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阳会

武汉东湖

与王盛荣、陈沂两位革命老人聚谈实录

端阳会                       

注:王盛荣同志有非常坎坷的人生经历,于2007年在武汉去世。因过早地告别了中国历史舞台,党内外许多人并不知道这位曾于1931年就担任中华苏维埃中革军委委员的重要人物。

王盛荣同志虽然命运多舛,但他却得以长寿,活到百岁,成为我党当年15个军委委员唯一跨过21世纪的人。

十年前博主与这两位老人见面时,他们都已年过古稀,难免记忆有误,但是他们毕竟是历史的见证人。我的这份历史记录是一家之言,愿博友们当作一位九旬老人讲述的人生故事来听。让我欣慰的是,十年前,博主凭着那一丁点儿悟性,把他俩的交谈录下了音,经整理,终于把那段早已湮没了的历史真相抢出来,献给读者。

下面,我把与王盛荣、陈沂同志在武汉东湖相会的真实情况整理成文,献给关心党史军史的朋友们。

 

人  物:

盛荣:l931年红军中革军委委员,现为湖北省正部级离休干部(简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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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王盛荣

 

陈  沂: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文化部部长,1955年授少将军衔,1957年错划右派,1979年平反,生前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简称“陈”)。

端阳会图为陈沂

赵明珍:王盛荣同志夫人,原红四方面军文工团指导员,湖北省正局级离休干部(简称“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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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赵明珍

马  楠:陈沂同志夫人,原上海市文化局局长,离休干部(简称“马”)。

王小荣:王盛荣同志次子, 1964年毕业于哈军工,现退休(简称“荣”)。

尹西林:北京中国化工新材料总公司干部(简称“尹”)。

尹:王伯伯您好!我叫尹西林,是小荣的战友,在北京化工部工作,这次利用休假专程来武汉看您。今天是端午节,巧逢赵阿姨生日,特意带些粽子为她老人家祝寿。

王:谢谢你,小尹同志。

荣:30年前他、我、王新中三人在南海舰队服役,都是军校学生,习气相投,经常走动,结成患难之交。西林是北京人,与王新中既是中学同学又是海工的校友。你还记得不?79年秋,你刚从狱里出来的时候,他还来咱家看过你呢!

王:时间一久,想不起了。

尹:多年来您身陷囹圄,铁窗内外,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宽阔胸怀面对人世间不平。全国解放后,您受到那么大的屈辱和打击,1979年正值“西单墙”事件发生,社会出现了一股借拨乱反正全面否定毛泽东同志的思潮,您如同黄克诚同志那样,顾全大局,抛开个人恩怨,客观、公正评价毛主席的历史功绩。从召开“八七会议”,到红军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您用亲身经历,向我这个晚辈进行了一次难忘的交谈,您引证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证明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一至理大道。

王:是这样,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全盘否定毛主席就是否定了我们党,否定历史!

尹:可惜当时我没有做记录,那时要有录音机该多好啊!今年三月邓公走了,参加过“八七会议”的老同志大概只有您了。小荣说您的身体很好,我下决心利用今年休假来武汉看您,收集您肚里的“宝藏”,把它记录下来,留给社会。我的想法得到部机关党委许书记和化工报曹社长的鼓励和支持。

王:好啊!说明你们领导有政治头脑。今天我们又见面了,赶上你赵明珍阿姨的生日,我们全家欢迎你来武汉。

尹:多好的生日啊!全国老百姓都吃粽子为赵阿姨祝寿。据说朝鲜、越南等东亚国家也过端午佳节,普天之下吃粽子给您庆祝生日,阿姨您多有福哇!

赵:(高兴)我有福!我有福!

荣:你小子嘴甜得醉倒了老太太!

尹:这叫尊老敬贤,晚生美德嘛!

荣:真会说,不愧当过老干部处长!妈妈、爸爸,他是第一位送粽子的人。

王、赵:谢谢你了!

王:千里迢迢专程看我们,原来是要取“宝”哇!

