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邓麾下曾有五名副司令员，二野成立时，为何全不在首长名单中？

原129师的刘师长、邓政委分任军区司令员和政委，鲜为人知的是，当时还任命了两名军区副司令员。

晋冀鲁豫野战军最初只有三个野战纵队，而最高峰时拥有十二个野战纵队，是解放战争初期我军的重要力量。

野战军司令部成立后，刘邓首长开始“兼任”野战军的司令员和政委，中心工作当然是作战指挥。

在此期间，滕代远副司令员的分工，调整为专门负责军区司令部的日常工作，重心是领导所属各二级军区和地方武装，并未在“野司”担任职务。

而王宏坤则调入野战军系统，以军区副司令员的身份，兼任“野战军副司令员、第6纵队司令员”。

1947年6月，此前一直在延安养病的徐向前回到晋南前线，作为曾经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八路军129师副师长，徐帅的资历和地位超然，因此被直接任命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也就是排名在滕代远和王宏坤之前。

注意其中的开国上将王宏坤，分别担任着军区和野战军的双重副司令员职务，而无论是晋冀鲁豫军区还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广义上都属于“刘邓大军”的序列，因此当时在刘邓首长麾下，实际有四名副司令员：徐向前、滕代远、王宏坤、李先念。

1948年5月，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组建“中原野战军”，同时原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调任中野第一副司令员，至此，刘邓麾下的副司令员数量增至五名，他们分别在军区、野战军两个系统中任职。

至1949年2月间，中原野战军按全军统一番号和序列的规定，再次更名为“第二野战军”。

令人奇怪的是，在二野的首长名单中，既没有副司令员的职务设置，也不见前述五名副司令员任何一人的名字，他们都去了哪里工作呢？

之所以称为“重建”中原军区，是因为早在1945年10月，我军曾经成立过一次“中原军区”，所属部队包括新四军第5师、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南下支队等等，以李先念为军区司令员，主要活动在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

1946年6月中原突围以后，中原军区主力辗转撤到晋南，划入了晋冀鲁豫军区序列，其他部队要么到达华中解放区、要么在鄂西北等地打游击，原来的根据地基本沦于敌手，所以中原军区实际上不复存在。

1947年夏季，随着我军展开战略反攻，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纷纷杀回中原地区，至次年春，已先后开辟了拥有3000万人口、20余万平方公里的新解放区，为了更好地经略中原，重新组建中原军区势在必行。

新调来的中原局副书记陈毅同志，兼任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的第一副司令员，而原“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李先念，只担任新的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不再兼任野战军的职务，所以此时的中野只有一位副司令员，那就是陈老总。

以李先念专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当然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军区的工作，毕竟李先念曾经担任过“老中原军区”的司令员，对鄂豫皖地区的情况比较了解。

中原军区后来扩大到辖有六个二级军区，建设根据地、保卫地方政权、支前工作任务都很繁重。

从表面上看，李先念似乎是从原来的“中原军区”司令员，降为了重建后的副司令员，但是一定要理解，前后两个中原军区的兵力规模和所辖区域，是完全没有可比性的，在1946年突围之前，中原军区只辖两个纵队6万余人。

不过从此时起，也意味着李先念离开了野战军系统，逐渐转入地方工作，比如豫东战役、淮海战役期间，李先念率领中原军区各单位，出色地完成了后勤和支前工作，从而保障我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1949年2月，当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时，李先念已确定调任湖北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自然没有出现在二野首长名单中，甚至逐步离开了军队系统，因此遗憾地错过了1955年的大授衔。

这次战略区合并，当然是以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军区为主，华北军区可以概括为“由晋察冀军区全部和晋冀鲁豫军区的一部”组成，毕竟原晋冀鲁豫军区的精干和主力，都被刘邓首长带去了中原战场，纳入了中原军区和中野的战斗序列。

包括徐向前当时率领的晋冀鲁豫部队，也只是三个由地方武装升格的后建纵队，因此毫无疑问，华北军区的司令员非聂帅莫属。

在这样的情况下，徐向前只能再次委屈一下，转任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至于原属晋冀鲁豫的三个纵队，则改编为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徐帅以军区副司令员的身份，兼任兵团司令和政委，单独负责解放山西的作战，由于华北军区没有野战军司令部的设置，因此第一兵团直接受军委指挥。

