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生老首长的峥嵘岁月

我是跟随李德生将军时间最长的老部下之一，对李老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在我眼里，他是我最好的楷模、导师和兄长，而且我相信，他的很多老部下都与我有同样的感觉。

李德生将军参加革命八十多年，始终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作战英勇顽强，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多谋善断，智勇双全，率领部队打了很多漂亮仗；他爱兵如子，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工作中，对每一位部下都关怀备至；他清正廉洁，艰苦朴素，一生两袖清风；他忠诚果敢，刚正不阿，在涌动的暗流中勇当中流砥柱，积极斡旋，以无比坚强的革命精神勇往直前。

李德生将军身经百战，功勋卓著。他由班长到排长，再到连长、营长、团长，一直到师长、军长，都是一级一级打出来的。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奇袭阳明堡、伏击响堂铺、争夺狮垴山等战斗。在著名的马坊战斗中，时任团长的他率领82名战士，与日军展开肉搏，一举端掉这个据点。此战被延安《解放日报》称为“典型的歼灭战”。作为一位团长挥舞着大刀，与日军面对面决斗，这是何等英雄的气魄！

解放战争中，他率部参加了上党、定陶、淮海、渡江、西南等战役，都有不同凡响的表现。特别是在解放襄阳战斗中，率部“刀劈三关”立下头功。王近山曾评价他：“打仗很硬，不怕苦，任务交给他，他就像老牛顶架，缩不回来。”王近山很少表扬人，能够得其如此评价，实属不易。

我与李德生将军初次接触还是在大别山时，当时他任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17旅旅长，我才17岁，任机枪连的副指导员。我们连队因为战绩突出，被评为“公共部队模范连”。李旅长到连队来看望官兵，对官兵说道：“你们公共部队工作搞得很好，一定要再接再厉，搞得更好！”当时我和连长、指导员站一起，因年龄小，身材矮，引起了李旅长的注意。指导员主动介绍：“这是我们连队的副指导员，叫刘新增，才17岁。”李旅长向我竖起大拇指说：“这么小就当副指导员，说明你工作干得不错！”

我与李德生将军再次见面已是1949年渡江战役之后了，我当时任师组织科干事，他任三十五师师长。一天清晨，我们师机关几个同志碰到李师长，组织科张志远指着我对李师长介绍说：“师长，这是刘新增干事，他原来是一○三团八连指导员，渡江前才调过来的。”李师长仔细看了我一下，笑着对张志远说道：“不用你介绍啦！在大别山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当时他们连队工作搞得很好！”大家顿时乐了，我对冯嘉珍参谋说：“师长的记忆力可真好啊！”冯参谋也深有感触地说：“是啊，师长过目不忘，机关干部的记忆力谁也比不过他！”

两个月后，师警卫连指导员升任一○五团一营教导员。我作为组织干事，正为警卫连指导员补缺犯愁呢，组织科张科长神秘兮兮地和我说：“你猜，师长点谁去当警卫连指导员？”我们前后推荐过四五个补缺人选，我挨个猜遍都不对，只好说我猜不到。张科长拍了一下我的脑袋说：“傻小子，是你啊！李师长说你在基层带过兵，打过仗，你去了放心！”我一听高兴得跳了起来，我就喜欢到基层去扛枪打仗！

可是到了警卫连，我却发现拿着枪没仗打，憋得慌，没过半年新中国成立了。1949年10月下旬，我们部队从湘西北的武陵山脉入川 ，合围大西南。我们行进在泥泞的山道上，前方炮声隆隆，机枪阵阵，那时前卫团正在扫清西行的障碍。这声音更让我心痒痒：再不到战斗一线去，等西南解放了，哪还有仗打？

“师长！”我跑步追上正和大伙一起健步走在山路上的李德生师长，对他说道：“我想到步兵连去！”

师长停住了脚步，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回头看了看我，笑着说：“怎么，想当英雄？”

