按计划进行，不过，中国军队持续的打击的确挫伤了日军的自信，加之此时中国在东线战场取得台儿庄会战胜利，日军不得不将兵力更多投向津浦方面。4月28日，蒋介石注意到：“日来各战区之敌，纷以大部向津浦线转用，余部改变方略，仅守有重要城市及交通线。”以此山西战场暂时转入平静期，日军局限于城市和铁路线的保有，中国军队不时发起反攻。5月11日，楚溪春报告：“昔阳驻敌百余，被我八路军包围。”应该就是这种变化形势的反映。
对这一段时期两军交战的结果，日本方面的战史写道：“在第一军地区，有力的中国军退入山西省内的山地，会同原来盘踞该地的共军，扰乱我占领地区，其威势已不容轻视。第一军从3月中旬至4月下旬之间，在占领地区内进行肃正讨伐，虽予敌以一定的打击，但未能达到预期目的，特别是对五台山及潞安北方的共军，未能进行讨伐。因此，为确立治安，将来必须进行积极的扫荡讨伐。”这应该是日方留下的如实记录。
1938年5月以后，日军进攻重点放在攻取武汉、广州上，山西方面基本采取收缩防御方针。日军战史写道：“为了徐州、汉口作战，由华北调出很多兵力，兵力已显著减少，这对确保占领地区的安全，完成方面军的任务相当困难。”
日军在山西兵力捉襟见肘，给八路军进一步开展游击战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的电报中明确指示：“敌之主要进攻方向在武汉，对华北、西北均暂时无法多顾及，给我们以放手发展游击战争并争取部分运动战的机会……目前为配合中原作战，为缩小华北敌之占领地，为发展并巩固华北根据地，都有大举袭敌之必要。”根据中共的这一方针，八路军四处出击，主动寻机打击日军。6、7月份，阎锡山档案中留下了不少八路军主动出击的记载。6月24日，朱德报告：“我刘师阎旅长率部寒晚袭击彰德西之水治镇之敌，被汉奸报告。敌以全力日伪军共二千余占领水治附近高地。因我搜索周密，与敌作战数小时将敌击溃，退守城内。”7月初，八路军在翼城主动出击，激战两日，“因敌增援六百余，致未能解决战斗。毙敌三百余人，击坏汽车三百余辆，获步枪十余支。我伤亡三百余人。内营长六，连排长三十余”。
正太线作为连接河北、山西的重要通道，又处于八路军两块根据地晋察冀和晋冀豫之间，成为中共武装破袭的重点。7月3日，朱德、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准备于“八月中旬集中十团以上兵力，首先消灭正太路沿线敌人”。实际上，6、7月份破袭战就已开始，日军第三大队附田副正信少佐回忆：“6月，八路军开始活跃。侵入驻扎地附近进行政治工作。或袭击我讨伐部队的留守部队，并破坏道路及通信线路。对此，大队除临机应战之外，还进行了有计划的讨伐。7月，八路军以一个旅及一个团的大兵力袭击北水泉警备队，并伏击增援部队。由于我军的机敏处置，给了敌人很大的打击，但未能将其歼灭。尔后，逐渐扩大治安圈，或寻找八路军进行远距离的讨伐，或紧急救援运输部队。望风扑影、劳而无功的讨伐，也实在不少。”7月中旬，阎锡山档案中接连出现八路军的战斗报告。16日，朱德、彭德怀报告：“易县城已被杨支队攻占，缴获步枪百余支。守城楼敌正设法消灭中。另一部将东北摒山占领，十里铺铁路全被我破坏。涞水附近正激战中。广灵城我已占三面，暖泉亦被我包围。陈支队攻保定，将西关占领，车站附近因敌有强固工事，天明撤至唐兴庵集结，另一部配合民众将石家庄方顺桥铁道破坏。”同一天，聂荣臻部陈漫远支队“在唐县以南东西连与敌约千人遭遇激战，我第十二大队长辛力生英勇殉职”。24日，阎锡山向朱德、彭德怀通报：“东路军朱德彭德怀部主力在正太路沿线及交城文水汾阳以东地区，一部已挺进于平汉路北段平绥路东段及平津南北地区，实行遮断交通与游击。”向平汉北段、平绥东段挺进的这部分八路军，很快就有报告传来，据陈诚转报蒋介石的消息：“近半月承德之滦平及古北口喜峰口，平东之蓟县等处，战事异常激烈，我方游击队多系八路军，极为活跃，尤其对平热路随时破坏，致敌防不胜防。”
