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网易号邻读
导读 1969年暮春，正值“文革”时期，北方发生了一起被列为“全国特别重大案件”的氢弹部件失窃案，两位研究所保密人员在护送氢弹重要部件进京时，在火车上竟被人调了包。案件一下子便惊动了中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给出了十天的期限，要求尽早破案……
一、莫名失踪的氢弹部件
1969年暮春，开往北京的596次列车正在检票。两个年轻人急急赶来，上了三号车厢。其中一个二十三四岁，手里提着一个沉甸甸的黑色人造革拎包；另一个年过三十，空着手。
两个人找到座位后却没有坐下，而是把人造革拎包用链条锁锁在行李架上，仔细检查无恙，才安心坐下来。
行车途中，两人没有放松，不管什么时候，总有一位的视线凝然不动地注视着行李架上的那个人造革拎包。
原来，这两个神秘旅客，是位于太原附近某地的保密单位703研究所的保卫人员。年纪稍大的叫秦家康，是研究所保卫科长，另一个叫杨晓晨，是秦家康的下属。
703研究所自1967年春天开始，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参与我国自行设计的一种新型氢弹的研制工作，负责研制氢弹重要部件“TQD自动仪”。经过科研人员近两年的不懈努力，终于研制成功。
研究所领导决定将该部件送往北京，交国防科委作最后鉴定。运送任务就交由研究所革委会常委兼保卫科长秦家康负责。
秦家康接受送交“TQD自动仪”任务后，对如何送往北京作了认真考虑。703研究所以前也研制过国防武器部件，运送样品一般采用两种方式：部件体积较大，不能随身携带的，装上专车，经公路运往北京，请驻军部队派武装人员护送；
部件较小可以随身携带的，由数人保护，乘火车送北京。多年来，这两种方式交替使用，从未有过闪失。
秦家康寻思，“TQD自动仪”体积不过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大小，重量不过几公斤，可以随身携带，应当用后一种方式运送。
于是，秦家康把保卫科几十号人扳着手指头逐个筛选，选中了会武术、能徒手搏击的科员杨晓晨，跟自己一起去。
从太原往北京的这条铁路叫“京原线”，起点太原，终点北京永定门，全程561公里，正常行驶时间为13小时44分。为此，两人整整熬过一个白天，到晚上9时终于驶抵终点站—北京永定门车站。
可是，意外就在这时候发生了，杨晓晨掏出钥匙，爬上座椅去开链条锁。愕然发现，人造革拎包的“TQD 自动仪”不翼而飞！里面塞着几团旧报纸！
我国第一颗氢弹
二、周总理只给了十天的破案期限
秦家康、杨晓晨丢失“TQD自动仪”后，心急如焚，一面向派出所报案，一面向国防科委紧急报告。国防科委当然知道这桩事件的份量，稍稍商量一下，便决定向总理办公室报告。
周恩来闻讯大吃一惊，立即给时任公安部长谢富治打来电话，要求公安部立即组织力量，尽早破案，并给出了十天的期限。
时任公安部长谢富治
可是，人海茫茫，这个案子从何查起呢？
按照当时的一般思维，干警们马上想到，偷氢弹的是不是国民党特务，或者是苏修分子？于是，立即急电通知各边境口岸、边防哨卡，以及邮电部，进行大面积的排查，凡发现可疑的出境物品，一律暂先扣下。
没想到，这样大海捞针，还真让大家找到了一个可疑份子叫司马远发。原来，这个人在旅馆登记入住时，用的是繁体字。这显然是台湾过来的特务。
公安干警将司马远发抓捕后，押运的时候出了事。因为司机心情激动，开快了点，车子在过桥时掉进了水坝。虽然干警跟司机都游了出来，可司马远发却没有了踪影。
解放初期敌特活动甚为猖獗
当时，大家都猜想，是不是因为戴了手铐，司马远发没游出来，淹死了。于是，大家把水坝里的水抽空。这一下，鱼虾倒是抓了不少，但人还是不见踪影。
最后，大家分析，司马远发应该是逃了。不过，当时干警已经在附近拉网，司马远发不可能逃得很远，应该就隐蔽在附近。
于是，干警假意撤退，等待司马远发自投罗网。果然，三天后，以为没事的司马远发从山洞里爬了出来，还准备到老乡家偷鸡蛋吃，结果当场被抓住。
经过审讯，这个特务供出了数个潜伏在大陆的特务。但他并没有偷走要找的氢弹部件。
线索又断了。
三、藏在“五七学习班”里的能人
此时，已是“TQD案件”发生的第六天。北京公安部那里，督办此事的专案组长黄碧天几乎24小时守着电话机，每隔两小时就接到来自北京、铁道部、山西、河北方面的例行情况汇报。
每次听到铃响时，黄碧天心里都充满了希望，但耳机里传来的总是千篇一律的几个字：“没有突破。”
这天晚上，黄碧天不禁感到有些灰心，忽然接到周总理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周恩来总理指示：要抓紧时间侦破案件，侦查力量如果不够，可以考虑启用那些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目前不在岗位上的同志。
黄碧天逐字记下周总理的指示，反复看了几遍，眼睛突然一亮：公安部在山西有个临时性的“五七学习班”，其中不乏具有丰富侦查实践经验的“老公安”，何不让山西省公安厅破例启用他们?
