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记忆：贵州解放75周年专题
贵阳市的文教接管及初期工作
申云浦（1916—1991）
温故而知新，回忆解放初期我们南下、西进干部在贵州接管建政的峥嵘岁月，是很有教益的。我作为当时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文教接管部部长，这里着重回顾一下当时文教战线的工作。
一、
1949年8月，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向西南进军、解放大西南的命令。我代表冀鲁豫南下支队领导人组成的赣东北区党委，和张联方同志一起到南京，接受邓小平同志下达给我们随军西进贵州的任务。在我未去南京之前，同志们听说要去贵州，有种种思想反映，冀鲁豫的干部从华北南下，原说是去京沪杭三角洲，后来叫去江西，觉得也还可以。可是刚到江西，座位还没暖热，又要西进。同志们有的以为，贵州是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历来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传说，在思想上不愿去，想请领导换一个地方。
邓小平同志听后十分严肃地指出：这是资产阶级写的地理，是挖苦贵州人的。他接着又说，如果区以下的干部不愿去贵州还情有可原，区以上的干部，谁不愿上贵州，就要开除他的党籍。要问什么理由，就是他吃的公粮多了，受党的教育多了。他又语重心长地说：难道贵州不是中国的国土?难道贵州的人民不是中国人民，他们不是在水深火热之中，不需要解放? 必须按照全国的战略部署，赣东北的干部要随军西进贵州。在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是很坚决的，他的话铮铮有声，很有分量。我回到赣东北把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传达了一个星期，开始在直属机关，而后每个县市都传达了。传达后大家就没有异议了，从而保证了随军西进的顺利进行。
9月23日、24日，大家从上饶坐火车经南昌到九江（一部分同志坐船通过鄱阳湖），再乘轮船到武汉。在武汉分两部分，一部分坐火车，一部分坐轮船经长沙到湘潭。在湘潭开会决定了贵州省委领导班子，书记苏振华，副书记徐运北、陈曾固，我是宣传部副部长。五兵团确定转业一批干部，千把人。地方随军西进的干部叫西进支队，5000多人，傅家选任大队长，我任政委，随军西进。为了抢时间，中央决定11月15日解放贵阳。我们干部西进支队到芷江分了前梯队、后梯队，徐运北带前梯队，先进贵阳。我因腿上生疮在芷江多待了几天，带后梯队，12月初到达贵阳。
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是11月22日正式宣布成立的，主任苏振华、副主任陈曾固、赵健民。军管会下设有文教接管部，部长是我，副部长是康健。当时对旧政权的接管政策是“接过来，包下来，维持现状，逐步改革”。
贵阳1949年11月15日解放，康健同志先进城，将文教接管部安在原国民党贵州省府教育厅，就是白沙巷那个地方。院子里乱七八糟的，不像个样子，康健他们去后就给原留在那里的几个旧职人员做工作，向他们讲明我党的政策，让他们去联系人，逐渐挂起钩来，人越来越多。当时还有文化艺术界的一些进步分子，像肖家驹、郭可诹等出面帮助做工作。康健他们利用附近叫做“兵政礼堂”的那个会场和几家影院，开群众大会。那时没有组织系统，就在街口上贴张通知，某日在某地方开什么会，希望踊跃参加云云。到一部分人就开始讲，讲国际国内形势，讲《约法八章》，讲“包下来”的政策，干什么的还干什么，戳穿国民党的谣言，对什么“三头”（点头、磕头、杀头）政策、“喝迷魂汤”“共产共妻”等等，一一加以驳斥。我们的“接收大员”，身后没有跟班，穿着补丁衣裳去开会，有些人看惯了国民党那一套，感到奇怪：“他们当大官的，就穿这?” 我们的负责同志就主动向他们解释，同他们摆谈，有说有笑。他们原先有点怕我们，虽然对国民党深恶痛绝，早就盼解放军来，现在解放军来了，又感到不摸深浅，有所顾虑，但和我们一接触，觉得很随便，和和气气，就不怕了，主动给我们介绍单位的情况，哪些人可以依靠，哪个人靠不住，要留意等等，我们的文教接管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我们进城之初，各种人的态度不完全一样。国民党党政机关里的人员顾虑大一些，工厂、学校和文化界就有所不同，因为有些人解放前就参加了某些进步活动。解放军进城前夕，工人护厂，学生护校，日夜站岗巡逻，防止国民党撤退时破坏，涌现很多动人的事迹。主要是由于解放军进军神速，也因为有工人、学生护厂护校，国民党的应变部署才未能实现。全省除少数桥梁、公路路段外，基本上没有造成大的破坏，绝大多数工厂、学校以至国民党党政机关的档案文书等，完整无损。