抗战之初，中共与国内各抗战力量间的合作堪称诚恳，在山西，毛泽东针对八路军发展甚快，以致和阎锡山利益发生冲突的局面强调：“部队扩大甚快，枪、饷两缺，与阎发生严重矛盾，亟应停止扩大，收回部队驻在以外之八路工作人员，一切在统一与各部范围内工作，一切须取得阎之同意。”武汉会战期间，中共对配合正面战场保卫武汉，态度也相当积极。这一点，张闻天、毛泽东给王明、周恩来等的电报中说得很清楚：“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目前许多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如前，若再损失过大，将增加各将领对蒋之不满。投降派与割据派起而乘之，有影响蒋的地位及继续抗战之虞。在抗战过程中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应是我们的总方针。而军队之保存，是执行此方针之基础。”
8月下旬开始，日军武汉攻击战渐见成效，其在华中受到压力减轻，转而在华北酝酿新的攻势。24日，朱德报告：“汾阳孝义之敌，乘换防之便及掩护部队之转运，于删日以约千人之敌，突向兑九峪之六六八团二营袭击，战数小时，卒将该敌击溃。但我方伤亡颇重，营长钟昌桂同志负重伤，营长以下计伤亡六十余人，失联络廿余人。”9月中旬，日军兵力调动基本完成。下旬，日军从平汉、平绥、同蒲、正太四条铁路线出动，对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发起“二十五路围攻”。中方文件显示：“敌人此次进攻五台区，基于过去多次失败经验，而有更周密毒辣之布置。其要点如下：一、进攻时集中兵力，决不分散，且进行甚慢，采步步为营法。二、每占一地，必迅速构筑工事，赶修公路，保持后方联络。三、在每股进攻部队后均控制有强大之后续部队。四、将我晋东北整个根据地分成数小块，施行进攻。五、大量使用毒气瓦斯。”日军战史则记载：“治安肃正工作，决定按照作战地区由各兵团自行承担。但对主要地区有必要由方面军统辖：尤其皇军威力未曾达到的山西北部及连结太行山脉的山岳地带，乃共军巢穴，其影响至今及于华北全区。因此，必须彻底扫除，以绝后患。统辖所属第一军、驻蒙军及一一〇师团，自8月上旬进行准备，9月24日开始攻击，约至10月下旬基本按预定计划结束。”
为牵制日军、保卫根据地，中国方面积极与日军周旋。26日，阎锡山致电高桂滋军长，命令：“敌主力已集结于闻喜以东山地一带，与卫副长官部激战中，正我破坏铁路之好机会。兹为增大效程起见，拟定破坏要领如下：一、十月东日黄昏各该部就担任区段同时动作，对同蒲路太行破坏并尔后于所担任之区域内，亦本此同时下手的要领施行。”八路军和日军之间的攻防也空前激烈。30日，聂荣臻致电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提出：我已无绝对把握击溃敌人一面，如勉强行之，将造成更不利之势：在目前形势下，晋察冀边区之形势将成为游击区域，故我意拟将主力突出包围线外。晋察冀地区八路军随后展开快速的运动战，在转移中寻机制敌。3日，朱德、彭德怀致电阎锡山报告：“犯冀晋察边区之敌，西北两路连日向我猛犯，计由盂县北进之敌三千余，陷柏兰镇后，艳日起经我赵熊两支队阻击于下耿庄附近，已激战三昼夜，敌我伤亡均重，我军区参谋长唐延杰负重伤。该敌现仍被我围攻于深谷中。”8日，阎锡山转报八路军的战况：“五台方面东日朱彭总副司令一部由南通过正太，尾击由平山阳泉进犯五台之敌。”9日，朱德、彭德怀转呈聂荣臻关于日军发动全面围攻以来八路军的作战报告：“自上月20日起迄现在，军区无日不在与敌苦战，前后大小战斗共50余次。敌伤亡在四千以上。毙敌正亚联队长一名，战斗激烈者为赵熊两支队，在下耿庄血战四昼夜，王旅在直峪冯家庄血战六昼夜，杨陈两支队各一部在下河北罗镇等役以火力薄弱，虽一再击溃敌人，但未能大成迅速歼灭之功。且敌屡放毒气，伤我军民，前后总计我伤亡三千余人以上。”战况之紧张激烈可见一斑。
