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前期，全国几大战略区中，怕是没有比晋察冀更为窝囊的了：抗战刚结束那会儿，晋察冀不仅兵力不比其他战略区少，而且战斗力亦很可观，能凭借一己之力攻克张家口这样的日伪苦心经营的重镇，这在各战略区中是独一份。可是，解放战争开始后，晋察冀军区竟然一败大同集宁、二败张家口，甚至让骄狂的傅作义自以为有资本给毛主席发通电叫板。这份屈辱，怕也难找第二例了。更让人难堪的是，丢失张家口后直到1947年4月，其他战略区都在捷报频传，但同一时期晋察冀竟然找不出几个有影响力的战例。还得由刚从陕北转移至此的朱德亲自给晋察冀中高级将领们上课，手把手的教他们如何打歼灭战后，该战略区形势才迅速得以改观。
面对如此令人尴尬的开局，晋察冀高级将领们在日后撰写回忆录时，或言辞尖锐、或较为委婉地将原因都归结于1946年上半年的大裁军。晋察冀负责人聂荣臻在回忆录里也不得不对此加以回应。
有些人对“口述历史”、“回忆录”之类的东西很是推崇。晋察冀诸多高级将领回忆录里颇为一致的说辞，以及战争年代个别高级将领与聂荣臻爆发的直接冲突，都被这些人奉若圭臬，作为“聂荣臻不会打仗”的铁证，就如同他们用类似手法力证“陈毅不会打仗”一样。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或者说，1946年上半年聂荣臻在晋察冀大刀阔斧地裁军，真是他因缺乏战略眼光出的昏招？1946年下半年晋察冀战场上我军接连失利，只是因为裁军过度吗？
后人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绝对不能脱离当时的具体环境。更不能以上帝视角，要求当事人未卜先知。只要达不到这个“标准”，就一概斥之为“无能”。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华大地上一片沸腾，举国思安。无论是解放区、国统区还是沦陷区人民，不管是农民、地主、知识分子还是资本家，全国各阶层人民都强烈要求实现国内和平。在这样的环境下，谁要是率先挑起战争，谁就是站在了全国人民的对立面上，谁就是千夫所指的独夫民贼。
恨不得一夜间就完成“剿共伟业”的蒋介石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假惺惺地连发三封邀请电，请毛主席赴渝“共商国事”。实际上，他认为毛主席压根就不敢去，因此不过是在全面人民面前作个姿态，企图借此将“破坏和平”的屎盆子扣到共产党身上。但出乎国民党方面意料的是，毛主席在党内普遍反对声中，以高人一筹的战略见识说服了全党，毅然亲赴重庆谈判，打了国民党方面一个措手不及。
在战与和的问题上，党中央、毛主席的态度是明确而一贯的：尽最大努力、以最大诚意争取和平的同时，还要紧守底线，坚决自卫。这也就是他一向主张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
经过43天马拉松式的谈判，国共达成了《双十协定》，中共方面放弃了在长江以南的8个解放区，并将这些地区的部队北撤。不过，全面各地的国共冲突却并没有因为中共释放和平诚意而停止。因此《双十协定》签署后，国共谈判仍在继续，并于1946年1月10日签订了《停战协定》，该协定于1月13日午夜开始生效。此外，还成立了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总部设在北平。
就在《停战协定》生效的前1天，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执行停战命令的通告，要求我方军民在遵守停战命令，停止一切进攻及破坏交通行动，不给国民党以借口的同时，还要采取必要措施严防国民党军的进攻，并明令一旦衅自彼开，就坚决消灭一切来犯之敌。
