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中共元老被捕时,租界探长和国民党特务看哭,特务们不敢用刑

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及时组织了一场大转移。但是这后面,还是出了很多事。

这位中共元老被捕时,租界探长和国民党特务看哭,特务们不敢用刑

4月份,顾顺章被捕叛变,6月份,向忠发被捕叛变,7月份,胡章元叛变,导致23人被捕。这其中包括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罗绮园,和农民部副部长杨匏安。
这两个人都高等学历,笔杆子厉害,也都非常著名。罗绮园搞农运时,一度与彭湃齐名,而杨匏安则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华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当时跟陈独秀的声望相当,一个与李大钊合称“南陈北李”,一个与李大钊合称“南杨北李”。
杨匏安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还做过国民党组织部的部长。
杨匏安和罗绮园的被捕,很有点特殊,我们不妨详细说说这个事件。
1
1931年的事有点扑朔迷离,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后来写回忆录,曾经讲述过这两个人的被捕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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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罗绮园被捕,是因为“胡君”“投诚”,而“胡君”“投诚”,是因为一件桃色纠纷。
“胡君”即是胡章元,又名胡洪涛,黄埔四期毕业,后来在中共江苏军委会工作。但是胡章元是自己叛变的没错,徐恩曾所说的桃色纠纷却经不起推敲。
徐恩曾文中提到“陈小妹”,其实叫陈肖梅,他与胡章元于1927年在杭州结婚,育有一子一女。他们夫妻是1928年来到上海的,陈肖梅起先在江苏省委机关负责文件抄写等工作,后来被安排到中宣部《红旗日报社》印刷厂机关。
而徐恩曾对所谓的桃色纠纷是这么说的:
年轻貌美的陈肖梅,有一天忽然接到组织命令,要求她与罗绮园一起“住机关”。
但是传统观念很强的陈肖梅,对跟陌生男人同居非常抗拒,所以就跑回家去跟丈夫说她不愿意。
然而组织的命令不能违背,陈肖梅最终还是离开丈夫,跟罗绮园住到了一起。
这后面,陈肖梅就不断跟丈夫哭诉,意思是罗绮园居行为不轨,于是胡章原就怀恨在心。
但是胡章元没能力做出什么,就去找了“足智多谋”的陈绍禹,也即是王明商量。
结果王明就给胡章原出了一个主意:“除了向国民党告密,无法挽回你的妻子。”
向国民党告密这种事非同小可,据徐恩曾说,胡章原首先想到的是,王明这是在考验他对党的忠诚,或者在设计陷害他,因此就非常小心。
他是后来见王明态度认真,又想到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才终于接受了王明的建议。
然后,徐恩曾还说,王明的本意是叫胡章原匿名举报,但是胡章原想来想去,认为不举报则已,一举报自己在党内就再也无法存身,所以就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直接反水了。
“住机关”,指的是地下党以假夫妻的形式掩护工作,这种方式在当时非常常见。所以徐恩曾的说法就很容易被人接受,并广为流传。但是事实真是如此吗?
地下党真会生生拆散一起在上海的胡章原和陈肖梅,非要强迫陈肖梅去跟罗绮园做假夫妻?他们难道一定得找一个丈夫在上海的女人去掩护罗绮园?他们难道再无别的女人可派?胡章原难道就不需要掩护?
徐恩曾还曾经说顾顺章是因为他才肯归顺的呢,其实顾顺章在武汉时就已经归顺。
徐恩曾还曾经说向忠发被捕是在罗绮园之后呢,实际上向忠发早在罗绮园被捕前一个月就已经被杀。
徐恩曾还曾经说他们抓到向忠发之后,很为向忠发的身份为难呢,最终是通过向忠发的同乡指认才得以确认的,但其实,巡捕房在抓到向忠发的第一时间,就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所以说,徐恩曾谎话连篇,他的话你如果不查资料,不多方求证,一定会被他带到沟里。反正你宁可相信世上有鬼,也决不可相信徐恩曾那张破嘴。
那么罗绮园与陈肖梅到底是何种关系,他们到底是怎样一起“住机关”的呢?