滕代远30年代中期曾留学苏联，抗战爆发后回国，先后担任军委参谋长、太行山抗大总校副校长、北方局常委等重要职务。

1942年5月，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前方指挥部”参谋长左权将军，在反扫荡作战中壮烈牺牲，滕代远遂于8月间接替了前方指挥部参谋长的职务，协助彭老总的工作，可见职务级别是很高的。

日本宣布投降后，滕代远奉命参加“军事调处”工作，作为我方的中将衔代表，以顾问的身份协助叶帅在北平的工作，随后又前往南京重庆等地，参加军调“最高三人组”的谈判工作，直到1946年6月才回到解放区。

1948年5月，晋冀鲁豫军区机关整体并入华北军区，滕代远的排名仍在徐向前之后，转任华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也就意味着离开了“刘邓大军”的系统，自然无缘中野和未来二野的首长名单。

是年11月，为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军委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铁道部”，调滕代远出任部长，次年初兼任铁道兵团司令员和政委，从此离开了野战部队和前线，这次工作调动其实是不太寻常的，此间只叙不评。

新中国成立以后，滕代远顺理成章成为首任铁道部长，基本告别了军队系统，也遗憾地与1955年的大授衔擦肩而过。

不过该纵组建时，是以军区副司令员王宏坤兼任司令员，我们熟知的名将王近山，最初仅担任纵队副司令员。直到1946年7月，在正式组建晋冀鲁豫野战军之时，王近山终于升任六纵司令员。

由于野战军不设五纵，六纵其实是与一纵、二纵、三纵、四纵并驾齐驱的老部队，在刘邓挺进大别山所率领的四个纵队中，唯一缺阵的只有陈赓的四纵。

王宏坤解除兼职后，则专心回到军区司令部工作，重点是编训新的野战部队，并且于1947年7月，再次兼任新组建的第10纵队司令员，也就是说，王宏坤前后两次兼任了纵队司令员。

该纵是以晋冀鲁豫军区所属的二级军区：冀鲁豫军区的地方部队升格而来，下辖第28、第29、第30共三个旅，纵队政委是开国中将刘志坚。

至11月底，十纵胜利与刘邓率领的“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这才是狭义上的刘邓大军）会师，同时到来的还有野战军李先念副司令员亲自率领的第12纵队。

大别山回旋余地有限，同时也为了迅猛扩大解放区，刘邓首长指示新到的两个纵队，暂时实施“主力部队地方化”：其中以第12纵队前往开辟江汉军区，而第10纵队则奉命开辟桐柏军区，也就是以桐柏山区为中心，组建二级军区。

1947年12月13日，桐柏军区宣告成立，原十纵司令员王宏坤、政委刘志坚，分别出任军区司令员和政委，该军区受中原军区的直接领导。

桐柏军区部队不仅较好地完成了开辟新区的任务，还配合野战军参加了邓县、宛西、宛东等战役。

王宏坤自此彻底离开了野战军系统，专注地方军区的建设，以及配合野战部队的作战，也就未能在第二野战军担任职务。

比如在解放大西南的战役中，王宏坤曾率湖北军区两个独立旅，配合二野和四野的作战。

新中国成立后，王宏坤调任海军副司令员，作为红四方面军的军长级干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如此大规模的部队整编，以及干部的选拔和任用，是一项非常繁重和困难的工作，必须由德高望重的陈老总亲自坐镇，并且两大野战军互相配合的“中原逐鹿”，已经取得最后的胜利，陈老总是时候回到老部队了。

因此在1949年2月底，陈毅解除了在中原局、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的兼职，正式出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有鉴于此，第二野战军在正式成立时，也就不再保留“副司令员”的职务设置。

在此期间，也先后有滕代远、王宏坤、徐向前、李先念和陈毅等五位同志，在“刘邓”麾下的担任过副司令员职务，包含军区和野战军两大系统。

其中徐向前和滕代远两同志，后来转任华北军区工作，没有出现在中野和二野的首长名单中；

而李先念和王宏坤两同志，又先后调入新建的中原军区工作，也离开了野战军系统，未能成为第二野战军的军事首长。

至于陈老总调到中原军区和中野任职，属于特殊时期的特殊办法，一俟时机成熟，当然还是要回到以新四军为主体的第三野战军，之前撰文介绍后，在三野的改编过程中，陈老总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