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英雄

在反扫荡中巩固和发展的太行军工

在反扫荡中巩固和发展的太行军工

 

 

一九四0年八月至十二月,八路军在华北战场上发动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囚笼战略,日军不甘失败又调集重兵进行反扑,他们沿铁道、公路交通线两侧大肆修挖封锁沟、封锁线,并连接无数碉堡、据点,把根据地分割成很多小块,反复进行“掘剔扫荡”,同时把根据地的兵工厂视为摧毁的重点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太行军工的广大职工担负起了坚持生产与保卫工厂的双重任务。实行劳武结合,狠抓技术攻关,他们以生产单位为基础,成立了工人自卫队、侦察队、埋藏队、掩护队等组织,一边开展反“扫荡”,一边进行技术攻关坚持生产,为我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武器弹药。

在反扫荡中巩固和发展的太行军工

一、劳武结合,反击扫荡

侦察队派出熟悉地形的当地工人,化装成老百姓,到工厂周围和敌人据点活动,侦察敌军动向,发现有“扫荡”迹象,及时通过联络网或观察点报告工厂,做好准备。侦察人员通过周密的观察,掌握了敌人“扫荡”出发前的许多活动规律。梁沟兵工厂的侦察队,发现武安县城的日军出来拉夫和抢农民的牲口就判断近日内,敌人要开始“扫荡”,提前通知工厂,做好“坚壁清野”的准备。武乡柳沟兵工厂发现通往蟠龙镇的大路上没有送煤的农民就知道敌人“扫荡”队伍很快到来。他们摸索到“清早不见担煤队,中午就有鬼子来”的规律。在敌人到来之前,把工具设备安全藏入矿井,部分人员下井采矿,与敌人周旋。大部人员就地疏散,回家务农。(兵工厂绝大多数职工都是当地人)敌人进入厂区,很难发现兵工厂的痕迹。

在反扫荡中巩固和发展的太行军工

(柳沟兵工厂老工人李克志给拉丁美洲客人讲解就地取材生产武器的办法)

地雷队根据敌军进犯方向,在道路上或工厂内外埋设地雷,进行阻击。当时工人创造了一种称为“八卦阵”的地雷网,在大地雷四周又连结若干个小地雷,踏响一个,爆炸一片。使进犯的敌人随时有“坐飞机”遭到粉身碎骨的威胁。

埋藏队带领职工埋藏机器。由于事前做好了组织准备,对每件工具,每项在制品,每台机器,甚至机床上的每个螺丝,由谁拆卸,归谁埋藏,都有明确的分工和先后程序。所以,一声令下,只用很短的时间,就可把设备器材和产品埋藏好,各人埋藏的地方只自已知道。有的埋在大路上,有的埋在沙滩里,有的埋在山谷中。埋藏方法巧妙,伪装甚好,使敌人难以发现。机器埋藏完毕,职工打好行装,在掩护队的保护下按班、排、连行动,撤出工厂,转移到安全地带。

自卫队守卫工厂。职工撤出后,每个工厂都有一支精干的工人武装。人人配有枪支和手榴弹,严密守卫工厂。敌军“扫荡”队伍人数不多时,自卫队凭借熟悉地形的优势,同敌人展开战斗,常常御敌于工厂之外;当敌众我寡时,主动隐蔽到工厂四周的大山上,与敌展开麻雀战。东一枪,西一弹,吓得敌人胆颤心惊,对埋藏之物,不敢细找,只得匆忙撤出。敌人一走,职工立即回厂,迅速挖出机器,修盖厂房,很快恢复了生产。

在反扫荡中巩固和发展的太行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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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加紧了对我国的经济掠夺和武装侵略,在华北地区增兵到八十三万人,“扫荡”十分频繁,半月一次小出击,一月或一季一次大“清剿”,仅一九四一年九月至一九四三年九月,两年中出动千人以上的大“扫荡”就达一百七十四次,给根据地造成严重困难。军火生产也遭到破坏。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的大“扫荡”,黄崖洞兵工厂被敌人闯进以后,钳工房炸毁,九部机器零件被抢走,三角皮带及小工具基本丢失。一九四二年敌人疯狂发动的“五一”大“扫荡”中,尖庙、看后、青城、梁沟、高峪等兵工厂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梁沟兵工厂厂房全部烧毁,机器设备损失四分之三,高峪兵工厂厂址变为废墟,机器保留无几。到一九四二年六月底,太行人民军事工业共损失机器一百零八马力,占机器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八点五,房屋被毁二百五十多间,粮食、服装、现款损失一百五十余万元,停工损失十八万二千三百四十二个工,约合生产步枪四千余支,职工被俘五十人,战斗牺牲三十人。

