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需要细节 | 文革中家败人散的朱其文大使

△向上滑动阅览全文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每当回顾那段历史，心中总是沉甸甸的。往事如鱼刺梗喉，难以吞咽。留在记忆中的并不是那些红旗招展、浩浩荡荡的游行集会；不是那些五花八门、铺天盖地的红书、口号、标语、大字报；也不是那些自吹自擂、自我陶醉的革命精神和大好形势；更不是留恋站在神坛上的光辉形象，而是那些由于沉渣泛滥、群魔乱舞、颠倒黑白、满目苍夷所造成的种种伤痕。

为了不能忘却的记忆，在这里讲述一个家庭在文化大革命中真实但又模糊的故事吧。说它真实，是自己直接的所见所闻；说它模糊，则是由于封锁或掩盖，至今许多内幕细节都无法得知。既然是讲故事，就不必苛求其准确无误，当然欢迎批评补正了。

1968年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那时我还在哈军工学院里“闹革命”呢。说是“革命”，其实是一边打派仗，一边逍遥自在地玩着。当时不仅大字报多，而且全国各地的小字报也是满天飞。上面刊载的各种消息很多，什么中央首长的讲话啦，什么地方发生“武斗”啦，应有尽有。

有一天我看到小字报上的一则爆炸性消息，讲中国驻越南大使朱其文叛国，妄图游过鸭绿江投奔朝鲜。对于此事我不太相信，位置那样高的干部，怎么会用游泳的方式偷越国境呢？而且还是去朝鲜？

后来等我回到北京家里时，看到住在二楼的朱其文大使家已经是一派败落景象，人去屋空。只剩下有轻度智障的小儿子，每天晃来晃去，逢人便说：“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可自在呢！”从此，朱其文大使一家的厄运不断，是我们院子里处境最悲惨的一家。朱老被公安部逮捕，夫人张士霞被审查后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大哥、二哥、大姐以及他们的亲属，分别被各自单位关押、审查、批斗，以至于造成自杀（未遂）、伤残的恶果出现。有智障的小儿子也没有逃脱厄运，不久就被送到农村插队去了。家里的家具、物品也被抄得精光。一个好端端的家庭，被以“革命”的名义、专政的手段解体了。

为什么朱其文大使家会遭遇到如此之灾呢？开始的时候谁都说不清楚。我曾经以为是因为朱老参加外交部“二十六位大使大字报”和“九十一人大字报”，批判极左思潮、保护陈毅惹的祸呢。没有多久，消息陆续传出来，是因为“叛国罪”被捕的。听说是造反派刚刚宣布对朱老隔离审查，他就不见了踪影，于是逐级上报到中央文革小组那里，然后全国通缉被抓住的。

还有一种说法：造反派用不正当的手段，请有智障的小儿子喝酒时套出朱老的去向。由于朱老去丹东前家里开了个会，一致同意朱老去丹东休养一段时间。并且有人准备行装，有人买票送站，这样就把全家人都牵连进去了。

虽然事情已经明白无误地摆在那里了，不得不信。但是我始终不全信，认为一定会有搞错的地方。朱老的性格非常刚烈。记得有一次在我家里，他与我父亲谈到造反派批判他为“二月逆流”翻案时，曾经激动地说：“想让我投降？没门！”朱老是一个老资格的革命家，经历过无数次生死考验，绝对不会那么沉不住气的。

让人感到疑惑的是像这样资深的共产党党员、国家高级干部，竟然在1975年9月5日，被最高人民法院以“企图偷渡越境叛国”的罪名，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许多干部受到迫害，没有任何司法手续就被关押在监狱里数年的事情很多，但是通过法院正式判刑的，却是极为罕见。

时过境迁，当中国翻过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后，朱其文大使的冤案得到平反。在《江华传》一书中有这样一段章节：

……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在江华的领导下，还复查纠正了自己判处的冤假错案，如朱其文“偷渡”案。1975年9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以“企图偷渡越境叛国”罪判处朱其文有期徒刑10年。

判决认定：朱其文（原系我国驻越南大使）在1968年5月被外交部隔离审查时，于5月4日晚畏罪潜逃，5月6日上午逃到辽宁省丹东市鸭绿江边，企图偷渡越境叛国。因江宽流急，戒备严密，未敢偷渡，又企图到上游上河口偷渡。当天下午在去该地途中被捕，其阴谋未得逞。

