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的力量 将帅蒙难记】坚决革命的董振堂将军 连载（一）

董振堂(1895-1937)，字绍仲，河北省新河县人。宁都起义领导人之一，中国工农红军著名将领，红军西路军第五军军长。1937年1月20日战死甘肃省高台县城，时年42岁。

董振堂出身农民家庭。由于家贫，13岁才入小学读书。19岁入冀县中学求学，毕业后考入保定军官学校预科一一清河预校学习。1919年底从预校毕业，分配到北洋军中服役。1921年入保定军官学校受训，1923年毕业，时年28岁，分配到冯玉祥将军的部队任见习官。由于他怀有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工作踏实，不怕吃苦，又能团结官兵，因而很快得到升迁，一年之内，即由见习官、排长提升为炮兵连长。

1924年，冯玉样发动北京政变，推翻北洋军阀曹锟的贿选政府，并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故宫，邀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董振堂参加了这次政变，因功提升为营长，不久又升任团长。1926年8月，冯玉祥考察苏联后回国，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于9月间举行“五原誓师”，反对北洋军阀统治，董振堂被任命为冯部第四军十二旅旅长。此后，他率部随冯玉样进军西北，经银川、平凉等地，进军陕西，打退了围困西安的河南军阀刘镇华部，解了西安之围。

1927年5月，冯玉祥部队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参加北伐战争，师出中原，攻打直系军阀吴佩孚。董振堂率部东出紫荆关，攻人敌军要害部位，消灭了吴佩孚的司令部和警卫旅，吴只脱逃。他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因功升任第二集团军三十六师师长。此后，又曾改任第十三师、第五师师长，率部移驻河南洛阳，并兼洛阳警备司令。

1930年3月，冯玉祥联合阎锡山讨伐蒋介石，“中原大战”得发。董振堂率部参加豫西战役，激战月余，屡败蒋军;接着又参加豫东战役，冒雨驰援皖北毫州，经七昼夜激战，击退蒋军，解毫州之围，受到冯玉祥的通令嘉奖。后来冯玉祥失败，所部被蒋介石收编，第二集团军一部改编为第二十六路军，由孙连仲任总指挥，赵博生任总参谋长。董振堂的第十三师改编为该路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旅，他被任命为旅长。1931年春天，蒋介石命令二十六路军到江西参加“剿共”战争，当年7月进驻宁都县城。

由于第二十六路军出身“杂牌”，改编后备受蒋介石集团的歧视，待遇很差，部队开到南昌后才第一次给官兵发饷，但仅发了三分之二，不但远远低于蒋系中央军，而且低于其他杂牌部队，因而引起广大官兵极大的不满。孙毅将军回忆说:二十六路军的官兵大都是北方人，驻宁都以后，对南方的环境、气候不适应，部队中产生了几“怕”一一怕下雨，怕生病，怕与红军打仗。兵饷本来就不足，再加各级军官层层克扣，士兵生活更加清苦，天天喝稀粥，吃卷心菜，许多人吃不饱，瘦得厉害，加之水土不服，疫病流行，许多人病死，一个团平均每天要死四五个人。进驻宁都不到三个月，城北面和城西面就埋了两三千个，新增加的坟头几大片，部队中产生了恐惧情绪。因而，人心浮动，军无斗志，厌战思乡情绪日益严重。

在大革命时期，著名共产党人刘伯坚曾在冯玉祥部队进行过革命活动，董振堂受到过共产党革命思想的影响，对当时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民不聊生的状况十分不满。现在放着日本侵略军不打，却开到宁都打红军，他“一百个想不通”。宁都城内外，到处都有红军撤退时留下的标语:“二十六路军的弟兄们，你们过去打蒋介石，不知死了多少人，现在为什么又为他送命?”“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你们打红军不应该!”“欢迎二十六军的弟兄参加红军!”这些标语、口号，使二十六路军的广大官兵产生了向往红军的思想，也使董振堂的思想日益倾向革命。

董振堂的第七十三旅有一个连长，曾被红军俘虏，他把这个连长找来问红军那边的情况，连长说:“人家对被俘的人很好，没打没骂，跟人家吃一样的饭，愿意回来的就放回来，不愿回来的可以当红军，我愿意回来，红军还给了两块大洋。”董振堂又问红军还讲过什么话?连长说:“红军说了，不要再替蒋介石卖命了。人家红军对老百姓很和气，官兵平等。人家说，二十六路军要想活命，只有跟红军联合起来一块干。”这位连长说的话，对董振堂触动很大。

董振堂不止一次的讲过要找红军的事。一次，他对老部下苏进说:“部队现在情绪很坏，大家都感到没有出路，我想找个人到那面(指苏区根据地)去了解了解情况。”苏进当即表示赞同，并说:“听人说刘伯坚在上海，何不派人去找他?”不几天，董振堂就以“养病”为名，带着参谋刘振亚到南昌找党组织，未果，又派刘振亚去上海找刘伯坚。其实，刘振亚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只是没有和上级取得联系，到上海也没有找到刘伯坚，就回到宁都。