邓小平同志讲，贵州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千真万确。军阀割据和国民党的统治把贵州搞得城乡破产，百业凋敝，民不聊生。我们的同志亲眼看到.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乡下农民吃不上盐巴，拿青石头当盐巴哄小孩。披筋筋、挂缕缕的乞丐遍布贵阳街头，他们将下半截身子伸进饭馆的炉灶里度过寒夜，马路边经常躺着哼哼待毙的垂危病人。国民党害苦了老百姓，所以贵州广大人民从内心里盼望解放军打进贵州，解民于倒悬。那时报上登有一副春联：“解放军来天晴日朗，新中国生鸟语花香”，形象地表达了贵州人民欢庆解放的喜悦心情。尤其是青年学生，相当活跃，他们纷纷组织宣传队，敲锣打鼓走上街头，唱歌、跳舞，演出解放区的各种新节目，庆祝解放，欢呼胜利，宣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贵阳医学院和贵医附院的教授、学生、工友还带着药品，先后到远离市区的中曹司和舒家寨一带进行宣传工作。贵阳师院的学生，有的为了宣传上的方便，还化装成小贩，担着挑子，向车夫、菜贩们解释党的政策。很多学生分组进行家庭访问，深入到贫民区，揭破国民党匪特分子散布的各种谣言。这些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们，成了一支没有经过训练、不拿薪水报酬的义务宣传大军。没有这支宣传大军，我们的政策就不可能那样快地传达到全省每个角落。
一件发人深省的事是，解放军刚一进城，学生们就唱出《你是灯塔》《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等革命歌曲，扭秧歌、打腰鼓，演出解放区的文娱节目。花溪清华中学的师生们，为了保护学校财产，连续站了三昼夜的岗，解放军来了，当晚举行军民联欢会，同学们演出《兄妹开荒》，还和解放军对拉唱歌，盛况空前。这种情况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尽管国民党严密封锁解放区的消息，迫害进步人士，但真理的声音是封锁不住的。抗日战争初期，国共合作，我们党在国民党的大后方是有广泛影响的。重庆《新华日报》是黑暗的国民党统治区的一盏明灯，在周总理的亲自指导下，宣传抗日主张，传播革命真理，在贵州的知识分子中播下了种子。贵州的地下党，在知识界也做了许多工作。这些都为我军顺利进入贵州，进行接管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二、
贵阳市军管会文教接管部下分4个处：新闻出版处，学校教育处，社会教育处和秘书处，负责新闻出版、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机构的接管工作。新闻出版方面，我们一手抓接管，一手抓人民新闻出版机构的筹建。
解放军一进城，先抓报纸、广播。在军管会宣布成立之前，就派人接管国民党的《贵阳中央日报》《贵州日报》、中央通讯社贵州分社和贵阳广播电台。我们派军代表去，将人员召集起来，宣布《约法八章》，交代人民政府的政策，要大家安下心来，听候安排。在工人的保护下，报社、电台的机器设备没有被运走或破坏，因此我们很快就在原贵州日报社印出了新华社电讯；广播电台也当即开始转播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使贵州广大人民及时看到听到国际国内的新闻和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声音。同时加紧筹备出版中共贵州省委机关报和建立贵州人民广播电台，经过紧张的筹备，《新黔日报》于1949年11月28日创刊，贵州人民广播电台于1950年元旦也正式开始播音。
报纸、电台是国民党统治贵州人民的舆论工具，接管就是取缔，然后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传播好革命的声音。对人员，我们是按照“包下来”“团结改造”“量才录用”的方针对待，原国民党《贵阳中央日报》《贵州日报》、中央通讯社贵州分社、贵阳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上自总编辑，下至一般工作人员，都安排了工作。原《贵阳中央日报》的总编辑庞伯鸾当了《新黔日报》时事组副组长，原《贵州日报》的编辑部主任邓宗岳当了《新黔日报》城市组的副组长。