尹:应该说是来武汉聆听世纪老人革命教导。

王:啥子教导,全是废话连篇。

王:小荣,你们来医院前,陈沂同志爱人马楠打来电话,说要来看我和你妈,他们是到贵州老家探亲的,回来路经武汉专程看我。马楠说通过省里各种渠道了解,打了许多个电话,才打听到我和你妈妈的下落,哪晓得,通话半截子断了话,再也联系不上了。小荣,咱们是东道地主,还是赶紧去东湖宾馆亲自拜访为好,等一会儿,省政府里的小车来了,你和小尹陪我去东湖宾馆看他们。

荣:爸爸,他就是上海副书记陈沂叔叔吧。

王:是的,陈沂参加革命前是贵州籍的大学生,在重庆大学念书。解放战争时我们在西满共事过。当时西满分局第一书记是李富春,黄克诚是军事部长。我是西满分局第三书记、齐齐哈第一书记;陈沂是西满分局宣传部长。解放以后,我们俩再没见面。1957年他被定为军内大右派,接着劳改坐狱,吃了不少苦,跟我一样成政治罪犯,肯定一肚子话来武汉要对我说。

尹:你们二老饱经坎坷、磨难,大劫以后在东湖相逢,一定是很悲壮的,有幸目睹这一场面确实难得。王伯伯,我从小就爱读历史,特别爱看党史和军史。您曾经参加过“八七”会议,应该说是我国最有权威的历史目击者了。

王:我们党,依靠中国老百姓同甘共苦、艰苦奋斗取得全国胜利。红军刚到陕北时,生活非常困难,陕北是个十分贫困的地区,毛主席在延安一个月才发1块钱,(荣:你是中央事务管理局的局长最清楚)一个月发我6毛钱,发小荣妈妈4毛钱,俩人加起来才1块钱。主席用这1块钱买了6毛钱的油,4毛钱的辣椒,油炸辣椒配饭吃,你说苦不苦?!现在日子好了,一些当权的人成天大吃大喝,什么革命?革啥子命哟!省政府春节请我们老同志吃饭,这是人家的一番好意,看着桌上一、二十道菜,我不由得想到贫困地区的老百姓,也想到了当年我们在延安的困难情景,面对佳肴美食,嘴上虽说“好好好”,可就是吃不下,总觉得这是在挥霍老百姓的血汗。

尹:您生活简朴,身体还这么好,哪像耄耋老人呐!

王:九十一岁喽。我是1906年5月出生(尚昆同志比我略小几个月)。

尹:小荣说,您是当今唯一在世的红军中央军委委员。

王:不错。1931年11月2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委成立时共有15个委员。死掉14个,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了。你看这本书……

(王指《中国革命根据地辞典》档案出版社 1993年12月

    第一版    军委委员名单:

    朱  德  彭德怀  王稼祥  林  彪  谭震林  叶剑英  孔和宠  周恩来  张国焘  邵式平  贺  龙  毛泽东  徐向前  关向应  王盛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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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33年5月

在中央苏区的五卅运动会上合影。

左三张爱萍、左五王盛荣、右一杨尚昆。

尹:能和当今唯一健在的军委委员交谈,是很荣幸的!

王:你不是喜欢研究军史吗?这本辞书是主席大女儿李敏同志主编的,当时请我来校正,我给她找出几处错误。这是本好书,值得细看。

尹:回京后,一定要买一本收藏起来。小荣,我这次拜访伯伯,有一个私人愿望,就是请你父母为这个《长征六十周年纪念邮票首日纪念封》签名留念。

荣:这好说,你就直接向老头儿提吧!

尹:王老,我喜欢集邮,想请您和赵阿姨为这首日封签名,它会因有红军军委委员的签名,成为极有纪念意义的邮票。

王:好,拿笔来,给你签名。好事成双,先送你这本《今日名流》杂志,我手头里只有这最后一本了。这里有记者采访我的文章,原来打算送给陈沂同志,你比他早来一步,捷足先登,送给你了。你看照片上的人:王盛荣、胡耀邦、冯文彬、赖大昌……我先在照片旁签上字,送给你,收好。

尹:(惊喜)真的给我了?!感谢您了,啊!我尹西林好运来哪!

荣:瞧把你高兴的,还是年轻时那个样,得意就忘形!

王:《今日名流》,各路名人都在书中,有收藏价值。

尹:我要把它当作最珍贵的史料保存起来。

王:来,我再给你首日封签字,如果爱萍同志见到我的字,想他也会给你签字的。苏区成立少共时,我们一起共事过。(王唤:“明珍,你也给小尹签个字吧!”)

尹:(手捧《名流杂志》和长征六十周年邮票发行首日封激动不已)王老,这次来武汉收获巨大,小荣,你不会妒嫉我吧?

荣:只要你高兴就好。张爱萍上将和我大舅还是达县小同乡呢!