不久，中共中央派党员王超、袁血卒、李肃三人到二十六路军开展兵运工作，很快和刘振亚取得联系，并在刘振亚、赵博生、董振堂的掩护下，站稳了脚跟，先后发展译电主任罗亚平、学兵连长李青云、执法队长王振铎、副连长王铭五、战士王幼平等入党，成立了地下特别支部。地下党组织积极开展活动，于10月间又发展总参谋长赵博生、董旅参谋郭如岳等十多人入党。党的组织迅速壮大，又建立了官长支部和士兵支部。党的地下支部的建立，使二十六路军中党的兵运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东北三省很快沦陷，华北地区处于危急，第二十六路军的广大官兵纷纷要求开赴华北，参加抗日，保卫家乡。但蒋介石不让该军离开“剿共”前线北上抗日。因此，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同蒋集团的矛盾，特别是赵博生、董振堂等具有正义感的高层爱国军官同蒋集团的矛盾，更趋尖锐，他们纷纷向孙连仲申述北上抗日的理由有的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孙连仲为了摆脱困境，一面向蒋介石致电请示，一面命令部队北上。当部队北开30余公里后，便受到中央军的阻拦，只得重回宁都。董振堂返回宁都后，非常愤慨，说“我们不能参加抗日，何以面对华北父老。”二十六路军的出路何在?如何才能走出困境?”成了他当时昼思夜想的大问题。

由于以上的种种原因，董振堂的思想日益倾向红军;更由于他的两位贴身参谋刘振亚、郭如岳不断地向他“吹风”，他的思想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第二十六路军总参谋长赵博生的入党，加快了二十六路军起义的准备工作。董振堂是赵博生保定军校的同学，又都是河北同乡，彼此十分亲近。赵博生和地下党支部不止一次地分析研究过争取董振堂的工作。赵博生认为董振堂作风正派，能吃苦，富有正义感，在官兵中有比较高的威信，他有倾向革命的言论，对蒋集团贪腐作风及打内战的政策十分不满;他主张坚决抗日，不愿到江西来攻打红军。因此，赵博生认为争取董振堂参加起义是完全有可能的。董振堂任旅长的第七十三旅实力比较强如能把董振堂争取过来，对起义的成功将起保证作用。刘振亚郭如岳更认为，董振堂已是坚定的革命者，主张向他公开党的组织，并吸收他入党。

此后，赵博生多次找董振堂谈话，向他交了底:“二十六路军只有跟红军走，才有出路。”董振堂立刻说:“我们七十三旅听参谋长的，我们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你说怎么好就怎么办!”不久，赵博生又把组织暴动的事告诉了他，他又当即表示:“我听参谋长的!”此后，他即根据赵博生的指示，积极活动起来。这样，董振堂就完全站到革命方面来了。二十六路军中共产党的活动，被蒋集团侦知，蒋介石便连电赵博生，要他立即将“共党分子”刘振亚、袁血卒、王铭五等速捕惩处。赵博生与董振堂等人商量后决定，立即派袁血卒到苏区向红军领导人汇报起义准备情况，同时加快准备工作，乘总指挥孙连仲不在宁都的机会，举行起义。赵博生把董振堂当作起义的主要助手，并把他领导的第七十三旅当作起义的重要力量。赵博生多次找他研究起义的具体方案，又多次到七十三旅召开骨干会议。

暴动的前几天，董振堂显得格外忙碌。他协助赵博生做季振同、黄中岳的工作，制定起义的详细方案。12月11日，赵博生和李青云来到七十三旅旅部，和他研究了起义的具体行动部署。12月14日行动之前，赵博生又来七十三旅，召开骨干会议，赵博生对大家说:“今晚要行动了，成功与失败，关系到二十六路军的前途，也关系到大家的命运。成功了，我们就把部队带到红军那边去;万出了差错，要有秩序地撤出东门，白塔那边有红军接应。”董振堂说:“这是天大的事，大家一定要认真负责地去做，一定能成功。”接着他给几个骨干布置了任务:“刘振亚带特务连扼守通往苏区的通道;李青云率学兵连一部负责城内与东门的警戒、巡逻郭如岳带学兵连一部占领总指挥部和二十五师师部电台;高志中留旅部联络。”

12月14日晚，总参谋长赵博生在总指挥部举行“宴会”，全路军团以上军官应邀赴宴。董振堂布置好岗哨、巡逻队伍、应急分队后，带着他的四个警卫员也来赴宴。酒过三巡后，赵博生宣布举行暴动，董振堂、季振同二位旅长当会带头响应，其他大部分旅长、团长也表示支持，只有两三人反对，被当场下了随身武器。这时，童振堂按照原定计划，立即返回部队，指挥部队行动起来，占领要点。当他得知进占第二十五师电台的部队受到抵抗时，立即带领一部分部队赶去攻打，经过十多分钟战斗，攻占了该电台。

12月15日清晨，宁都城里的枪声停止，起义成功了，第二十六路军ー万七千余人宣布参加红军，董振堂的第七十三旅、季振同的七十四旅全部起义，无一人脱逃。董振堂对大家说:“弟兄们!从今天起，我们再不受蒋介石的欺骗了。我们要到苏区去，与红军并肩战斗，打日本鬼子。”早饭后，董振堂和赵博生、季振同带着起义部队，浩浩荡荡地开向苏区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