“师长，不是这样，我怕西南解放了没仗打了……”师长一听哈哈大笑，然后说道：“你是看不起警卫连是吧？你以为警卫连不打仗吗？其实，保卫师机关的安全，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平时要保持高度警惕，一旦有情况出现就是险情，警卫连需要特别过硬的战斗力。你想打仗还不容易，以后有机会给你打就是了。现在你的任务就是要老老实实把警卫连的工作给我搞好！把任务完成好！”

看师长不容再说的眼神，我只好作罢，对警卫连的工作更加认真负责，随时保持警惕，保证师机关和师首长的安全。

重庆解放后，转战成都。国民党残兵作困兽斗，他们的二十七军、六十三军、九十军三个军全都向我一○三团所在的高山镇压过来，企图撕开一个口子逃跑。战斗异常激烈，一○三团官兵与敌人反复争夺，伤亡不断增加，特别是我当过指导员的八连，打得连伤员在内已经不足20人，连文书、文化干事和炊事员都上了！前线和师机关指挥所离得很近，枪炮声和喊杀声冲击着我的耳膜，我心急如焚，真想冲上去和敌人拼杀一场！但是一想，不能莽撞，如果敌人偷袭过来，师首长和机关的安全怎么办？如果机关保不住了，仗还怎么打？这时，警卫连排长崔黑孩跑过来，急切地说：“指导员，咱们还楞什么？你下命令，上吧！”

他看我未出声，说道：“指导员，要不你留下保护首长安全，我上去打一阵子！”

我厉声喝止了他：“就你想打仗？我在八连当过指导员，你以为我不想帮他们吗？咱们整个师对付的是敌人七个军，战斗瞬息万变，万一敌人偷袭了我们指挥所，指挥机关因为我们遭受损失，那将是我们天大的罪过！”崔排长听我说得严厉，赶紧退回去，加强检查警戒岗位，保证指挥所安全。

高山镇战役胜利结束后，三天三夜没合眼的李师长走出指挥所，正碰上我站在外面。师长风趣地问：“听说你们警卫连有同志想上去打，你没让去？”

我望了望他满是血丝的眼睛，笑了笑没吱声。他笑道：“你原来不是一直想到一线打仗吗？这次怎么没有那么冲动了？”

“首长的安全更重要！”我把开水送到李师长面前说道。李师长哈哈笑了笑说：“堵住敌人是最重要的！本来我还真想把你们拉上去打，增援部队来了，我想就算了。记住，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的轻敌思想和麻痹大意。”

西南解放后，我们在西南剿匪，剿匪结束后，我鼻炎发作住进了西南军区总医院。很快，十二军接到了赴朝参战任务，马上要出发了。我得知消息后，没等刚动过手术的鼻子痊愈就拔掉了针头，去找院领导办出院手续……

1952年，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12军副军长的李德生在朝鲜上甘岭前线指挥所坑道口。

回到师里，李师长找我谈话，说：“本来师里已经研究，准备让你到一○三团一营当教导员。我考虑到赴朝作战情况复杂，侦察队担子更重。为了改善侦察队干部状况和加强政治工作，把你调到侦察队当指导员。职位不高，但任务更重大了。”

我心潮起伏，深感组织和李师长对我的信任与器重，我起身郑重地向李师长行了军礼：“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李师长笑吟吟地起身：“听说你从医院开了小差？去前线啦，要注意身体呀！”

到了朝鲜后，我们在李师长的指挥下参加了艰苦卓绝的五次战役，敌人败退到了汉城。为了巩固阵地，十二军在金城附近组织防御，官兵们夜里构筑的“掘开式”地面工事总是在天一亮就被美军“上班式”轰炸摧毁。一○四团七连二班和四连三排构筑的地下“U”型坑道工事扛住了美军的轰炸，一○三团二营五连挖出的“红旗洞”更是可以媲美“地下宫殿”。李师长闻讯赶到，当即组织力量进行研究总结，要求35师连以上阵地都构筑坑道。35师第一线的指挥员依托坑道，在上级各种火力的支援下，英勇机智地进行战斗，歼灭了大量的敌人，守住了阵地。李师长发起的坑道战，很快在整个十二军蔓延开来，十二军构筑坑道2375条，全长4万余米，这是我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新创造，不仅能使我军在防御中抗击敌人的强大火力袭击，还能成为进攻作战的依托，减少部队伤亡。