王:你赵阿姨的哥哥叫赵明恩,当年四方面军离川以后他主持四川省党、政、军的工作,手底下有2000多人的部队。可惜没听周总理和董老的话,被叛徒出卖,牺牲了。要是活到解放,评个“上将”军衔大概没什么问题。现在达县政府还给小荣大舅竖立了铜像。

荣:赵家兄妹三人一起参加革命,大哥赵明恩;大姐赵明英,师范学校毕业的,后来西路军失败被俘,留在甘肃省。62年谢觉哉和他老伴儿王定国(四方面军西路军妇女团红军战士)去兰州考察,认出了赵明英大姨妈,她们俩抱头痛哭,定国阿姨向姨妈细说我家情况。

赵:定国大姐还给姐姐参加红军长征的历史作了证明。

尹:辞典注:“少共中央总队长王盛荣,后来是张爱萍”。

王:这点不实,张爱萍没有做过总队长。

尹:王老,据说耀邦总书记对您很不错。

王:那时人家想杀掉他,让我救了。

尹:谁杀他?

王:胡耀邦是河西儿童团团长,是王震他们那个队伍的人。他们一起来中央苏区参加团的代表大会时,有人诬说他是好吃AB团小头目,说他嘴馋,要捕杀他。那时,我是共青团中央主要负责人,批评他们:“胡耀邦才十六岁,抓他干什么?”抓他的人是团政治局一个委员,他又问,谁要胡耀邦?我说:“我要”。又问:要他做什么?我说当收发。于是胡耀邦给我当了二个月的收发,做了王盛荣的秘书。总算躲过了那次危险,这是1931年12月的事情。

  尹:你的心真好啊!为这么多同志做了好事,要不怎么会逢凶化吉,大难不死。连陈毅外长都相信因果报应,“好人一生平安”是千真万确的!

荣:车来了!

王:快走,陈沂同志下午就飞回上海了。

    (前往东湖宾馆的路上)

尹:王伯伯,今天您和陈沂夫妇会面,我手里这个傻瓜相机也派上用场了。

王:如果江总书记见到我和陈沂同的合影会高兴的。

尹:东湖景色真美啊!与西湖不相上下。

王:不然大富翁周昌伯怎么肯掏出50万块现大洋买地皮建别墅呢!

荣:周小燕是周昌伯的女儿。

尹:是那个唱歌的吗?

荣:对的。周小燕是花腔女高音,上海音乐学院院长。

王:周昌伯是湖北首富,大银行家。宋子文、孔祥熙来武汉必要登门拜访他。周昌伯出手大方,有一次他和蒋介石会面,一高兴撕下十万元美金支票递给总裁。后来老蒋摘下自己的金表送给周昌伯留念还礼,可见周昌伯与四大家族的私交是十分密切的。武汉解放前他不肯去台湾,留在汉口,成为我党的统战对象。周总理很关心他,要我与他好好共事。那时我是中南工业部部长,我们俩办公室紧挨着。工作上配合得很好,私人交往也不错。一次聊天,周把金表的来历讲给我听,说着就把金表摘下来赠送给我,我怎么能夺他人所爱呀,再说人家是民族资本家。我真要是贪财收下了,三反那关可就麻烦了!唉,周昌伯现在要活着的话也是百岁老人了。

荣:可不是嘛,连周小燕都七十多岁了。

    (东湖宾馆百花新村2号)

马:王老,你好啊!可算见到你了,你老腿不好,我们理应登门探望,怎么好让你老人家亲临宾馆呢。黄秘书,快搬一个高一点的沙发椅请王老坐。盛荣同志,陈沂有点小事要处理,略等一会儿就来。

王:马楠同志,你还是那么年轻,这身大红衣服多漂亮啊!

            (陈沂与夫人马楠)

马:老了,头发全白了。

王:怎么样?这个园子环境不错吧?

马:很好!这里房舍典雅,草木茂盛,花香鸟语,难得的好居所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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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王盛荣与陈沂夫人马楠

王:马楠同志,这位老人是谁呀?