1946年2月14日，周恩平、张治中、马歇尔三人军事小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拉开了整军谈判的帷幕。经过艰苦拉锯，2月25日，三人军事小组终于在《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民之基本方案》上正式签了字。按这个方案，整军将分三期进行。第一期至1946年8月中旬为止，由国共两军各自进行内部整编；第二期从1946年8月中旬到1947年2月中旬，国民党军缩编为90个师，我军缩编为18个师；第三期从1947年2月中旬到1947年8月中旬，国民党军缩编为50个师，我军缩编为10个师，并以我军8个师与国民党军4个师编成4个军，以我方人员任军长；另以国民党军4个师与我军2个师编成2个军，以国民党方面人员任军长。
就在三方签字的前1天，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做好整编军队的准备工作。虽然当时国内乃至党内对实现“和平民主新阶段”普遍表示乐观，但中共中央的指示也同时强调，为防止将来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实施突然袭击，我能有效地组织自卫起见，除将二分之一的主力部队改编为保安部队外，再保留大约三分之一的优秀军政干部在各解放区隐蔽起来。这样的指示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以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都并无不妥之处。
一些军迷对聂荣臻在这个问题上的诟病主要集中在三点，一是动作过于积极，二是裁军不折不扣，三是裁军后野战部队与地方部队比例倒置。
1946年2月1日，即三方整军谈判尚未召开之时，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行任务的指示》，提出要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晋察冀中央局于2月16日致电中央，建议对军队进行大规模的精简。关于此事，需要注意三点。一是整军谈判已经开始，裁军已是当时的大势所趋。谈判只是双方就保留各自军队比例问题上的讨价还价而已；二是晋察冀中央局提出的只是个建议，中央是否采纳还另说；三是聂荣臻当时确系晋察冀中央局书记，但如此重大的建议并不是以他个人名义发出的，而是以晋察冀中央局名义发出的，那么按组织程序，必须经过晋察冀中央局开会讨论通过才行。如果以上帝视角，认为晋察冀中央局被一些表面现象给蒙蔽了，滋生了“和平麻痹思想”，那么晋察冀中央局所有在会上举手同意的人也都人人有份，不能把责任都集中推到某个人头上。
对聂荣臻在裁军问题上过于积极的指责，还有一个“证据”：说是《中央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的指示》是3月6日才发出来的，而且这个指示带有很浓郁的征求意见性质，并非最后的决定。但晋察冀中央局却在3月1日前连下3个文件，要求将部队总人数由31万裁减到22.5万人，并从3月15日起按这个人员数下发粮款。
客观地说，晋察冀的裁军动作的确积极高效，但如果将此仅仅归结于聂荣臻，也有些偏颇。不要忘了，军调部的总部就设在北平，晋察冀的一举一动都在暴露在别人的眼皮子底下。为在国内外民众面前体现中共努力争取和平的诚意，驳斥国民党方面一切诽谤污蔑之辞，争取国内外一切倾向进步，有可能被争取过来的力量同情与支持，客观上要求晋察冀必须做个裁军“模范生”。当然，代价就是不得不暂时削弱我方随时可以动用的武装力量。
如果从单纯军事观点看，晋察冀不折不扣地裁军断然不可取。但从政治角度上来说，这又是很有必要的。我党向来强调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反对不顾实际情况搞生搬硬套的一刀切。在1946年上半年裁军问题上，也是如此。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央明确东北我军完全不受《停战协定》和《整军方案》束缚。对山东、华中、晋冀鲁豫、晋绥等战略区仅作象征意义的裁军，中央并没有加以批评和督导，没有严令他们如何如何。同样，对晋察冀大刀阔斧地迅速裁军，中央当时并未予以表扬，更没有树典型号召其他战略区向晋察冀学习。无论是全面内战爆发初期，晋察冀面临困境之时，还是后来各个历史阶段，中央都从未就裁军问题批评过晋察冀，更未将此作为聂荣臻的“污点”。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聂荣臻在裁军问题上就没有半点责任。笔者以为，晋察冀在裁军过程中野战军和地方军比例失调，显示出聂荣臻在部队正规化建设、加强组织性、克服游击习气和山头主义等方面的执行力和其他战略区负责人相比，稍微弱了一点。