10月中下旬，日军的围攻继续深入展开。19日，阎锡山向蒋介石转报朱德、彭德怀的报告：“敌二千余于元寒两日向柏兰镇五台县城东南进攻，与我赵熊两支队激战颇烈。因敌使用毒气瓦斯，我中毒者数十人，不得已于寒酉撤出该镇，敌遂占领。我又乘夜袭击，敌恐慌万状，于当晚窜至梁家寨柏兰镇，删巳继向盂县城方向溃退。我熊赵各部正追击中。查此敌确系前由禹县进攻五台者。原有四千余人，今次返盂仅残余二千二三百名，已证明伤亡半数。”20日，朱德、彭德怀详细报告连日作战情况：“进占边道之敌，困守据点，经我不断袭击及截断其后方交通，各点均陷孤立，异常恐慌。尤以五台之敌，连日禁闭城门，不敢外出。我今昨两日战报如下：甲、台怀之敌步骑二千余，昨午向石咀进攻，遭我伏击，激战五小时，敌伤亡百余人，毙战马二十余匹。于黄昏敌向五台溃退。我军今晚即将台怀石咀之敌先后克服。缴获正清查中。此役我军伤亡官兵六十余名。乙、五台经上口南窜之敌，被我袭击后，急向盂县逃窜，今复遭我进击部队截击于东池附近，正激战中。现柏兰镇已恢复秩序。丙、进犯龙泉关之敌昨晨被我两面夹击，敌据险顽抗，战至午刻，敌伤亡二百余人……敌后路交通在我不断袭击，现已断绝运输，两日来时来飞机侦察路线。”从朱德等的报告中可以见出，八路军面对日军的多路围攻，发挥了坚强的战斗精神。耐人寻味的是，同一天阎锡山接连向二战区所部发出两个电报，间接为八路军的报告做了背书。其一为下午发出的未电，提醒各部注意军民关系，保持战斗精神，电称：“据报近来各部队，类似驻防，敌不侵我，我不击敌，致地区附近良民，受敌摧残，时有怨言等情。查军队以保民杀敌为天职，不能杀敌卫民就是军队的耻辱。望我官兵要有有机即打之精神，实行困敌保民战法，努力杀敌为要。”其二为晚上发的酉电，向各部推荐八路军的战斗经验：“据报八路军常以小部兵力出没于曲新地区附近，该处之敌，因屡遭袭击，常受重大之牺牲，故对八路军甚为注意等情。仰转饬所属，应仿效此种办法，遇有好机予敌猛袭，使敌难于应付，以收游击之效为要。”
11月上旬，日军未能完成“清剿”五台山地区中国军队的任务，不得不按计划抱憾结束其“围攻”行动。经过数次和中国军队尤其是八路军的交手，日军对游击战术的威力已有所领教：“据五台来人谈，此次敌人进犯五台时，自东冶至五台城，完全在山上行走，不由山沟通过，以避我袭击。”回撤途中，日军烧杀抢掠，卫立煌报告：“此次翼城东犯之敌，被我截击，受创甚重，竟迁怒民众，回窜时沿途焚杀极惨。我隆化镇翼城东乡学师生数千人，悉被敌乱刃毙命。”这样的行为恰恰证明了其内心的虚弱。聂荣臻总结对敌作战经验云：敌占领各城市后似感兵力不足，后方部队尚不能作深入之进攻，我军除一方面分散游击，同时集结相当兵力待敌进入山地时，坚决突击之：另外以一部分主力转移敌后，不断伏击、袭击其运输线、联络线，孤立、围困深入之敌，逼退深入之敌，在敌人退却时打击之。八路军针对日军兵力不足的战法已渐趋成形。
从1937年出师到1938年底，八路军经过一年多的奋战，得到了民众的信赖。11月底，阎锡山特电朱德、彭德怀，告以：“据孝义傅县长呈称：本县驻军多驻西乡，东乡各村敌匪肆扰，县府民众均感不安。请饬一一五师、决死二纵队之新编第一总队、第四保安司令派队驻守东乡，以资卫护。”八路军已经成为民众的主心骨。在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区，八路军可谓牢牢站住了脚跟，燕京大学教授乔治·但勒的调查发现，山西五台山地区“从最后结果观之，日人未见成功。惟军事状态，略有变更，盖日人已占领平汉路西之若干县城。边区政府已退阜平，士气仍振，与民间之感情亦佳。物价高涨，而食物尚不感缺乏。其游击战术成功之原因，在于曾经政治训练，而与人民感情融洽之故”。这应该是持平的观察。日军战史也承认：“五台山及其东部山岳地带，东西约150公里，南北约100公里。这一地区，日军从未驻兵，因而成为中共势力的巢穴。1938年秋，第一军虽在五台山周围进行过讨伐，但未能给予决定性打击，因而中共势力日益扩大，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
随着武汉陷落，日军侵华与中国的抵抗进入持久阶段，游击战争在敌后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具体到山西，中央军、晋绥军、八路军坚持抵抗的局面还在继续。11月底，蒋介石致电卫立煌，指示：“此时敌必急清晋省，以为掌握华北之根据，我能坚忍周旋，则过一时，敌必气馁力疲，无如我何……中央部队决不能向南撤退，至万不得已时，只可向北或向东暂避，以为恢复华北之根基。”和中央军一样，阎锡山在晋西南地区扎下脚，继续与日军周旋。相比之下，八路军更加积极，不仅秉持党政军一体化原则大量发展武装，建设、巩固根据地，同时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对手，发展自身。面对中国顽强抵抗的局面，日军则调整其战略战术，加强对敌后军队尤其是八路军的“清剿”，其控制政策也不断完善。外国观察家发现：“日人初欲利用阶级间之仇视，将各地士绅组织所谓联庄会，惟此已失败。今则努力于离间人民与游击队之工作。彼等已不再烧杀奸淫，对农民深为慈祥，对游击队则取严酷手段。此法未必定能成功，然亦颇有加以考虑之必要。”中日间尤其是中共与日军之间的军事、政治争战，将成为华北地区持久战的主要内容。