马:给你介绍一下,她的老先生是同盟会员。当年陈沂在南京坐牢时,她的先生找到顾正伦、顾正更,经多方疏通关系才把陈沂从狱里保释出来的,老先生可是陈沂的恩人。解放后,政府给老先生在政协安排了工作,后来却把人家镇压枪毙了。内战时,老人还保护、营救过其他进步人士。现在给人家平反了,可人早死了,人死了再也不能复生,您说老先生多冤枉啊!王老啊,你也不容易啊,据说当年我党派往苏联学习的3千人只剩下你们7个老同志了,你可是历史见证人哪。

王:伍修权也是其中一个;还有蒋经国、杨尚昆等人。前些年,尚昆同志每次来武汉都请我和明珍同志吃饭。当年在莫斯科学习的,活着的寥寥无几喽!

陈:盛荣同志你好哇!我一进门就听出你的声音了,几十年没见了,话声依旧。咱们都是大难不死的同志啊!端午重逢,可喜可庆!为了找你们,马楠同志费尽周折才打听到你们的住处。明珍同志怎么没来?(马:住院打吊针,医生不让来)遗憾得很哪!盛荣,你身体多好哇,看来,跨过百岁门槛是不成问题的。

马:你肯定可以超过一百岁。

王:说也奇怪,3次心肌梗塞,硬是没把我送走。

马:那是因为您乐观。战争年代你就是乐天派,爱说笑话,幽默得很。

王:这些年你们受苦了。

陈:彼此,彼此!我被打成右派,58年下放到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养牛、人工授精、挤牛奶……什么活也干。三年后,又被打发到双城拖拉机站劳改,干了三年,前后六年半光景。文革当中我和马楠被送进监狱,出狱后还是被管制,在黑龙江省生活了24年,直到79年三中全会以后,才摘掉右派帽子,恢复工作。幸亏我在黑龙江劳改,要是发配在其他地方,怕也就完蛋了。57年戴帽,58年下放,那时我才45岁,正值年富力强;66岁熬过了花甲才平反恢复工作,前前后后坐了5年共产党的牢。

王:你坐了5年狱,我坐了13年的牢。

荣:我爸是78年放出来的,82年才平反的。

王:关我的大牢是武汉市第一监狱。他妈的!罪名是28个半那个“半个”——苏修特务王盛荣。其实那“半个”是外交部徐以新副部长。康生这个家伙,明知我在苏联的情况,却给我栽赃,目的是报我在延安整风时公堂对簿他“抢救”运动一仇,于是,把二十八个半的帽子套在我头上。我王某人童工出身,小小年纪就参加了“五卅”工人运动,文化水平不高,在莫斯科学习期间,哪有“资格”进人家28个半知识分子圈圈?我哪是那半个?张冠李戴,高抬了我这大老粗。群众不知这些,康生一道令,一夜之间武汉市大字报铺天盖地上了街,几个钟头我成了湖北省“名人”,真让我哭笑不得,有口难辩哪!我在全省被批斗了190场,各县都“光临”过了,仅武钢一处就被斗了15次。

陈:你这一条腿的拐子是怎么个斗法?

王:人家有办法。比方在恩施,那里没有公路,造反派怕我滚进山里,用绳子把我和担架与大卡车绑在一起运到各县。

陈:你们可知道,他的那条腿呀,是解放战争中在东北齐齐哈尔负伤锯掉的,是那个警卫员在楼下玩枪走了火,子弹打穿楼板伤了脚。

荣:取出子弹后,因穿苏军马靴,腿被靴皮毛细菌感染坏死了,没办法,最后锯掉了。

王:事后,把警卫员放了。那孩子有出息,不久当了连长,解放后,在吉林省当上了副厅长。一次来武汉看我,进门二话不说,跪在地上一个劲给我磕头谢罪。

马:要不是断腿,你一定也是党的重要的领导人了。

王:可别这么说,多亏了我是个拐子,让人同情,批斗时多少也手下留情,保住了这条老命。

陈:他(指小荣)是谁呀?

王:我的老二。

马:你看他多像明珍啊!

陈:生儿随母嘛!

王:我现在子孙四世同堂,是二十几口人的大户人家了。

陈:我今年85岁,最大的好处是头脑清楚,逻辑思维不混乱。去年5月间写出一部《白山黑水》的长篇小说,78万字,不知你们在书店里见过没有?小说写日本投降后,部队从山东转战东北。其中写了四平街战斗、辽沈战役;写了林彪、高岗、富春、闻天等人;这是以文学作品形式第一次描写了陈云同志,书里把咱们熟悉的老同志基本都提到了。不少人说,陈沂同志以八十五岁高龄,用这么短时间写出78万字的大部头小说,真了不起!这种情况中国的作家里还没听说过。说明我陈沂的大脑功能还是很好的。

马:你别那么“太自负”了!