当时向法院提供的所谓朱其文偷渡的证据只是一个橡皮气圈的照片，说朱企图坐在这个气圈上偷渡过江。朱其文辩称，他从未有偷渡去朝鲜的企图，那个气圈是他因患痔疮晚上睡觉用的。就凭这样一个小小的气圈怎么能渡过水深流急的鸭绿江呢？但这些有理有据的辩解都无济于事。而当时的最高人民法院只是奉命办案，承办人虽然感到有问题，也无法提出。

1978年12月，原报送单位在复查意见中还给朱其文留了“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最高人民法院刑庭审核后，认为属冤案，应彻底平反，不留尾巴，报经江华批准，于1979年7月19日再审认为，原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判决撤销原判，宣告朱其文无罪。

值得深思的是其中的一句话：“而当时的最高人民法院只是奉命办案，承办人虽然感到有问题，也无法提出。”是奉谁的命办的案？对明显违反法律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的案件，法院为什么“无法提出”自己的正确意见呢？

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前几年见到二哥的时候，听他讲过几句：“当年父亲受到造反派批判的时候，抵触情绪很大。他原来的警卫员在丹东部队里当领导，几个月前曾经来信邀请老首长到部队里休养一段时间。为此全家人一块儿商量后，认为去丹东部队避避风头是个不错的选择。后来他到了丹东，因为部队换防没有找到人，正要返回北京时就被扣押了。”

?

谈到那个救生圈时，二哥苦笑着说：“简直是个天大的笑话，有头脑的人想想就能够知道那是诬陷。父亲身高体胖，那个儿童救生圈怎么可能帮助他游过急流的鸭绿江呢？当时买救生圈是因为父亲有痔疮，怕他坐得太久不舒服才给他买的。”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是这个说法符合道理，还是法院判决书讲得有道理呢？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经过添油加醋后就成为罪名被判刑，真是冤枉到家了！

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那就是朱老的小儿子育东不得不下乡插队时，得到院子里许多同龄人的同情，大家都主动帮助他整理行装。还怕他在乡下吃亏，将他仅有的几十块钱缝在棉衣里，并千叮万嘱地告诉他不要被别人骗走。可惜的是这些救命钱还是没有保住，被一块下乡的人骗走喝酒去了，而且那些人还经常为要钱折磨、打骂他。后来育东写信到处呼吁：“快救救我吧，他们要整死我啦！”最后在好心人的帮助下，育东回到北京，在国宾馆做了一名花匠。

二哥还讲，曾经去关押父亲的地方看他时，得知他在被关押时期一直不说话，见到儿子时话也不多说。可想而知，牢狱之灾对他精神上的伤害与摧残有多大和多深啊！平反出狱后，因为原先住房被时任领导住上了，只好临时住在招待所。住到招待所后就没有人管了，最后还是他当年在沈阳当市长时的副市长焦若愚（时任北京市长）的过问，才在北京安排了住房。朱老晚年因为体弱多病，就没有再担任过什么职务了，总之心情并不愉快。

让朱老感到欣慰的是，他的子女并没有因为家庭的变故而被击垮，反而在血雨腥风、艰难困苦之后，个个展示英姿。

大哥育理是早期的留苏学生，回国后一直在军事科研单位搞研究工作，成绩斐然。受到牵连后，被开除党籍公职下放劳动，而且右手致残，至今一直用左手写字。最终他凭着自己的才华和能力，当上了国家的部长，是我们院子里老外交官后代中的佼佼者。

二哥育诚曾经是哈工大的教师，后来当过北京市科委主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现在仍然活跃在对港台研究的工作上。

大姐朱莉曾任北京粮食局的副局长，已经去世。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生活在北京的人都知道又白又软香喷喷馒头的美味，是多么让人解馋。在短时间内克服困难，建起北京第一、第二面粉厂，要知道这是大姐的功劳呀！

育东也已经退休住进养老院，过着安祥的晚年生活。

如果在天堂上的朱老，看到儿女们“青出于兰而胜于兰”的时候，一定会露出满意地的笑容和骄傲的目光。

文化大革命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最黑暗的一段历史。绝对不可以用肤皮潦草、轻描淡写、遮遮掩掩、避重就轻的态度，来掩盖文化大革命祸国殃民的真实事实。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人，已经开始从目前的历史舞台中逐渐地淡出了。如果不能把真实的情况流存下来，是对后代、对历史的不负责任，也会使自己的良心受到谴责。

每个时代的历史，就是在你我他的笔下与口中得到传递。普通人也可以成为重要的历史见证人，现在的所见所闻也许就是将来的历史。只有如此，才能打破“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铁律，还历史一个清白！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但愿这个“咒语”，不要再使中国重蹈文化大革命的覆辙！

–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