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1日,日军集中五万余人,对冀中军区开始了“五一大扫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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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认为冀中是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的“粮仓”，急需变该地区为“治安地区”,成为自己的补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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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扫荡”前，由于日军不断对冀中的“蚕食”，根据地的面积、人口已减少了大约三分之二。“五一大扫荡”持续到6月下旬，冀中的我军击毙、击伤敌人一万余人，但我军的损失也很大，根据地大部沦为敌占区，部分变为游击区,部队减员近半。地方党政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地方干部被捕、牺牲的数目很大，老百姓牺牲的、被抓走的达五万余人。但冀中的军民并没有在日本鬼子的暴行下屈服，他们仍在更加残酷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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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司令部日夜关心着冀中军区反“扫荡”的形势时，1942年5月15日,日军第三十六师团主力和第六十九师团一部7000余人奔袭我太岳军区沁河沿岸东浴、马壁地区的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我军及时向北转移,敌人扑空。5 月 19 日,敌三十六师团转向太行北部,六十九师团撤回原来的据点浮山、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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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日军第三、第四、第一、第八独立混成旅团从5月18日起分别开始行动,向着我八路军前总司令部、中共中央北方局驻地附近的窑门口、青塔、偏城、南艾铺地区，从北面、东南构成了封锁线,而敌三十六师团于5月23日进到该地区的南面和西南面,完成了合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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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夜和24日上午,司令部电话不断。左权同志、魏白天(来自国民党的一个军参谋长,时任总部参议)，同王政柱(作战科长)对于来自四面八方的消息反复研究，寻找敌人的空隙，彭老总只管阅读和批阅文件。参谋们和警卫人员在下午3时均已为转移做好了准备，连马袋子都搭上了马背，但彭总还在批文件,从各方面不断传来的情况中，寻找突围的方向，选择突围的时机,因为那时的通信工具比现在差得远，所以很容易失去时机。3点半了，再不能不动了，彭总出来了,还是决定向东转移。于是左权参谋长要我（此时，柴成文是作战参谋）陪彭总先出发,从麻田北面向东的山沟前进,左、魏、王三人仍然坐在河东沙滩上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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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总到了三岔路口停下,在一个小山村住下，我布置了警戒，安排了晚餐，而参谋长他们直到晚上9时才到，向彭总汇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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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凌晨,我们由此向北进入南艾铺北山坡，这时还在选择突围的方向。大约在9时前后，敌人一架飞机发现了我们，投了两个炸弹，很明显，敌人在迟滞我们的行动。这时，七六九团的政委紧紧张张地来了，他报告，敌人已从多方向对我形成包围，建议快离开突围出去，并说西北方向敌人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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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彭总要左权带着机关快走。左权急了，说:“13号,你出去,有你在就有八路军在。”并指定王政柱和我带着警卫连连长唐万成和他的一个排，随同彭总向西北方向突围。彭总再没说什么,就出发了。随行的有他的两个警卫员,一个司号员，一个管财务的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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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权参谋长立即找总政主任罗瑞卿、总后勤部长杨立三商定,罗带总政向东南、杨带总后向东北突围，左带着司令部、北方局机关随我们走的方向前来。
彭总骑着一匹马,我们在后面跟着，当走到一个岔道时，彭总要王政柱、唐万成在一个山的突出部留下,谨防正东山上的敌人切断我们的退路。话音未落,抬头看见我们一支小分队正在从东山下来,忙说:“那个部队不能撤。”这时，我没有二话，立即跑步直奔东山,在半坡拦住一个的连长说:“13号的命令,你们立即转回山头阻击敌人,后边有王科长和警卫连唐连长可以掩护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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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快，下山更快。我大跨步地跑了回来,赶上了骑马的13号。当我们走到一座大山的山腰时,彭总又指着右边的山头说:“这个山头不能丢!”而山头背面的敌人正在大声喊叫着,容不得犹豫，我立即带着仅有的一个班跑了上去。这时只要先敌登上山头,甩几颗手榴弹,就可以迟滞敌人的行动。没想到，当我们急速奔跑的时候，彭总却大声叫着:“你给我回来!”我们停了下来,慢步下山。原来他看到就这么十来个人，怎么阻得住敌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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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回的路走得很慢，左权同志的警卫员郭树宝赶了上来，他哭着说:“首长牺牲了。我用一些草把他盖住就赶了上来。我怎么交代呀!我是警卫员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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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言以对，拍拍他的肩膀，眼泪也流了出来，无声地一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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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首长的手枪交给你吧。”我收下来了，后来交给了王政柱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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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赶上彭总的时候，他正坐在一个小山村的边沿,已经有十几个人跟上了他，他第一句话是:“左权牺牲了，你知道吧?”我只说了一句“知道了”，就静静地站在他的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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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已经接近下午4点，三三两两的人不断跟了上来，大概有150多人，谁也没有喝水，更不要说吃什么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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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总部的作战参谋，只有我可以说话。于是我站起来向着大家说:“同志们!请持步枪的同志站在第一排,有手枪的站在第二排,有米袋子的站在第三排,前两排的同志有米袋子的都交给第三排的同志。每排推出一名班长。第一排立即在此布置警戒,并请首长进村休息。第二排的靠近首长,负责保护首长安全,并帮助安排新赶上来的同志休息。第三排请立即找老乡的锅烧米汤,有多少米，下多少米，米少了多加水，保证每人都能喝到。现在解散进村。请第一排的战士来两个人跟我一起前去探路，立即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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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三人沿路向西一直走到清漳河岸，没有发现敌人。转回来的途中碰上两个赶骡子的马夫，骡子各驮了一大袋小米。经盘问确定是总后突围时失散的马夫，我们把他们收容下一起来到驻地。彭总立即要人把给我们留的米汤拿来,米汤有三大碗，我们分出两碗给马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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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向彭总汇报时，北方局的组织部长刘锡五正与彭总坐在一起闲聊。