尹:这本军史小说,回京后一定买本仔细读读。

马:陈云同志是个非常正派的老同志。

陈:可他们俩同在上海从来不见面,陈云生日他都不去看。盛荣啊,小平这个人我曾仔细分析过,文革期间他挨了整,被下放到江西省劳改;孩子们也在文革中吃了许多苦,所以他懂得不能整人。第二,他出来工作,看见国家经济还是那么糟,于是提出改革开放。可到现在还说“反右”仅仅是扩大化,莫明其妙?什么“反右”扩大化?他妈的一个右派也没有了,还说哪个扩大化?

王:不讲了,不讲这些啦!

陈:小荣,我和你爸是老战友,真正的好朋友。

马:所以,来武汉我们千方百计找寻你们。多年来,王老受了那么大的冤枉,这是为的什么!

荣:爸爸是31年的第一届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现在只剩他一个人了。

尹:是党和国家的宝贝。

马:这么一个老同志,整他到底为啥呀?不过,你看他大难不死,还活得那么乐观健康,面色红润,讲话还像当年那么洪亮有力,哪像九十一岁的人啊!

王:我的经验是:一切事情都必须想得开!

陈:对呀!我始终信奉“别人怎么折磨我,我从来不折磨自己”!

王:对,正确!

陈:再怎么受苦,也要活下去,绝不能死!

马:你可以开除我,但我自己没有开除我。

王:是呀,那年我到北京,小平同志请我吃饭,他开门见山就说:“盛荣啊,你在牢里坐了十几年,就凭这一条我就得请你吃饭!邓还说,据说大凡坐牢十年以上者,无一生还。你王盛荣坐了13年牢,是怎么活过来的?我告他说:毛主席得知我在狱中,打发徐海东大将到牢里看我,徐说:“毛请我转告你王盛荣: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再说,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的。”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先后两次坐了十三年狱。在牢里,我把毛的这句话当成歌来天天唱“好死不如赖活着” “好死不如赖活着”,它是我活下来的精神支柱!

荣:精神不死,爸爸就是靠主席这话活下来了。

陈:可泣!可歌!小荣啊,为啥子你不给他写书?

荣:他不肯说嘛。

马:王老,您应该把自己的经历让家人用录音机录下来,一天说一段,然后再整理成文字写成书。

陈:现在拨乱反正,到了宣传你王盛荣的时候了!盛荣你说好不好?

王:好。

马:今天咱们说定了,一定要把您革命加传奇的战斗一生写出来,咱们受苦受难,应该把这段真实的历史和教训留给后人。

王:二十年代去莫斯科学习的3000人在世的只有我、杨尚昆、伍修权、黄火青、刘英、帅孟奇等人。

陈:去年尚昆同志到上海专门接见了我。我与杨共事过,他担任北方局书记时,我在他手下做宣传干事。那次,我们谈起往事:建国前夕,中央机关在北京西郊,杨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我担任四野的后勤部政委。当时平津战役刚刚结束,四野部队驻在京郊,我专门去香山看他。交谈中他说中央机关生活很困难,什么东西都没有,请四野给中央搞些东西来。事后,我立即给中央拨去两个车皮物资。直到现在,尚昆同志还没忘记那些旧事。

王:说起给中央弄吃的,倒让我想起一件事。长征时,一、四方面军在川西汇合,陈昌浩是四方面军总政委,是四方面军第二头目。陈与我同是湖北老乡,大革命失败后,我俩一道赴苏学习,在莫斯科还同住一个寝室,可我们观点不同:他拥护党的四中全会,我是反对四中全会的。张国焘是四方面军头号人物,大革命时担任过湖北省第一书记,我跟张不熟。两军川西会师后,我去看陈昌浩,他有意把我介绍给张国焘。谈话间张国焘问我:“盛荣同志,你现在生活还好吗?”我说“肚子吃不饱”,听了之后,他立刻让警卫员取来5斤牛肉干塞给我。一给就是5斤哪,你想想在长征路上牛肉干对我们中央红军是多贵重的食物呀。

马:说明他张国焘还是有好吃的呀。

王:是这样的。我舍不得吃,高高兴兴地把这些牛肉干拿回去送给董、吴、徐、谢红军四老。四老问我是从哪里搞到的牛肉干?我说张国焘给的。众老大怒说:“我们宁可饿死也不吃他的东西,你这个没骨气的家伙”。董老说:“你拿着张国焘的牛肉给我们吃,这是什么思想啊?你马上给我送回去!”我这下可作难了,又不好直接退给张国焘,只得把牛肉干送到陈昌浩那里。陈问:“盛荣,你怎么把牛肉送到我这里了?”我说:四老骂我没有骨气,让我退回东西。陈听罢摇头不止,无可奈何。

马:其实他们大可不必,不吃白不吃,吃了不饿。

陈:多好的故事!小荣啊,你可得把王老的故事赶紧录下来,不要再拖下去了,千万别让他把肚里的故事带走了!