1950年1月30日，我们邀集原新闻出版工作者开座谈会，我和新闻出版处长刘子毅同志去讲话，勉励他们努力学习，改造思想，奠定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以便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于人民新闻出版事业的建设工作。
至于接收下来的机器设备，当时是很简陋的。国民党热衷于打内战，很少花本钱去搞事业。报社房屋破烂，印报还是印一张翻一张的老式印刷机，第一台自动化的轮转印刷机，是我们进城以后才添置的。国民党贵阳广播电台，是1938年建立的，当时是抗战时期，国民党退居西南一隅，为了对国外广播，在贵阳设了广播电台。抗战结束，国民党迁都南京，对电台管理放松，机器零件不加补充，一些机器闲置无用，人员也由40余人裁减至10多人。当时，我们接收的就是这样的破烂摊子。
出版方面，中华书局、三联书店、文通书局，都以私人资本为主，我们没有动它。正中书局是个售书门市部，我们接过来了。后来查明世界书局属于官僚资本，也接收过来了 我们的主要精力，是筹建新华书店贵州分店和人民出版社。新华书店贵州分店，是以冀鲁豫书店来的一些同志做骨干、加上从南京和江西来的年轻知识分子成立起来的。1950年1月15日筹建就绪，开始营业。贵州人民印刷公司也公布了承印条例，开始接收印件。不久，贵州人民出版社也成立了。
学校教育方面，解放初期着重抓了三件事：接管，学习，思想改造。
当时贵阳有国立大学3所；一所是贵州大学，多学科性的大学，办有法商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和文学院5个学院；一所是贵阳师范学院，一所是贵阳医学院。当时医学院在湘雅村，师院在河滨公园附近。几所大学规模小，设备简陋，共有教职员741名，学生1793名。
全省共有公私立中学（包括师范与职校)114所，教职员2373名，学生19995名。贵阳公立中学只有5所。全省小学7416所，教职员23543名，学生553450名。
医院有省立和市立医院6所，医生111名，护士133名。卫生学校2所，教职员86名，学生292名。各专区卫生院55所，医生130名，护士114名。我们当时接收过来的学校、医院就是这样一个摊子。
几所大学和一部分中学，在解放前后基本上没有停课，有的停了四五天的课，很快就恢复上课了。军管会成立后，往大学派了军代表和联络员，是学校负责人请求派的，在医学院只派了一位联络员。我们党对新区学校的方针是，维持原有学校，逐步进行可能与必要的改善。军代表和联络员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在保持原有的教学系统不变、人员不变、课程基本不变的情况下，让原有教师安心教下去，使教学秩序稳定下来。强调不要妨碍教学工作，接管要和教学工作结合进行。
教育改革的问题，除立即停止公民课和训导课，删去社会科学教材中某些有反动内容的章节外，也暂不忙进行。到了6月份，在“六六”教师节，才提出了“贯彻教育改革”的问题。当时学校的接管，主要是接受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至于图书仪器、试验设备、物资钱财等，是由学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们自己清点登记。中学无论是公立和私立，我们都没有派人去，小学更没有派人，主要是通过开校长座谈会和学生代表会，宣传政策，提出要求，让学校师生们自己去办。对公立中学，做法和大学大体是一样的，只是中学、中专和小学的课本换得比较早，1952年2月份就开始采用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统一出版的临时课本。
学校接管初期的主要工作，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在教师和学生中进行政治和思想教育，帮助他们逐步树立革命的人生观，这是符合学校广大师生的愿望的。
