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英雄

原空军副司令员回忆抗美援朝空战高层决策经过

       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的空中战场是抗美援朝战争史研究中难度较大的一个课题,它是中、朝、苏三国军队并肩作战的惟一战场,其复杂性在于苏军参战是秘密进行的,而且在战后几十年三国对这一史实秘而不宣。最近笔者对原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秉璋进行了采访。

原空军副司令员回忆抗美援朝空战高层决策经过

开国中将王秉璋,空军首任参谋长

  

      笔者:请您介绍一下空军参战之前的状况。

  王:空军是新中国建立后才成立的,1949年10月25日,中央军委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萧华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我为参谋长;我们三个人都是陆军的干部,对空军是外行,1949年12月1日,前苏联援建的6所航校正式开学,这6所航校是在东北老航校的基础上组建的。1950

原空军副司令员回忆抗美援朝空战高层决策经过

首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

年6月19日空军第4混成旅成立,这是空军的第一支拥有正式番号的战斗部队,此时离朝鲜战争爆发只有几天时间了。空军参战之前刘亚楼曾希望“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后来毛主席说“一鸣则已,不必惊人”,这反映了中央和毛主席对空军谨慎使用的方针。在空军如何使用的问题上我们与苏联也有分歧,苏方对我们的方针不理解。当时斯大林的代表扎哈罗夫大将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总理发生争执,一次是在六国饭店,另一次是在总理家中,这两次争执我都在场。扎哈罗夫说:“你们太谨慎了,打仗哪能没有牺牲,大不了损失一些飞机和飞行员。”总理说:“不是我们不愿意作出更大的民族牺牲,如果是陆军牺牲50万,甚至100万我们都可以承受,但是空军不行!空军就这么一点力量,损失掉就很难发展起来。我们的原则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壮大发展,目的是越战越强;如果越战越弱,最终元气大伤,甚至动摇了赖以发展的根本,那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这期间中苏双方为中国空军战前准备和参战等问题进行了反复磋商,毛主席致菲利波夫的不少电报是由我起草的。

  笔者:1951年7月您到莫斯科谈判与苏方代表也发生了争执,甚至拍桌子闹了起来。当时中方代表团是徐(向前)帅负责的,徐帅的回忆录和传记中对此事都有简要记述,请详细谈一下。

原空军副司令员回忆抗美援朝空战高层决策经过

时任总参谋长的徐向前元帅

  王:那时徐帅是总参谋长,苏方参与谈判的是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1945年8月,他曾率苏军进入东北与日本关东军作战。他在与徐帅谈判时态度很傲慢,对我们应该设有多少个军区、多少个兵团、多少个军,甚至连师的编制都进行干预。徐帅涵养好,耐心向他解释,他听不进去,一副教师爷的架子。我在一旁很恼火,心想我们打了那么多胜仗,有了几百万军队,该设多少个军、师难道自己还不清楚?第二天谈空军订货,由我与他对谈。在北京时我们就与苏方初步达成了订购米格—15的协议,没想到华西列夫斯基不认账,不给米格—15,要给我们米格—9。我说美国在朝鲜的战斗机已经换成了第二代喷气机F—86,只有米格—15的性能才能与之相当。华西列夫斯基说:“不是米格—9性能不好,而是你们中国人驾驭不了!”我一听这话就顶了他一句:“现在驾驶米格—9的全是你们派去的教练员,我们的飞行员还没放单飞呢!”他一听就火了,拍了桌子,我那时年轻气盛也拍了桌子,这一来就谈不下去了。我打电报将这件事向国内报告,请求中央和主席指示,可是中央对此事一直没有回电。吵架终究不是好事,可是吵得有理,批评也不是,不批评也不是,干脆不理,我估计这就是中央不回电的原因。后来斯大林亲自干预,指示有关方面按米格—9的价钱,全部给米格—15,共372架。

  笔者:志愿军空军大规模参战前,进行改飞米格—15型歼击机的训练,有的只飞行了十几个小时就投入了战斗。朝鲜空战我方有中、朝、苏三国空军协同作战,三方指挥关系是怎样的?

  王:朝鲜空军力量较弱,在中国空军大规模参战之前,主要由苏方指挥,苏军有一个叫罗波夫的中将在安东指挥,那时我们没有指挥空战的经验,曾有过让苏方统一指挥的想法,主席不同意,坚持独立自主。这样我们在1951年3月,组建由刘震为司令员的志愿军空军司令部。后来又组成了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简称“空联司”,仍由刘震任司令员,中、朝双方各一人任副司令员。中、苏两军的机场都在中国境内,朝鲜空军的机场在鸭绿江两岸都有。苏军是由他们自己指挥,他们的活动范围在鸭绿江附近,中、朝空军则要靠南些。既然有两个指挥机构,就难免会出现协同不好的问题,曾经发生过苏联飞机误击我们飞机的事件。总的来说当时三国空军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

  笔者:1952年冬季,板门店谈判陷于僵局,地面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艾森豪威尔出笼了一个在朝鲜东西海岸实施两栖登陆的计划。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将反登陆作战作为首要任务,请问空军是如何配合这一任务的。

原空军副司令员回忆抗美援朝空战高层决策经过

板门店

  王:1953年1月3日,彭总下达了《防敌侧后登陆对空军作战的要求和指示》,空军党委决定由我草拟反登陆作战计划。1月5日,我去安东,与王政柱副参谋长会商。王政柱提出,能不能越过三八线去轰炸南朝鲜的军用机场,将敌航空兵力消灭在地面。我说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的轰炸机白天出击是不可能的,敌人的防空兵力太强,只能在夜间偷袭,可是我们的轰炸机大多没有完成夜间训练科目,加上夜间投弹命中率非常低,对敌人造成不了多大的威胁,而且这一行动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会刺激敌人越过鸭绿江对中国境内的机场实施报复轰炸。我提出,不如积蓄力量,在敌人真的进行大规模登陆时,空军不惜一切代价对敌两栖兵力发起攻击。只要我们的航空兵力有足够的力量,并作好了准备,敌人是不能不顾忌登陆作战的后果的。这样我就开始与空联司的同志共同制定具体作战计划,这份计划是由我亲笔起草的。回京后刘亚楼等同志审阅同意,随后就以我个人的名义上报军委,军委秘书长黄克诚2月5日向毛主席上报,2月8日主席批示:“照办”。

  笔者:6—7月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时期,空战情况如何?

  王:从6月中旬到7月27日停战,击落敌机25架,我们损失很小,应该说新的措施取得了明显效果。在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空军“边打边稳边建”,实现了在战争中发展壮大的预期目的。从1950年10月底组建第1个航空兵师(第4师)起,到战争结束时,已经发展到拥有25万人、27个师、3000多架飞机的强大空军。当时是仅次于美、苏的第三大空军强国,我们还有好几个师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米格—15比斯型飞机,如此令人吃惊的发展速度在世界空军建设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不能不说这是严峻的战争形势逼出来的。中国空军在建军初期非凡的发展经历,对今天及后世仍有不可低估的启示作用,这是抗美援朝战争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文章转自:2003年7月26日 11:02 舰船知识网络版)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蓝天历史研究学会):原空军副司令员回忆抗美援朝空战高层决策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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