荣:全靠你们老前辈说服他了。

陈:盛荣,我希望你去上海看一看。这几年,上海变化快得不得了。提起开发浦东,小平总是不无感慨。他常说上海起步晚了5年,特别是科技这方面,一再说“这个责任我要负的”。

王:我接受你们的建议,今后就让孩子们给我录音。现在身体很好,头脑清楚,耳不聋,眼不花,还是有这方面的精力。

陈:说到这里,我常想,如果一个人大脑糊涂了,他就是活一千岁也没意思。

荣:深刻,叔叔说得精辟。

陈:平反后,我到上海工作,有人问起我:“陈书记,你为什么被打成右派呢?”我说那是大势所趋,在劫难逃。人家又问“你吃了那么多的苦,为什么还不埋怨呢?”我说:“共产党是我的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的国家,党的胜利同喜悦,我们都分享过了,党的失误我们也有份,因为我们是不大又不小的官员。”这样一想,我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埋怨的了。还是那句话,我一生都认为:不管别人怎么折磨我,我绝不折磨自己!

王:这两句话,我们湖北人翻译成“硬得很!”

陈:这句话现在成了名人名言了,外国人也这么说。我和马楠下放东北后,周总理于1962年到黑龙江视察大庆油田。周知道我陈沂在哈市,决定接见我们。那天晚上,我和马楠到松花江边散步,晚上九点钟才回到家里,一进门孩子们兴冲冲告诉,外面来人通知说中央有个客人要会见爸爸。当时,尽管我们已从报纸上知道了周总理陪同朝鲜崔庸健大将参观大庆的消息,可万万也想不到总理会在这个时候看我这个落难之人,我立即赶到总理住处。周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陈沂同志,这几年你受苦了!”一句话,象股暖流融化我的心,这时除了眼泪,什么都是多余的了,我还有什么委屈好讲的呀!总理又接着说:“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你听了没有?主席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最后周总理鼓励我:“西汉司马迁受了宫刑还写史记,你陈沂是老共产党员,难道还没有司马迁那几根骨头吗?”总理的话让我在逆境中得到巨大的鼓励,日后,再大的屈辱我也都挺了过去,活了下来。从那以后决心仿效司马迁写史记,把“白山黑水”这段战史继续撰写下去留给后人。从此以后黑龙江的同志在下面议论起来了,“陈沂这个右派大概是错划了吧,不然周总理怎么会专门接见他呢?”现在想来,在那个时候单独会见我这个军内大右派,要担多大的政治风险啊!

尹:太感人了,多好的总理啊!

陈:是啊,连蒋经国回国他也充满同情之心。

王:你们晓得,蒋经国回国的内幕吗?抗战初,我在中共长江局工作,周恩来是长江局主要领导人,1937年12月蒋介石在武汉大学问询周恩来:“我儿子在苏联已经若干年了,根本没有音讯,你可否帮我了解一下?”周当即回答:“好的”。然后一个电报打到延安请示毛主席。毛主席立即给斯大林发去电报打听蒋经国的下落。斯大林一查,得知蒋经国还在苏联,在一家工厂当厂长并兼党委书记。周得到消息后请示主席,既然在苏联,现在国共合作,是否能让他回国和父亲团聚?毛电报答复说“可以”。这些电报从莫斯科发到延安,又从延安发到武汉中共长江局,空中电报来来往往,蒋介石一点也不知道。蒋经国回国后由谁来接待呢?长江局决定由邓颖超大姐负责。小蒋西服革履回到祖国,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是住在我们中央长江局汉口办事处,所以,蒋经国对中共、对周、邓接他回国之恩感激不尽。告别时他表示:“我现在回到父亲身边了,但是,今后不管怎么样,反对共产党的事我是绝不干的。”现在看来,如果蒋经国晚死几年,台湾问题大概也就好解决了。