解放后，学校中立即出现了两大高潮：一个是大宣传的高潮，前面已经说了；一个是学习高潮。解放了，大家迫切要求学习新的革命道理，各种学习组织在大、中学校中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以各种形式的读书会最为普遍。大家争读马列、毛主席的书，读高尔基、鲁迅的文学作品，学习《共同纲领》，阅读新出版的报纸杂志，真是如饥似渴。那股子学习热情，是以后的年代里很少见的。当时校外失业的知识分子也很热心学习，《新黔日报》的阅报栏前，经常站着很多人在那里阅读报纸。适应青年知识分子学习新知识、研讨新道理的强烈愿望，我们宣传教育部门的同志在那一段时间的政治宣传工作也是很活跃的。为了有计划地指导师生们的学习活动，贵阳市成立了大、中学校总学习委员会，我是校长，黄颖同志当副校长，委员是各大、中学校的校长。各学校成立学习委员会，由校长任主任委员，并吸收教授、教师、学生代表参加。贵阳市教育局、贵阳市青年联合会筹委会、贵阳市学生联合会筹委会共同筹办大、中学生寒假学园，参加学生1800人。贵阳市教育局举办中、小学教师寒假学习讲座，参加教师800多人。后来贵州省文教厅成立了，还举办了暑期教学研究班。有些学校，也订有自己的寒假和暑期学习计划。在课程尚未改革、新的政治课和政治工作制度尚未建立之前，这些做法是很必要的。
除去抓学校，我们还开办了各种讲座。有一个大型的讲座，叫新民主主义讲座。1949年12月初办起，到1950年1月上旬，一个多月的时间共讲演8次，听众多时每次到600人，8次共有听众3000多人次。听众中，在校学生约1/3，职业青年和失业知识分子约占2/3。讲演人有我、康健、秦天真（当时是贵阳市市长）、夏页文（贵阳市委宣传部长）和边裕鲲（财政接管部负责人）等同志，主要讲国际国内形势，讲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讲党的领导，讲《共同纲领》和党的当前政策。我负责讲《共同纲领》，分两次讲完，主要讲为什么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小资产阶级不能担任领导，知识分子要改造自己，向工农学习，为人民服务等。听过还要讨论，听众编了56个小组，开过13次小组讨论会。除新民主主义讲座，还有各部门办的讲座，如青年讲座、妇女讲座、工人讲座、新闻讲座。所有这些讲座都在星期天举行，听众都很踊跃，到的人多，听得认真。除去这些讲座，还有各种报告会。那时是逢会就讲，大家讲起来也自然，思想开放，内容也比较丰富、生动，加上是新道理，听众很感兴趣。我觉得那个时期，是我们的宣传工作最活跃、最有生气的时期之一。当时除去报纸、广播，就是通过这些报告会、讲座，和群众保持着经常的思想交流，互通讯息，及时将新的精神宣传到人民群众中去。
那一阵子的宣传、学习是很起作用的，使社会各界人民的思想和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进步很快。他们仿照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做法，学习中理论联系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下厂下乡，参观、学习、联欢、与工农结合，学习解放军，办好事，作贡献。许多人捐献劳军，支援解放军进川作战和剿灭土匪。贵阳女中的同学们，做鞋子，做慰问袋，里面装上牙膏、牙刷、香皂等物，赠送给解放军。学校的师生们还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捐献救济失业工人，踊跃购买公债等。
三、
我们进入贵州接收的是一个烂摊子，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给人民留下的灾难是很深重的。当时通货膨胀，土匪猖獗，财政收入不多，我们对国民党的军政机构和工厂、学校等，又都采取包下来的政策，经济上的困难很大。师生们为政府分忧，搞生产节约，开荒种菜，节粮上缴，仅贵阳师院就少向政府领粮10万余斤。学校管理上也逐步有所改善，各校都成立学校管理委员会，除校长、教导主任、总务主任是当然的委员外，吸收教师、学生和工友参加。后来，为给学生评发人民助学金，各学校都成立了评议委员会。在此之前，大学里还成立了有教师、学生、工友参加的协助接管委员会，协助和监督学校图书、仪器等财产的清点登记工作。这些都体现了民主管理学校的精神，学校的面貌在逐步地发生变化，由国民党统治下的资产阶级学校稳步地向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学校转变。
这里值得一书的是，在土匪暴乱时，贵州大学被土匪包围了十几天，水、电都断了。陈大羽同志是当时我们派驻贵大的军代表，他亲自抱着一挺机枪向敌人射击，带领师生坚持了两个星期，直到部队来了，将敌人打跑。贵大远离贵阳城区，我们只派了一位军代表和一位联络员，却能够在土匪的围攻下坚守两个星期，靠的是谁? 是贵大的广大师生、员工，他们和我们的军代表一块守在那里。解放前，贵大是有名的特务横行的地方，国民党撤退时是有布置的，但解放后，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们坚定地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边，和我们的军代表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特别值得大书一笔的是，1952年暑期的大中学校教师思想改造。先是办中学教师思想改造训练班，是全省性的。各地区的中学教师由地委宣传部长带队，到贵阳集中，时间两个月，我是主任。那次思想改造学习，对中学教师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起了很大的作用。整个过程和风细雨，自己教育自己，触动了思想、灵魂，对大家确实有帮助。