朝鲜战场的上甘岭战役是李德生将军军事指挥生涯中的亮点。上甘岭战役前期，由于先期参战的十五军兵力损耗过大，三兵团代司令王近山与代政委杜义德做出部署调整，决定组织五圣山指挥所，由十二军副军长李德生负责，统一指挥十五军和十二军的部队反击作战，他率部接替上甘岭防务时，王近山对杜义德说：“李德生上去了，我就可以睡一觉了。”当时有人说，此部署实际上就是用十二军的兵打十五军的仗。李老则对此毫无怨言，到兵团部欣然受领任务。他说：“打十五军的牌子，就是打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牌子，就是打中国人民的牌子。”

李德生将军战争年代是出色的战将，和平年代又是抓部队建设的行家，在工作中很有创造性。他培育总结的“郭兴福教学法”，对我军新时期教育训练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郭兴福是60年代中国军队的一个传奇人物，而郭兴福的名字又和另一个名字李德生紧密联系着。因为有了李德生才有了叫响全军的“郭兴福教学法”。1961年时任军长的李德生在34师100团2连蹲点时根据叶帅提出的我军训练要“以我为主”的指导方针、战术入手，进行军事训练的改革，并经过反复的考察、检验，确定可以该连副连长郭兴福为教练员，以该连3班为教学对象，以战术为平台，以五大技术为内容的军事训练改革。

李德生在连队与郭兴福一起组织训练，和战士们在操场上一起摸爬滚打，对训练方法反复进行补充和完善，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郭兴福教学法”，从而掀起轰动全军的“大比武”，在我军军事训练方面起到了划时代的意义，得到了毛主席、叶帅、罗瑞卿等的充分肯定和高度称赞，填补了苏联专家撤走后我军没有一套成型的训练模式的空白。

李德生将军在训练场上能和战士一起训练，做群众工作就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喜欢和群众在一起。1965年，我任一○六团政委时，李德生军长在我团三连蹲点搞射击改革，除了和枪械专业的同志研究“隐显目标和校正风向”等难点问题，同时还抓连队的全面建设，连队的每个战士他都进行了个别谈话，有的还谈了两三次，连队情况摸得清清楚楚，工作做得深入细致，对连队促进很大。

有一天清晨，我刚出操回来，三连指导员黄毓章带着哭腔给我打电话报告：“报告政委，军长……军长不见了！警卫员也不知道军长去哪了！”

“什么？你们怎么搞的？！军长要是出了什么事，你们吃不了兜着走！”我气得大声说道。

后来我带着一帮人到处找军长，找遍团里犄角旮旯都没找到。于是到团外的村庄里找，只见在一棵大柳树下，李军长头戴草帽、身穿破旧白上衣、脚蹬草鞋，正和一个农民大伯在聊天。见我们走过去，军长笑呵呵地递来一根萝卜，说道：“新增，你们怎么来了？尝尝这萝卜，又脆又甜！”看我们着急的样子，军长接着说：“我过来跟老乡聊聊天，问一问他们的收成和生活情况。这里老百姓的生活很苦啊，你们要想办法为驻地群众多做一些实事，利用业余时间多搞一些助民活动。”

之后，我在团党委会上专门组织大家学习了一○六团老团长李德生军长忧国忧民的高尚品质和深入扎实的工作作风。

李德生将军生活中非常简朴并且清正廉洁。就在那次蹲点时，刚到我们团里，我们准备给他专门配一个炊事员，他表情严肃地说：“现在你们生活也很苦，不要专门照顾我。你们这些人啊，跟我这么多年了，还不了解我？其实，我一碗面条都很满意喽！”