陈:前些天,见到一个台湾人,他向我讲起了蒋经国的事。蒋经国执政后把台湾岛上所有蒋介石的塑像全部推倒。为什么这样做呢?他说:“我们父子对中国有罪啊,在台湾做事,我是戴罪之身呀!”可见蒋经国受共产党的影响,有自责精神。

马:他在台湾威信很高。有人问他:“为什么出门办事不带警卫?你就不怕出事?”他说:“我不怕,我本来早就该死了!我们父子有负于中国人民,我只有好好给老百姓做事的义务。”

王:蒋经国在苏联是厂长又是党委书记,我看他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他在离开武汉前,给周总理、邓大姐留下纸条写道:我绝不会对共产党说任何不利的话。可李登辉这个家伙原是共产党的叛徒,两个党员被他出卖牺牲了,他一个人逃走了。小蒋死的太突然,让这个家伙当政,台独滋生漫延,遗害无穷啊!

陈:好了,时间已到,去吃午饭。

  (共进午餐)

马:今天6月9日是农历端午节,见到盛荣同志我们十分高兴,请大家吃好。司机同志你千万不要客气,和在自己家一样,要吃饱吃好。

陈:酒就免了吧,以茶代酒好吗?

众:好!

马:这是武昌鱼,武汉特产,大家好好吃。

王:我不喝酒,可我是吃莱大王,从不忌口,爱吃肉。这就是武昌鱼吧。

众:(笑)

荣:人到老了,本来吸收营养就差,不该忌口。妈妈平反后,人家和她开玩笑“现在你可以吃辣椒了,张国焘早死了,你可以吃了”。

马:怎么?张国焘不让你妈妈吃辣椒?

荣:张国焘这个人特别霸道,自己不爱吃也不让部下吃。

尹:记得张国焘撰写《我的回忆》有这么一段: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欢迎宴上,主席兴致很高,大谈起吃辣椒的意义。张国焘对吃辣椒与革命必然联系的“宏论”很不以为然,事后逢人就说毛土气、卑俗。张国焘禁止部下吃辣椒恐怕是“恨毛及椒”的心理在作怪吧!

荣:也许真有这个原因,我也看到过老人家这种吃辣的“理论”。

王:我从莫斯科回国后,中央让我在上海工作,在曹家渡做了6个月的区委书记。咱们是老实人,不能不服从组织安排。同我一起回国的陈昌浩等人拒绝分配工作。从苏联回国的还有沈泽民、张琴秋,他们俩是夫妻。沈泽民担任鄂豫皖的书记,沈雁冰(茅盾先生)是他的胞弟。

马:其实沈雁冰也是个老同志,大革命时毛主席担任过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后来是沈雁冰接他的班。

荣:张琴秋、杨尚昆、王稼祥、张闻天、孔原、甘泗淇、徐以新等是所谓“二十八个半”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为首的头头王明、博古在苏区排挤毛主席,五次反围剿借口不用土包子,把毛主席打了下了去。后来毛主席主了事也不重用他们。你看,解放后在世的“二十八个半”,在政府机关当家做正职的很少,大多是配角。

王:那时,党内派别斗争复杂,杨尚昆当三军团政委就是博古派去监视彭老总的,彭德怀为此闹起来大骂其娘。

陈:不是说长征时是王明、博古故意把毛主席留在江西吗?后来是因林彪、聂荣臻顶了,他们才作罢的。

王:是这样的,我是军委委员,在军委开会,最了解实情。长征前,他们的确想把毛主席留下,但事关重大必须要有共产国际认可。斯大林得知后,拍来电报坚决反对!并质问:“把毛留下,红军由谁来指挥!”斯大林在这件大事上,态度十分强硬、明确。(众谔)。

马:只有你王老明白真相。

陈:斯大林同志在毛主席去留问题上头脑是很清醒的,否则留下来也是瞿秋白和方志敏的下场。

尹:所以主席反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同志,原来斯大林这样坚决保护过主席。

王:还有,日本投降后,斯大林命令苏军把关东军的全部武器交给我军。那可是五十万军队的装备啊。步枪、机枪、高射武器,所有的武器全部送给了我们八路军。

荣:要不,我们东北联军怎么站得住脚?

王:日本投降时,出关部队只有6个旅,不到2年壮大到100万。没有苏军支持怎么可能发展这么快!

