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需要细节 | 文革中家败人散的朱其文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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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 profile

朱其文(1909年~1987年) ,曾用名米子饰、朱子瑟;江苏省如皋县范湖洲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北平反帝大同盟组织部长、党组书记、中共北平市委宣传委员,1931年任义勇军部长。1933年受党组织派遣至冯玉祥部,参加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抗日战线报社社长、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部第一路游击队副总司令员;1936年在天津市电话局开展工运和情报工作,参加组织冀东抗日暴动,先后担任冀东自卫会军事组副组长、平西抗日联军政治部主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冀东办事处主任、平西专署专员、冀东行署副主任、冀热辽行署副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东进委员会代书记、辽宁省副主席、党组书记、辽吉区行署主任、辽北省政府副主席(党组书记)、哈尔滨特别市市长、沈阳市市长(党组书记)。

1953年后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副秘书长、 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副主任、驻保加利亚大使、驻越南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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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每当回顾那段历史,心中总是沉甸甸的。往事如鱼刺梗喉,难以吞咽。留在记忆中的并不是那些红旗招展、浩浩荡荡的游行集会;不是那些五花八门、铺天盖地的红书、口号、标语、大字报;也不是那些自吹自擂、自我陶醉的革命精神和大好形势;更不是留恋站在神坛上的光辉形象,而是那些由于沉渣泛滥、群魔乱舞、颠倒黑白、满目苍夷所造成的种种伤痕。

为了不能忘却的记忆,在这里讲述一个家庭在文化大革命中真实但又模糊的故事吧。说它真实,是自己直接的所见所闻;说它模糊,则是由于封锁或掩盖,至今许多内幕细节都无法得知。既然是讲故事,就不必苛求其准确无误,当然欢迎批评补正了。

1968年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那时我还在哈军工学院里“闹革命”呢。说是“革命”,其实是一边打派仗,一边逍遥自在地玩着。当时不仅大字报多,而且全国各地的小字报也是满天飞。上面刊载的各种消息很多,什么中央首长的讲话啦,什么地方发生“武斗”啦,应有尽有。

有一天我看到小字报上的一则爆炸性消息,讲中国驻越南大使朱其文叛国,妄图游过鸭绿江投奔朝鲜。对于此事我不太相信,位置那样高的干部,怎么会用游泳的方式偷越国境呢?而且还是去朝鲜?

后来等我回到北京家里时,看到住在二楼的朱其文大使家已经是一派败落景象,人去屋空。只剩下有轻度智障的小儿子,每天晃来晃去,逢人便说:“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可自在呢!”从此,朱其文大使一家的厄运不断,是我们院子里处境最悲惨的一家。朱老被公安部逮捕,夫人张士霞被审查后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大哥、二哥、大姐以及他们的亲属,分别被各自单位关押、审查、批斗,以至于造成自杀(未遂)、伤残的恶果出现。有智障的小儿子也没有逃脱厄运,不久就被送到农村插队去了。家里的家具、物品也被抄得精光。一个好端端的家庭,被以“革命”的名义、专政的手段解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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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使节布拉格会议

朱其文(后排左14)

为什么朱其文大使家会遭遇到如此之灾呢?开始的时候谁都说不清楚。我曾经以为是因为朱老参加外交部“二十六位大使大字报”和“九十一人大字报”,批判极左思潮、保护陈毅惹的祸呢。没有多久,消息陆续传出来,是因为“叛国罪”被捕的。听说是造反派刚刚宣布对朱老隔离审查,他就不见了踪影,于是逐级上报到中央文革小组那里,然后全国通缉被抓住的。

还有一种说法:造反派用不正当的手段,请有智障的小儿子喝酒时套出朱老的去向。由于朱老去丹东前家里开了个会,一致同意朱老去丹东休养一段时间。并且有人准备行装,有人买票送站,这样就把全家人都牵连进去了。

虽然事情已经明白无误地摆在那里了,不得不信。但是我始终不全信,认为一定会有搞错的地方。朱老的性格非常刚烈。记得有一次在我家里,他与我父亲谈到造反派批判他为“二月逆流”翻案时,曾经激动地说:“想让我投降?没门!”朱老是一个老资格的革命家,经历过无数次生死考验,绝对不会那么沉不住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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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排左起《新越华报》社长陈天水、海防华联会主任陈光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毅、越南华联总会副主任河内华联会主任廖胜、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越南华联总会主任吴连、河内华联会副秘书长刘英葵、河内华侨师范学校校长杨坚、中国驻越南经济代表处处长、《新越华报》总编丁力,第二排右二:中国驻越南大使朱其文

让人感到疑惑的是像这样资深的共产党党员、国家高级干部,竟然在1975年9月5日,被最高人民法院以“企图偷渡越境叛国”的罪名,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许多干部受到迫害,没有任何司法手续就被关押在监狱里数年的事情很多,但是通过法院正式判刑的,却是极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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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主席在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合影(前排右2胡志明,右1朱其文)

时过境迁,当中国翻过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后,朱其文大使的冤案得到平反。在《江华传》一书中有这样一段章节:

……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在江华的领导下,还复查纠正了自己判处的冤假错案,如朱其文“偷渡”案。1975年9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以“企图偷渡越境叛国”罪判处朱其文有期徒刑10年。

判决认定:朱其文(原系我国驻越南大使)在1968年5月被外交部隔离审查时,于5月4日晚畏罪潜逃,5月6日上午逃到辽宁省丹东市鸭绿江边,企图偷渡越境叛国。因江宽流急,戒备严密,未敢偷渡,又企图到上游上河口偷渡。当天下午在去该地途中被捕,其阴谋未得逞。