当时的做法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学习讨论，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党的政策等，提高思想认识，解决改造世界观的问题。第二步，忠诚老实地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目的是划清界限，从思想上靠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训练班使学员放下了思想包袱，从结果来看，学员好的、比较好的占绝大多数，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人是个别的。贵阳几所大学教师的思想改造，是在中学教师的思想改造结束以后搞的，在统一领导下以院校为单位分别进行，也取得很好效果。从1949年贵州解放到1952年，我们党来不及派大量干部到学校去，这次思想改造学习，对于加强党对学校的政治思想领导、团结教育知识分子、弄清教师队伍的思想政治状况，收效很大。
那时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限于学校教师。行政单位在职的知识分子，是通过机关整风进行的。机关整风，被接管的人员和新干部不是重点，但吸收他们参加了整风学习。对他们的学习要求，我讲了三句话，叫做翻观点，挪屁股，确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这也就是进行思想改造。解放初期，除去抓原有学校、办教师思想改造训练班之外，我们还办革命大学，办行政干校，办各种干部训练班，通过这种方式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团结教育了大批知识分子，吸收他们参加各条战线的革命工作，对贵州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有很多人成为相当重要的骨干，后来各厅局的处长、副处长，县长、副县长，不少是那时的学员。
我们办的学校和训练班，最早的是二野军大五分校，从江西办到贵州，前后培养学员5000余人。接着，贵州省革命干部学校于1950年1月中旬开办，招生两批共572名；贵阳市办分校，招生377名。2月，办了贵州人民政府行政干校；7月，革命干校和行政干校停办，成立西南军政委员会革命大学贵州五分校。此外，还有五兵团政治部办的文艺新闻干部训练班，五兵团卫生部办的医护人员训练班，及商业干部训练班、青年干部训练班等。行政干校是以国民党军政机关中接收下来的人员为对象：革大的训练对象，包括国民党政府机构中被接收的人员、社会上失业的青年知识分子、起义的军官。他们绝大多数的学习热情和革命积极性很高，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就成为新的国家干部在各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革命干校和行政干校开学后，学习了一个月左右，贵阳粮食缺乏，省委就决定组织学员和机关干部一起去农村征粮。一部分到清镇，一部分到平坝，大家分到各乡去工作。那时土匪闹得很凶，到清镇的人，遇到了土匪曹绍华部的包围，牺牲了一二十个同志；到平坝去的，也碰到了土匪。这些学员还没毕业就参加了征粮和剿匪斗争，而且付出了代价，表现都很好，没有投敌变节的。革大第一期训练了3个月，土改开始了，革大领导和老师就带着学员到平坝、瓮安、贵定去搞土改。当时五大任务还没有完全结束，他们一边继续剿匪反霸，一边进行土地改革。下去搞了一年，学员表现也很不错。他和部队配合剿匪，也有些学员英勇牺牲了。革大共办了4期，训练了几千名干部。
社会教育工作，面比较广，这里只说一下社会教育机构的接管，包括电影、戏剧和几个馆场。电影，有贵阳、贵州、群新、新华四家影院。我们开始时，只是审查片子。刚解放，新影片还没有来，放映的还是国民党统治区的所谓国产片和一些美国片子。放映前审查一下，最露骨的坏片子，宣传奴化思想和封建、黄色东西的，停映或剪掉。影院的经营管理，继续让原来的老板和员工自己搞。开始放新影片，是1950年4月份，当时有苏联及其他外国的影片如《青春的旋律》《宝石花》《桥》《国际法庭》《以身许国》（即《普通一兵》）等。我们自己国家拍的影片有《百万雄师下江南》《中华儿女》《钢铁战士》《赵一曼》等。