2
当年的真实情况其实是这样的:
熟悉特科的人都知道中共当时有个叛徒叫陈蔚如,此人后来对中共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个陈蔚如不但是陈肖梅的弟弟,还是罗绮园的妹夫。
这就是说,陈肖梅与罗绮园根本就是亲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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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陈肖梅住机关的时候,胡章原正在狱中,而且她那种住机关,并非是与罗绮园同住,跟她在一起的,不但有孩子,还有她的母亲。
陈肖梅后来对她住到印刷厂机关之后的情形,曾经这样说过:“工作上经常来接洽的是张闻天同志,其他人来我住处的是罗绮园的妻子及陈俊德夫妇。因工作关系,罗绮园在我住的前厢房小间设有一铺位,晚间有时住在这里。”
人家罗绮园的妻子当时也在上海,他哪里需要跟陈肖梅做假夫妻?罗绮园只是因为一些特殊情况,才会偶尔住在机关的前厢房。陈肖梅跟孩子和母亲住一起,她没事哭诉什么?她就是哭诉,也找不到对象,她的丈夫在监狱呢!
而胡章原的叛变,则是这么回事:
19305月,胡章原被调到地下印刷所工作,8月份,这个地下印刷所遭到破坏,胡章原与其他同志一起被带走,并最终被判刑八个月。
胡章原被捕之时,陈肖梅正有孕在身,她就是在这时被调到《红旗日报社》印刷厂机关的。
当时负责这个机关的,正是罗绮园,这里还有陈肖梅的弟弟陈蔚如。罗绮园既然将六妹罗纯珍嫁给了陈蔚如,两家是这种关系,大家又是同志,他自然有帮忙照顾陈肖梅一家的义务。
陈肖梅于19312月产下女儿,5月份,罗绮园根据组织安排,又以假名在上海西安路206号租了一处房屋做印刷厂的机关,于是陈肖梅就带着儿女、母亲,又搬到了这里。她们在这里一直住到胡章原出狱。
胡章原出狱后,按照地下工作的原则,是不适于再留在被捕地点工作的,所以组织就准备把他派往江西苏区。
但是罗绮园当时考虑到他们夫妻分别已久,胡章原甚至还没看到出生的女儿,就自作主张,为胡章原安排了一次聚会。
这本来算人之常情,但是罗绮园却犯了一个不可挽回的重大错误。他把胡章原带到印刷厂机关了,还让妻子亲手为胡章原做了一顿美餐。
罗绮园对胡章原在狱中的情况一无所知,中共对胡章元还没来得及进行全面审查,他本来应该把见面地点安排在无关紧要之处!
他当时可能只考虑到亲戚关系了。
胡章元在那时按照组织程序,想必也需要有一定的限制措施,所以胡章元最终是在启程时逃离。
那是6月底,跟胡章原同行的还有别的同志,但胡章元在轮船将要离开之时,跟同行的人说要上厕所,忽然就借机跳上岸跑了。
胡章原的这一举动非常可疑,同行的同志本来应该立刻回来报告的,但是据说是来不及了,所以这后面就造成重大损失。
来不及,大概是因为胡章元尿遁的时间点掐得很好,轮船已经开动。但那些同志可能还是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们如果心里有根弦,在船刚离岸的时候跳船也可以。胡章元逃离后,据说还拖延了一阵子,他们如果在下一个码头下船,肯定也可以挽回损失。
要不然人们说,选择队友是很重要的。
胡章元的跳船逃走,在国民党方面当然还有另一个说法,那就是:
罗绮园跟陈肖梅一家都曾经去码头送行,胡章元看到罗绮园与陈肖梅手拉手十分亲热,非常恼火,于是就产生了叛逃的念头。
这个情节更是胡扯。
地下党去苏区,一般都是因为某种情况,对于胡章元这种已经被捕过的,要尽量避免公开接触。
就算是罗绮园确实去了,他和陈肖梅确实关系暧昧,难道他们就不知道避嫌?