李德生将军家里来的客人比较多。1962年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李军长从管理处借来粮票买粮食给他们吃。亲戚走后，为了还粮票，军长决定从全家的定量中扣，连续两年，才把粮票还完。李老和几个儿女因为吃不饱饭而得了浮肿病。当时，103团杨官保团长看到这情况，就想给军长家送点粮票，度过难关。到家以后，曹大姐（李老爱人）坚决不收。正在僵持，正巧李军长回来看到了，把杨团长狠狠地训了一顿。

文革期间，十二军被派到安徽省“支左”。“文革”中的“芜湖事件”，是李德生将军军旅生涯的重要转折点。1968年6月26日，安徽芜湖爆发造反派包围部队、冲击军事机关的严重武斗事件，震惊了中央和全国。时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的李德生军长立即带领革委会领导数人，冒着枪炮声进入芜湖。当时芜湖壕沟遍地，堡垒林立，两派群众枪炮相对，剑拔弩张。李军长了无惧色，走遍了两派的主要武斗据点，劝说他们放下武器。当地最猖狂、嚣张的武斗组织在其构筑的三层据点顶层公然叫嚣：“我们欢迎李军长来谈判，但只要李德生一人上来，不准任何人同行。”李德生毅然单刀赴会，孤身攀梯登上造反派的武斗据点，心平气和做说服工作，要求立即停止武斗。李德生的这一大无畏行动极大地震慑了该武斗组织，又对全市的武斗组织产生了连锁反应。全市造反派终于纷纷交出抢夺的武器，李德生又随即在全省组织中大造，终使震惊全国的声势浩大的舆论“芜湖事件”平息。

正因为有效妥善地处理了“芜湖事件”，李德生的名字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周恩来在宣读会议的编组名单时，毛泽东突然打断周恩来的话，问：“哪个叫李德生？”李德生站起来后,毛泽东说：“我看安徽的事情办得不错，那个芜湖问题可复杂了。”接着毛泽东问李德生：“你们是怎么办的？”当时李德生只是老老实实回答了一句话：“就是大造舆论！”而后便有了毛泽东那段著名的关于大造革命舆论的讲话。

1969年7月，中央调李德生同志进北京工作，初进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973年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回顾这一段工作经历，他说：“到中央工作，我可真像班长到了军部。”李德生同志进入中共高层工作期间，正是林彪、江青两个政治集团相互争斗、先后覆灭的时期。李德生同志处于这两个集团争权夺利的复杂环境间，不但没有依附或参与其中，而且在毛主席、周总理和叶帅的领导下与之进行了巧妙又坚决的斗争。1970年的庐山会议后，毛泽东严厉批评林彪集团几员大将的错误时，专门在批示中的括号里注明，“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1976年12月，邓小平说：“李德生同志一身清，在“四人帮”问题上没有牵扯。”以李德生将军当时的位置，在如此复杂的政治格局中，能洁身自好，并与反动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是非常难得的。

李德生将军对党忠诚，文武双全，品德高尚，严于律己，爱兵如子，领导艺术高，作风又扎实，是我军旅人生最好的导师和楷模。1965年他在一○六团蹲点结束时，我壮着胆子说：“军长，我想请你给我题个词，好吗？”他说：“我不会题词，给你写几个字可以。”他就用钢笔写了“诚挚人生”四个大字给我。当时我心情非常激动。之后，我一直用这四个字来鞭策自己，匡扶自己为官做人的态度。几十年后的今天来看，这既是李军长对我的希望，更是他人品的真实写照。如今，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风范将长留于世，光照后人，他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永载史册，彪炳千秋！

作者：刘新增 系原广州军区副政委、原十二集团军政委、解放军中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