彭总休息了一阵说:“你们也休息吧!”后半夜又回来了不少同志，有王政柱科长，唐万成连长带了十几个战士也回来了。还有郝汀，他的左腿中了一枪,没伤着骨头,用绑腿包住并不影响行动。他们回来，我的负担减轻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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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3时彭总把我叫醒，要部队集合出发。这时队伍已有200多人了，我领路直到清漳河边。我们刚刚过了河,就听到不远的小南山上打了两枪,大家有点惊慌。还是彭总有经验,他说:“别慌，这是我们自己的队伍。”于是要司号员吹号询问，回答果然是警卫团的一个连,我们马上沿山北的小路上山，总算找到了自己的队伍。在山上有饭吃,有地方睡觉，有人警卫，大家伙轻快地休息了大半天。第二天凌晨出发到砖壁村,这里是前总过去住过的地方,山上埋的有粮食,有油盐，有被服,真的是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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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总回到武军寺附近的下南会时，彭老总只好任命魏白天暂代参谋处长了。王政柱调回延安,任命何廷一、魏国运为作战科的正副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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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一二九师刘司令员召开会议总结此次反“扫荡”经验教训,彭总派我前往参加。刘司令员在总结前总和师部突围的经验教训时,使我特别受教育的是如何掌握合围与突围之间的时间与空间的利害变换线问题。我的理解，掌握时间与空间变换线问题不只在军事斗争上,而且在政治斗争的策略上,在处理一切事务中都存在这个关键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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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回来汇报后,适逢胡服同志(刘少奇)到达，他是4月中旬由苏北出发,受中央委托经山东分局、北方局、前方总部就战略方针、群众工作、干部配备等进行调查研究的。彭总指示我向少奇同志汇报华北敌伪军事情况。汇报时，他也要了解民情。我说，知道的很片面，因此只讲了我遇到的一些小故事。他说，关键在于晋冀鲁区在减租减息政策上未能完全落实，在军民关系方面，如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就是再对群众示好也是白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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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同志走了，魏白天因为军事思想同彭总不一致，被送回延安学习去了。中央决定，将滕代远从抗大总校调到前总担任参谋长兼情报处长。他治军从严，但对人宽厚，对参谋工作要求很细。这时作战科与情报处的二科又合到一起，下设作战股，由郝汀同志担任股长，我任情报股长,主要负责情报分析。总部的办公地移到麻田南头的天主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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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总的形势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拼命地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压榨和蚕食；美国支援国民党,而蒋介石则接二连三地发动反共高潮；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为防止日本北进又与日本签订了和平协定。所以，我党我军处于抗日战争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军队人数减少了，根据地面积缩小了，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财政极端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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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代远建议彭总把总后勤部长杨立三提为副参谋长,经他们反复研究,提出一个克服困难渡过难关的“滕杨方案”。当时最大的难是粮食供应,每天都吃不饱肚子,怎么办?一方面是生产自救,抽出一部分人上山开荒,种各种蔬菜:萝卜、红萝卜、土豆、满茎等,机关人员还可以就近采摘扫帚苗、灰灰菜、榆树叶、嫩柳叶等,用来同粮食搭配食用.同时也在空地种些西红柿、萝卜、茄子等，我们作战科就在教堂后院种了不少这类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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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故事,现在听来好笑,但在当时却是事实。我们这些值班参谋每天打来的饭都不够吃,总是埋怨警卫排的人吃得太多。有人提出把我们的粮食领回来自己做,为此争论不息，意见统一不了,最后的结论是，咱们领来试一个星期，如果确实可以，就延续下去，否则还是大家一块儿吃吧。粮食领回来了，第一顿就不够吃，把自己种的蔬菜都加上去，还是不够吃，一个星期就把种的菜都搭上去了。还不如吃大锅饭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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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5月,敌人又来了一次对太行山的大“扫荡”。这回接受了过去的教训，总部、北方局分散转移。彭总、滕参谋长只带少数干部和警卫连,适时经桐峪以南向西走到一个山沟停下，派我带几个战士向北观察敌情。我们在一个高地隐蔽观察，发现敌人大队正向东进,直至敌军快要过完而无后续部队时，我们迅速转回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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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看到彭总和滕参谋长这一对老战友正盖着同一件禅子在草地上休息，真让人思绪万千!我叫醒他们赶快西去。这次走得比较远，过了沁水,直到太岳才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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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陈赓来了,送来一些猪肉和水果。在这里住了十天。“扫荡”过去了，我们安全地回到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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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我曾回延安参观枣园中央领导同志的住地，在彭总住的窑洞门口挂的一个牌子上写着，“彭总1943 年春回到延安”，我对解说员讲明:“不对,彭老总是1943年秋天回来的。我可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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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彭和滕，我们都会想到1928年7月22日他们共同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平江起义,这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对国民党血腥镇压的又一次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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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末,他们率领红五军奔赴井冈山，12月10日到达宁冈与朱毛领导的红四军主力胜利会师，成为我军历史上第一次三军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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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代远在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时,代表中国共产党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国新军队》，是第一次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工农红军的文字材料。我们有机会在彭、滕的直接领导下为中国革命尽一点力量,该是多么的幸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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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5月反“扫荡”
来自：柴成文文集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新京媒）：柴成文回忆左权牺牲经过，以及总部突围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