他们身边有家人,有同志,还有陈肖梅的丈夫呢!居然就能手拉手十分亲热?造假是需要技术含量的。
所以这事只能说明,胡章元很可能在那次被捕时就已经变节。叛徒当然也是需要尊重和心理平衡的,他大有可能为自己找了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于是国民党与胡章元就共同促成了这个谎言。
3
胡章元跳船之后,据说是直接跑南京去了,因为他要跟他的校长直接接触。这个心理大概跟顾顺章认为自己奇货可居,非要去南京见了蒋介石再说一样。
胡章元当时是先给蒋介石写了封,说他已经“觉悟”,并列出了好几个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地址。
这种方式当然需要时间。
所以蒋介石看到信后,找到陈立夫,陈立夫找到徐恩曾,徐恩曾找到手下大将张冲、顾建中,张冲、顾建中带着胡章元的信赶到上海,与代替杨登瀛(红色特工,当时因顾顺章叛变已经被关押)的新任驻沪特派员黄凯接洽,就非常紧急。
但他们按照胡章元提供的线索,首先抓到杨匏安时,仍旧已到了7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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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匏安当时住在东有恒路2048号,那里属于公共租界,所以黄凯等人于725日凌晨,是在公共租界总巡捕房西探长罗斯的协助下,到那所小阁楼周围布控的。
上海市民有清晨倒马桶的习惯,他们就是趁这个时间,一哄而上,闯入了杨匏安家。
可是罗斯探长和黄凯等人进入后非常意外。这居然就是一个著名的共产党领袖的家?
他们尽管知道共产党人一般没钱,可是杨匏安的家也太清贫了。
杨匏安当时因为肺病二期,正卧病在床。他的妻子吴佩琪正准备去火柴厂上班。他们一家老少个个面呈菜色。黄凯首先想到的,就是“贫病交加”四个字。
而当杨匏安被押上囚车,即将带走的时候,黄凯就看了更震撼的一幕。
儿女牵衣,老母抱哭,杨家老少都跪倒在车轮之下。他们不是在哀求,他们是要跟杨匏安同生共死……
杨匏安一家面对的,都是经历过无数抓捕场面的人,但是那一刻,罗斯探长流泪了,就连很冷酷的大特务王斌居然也流泪了。
王斌回来后曾经跟黄凯说,我现在愿意饿死,这碗饭我真不想再吃了。
而黄凯后来也说,我们即使恢复人性,也已经无法回头,因为我们已经身不由己。
但是王斌哪碗饭都别想吃了。
王斌其实也是叛徒身份,他是因为卖人太多,相当卖命,才做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督察长。
王斌当时主要负责上海军警,与租界巡捕房之间的联络、协调,他曾经帮助国民党特务抓捕了很多共产党人,所以潘汉年就带人把他处决了。
只不过王斌有这种身份,在当时对杨匏安一家的反应难免别有感触,却未必对杨匏安的若干方面,有更多的了解。他甚至不会像黄凯那样了解。
毕竟杨匏安的身份比他高得太多,地下工作又是单线联系。
4
杨匏安的确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的了不起不但在他的学识和贡献,更在他的操守。
杨匏安是一个理论知识水平极高的革命者,也是一个传统观念极强,非常注重家庭的人。他在革命生涯中无论到哪,都始终带着老母、家人,而他的家庭也从来没成为他的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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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家是一个传统家庭,但是互相间又超越一般的家庭关系。他那个来自旧时代,通文墨的母亲,一向很信任儿子。他的全家都甘愿为他,及他的革命做出牺牲。
杨匏安的长子杨文达记事较早,对杨匏安早期活动的很多情况都很了解。他曾经说,“四一二”政变之后,他跟随祖母、父亲辗转各处,居无定所,备尝艰险。
由于安全的需要,他和弟弟妹妹们有一段时间是不能出去玩的。出去玩尚且不行,上学当然更无可能。于是他们每天就只能从门缝里,看着别的小朋友背着书包上学。
正常的生活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失去了,他们难过,压抑,曾经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
但是他们这些孩子失去的,经历的,远远不止这些。
杨匏安在此之前已经被捕过二次,一次在省港大罢工期间,一次在不久前的1930年秋。杨匏安第一次坐牢一个半月,第二次被关九个月,他幸幸亏没有暴露身份。
杨匏安第二次被捕的时候,在《红旗日报社》工作,那时候杨文达13岁。
他记得父亲出狱之后,全家人及亲友都曾劝说父亲休息一段时间,将养身体。但是杨匏安说,革命现在正处于最艰难的时刻,他不能休息。
杨匏安的母亲陈智因此就与儿子辩论,一连辩论了好几个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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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有一天,她忽然召集全家人说:“我的儿子已经下定了决心,为实现革命而继续工作,我们全家人都要尽力协助他,直到革命成功为止。”她还教育孙子杨文达等人说:“参加革命,是不计代价和后果的,就算革命成功了,也不要希望做大官,或者什么报酬。这样做只不过是尽一个国民应尽的天职而已!