原来，“文革”开始后，公安部和其他部一样，七揪八揪，揪出了一批“叛徒”、“内奸”、“黑手”、“特务”、“假党员”等等，有的被投进了监狱，有的开除公职，有的实在落实不了“证据”，便送往“五七学习班”。
但这些人里很多是老刑警，经验很丰富。现在，周总理显然想启用“学习班”里的能人参加“TQD案件”侦查工作。
周恩来总理
黄碧天考虑了一会，抓起保密专线电话机，打向山西省公安厅。最终，专案组找到了一位叫郭应峰的老公安。
郭应峰55岁，头发已显花白，虽然貌不惊人，但他的侦查本领在全国公安界可是赫赫有名，“文革”前发生的一些“特案”，如“故宫飞盗案”、“卢沟桥碎尸案”、“广州预谋暗杀国家领导人反革命案”等的侦破，都与他的名字分不开。
郭应峰一来，首先要求了一间静室，和立案以来北京每天转来的《24小时侦查情况记录》及有关技术鉴定。
之后，郭应峰在静室中独自待了8个小时，出来时就丢下一句话：这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作案者是二十出头的女性，是山西境内某小镇的居民。而且刚入行不久！还在剧团呆过。
这简直太神了。他是怎么推算出来的呢？
郭应峰分析，根据现有的技术鉴定，那个拎包的拎襻上有少量油渍—“红灯”护肤脂，按京原线途经山西各小镇群众生活习惯来说，只有青年妇女喜欢在冬春秋三个季节使用太原日用化学品厂出品的廉价的“红灯”护肤脂；
她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打开链条锁，说明她具备这方面的技术；按说具备这种技术的角色不会冒冒失失贸然下手，她得轧准目标，确有油水可捞才下手，但她下手了，这说明她很冒失，不是什么真正的高手。
“红灯”护肤脂
为什么说是剧团呆过呢？因为两个当事人都回忆在路上遇到的可疑人物只有男性。那么，根据现有的线索，很可能这个“他”就是一个女的假扮。这种人可能在剧团干过，具备化妆能力。
四、不露痕迹的“捕蝶行动”
根据郭应峰的分析，专案组立即调整了调查方向，重新查阅以太原为中心的各条铁路线上在“TQD案件”发生前后的同类报案记录。
到第九天下半夜二点半，各线记录汇齐，最后一个月里共有车窃案件42起，其中扒窃案31起，窃包案11起，后类案件中有5起作案手法和“TQD案件”有相似之处，都是开锁作案。
这样一来，嫌疑就清楚了，按这个特点去排查，一共发现附近有五位符合的，其中四位在牢里，只有一位新冒出来的姑娘在外面，此人拜了大盗“锁王”贾福坤为师傅，擅长开锁，作案无具体地点，人称“蝴蝶”，年轻高挑漂亮，还拍过样板戏。
很快，公安干警就在一家旅馆发现了“蝴蝶”。但是，郭应峰表示先不抓，因为万一抓了，她不认就麻烦了。郭应峰设了一个计。
第二天，这个“蝴蝶”出去吃饭，郭应峰跟她到了一家饭馆。这时，他假扮为盗窃高手，在“蝴蝶”面前露了一手，偷了一位顾客的800元钱，引得“蝴蝶”前来学师。
“蝴蝶”还向郭应峰一五一十地说了自己的经历，什么只跟锁王贾福坤学了数天，功夫没学全，而且换包根本没油水，比如上周拎了一个包，里面只有一块废铁，气得她把这块废铁扔到公园的水池里了……
就这样，这个案子算破了，“蝴蝶”被抓获，被丢弃的氢弹部件也找到了。
这一天，正好是周总理所规定的破案期限的最后一天！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华山穹剑）：震惊中南海：1969年氢弹部件失窃大案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