在整编前，晋察冀拥有9个野战纵队，26个野战旅，81个野战团，共计20万人。地方部队约11万人。然而整编后，只剩3个野战纵队、7个野战旅约3.5万人。削减的约16.5万野战部队指战员中，除5万人划归地方部队外，其他 11.5万人复员回家。而地方部队基本没怎么精简，在得到5万原野战部队指战员加强后，人数反而增至16万人左右。
笔者以为，这说明晋察冀各分区的地方保护主义、山头主义不仅非常普遍，而且十分严重。使得晋察冀中央局原先计划的野战部队与地方部队2：1的比例在实际裁军过程中，根本推行不下去，好好的政策在落实过程中硬生生地被扭曲了。
这个严重问题，在晋察冀高级将领们的回忆录里均不见提及，仿佛完全没这回事。但是，当1947年4月，朱德、刘少奇来到晋察冀帮助整顿时，却赫然发现该战略区的后方保障体系仍停留在抗战分散游击的状况：各纵队、各旅乃至各团，都有自己的后方保障系统，各有各的“小金库”和“小仓库”。战场缴获各部队不是统一上缴，由上级进行统一分配，而是各自拉回自己的“后方”。军区要想在物资方面“抽肥补瘦”，那是难上加难。而各部队之间却可凭借主官间的私人情谊而慷慨赠予。解放战争都开打10个月了，晋察冀还是这样一个状态，那想常打胜仗、打大胜仗，确实有点困难。
因此朱德整顿晋察冀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成立军区后勤部，统一领导晋察冀军区部队的供应、卫生、兵站、军工生产、交通运输、补充新兵、训练俘虏等工作，让野战部队放下“包袱”和“坛坛罐罐”，轻装上阵。
此外，朱德在调时任晋察冀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的杨成武去当晋察冀野战军第二政委时，曾找他作过长谈。在杨成武所记录下的朱德12条指示中，第1条就是“要团结”。言外之意说明了啥，已经很清楚了。莫说解放战争初期，就是到了抗美援朝运动战阶段第五次战役时，19兵团内部矛盾也还直接、间接地影响了作战。
红军时期就已经是军团政委的聂荣臻，不可能不知道有着浓厚游击习气的部队是打不了正规战的，不可能不知道山头主义的危害。他在这方面的绝对统治力的确弱了些，但责任真的可以全部推给他一个人吗？
抛开上述问题，单纯谈聂荣臻的军事水平，他其实也并非像一些军迷所描述的那样不堪。事实上，全面内战爆发之初，晋察冀军区就成立了野战军。聂荣臻作为总负责之人，大部分精力用在了军区工作上，前敌指挥另有人负责。
在1946年8月初至9月中旬的大同集宁战役中，哪怕是傅作义和阎锡山联手，解放军仍然占尽上风，只要指挥得当，完全有可能既大部队歼灭傅作义援兵，又打下大同。可惜的是，我军前线指挥部离战场较远，张宗逊没能及时掌握战场上发生的情况变化，给了已遭当头一棒的傅作义部队以之机。而在援敌逼近时又在选择歼击目标上犯了错误，导致战场形势逆转。最终，我军虽然歼敌1.2万人，但未能达成攻城打援的预定目标，反而给了傅作义部以极大的信心，可谓功败垂成。
事后，傅作义自己也认为“集宁会战，按当时的情形，我们是相当的危险，很有失败的可能。最后能得到胜利，我认为是一个侥幸……101师参加战斗后，共产党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12日晚上，他没有攻击新编第31师，而去全力打第101师，这是共产党失败的原因。如果那天晚上，去攻新编第31师，我们的情况就相当危险了。”
这是来自于敌人，而且是军事能力被某些人吹上天的敌将的总结。显然，前线指挥员战术选择上的错误，是造成大同集宁战役先胜后败的根本原因，而扯不到“裁军削弱了我军力量”上，失败的责任显然并不该全部由聂荣臻一个人来承担。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这才是战争）：聂荣臻打仗是什么水平？连续败给傅作义，真的全是他的责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