杨匏安的母亲爱好诗词,左右手都写得一手好字,她是杨匏安的启蒙老师。“幼有诗癖”的杨匏安,就因为母亲的缘故,诗里动不动出现岳飞和文天祥。他养成那种“公忠不可忘”的浩气,不是没有原因。
杨母做事是必须要明明白白的,所以她跟儿子辩论完了,就跟儿子做了同路人。
她不怕跟着儿子颠沛流离,她还要主动担负掩护工作。杨匏安家口众多,生活艰难,他本人要靠翻译写作贴补家用,而他的老母则每天带着孙子,拿着自家磨做的米糍沿街叫卖。
老太太也是有文化有定见有个性的人,她守着自己的道德做事。
1930年,杨匏安被捕之后,周恩来曾经冒险来看望他的家人,但是老太太不见。她说那会给周恩来带来危险。
1931年,杨匏安被杀之后,周恩来曾经指示,无论如何要照顾好杨匏安的家人,但是老太太遵照儿子的遗嘱,带着杨家人很快离开上海,回到广州自谋生路去了。
那时候老太太年迈,孩子幼小,全家生活全凭杨匏安的妻子给人缝补衣服维持,生活水平低劣到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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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达的三个妹妹和最小的弟弟,都是在这期间先后死去的,因为他们没钱治病。杨文达实际上14岁就做了童工。
“这样做只不过是尽一个国民应尽的天职而已!”老太太就是这么认为。她觉得这都是自己的选择,没人欠他们家,她不需要谁来照顾。
杨家真正得到组织照顾,是在抗战时期。最初,杨文达要照顾母亲和祖母,没法去延安与两个弟弟会合。后来,他又被周恩来安排到国民党军队做了卧底。
杨文达甚至跟随国民党到了台湾,直到身份暴露才跑到香港。但他在香港打了一段时间的工,好不容易回到大陆时,总理已经去世,总理给他安排的单线联系人康秀文也已经去世,邓颖超完全不知道这种关系。
所以杨文达的身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就无法得到承认,他多年后提及此事,仍会抱头痛哭。
杨文达所提及的康秀文,与他家渊源极深,这是一段非常感人的爱情故事。
康秀文与杨匏安本有婚约,但杨匏安的母亲毫不知情,所以就在老家为杨匏安令订了一门亲事。
杨匏安对母亲很尊敬,很孝顺,不想让母亲为难,只好与翠微乡的吴佩琪结了婚。老太太后来让康秀文做了干女儿。
杨文达首次见到康文秀,是在抗日期间的桂林,康秀文一看到他就热泪盈眶。
康秀文是在杨匏安的引领之下参加革命的,她对杨匏安始终难以忘情。那天,她对杨文达说:“我一生只爱过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你的爸爸。而今,哥嫂、祖母已殁,我们以后不知何时相见,你就叫我一声康妈妈吧!”