陈:边说边吃,看来,你的胃口确实很好。

王:不能再吃了。你知道为什么我的腿被打伤?我和黄克诚同志一起接收日军武器,把它们运到北大营、东大营、西大营等处存放起来。见到那么好的枪战士们高兴极了,谁想到有的枪里还有上膛的子弹,我的那个警卫员得意忘形,一扣扳机,王盛荣的腿就“报销”了。

马:太可惜了!

荣:腿要好的话,文革一关也难过。职务越高越倒霉,中国人说“树大招风”,瘸腿反倒留下老爹一条命。

王:唉,13年的狱啊!

马:不提那些伤心事了。希望今年过了国庆,你们来上海。

王:你们回上海,见到汪道涵同志代我问好。

马:他是我们的邻居。

王:三反后,我坐了两年狱。放出来把我分到湖北建工局当副处长。我想,搞建筑没有洋钉、钢筋怎么行?这是普通常识嘛。建工局局长是个二百五,他说搞洋钉、钢筋有什么搞头?想到接收武汉时我任中南工业部长,汪道涵是华东工业部长,两人是同行同僚。那时汪与我能说到一起,他觉得我有头脑,不是二百五,俩人交情不错。于是我提笔给汪写了一封求援信,谈到如果你那里有小轧钢机的话请给我们建工局弄一套,用来制作钢筋、铁钉。汪接信后,十分重视,立即派来三十多个技术人员帮我们湖北省搞起小型轧钢机。不久,这事传到毛主席耳里,老人家问起王任重:“湖北有个王盛荣你们知道不?你们去查一查。”王查后汇报说:“有王盛荣这么个人,但我没接触过,他现在在汉阳轧钢厂工作”。毛主席又问:“轧钢厂多大?”王答:“三百多人。”主席说:“那好,你王任重可知道,王盛荣此人能够做事,现在大办钢铁,让他做工业厅长!”

马:毛主席一句话,把你又给提了上来。老人家让你“好死不如赖活着”,原来是在这事上等着你哪,他老人家时时惦记着你,有机会就保荐你。

王:在狱里,真要是寻了短见,还当什么厅长呀。更没今天的咱们品尝武昌鱼的好日子了。

王:今天我们讲了不少党内秘闻。

马:让大家长了见识,知道我们的事业来之不易。你要特别注意身体,您老人家是属于党和国家的,自己腿不好,走路要十分小心,万万不可跌跤。这是我和老陈最不放心的事,为了安全出门可以坐轮椅嘛。

荣:他才不干呢,九十多岁了,还总觉得自己是年轻人。

尹:多好的心态呀,您的经历和您的气质,不愧是我国青年事业的创业泰斗!

端阳会

前排左起马楠、王盛荣、陈沂,

后排左起

陈沂秘书小黄、尹西林、王盛荣之子王小荣

王:下个世纪中国托付给你们年轻人了。

陈、马:是啊,不尽长江滚滚来,接力棒交给你们了。

                  

(后记)

端阳节的武汉细雨濛濛,点点滴滴喷洒在湘楚原野上,天公象在为屈原洒泪哭泣。2千年前的今天,那位峨冠夫子宁葬鱼腹,不与污浊戴天,洁身自好,纵身汨罗。沧海桑田,岁月悠悠,适逢端阳这天,华夏子孙无不摇舟抛粽,祭祀此君。2千年后的这天,有二位老共产党员相聚于东湖水边,在细雨中漫话铁窗生涯。他们直面人间大辱,数十春秋,含辛茹苦,一步一步走着自己的人生旅途。在苦难面前,三闾大夫选择了一死了之;然而王、陈二老,身陷高墙,壮志不泯,顽强地活了下来!“好死不如赖活着”,窃以为:“伟大”、“崇高”、“顽强”等等壮美字眼就是站在这个“赖”字上熠熠放光的。君子一怒,杀身成仁,此不足取也,因为他所承受苦痛是片刻的,且有遁世之嫌;而后者是需凭一股“赖”的韧劲,面对惨淡的人生,迎击长久磨难,非有远大的理想、坚定的信仰、悟彻的哲理是难以支撑下来的。

读着自己撰写的文稿,竟自我感动起来了,因为在我的纸面上显现出来的乃是两位老布尔什维克顽强的战斗风采,跳动着两颗强者的赤心。此时此刻,方才解悟“斗士”一词的真正涵义。

编者注:本文略有删节

1997年6月9日粽节于武汉东湖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历史与传承):端阳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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