贵阳有科学、艺术、民教、图书4个馆，共有职员42人。接收工作从11月24日开始，29日结束，有关图书和设备都保管得较好，没有什么损失，对里面的人员，也是先“包下来”。艺术馆那个地方，成立了文联，1950年1月30日成立省文联筹备会，主席是我，副主席是蹇先艾、邢立斌同志。那天是文艺界人士解放后的首次盛会，到有文学、教育、美术、音乐、戏剧各界的代表200余人，我在会上讲了新文艺工作的性质、共产党的领导、统一战线、为群众服务等，还讲了新文艺的方向，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群众、向工农兵学习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文联成立后，办了2个刊物：一个是《贵州文艺》，一个是《贵州画报》，通过它们来团结新老文艺工作者，发展新文艺、新美术的创作。接着又成立了美协、音协、剧协等筹备组织，开展了美展、歌咏等多方面的活动。那一段时间，文艺工作者也是很活跃的，在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扩大共产党的影响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文艺工作方面，从冀鲁豫来的人参与的不多，只有邢立斌、劳郭等五六个同志，主要工作是本地的文艺工作者来做。蹇先艾本来在贵大教书，解放后负责搞文联；美术方面有宋吟可、王渔父、桂百铸、方小石4大国画家；版画有王树艺、刘宗河；音乐方面有肖家驹、郭可诹，他们起了主要的作用。在民教馆那个地方，有个沙驼剧社，经常演戏，以后军区的文工团下放地方，两家合起来成立了话剧队。原来艺术馆门前，有群众性的音乐、舞蹈活动，后来组成了歌舞队。话剧队和歌舞队先是合成了一个团，后来又分开，分别成立了话剧团和歌剧团。
贵阳市当时戏院较多，京剧就有好几家，马骏华、周瑞华是一家，朱家麟是一家，马志保等人是一家。另外有一家川戏院，原是和京戏合在一起的。有一家评戏院，越剧是个小班子，在中山东路一个小房子里演出。贵阳市的戏院原先是老板制，私人组的班子。解放后很快就不卖钱了，连水、电钱都支不出，濒临垮台的危险。文化部门对戏院提出三改：改人，改制，改戏。我们将京戏搞了一个公私的混合班，朱家麟领头，将贵阳所有京戏班子中比较好的演员都集中起来了。改老板制为分“份子”，就是将演出的收入，除去演员伙食（那时是吃大锅饭）、房租、水电等开支外，剩下的大家按“份子”分。一人一份，分前台、后台，分演员艺术水平的高低。每一个“份子”，最多的1.5元，最少的0.2元。一场戏能卖五成座，每人就可以分一个“份子”。卖到六成座以上，就不止分一个“份子”。是老板又是演员的，按演员对待，不按老板对待。这样大家满意，演戏不赔钱，除去吃饭，还有“份子”分，劲头很大。川剧、评剧的一些剧团，大体也是这样做的。看来当时这个办法是好的，剧团向贵阳市交时，还存了几万元。改人，就是办艺人训练班，进行诉苦教育。艺人在旧社会，许多人是苦大仇深的，这种诉苦教育对改造旧艺人起了很大作用。接着，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为工农兵服务。有的演员吸大烟，经过做工作，也都戒了。学习改造的效果很好，演员们下厂、下乡，改编新戏、演新戏，积极性很高。改戏，开始是审查剧目，将原有剧目分为三类：一类是有益的，一类是无益无害的，一类是有害的。前两类戏都可以演，有的戏稍为改一下也可以演。1950年7月，开始演新戏《九件衣》《血泪仇》《白毛女》和新编历史剧《闯王进京》《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等，当时还演了相当多的活报剧、现代戏。演新戏场场满座，观众抱着接受教育的心情去看戏。演员变成了人民的演员，人民的文艺工作者。
上面我主要说了贵阳市的情况，全省各地区的做法和贵阳大体相似，这里不一一列举。
（作者系冀鲁豫区南下支队领导干部，时任贵州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贵阳市文教接管部部长）
2024.11.26.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雲見長鋒）：申云浦：贵阳市的文教接管及初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