二、克服困难,狠抓研制

以刘鼎为首太行军工人,努力克服各种困难,积极开展产品研制,取得了冶炼、制作炸药、生产制式步枪等技术的突破。1938年前的武乡柳沟铁厂,依靠传统工艺只能生产白口铁,这种铁性脆又硬,不能切削加工,无法用来制造炮弹,八路军接收武乡柳沟铁厂后,立即成立试验小组,试验小组根据工人孙兆熙的建议和陆达在国外学习的有关原理,反复组织闷火试验,终于炼出了可以进行切削加工有一定韧性的生铁铸件,从而为大批量生产掷弹筒的炮弹毛坯和迫击炮的炮弹毛坯提供了物质基础。从此,柳沟铁厂铸造的炮弹毛坯源源不断地运往一所、三所再加工成炮弹,从1941年4月起,在太行山上开创了大量生产自制炮弹的历史。这是根据地军工生产上的一件大事,是冶炼工艺的一次飞跃。

八路军还在武乡显王建立了锻工厂。用道轨改制成火炮、枪和弹所必需的锻制品毛坯。当时没有动力设备,炉大、锻体大,怎么办?就人工拉起自己改装的多头风箱和超重大型吊锤,把细长的道轨分解成多种坯形,锻成步枪枪身、节套、机柄、撞针和炮弹尾管等大小零件的毛坯;把细长的道轨脊(道轨面)锻成粗短的掷弹筒、炮身。在那些年,成千上万合乎规格的各种钢料毛坯,不断地运送到黄崖洞兵工厂加工成品。

抗战初期,我们填装手榴弹、地雷的炸药,都是黑火药威力小。1940年冬,太行军工人开始闯黄色炸药的第一关,试制硫酸,他们经过若干次试验,创制了耐酸粉粒,又选用适合的液体来调成腻子,堵塞漏孔。硫酸产量日见上升,不久即达日产几百至上千斤。制酸成功后便生产出了威力巨大的黄色炸药。

在反扫荡中巩固和发展的太行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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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扫荡中巩固和发展的太行军工

再以黄崖洞水窑兵工厂为例,开始制作步枪都是手工作业,因为型号、规格不统一、性能各异。没有质量标准而零件不能互换。刘鼎组织,水窑一所副所长刘贵福具体设计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在1940年7月底,设计出新枪。之后立即颁发统一图纸、样枪到各厂停止制造杂牌枪,改产新枪。同时教育工人严格遵守制作工艺,使用量具,操作机床,了解机、钳、铆、锻、木各工种的分工与合作。经过大家的共同刻苦努力,一大批手工匠人及青年战士,逐渐成为适应工业化生产的产业工人最终生产出成批制式化的步枪

三、化整为零,坚持生产

为了保存军工实力,坚持军火生产,针对当时敌强我弱的军事形势,太行军工采取“化整为零”的方针,将大的兵工厂缩小规模,组成单一产品专业厂,分散转移到距敌较远的山村。领导机关和工厂编制实行精兵简政,减少非生产人员,按照这一原则,一九四二年,各兵工厂进行了以下调整:

晋冀豫根据地的军事工业分为11个厂。

黄崖洞兵工厂分为3个小厂。第一分厂迁往辽县苏公村,生产五0炮弹;第二分厂留原址,生产六○、八二迫击炮弹;第三分厂由武乡县显王村迁漆树沟村。

柳沟兵工厂分为3个小厂。第一分厂在原址,铸造五0、六0炮弹,八二炮弹的毛胚;第二分厂迁往黎城县八牛村,

青城炸弹厂也并入该厂,生产地雷、手榴弹;第三分厂迁往武乡县牛嘴村,生产黑色火药。

看后兵工厂迁辽县南井沟村,仍生产复装子弹。

原高峪兵工厂、青城兵工厂、尖庙兵工机器厂和太行工业学校撤销。人员、设备除调各厂一部分外,大部组建成两个化学火药厂和一个复装子弹厂。即一九四二年在黎城县东南的百布交寺成立百布交化学厂,试制无烟火药。一九四四年底,迁到源泉村正式建厂,职工二百余人;一九四三年在阳城县东庄,新建阳城化学厂,制造子弹发射药,职工七十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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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权县杨家庄兵工厂)

一九四二年三月,在沁源县永宁沟组建复装子弹厂。厂长孙永福,教导员林默森。一九四三年,工厂搬迁到太岳军分区后勤部所在地安泽县红泥沟,职工发展到一百二十余人,每月复装子弹3万多发。

在敌人疯狂“扫荡”之下,根据地兵工厂,执行化整为零、分散转移的方针,目标缩小,敌人不易发现。即使有汉奸告密,也由于厂小分布广,敌人很难集中兵力攻打,分兵作战,又难以发挥军事优势。而工厂规模小,设备少,便于机动灵活,遇到敌情转移埋藏快,不少工厂在敌“扫荡”时埋藏设备做到了“两个钟头,寸铁不留”。工厂人员精干,行动方便,少则几十人,多则二、三百人,便于劳武结合,敌人来了,拉上队伍上山打游击,敌人走了,回厂挖出机器排开工序搞生产。每个工厂的产品相对集中,品种较少,一般只有一至两个品种,从投料到出成品都在厂内完成。一个工厂遭到破坏,对其他工厂生产影响不大。这样,大大减少了兵工厂在敌人“扫荡”期间的损失,坚持和发展了军火生产。据太行区各兵工厂的统计:一九四二年生产掷弹筒167门,五0炮弹28964发,步枪1092支,复装子弹21万发。一九四三年生产:掷弹筒351门,五0炮弹 48883发,八二迫击炮弹4253发,步枪1832支,手榴弹40560枚,复装子弹68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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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同甘共苦,团结战斗