杨文达那时孤身漂流,无异于孤儿,也是情难自已。
由此看来,周恩来安排康文秀做杨文达的单线联系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5
杨文达的人生,可以说正是因为父亲被捕改变的,因为他当时本来已经被安排去莫斯科读书。这场变故让他失去了这个机会。
而杨匏安那天被捕后,很快就被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了。他跟大多数人一样,都被押进了位于白云观的侦缉队看守所。
但他又跟所有被捕的中共人士不同——他始终没有遭遇任何刑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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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不只是中共要人,也做过国民党组织部部长,跟许多国民党大员有特殊关系。他的威望和地位,都使特务们不敢轻易对他用刑。
黄凯他们对他甚至还颇为尊敬、佩服。
黄凯自然是第一个找杨匏安谈话的人,他自称是一场密谈。
黄凯当时很希望杨匏安能够为个人、家庭着想,选择自首,但是杨匏安拒绝了。他说杀了一个杨匏安,还有千千万万个杨匏安。
黄凯劝降不成,只好跑到南京请示陈果夫,他提议将杨匏安解到南京软禁。
他大概一面不想加害杨匏安,一面想将杨匏安这个烫手山芋送出去。
结果,陈果夫对黄凯的这个提议很同意。他原先正是杨匏安的下属。
黄凯、陈果夫都不想杀杨匏安,蒋介石最初其实也不想。他不但先后派出熊式辉、吴铁城、吴稚晖这样一些国民党重量级人物,亲赴白云观劝说,自己也曾经给杨匏安写过两封亲笔信。
但是所有的人都对杨匏安无法,这个病得几乎起不了床的书生傲骨铮铮。
他在蒋介石打来电话时摔了电话筒。他宣称,我从参加革命时就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死可以,变节绝无可能。
那年顾顺章叛变之后,很多中共领导人撤离了上海,特科已经重组。那时候特科的总负责人是陈云,并兼任了总务科长,而行动科长则是康生,情报科长则换了潘汉年。至于通讯联络科,则已经划归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
周恩来在杨匏安被捕之后,首先指示潘汉年、康生迅速查明被捕原因。其后,他又指示潘汉年、刘鼎,请宋庆龄、何香凝出面营救。
宋庆龄、何香凝都与杨匏安关系深厚,她们得知消息后,立刻双双给正在江西指挥围剿的蒋介石上书。蒋介石回答她们,杨匏安是党国元老,此事他将亲自过问。
老蒋惯于以这种外交辞令,应付宋庆龄、何香凝这种大有影响的人物。
蒋介石既然要亲自过问,这就说明杨匏安很可能会解去南京,因此周恩来又指示潘汉年、康生等人,要随时注意白云观的迹象,以便及时组织得力人手,半途劫囚。但是这一切都注定是无用功。
杨匏安两次撕毁了蒋介石的亲笔信,甚至还摔了电话,这无疑说明杨匏安“无可救药”。那么“无可救药”的杨匏安,就只能死了。
6
杨匏安的结果,周恩来并非没有料到,但他无论如何都要尽最大的努力。而杨匏安本人早已不存半点侥幸,他早就在安排后事。
杨匏安在这时给家人写下了那封朴质而著名的绝笔信,他在信中说,他将赴死,请家人不要为他悲伤。他要求家人立刻离开上海或设法回粤,倘有人来探访游说,应即严加拒绝。既不可与他们有任何接触,也不要接受任何不认识的人赠送的钱财。
杨匏安还特别嘱咐,千万不要将家中的缝纫机卖掉,那是全家六口人今后活命的工具。
杨匏安全家为革命,自己靠自己,他的遗嘱中,对于他人,对于组织,没有任何要求。
杨匏安就这样就义了,8月份,他与八名同志被秘密押往警备司令部,未经任何判决,就被秘密枪杀于警备司令部内的一块荒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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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匏安临走之前,曾经即兴吟诗一首,赠与狱友,诗中说:
“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
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
知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
从兹分手别,对视莫潸然。”
杨匏安的这首诗大有深意,并不是随便写的。他主要是针对罗绮园。
他这首诗所提到的张俭,是东汉人。张俭当年因为被人诬告而出走,认识他的人都不惜破家收留,但他最后还是无路可逃。
杨匏安的意思就是,即便情况如此,也不可变节。
而褚渊,则是南北朝人氏,曾经被宋明帝封为中书令。此人与袁粲共理国事,却不料最后竟出卖袁粲,助齐篡宋。
罗绮园被捕之后,情绪低落,据说一度对杨匏安说出“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的话。所以杨匏安就觉得非常有必要借用诗句,告诫一下。
杨匏安与罗绮园被捕之后,都被引渡到白云观了。白云观看守所的牢房是木栅门,所以他们虽然没被关到一处,却仍旧有交谈的机会。他们后面还可以一起下棋。
但是罗绮园是仅仅有所动摇,还是真叛变了呢?他到底叛变到何种程度?他既然叛变了又为什么仍旧会遭到枪杀呢?
看各种资料,这既不是空穴来风,似乎也已经成谜。
大约就是一般结论:曾经动摇变节,但被国民党视为已经没了价值,所以就依旧枪杀了。

  END  

文/九鸦

图/网络

这位中共元老被捕时,租界探长和国民党特务看哭,特务们不敢用刑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九鸦文化):这位中共元老被捕时,租界探长和国民党特务看哭,特务们不敢用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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