当时向法院提供的所谓朱其文偷渡的证据只是一个橡皮气圈的照片,说朱企图坐在这个气圈上偷渡过江。朱其文辩称,他从未有偷渡去朝鲜的企图,那个气圈是他因患痔疮晚上睡觉用的。就凭这样一个小小的气圈怎么能渡过水深流急的鸭绿江呢?但这些有理有据的辩解都无济于事。而当时的最高人民法院只是奉命办案,承办人虽然感到有问题,也无法提出。

1978年12月,原报送单位在复查意见中还给朱其文留了“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最高人民法院刑庭审核后,认为属冤案,应彻底平反,不留尾巴,报经江华批准,于1979年7月19日再审认为,原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判决撤销原判,宣告朱其文无罪。

值得深思的是其中的一句话:“而当时的最高人民法院只是奉命办案,承办人虽然感到有问题,也无法提出。”是奉谁的命办的案?对明显违反法律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的案件,法院为什么“无法提出”自己的正确意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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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其文在新沈阳政府成立大会上

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前几年见到二哥的时候,听他讲过几句:“当年父亲受到造反派批判的时候,抵触情绪很大。他原来的警卫员在丹东部队里当领导,几个月前曾经来信邀请老首长到部队里休养一段时间。为此全家人一块儿商量后,认为去丹东部队避避风头是个不错的选择。后来他到了丹东,因为部队换防没有找到人,正要返回北京时就被扣押了。”

 

谈到那个救生圈时,二哥苦笑着说:“简直是个天大的笑话,有头脑的人想想就能够知道那是诬陷。父亲身高体胖,那个儿童救生圈怎么可能帮助他游过急流的鸭绿江呢?当时买救生圈是因为父亲有痔疮,怕他坐得太久不舒服才给他买的。”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是这个说法符合道理,还是法院判决书讲得有道理呢?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经过添油加醋后就成为罪名被判刑,真是冤枉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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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交部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前排左起:王国权(驻波兰大使)、黄镇(驻法国大使)、潘自力(驻苏联大使)、毛泽东、朱其文(驻越南大使)、陈毅、秦力真;中排左起:王炳南、韩念龙、谢邦治(驻保加利亚大使)、姬鹏飞、罗贵波(副部长)、刘晓、方毅(外经委主任)、乔冠华;后排左起:廖承志(外办主任、侨办主任)、刘春、刘新权、李昌(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

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那就是朱老的小儿子育东不得不下乡插队时,得到院子里许多同龄人的同情,大家都主动帮助他整理行装。还怕他在乡下吃亏,将他仅有的几十块钱缝在棉衣里,并千叮万嘱地告诉他不要被别人骗走。可惜的是这些救命钱还是没有保住,被一块下乡的人骗走喝酒去了,而且那些人还经常为要钱折磨、打骂他。后来育东写信到处呼吁:“快救救我吧,他们要整死我啦!”最后在好心人的帮助下,育东回到北京,在国宾馆做了一名花匠。

二哥还讲,曾经去关押父亲的地方看他时,得知他在被关押时期一直不说话,见到儿子时话也不多说。可想而知,牢狱之灾对他精神上的伤害与摧残有多大和多深啊!平反出狱后,因为原先住房被时任领导住上了,只好临时住在招待所。住到招待所后就没有人管了,最后还是他当年在沈阳当市长时的副市长焦若愚(时任北京市长)的过问,才在北京安排了住房。朱老晚年因为体弱多病,就没有再担任过什么职务了,总之心情并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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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朱老感到欣慰的是,他的子女并没有因为家庭的变故而被击垮,反而在血雨腥风、艰难困苦之后,个个展示英姿。

大哥育理是早期的留苏学生,回国后一直在军事科研单位搞研究工作,成绩斐然。受到牵连后,被开除党籍公职下放劳动,而且右手致残,至今一直用左手写字。最终他凭着自己的才华和能力,当上了国家的部长,是我们院子里老外交官后代中的佼佼者。

二哥育诚曾经是哈工大的教师,后来当过北京市科委主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现在仍然活跃在对港台研究的工作上。

大姐朱莉曾任北京粮食局的副局长,已经去世。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生活在北京的人都知道又白又软香喷喷馒头的美味,是多么让人解馋。在短时间内克服困难,建起北京第一、第二面粉厂,要知道这是大姐的功劳呀!

育东也已经退休住进养老院,过着安祥的晚年生活。

如果在天堂上的朱老,看到儿女们“青出于兰而胜于兰”的时候,一定会露出满意地的笑容和骄傲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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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   朱育理 中国航空技术总公司原总经理

 右   朱育诚 北京市原政协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最黑暗的一段历史。绝对不可以用肤皮潦草、轻描淡写、遮遮掩掩、避重就轻的态度,来掩盖文化大革命祸国殃民的真实事实。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人,已经开始从目前的历史舞台中逐渐地淡出了。如果不能把真实的情况流存下来,是对后代、对历史的不负责任,也会使自己的良心受到谴责。

每个时代的历史,就是在你我他的笔下与口中得到传递。普通人也可以成为重要的历史见证人,现在的所见所闻也许就是将来的历史。只有如此,才能打破“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铁律,还历史一个清白!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但愿这个“咒语”,不要再使中国重蹈文化大革命的覆辙!

– END-

作者| 王民伟     编辑 | 使节逸事  华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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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民伟,自由撰稿人,钟爱外交史实方面的写作,曾出版《历史需要细节 一个后代眼中的老外交家往事》。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使节逸事):历史需要细节 | 文革中家败人散的朱其文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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