在敌人大“扫荡”的艰苦岁月里,干群团结一致,军民亲如一家,同甘共苦,相依为命,是太行军工能够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因素。

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刘鼎,副部长刘鹏,经常跟随职工队伍转战在深山野外,曾亲自领导了著名的辉教山突围。一九四○年冬,敌人进犯黄崖洞、柳沟兵工厂达一月之久。刘鼎带领一千余名职工,爬山涉水,忍饥抗寒,转战在黎城、武乡、辽县的大山之中。当爬上榆社的辉教山时,被敌人重重包围。这时,在总部党校学习的刘鹏,闻讯后火速赶来营救,他不顾个人安危,冲进敌人包围圈,找到了队伍,经过七天战斗,终于突围。在突围时,军工部和工厂领导大都在队伍后面,一千余人一个不少地安全转移。

黄崖洞兵工厂所长程明升,是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他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亲密无间,建厂时,他光脚穿草鞋,和工人一起,雨里淋,泥里踩,开山筑路。战备时,不管白天黑夜,他一面指挥,一面带头埋机器,藏器材。他对职工倍加关怀,体贴入微,不论工作怎么忙,他总要抽时间,教职工学文化、学技术,开饭时,他常到食堂,看职工吃的怎样,问长问短,帮助改善生活,晚上查宿舍,给职工挡风盖被子。而他对自己却要求很严,有一次,炊事员为了关心首长,在他的菜里多放了点油盐佐料,他发现后,严厉地批评了炊事员,从此,每逢开饭时,他总是先尝尝工人的菜,然后再放心吃自己的饭。他生活上很简朴,不肯枉花一分钱,衣服破了自己缝补,省下来的钱支援了有困难的工人。

梁沟兵工厂,有一次遭到敌人袭击,正当职工在转移途中,所长陈志坚,发现工人武振常因埋藏机器,没顾上告其爱人撤离,陈立即下马,同工人一起步行,令人骑着他的马,急返厂区,把武的爱人及全家救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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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整理者和八路军军工部部长刘鼎儿子刘文山在杨家庄兵工厂前合影)

在反“扫荡”斗争中,碰上农忙季节,职工就下山帮助农民春耕、秋收,遇上敌人秋季大“扫荡”,职工全力以赴,同农民一起抢收、抢运,每逢新旧年关,工厂职工与附近农民欢聚一堂,互相庆贺。农民兄弟为兵工厂筑道路、修水渠、盖房屋、运器材、驮炮弹、供粮食、送蔬菜。工厂受到“扫荡”破坏时,农民将自己的房子腾出来,让工厂当宿舍、当工房,有时农民还帮工厂搞生产,解决劳力不足的问题。在历次保卫工厂的战斗中,工厂附近大批青年农民,积极参加民兵武装,保卫工厂,有许多农民负伤,流血甚至献出了生命。苏公村村长共产党员魏三丑,深入敌人内部探听消息,不幸被俘,敌人多次拷打,坚不吐实,被敌杀害。日寇“扫荡”时,职工和家属有时转移疏散到农民家里,受到热诚照顾,亲如一家,他们把省下的粮食让职工和家属吃,自己吃糠菜,千方百计掩护工人安全。工人董金曲,被敌追赶,跑到一户农民家里,眼看就要被捕了,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大娘,把他当做自己的亲儿子,与追来的日军当场争辩,受到毒打,她咬着牙,忍着痛,丝毫不吐露真情,保护了军工战士的生命。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根据地连年遭灾,农业歉收,

职工生活带来严重困难,当时口粮标准,干部每人每天七两半,工人每人每天一斤一两二钱。这有限的粮食,常常因敌人的“扫荡”而收藏在山洞里或土窑中,时间一长发霉变质,吃起来难以咽下。有时因敌人骚挠,封锁交通,粮食不能及时运到,职工经常以野菜、树叶充饥。为了与根据地人民共渡荒年,太行军工贯彻党中央精兵简政和开展生产自救运动的指示,发动职工开荒种地,生产自救。太行军工厂职工上山开荒,种了谷子、玉茭、豆子、土豆、白菜、萝卜等,对改善生活,渡过灾荒,起了很大作用。许多职工还顾全大局,主动向上级提出免发棉衣、工作服和肥皂等必须物品,以紧缩开支,厉行节约,渡过困难。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武乡县党史地方志研究室):在反扫荡中巩固和发展的太行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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