回顾抗战初期中日在华北尤其是山西对峙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共军队最初虽以偏师面目出现，却通过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在对日抵抗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当年历史记载留下的难以动摇的事实。当然，在充分肯定这一点的同时，也必须指出，由于民族战争的特殊背景以及宣传的需要，相关的档案文献记载也存在夸大之处，在肯定总体脉络成立的背景下，作为严肃的历史研究，对一些具体数据的辨析必要而且有益。举一个例子：1938年6月底，朱德、彭德怀等曾向八路军将领通报抗战一年来八路军（包括115师、120师、129师及晋察冀军区）人员伤亡情况，报告伤亡总数25896名，其中120师伤亡数最高，为7789名。通报中特别强调：“对外宣传统照此数目字”。8月，八路军120师编制了一份截至1938年6月的抗战一周年伤亡统计表，统计一年中120师的伤亡数为4027人，只及前表的一半有余。这份表格的说明中强调“整个的伤亡数目是比较精准”，和前表所言用于宣传比，有理由相信，这一数据应比较可靠。
实际上，即便按照120师所制表格提供的数据：伤亡4027人，其中阵亡1295人，也是一个很高的伤亡比例。伤亡数几乎达到编制数的1/3，而这时的伤亡完全是在对日抵抗中发生，已经足以证明这一阶段中共在对日作战中的积极态度。
不过，两个数据的出现也提醒我们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在这样一场民族战争中，出于宣传和鼓舞人心等考虑，有些数据不免夸大，使用时需要审慎。比如，日军华北方面军军医部公布日军1938年后战死、战伤的统计数据，其中，1938年华北日军战死11439人，战病死376人，战伤37235人，由于这一数据来自专业部门，其死伤数据尤其是受伤数据应具相当可信性。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尽管1938年中日两军在华北已经没有大规模会战，但日军伤亡数还是达到将近5万人，其中2—5月由于日军在山西主动发起攻势作战，死伤人数占到全年2/3以上，分别为8321人和26765人，日军在华北付出的这些代价，和八路军包括长乐村、神头村等作战自然不能分开。当然，拿日军军医部数据和中方公布的数据对照，还是可以看到双方不尽一致之处。该数据显示，7月份，日军共战死646人，而据朱德、彭德怀报告：“本路军自7月1日至15日半月间游击苦战之结果，共毙敌1005，俘敌740，获步枪750支，炮2门，轻机枪5挺，子弹两万余，马50匹。烧毁汽车55辆。我共伤亡官兵606员。”八路军公布的半个月毙敌数超过日军统计的全月战死总数，虽然八路军毙敌数应该包括伪军和自卫队等武装，但考虑到当时伪军人数有限，而当时八路军更多是起战场的配合作用，两个数据显示的冲突可能更多指向的还是八路军数据中的宣传成分。指出这样的事实，丝毫不意味着降低八路军在华北坚持抗战的意义，而是从历史本身出发，让八路军的艰苦奋战不仅在档案里得到呈现，更经得起严格的数字推敲。信史固然没有夸大的宣传那么耸人听闻，却以其踏实可靠更能让人真正信服，这是了解八路军山西抗战不能不提出的另一面。当然，由于战争状态等原因，双方的统计数字均有不确之处。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近现代史论）：黄道炫 | 抗战初期在山西的八路军——以阎锡山档案为中心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