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名片 关注我们
第 9 1 4 期
今年1月是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纪念日。关于遵义会议，有些你可能不一定了解很清楚，比如——
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召开时间
以前一直认为：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35年1月6日至8日。因为现在留存的关于遵义会议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献，是关于遵义会议的决议，全称叫《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但因为战争等的原因，现在查不到它的原始手稿，现存最早的版本是1937年抗日军政大学的油印本，油印本上有一行字：“1935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在以后的铅印版本上也有“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遵义会议”字样。
会议参加者伍修权曾说：“遵义会议决议上印的日期是一月八日，我看不准确，可能是一月十八日之误。”
据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4年9月《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应为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依据如下：
一月十三日二十四时，中央以“恩来”的名义发出电报通知：“卓然、少奇：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这是目前找到的唯一正式通知。
这份电报手稿现存中央档案馆。
此后，关于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就都统一为1935年1月15日至17日。
遵义会议参加人数和排序
遵义会议参加人数，长期以来一直是争议最大的问题，有“17人说”“18人说”“20人说”等几种说法。先看看“17人说”：
由于遵义会议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以参加者首先是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当时政治局委员项英、任弼时、张国焘和候补委员关向应等不在遵义未参加（以下所列职务根据《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
中央政治局成员（6人）
博古：中共中央负主要责任者
周恩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
张闻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朱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陈云：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
实际上，按当时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还排不到第一位。现在一般按姓氏笔画排序，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排在第一位了。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共4人）
王稼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刘少奇：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红八军团中央代表
邓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凯丰（何克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红九军团中央代表。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即扩大的人员共7人）
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
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
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红三军团政治委员
李卓然：红五军团政治委员
以上为有发言和表决权的参与者，共有17人。
陈云在1935年2月《遵义政治局会议传达提纲》提到：“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了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因为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当时在遵义的共10人，加上后面的7人，正好也是17人。
另外，那个瞎指挥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参加了遵义会议，但是作为列席代表，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加上正式代表17人，这就是“18人说”。
“18人说”的另一版本是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身份列为正式代表。《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中提到：邓小平、伍修权同志和李德列席了会议。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
伍修权作为李德的俄语翻译列席了会议。
“17人说”加上李德、邓小平、伍修权3人，这就是“20人说”，也是1984年以来公认的说法。
但是，除了以上版本，据有关资料记载，还有一个人也参加了遵义会议，这就是开国中将刘少文，当时作为苏区中央局秘书，担任会议记录和秘书工作。这样就是21人了。
遵义会议都是在晚上开的
伍修权曾回忆：“会议一般都是晚饭后开始开会，一直开到深夜。因为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白天要处理战事和日常事务。” 也就是说，遵义会议开了三天，但不是三个白天，而是三个晚上。
遵义会议期间担负南门警卫任务的红军战士杨世林回忆：遵义会议从15日起连开了3天，都是在晚饭后进行，第二天凌晨才结束。选择晚上开会的原因，主要是考虑到防空。
辩解、争论、批判，遵义会议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连续开了3个晚上。杨世林和守卫北门的袁崑，从门窗缝隙中见证了历史，更多的红军官兵则并不知情。
老红军王道金生前回忆，那几天部队晚上睡觉都不允许脱衣服，枪搂在怀里，随时准备战斗。但是大家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一直走到了云南扎西，才知道召开了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并没有决定新“三人团”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但没有立刻成立“新三人团”。
遵义会议后不久，根据会议决定，进一步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随后不久，中革军委设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3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也被称为“新三人团”），为最高核心领导，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至此，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核心地位。
遵义会议会址的确认
由于遵义会议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除了参会者极少数负责警戒保卫的同志，很少有人知道在哪里召开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遵义地委就开始寻找遵义会议会址。1951年，为了迎接建党30周年，曾把“遵义会议纪念堂”的牌子挂到了杨柳街的一座天主教堂上。当年红军总政治部曾设在这座天主堂。
遵义杨柳街天主堂
直到1954年，北京的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给中共遵义地委寄来一封函：“在某个文件上查出，1935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柏辉章的公馆内召开的。”
柏辉章当时是黔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师中将师长。1934年底，柏辉章奉命率部阻击红军，但是由于黔军的战斗力实在不怎么样，只是交战半天，柏辉章的部队就被红军打垮。柏辉章也仓皇逃离遵义。
柏辉章的私人官邸，修建于上世纪30年代初。红军进入遵义时，这座别墅才刚刚完工。据传为了建造这座别墅，柏辉章耗资3万大洋，请了不少能工巧匠设计建造施工而成。
整个建筑分主楼、跨院两个部分，主楼为中西合璧。柏辉章其人其房，遵义群众无人不知。有关部门当即把柏公馆各部分建筑和周围环境拍成照片，绘制成图，报送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机构，请他们进一步鉴定。
同年8月，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电告中共贵州省委：“遵义会议是在黔军阀柏辉章的房子里召开的。”同时指明“天主堂”曾为红军总政治部驻地。至此，遵义会议会址终于确定了下来。
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会场
遵义天主教堂也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遵义会议会址的组成部分。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曾在天主教堂内向红军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
教堂里有毛泽东等人的蜡像
教堂的墙上挂着中央领导人照片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白浪情）：关于遵义会议你可能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