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陶斯亮写于1997年】
从1995年秋我的母亲曾志发病以来，到现在——1997年，整整两年过去了。在此期间，母亲三进三出北京医院，接受了八次化疗。我陪床前前后后也达七八个月之久，目睹了一位八旬老人与癌症抗争的近似悲壮的经历。这些发生在病床旁的事情，大都是些零星小事，但它们却是如此生动，如此感人，令我难以忘怀。今得闲暇，特意将它们记叙下来，以此种形式，向我那坚强的、具有非凡勇气的老母亲，献上我的崇敬和挚爱！
母亲虽然已经80多岁了，但身体一向健康，前两年，在重阳节的老人登山比赛中，她还获得过第二名，仅次于比她小很多的著名电影演员陈强。
有一次，我与几位朋友聚会，她们都是身居要职的女性领导。在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日式火锅面被干掉之后，大家的女性感觉也就随着热气而升腾出来。也许是由于女性对幸福的渴望来得特别强烈些，大家竟不约面同地倾诉了自己对幸福的理解。我的回答出乎所有人意料：“像我这样的年纪，还拥有一个妈妈，还能享受母爱，这份幸福感一般人是体会不到的。”众人一致点头称是。
我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上学，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即便是宝贵的寒暑假，也是多和父亲亲近。那时的母亲，漂亮、能干、英姿勃发，正一心一意地干事业，根本就顾不上我们爷儿俩，因此母亲在我心目中远不如父亲那般鲜明和亲切。
1969年父亲去世后，母亲就成了我唯一的亲人。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与母亲相依为命，尤其是1992年之后。这28年来我一直与母亲共同生活，不曾有过一天分离。在母亲的教育和照顾下，我从一个十分幼稚的人，逐渐趋于成熟；第三代小亮和阿妹，也是由姥姥含辛茹苦带大成人的。1994年母亲从中组部退下后，就更加全心全意地照料我们了。
在一个家里，最显示权力的大概就是钥匙和账本了。在我们家，这两项大权全握在母亲手里。家里所有的钥匙都由她保管，每把她都用白胶布做了标记，如果她不在，我们什么门也打不开。她管着好几个账本，始终亲自记账，一笔一笔的，绝不含糊。家里是打醋还是打酱油？是吃米饭还是吃馒头？每餐两个菜还是三个菜？红烧肉里是放香菇还是放栗子？……事无巨细都由母亲统一号令，甚至一个空瓶子扔不扔都得去请示她，我们已经习惯让母亲去操心这一切了。在家里我是头号大懒虫，在餐桌上从不挑肥拣瘦，但也绝不进厨房，两个小懒虫比我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假如我们家的酱油瓶子倒了，那准是大眼瞪小眼的，谁都不会去扶，最后肯定是母亲把它扶起来。我们家就是这个样子的！
母亲终年在厨房里忙碌，亲自做这做那，但在饭桌上她总是带头吃剩菜，我象征性吃点（我家从不倒剩菜），孩子们是连筷子都不沾。多少年来，不曾见母亲吃过鸡腿，都让给孩子们和我吃了。母亲年轻时候爱打扮，也会打扮，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可现在，她似乎刻意去追求一种清贫和简朴，比之从前，判若两人。她全身上下没有一样高级的东西，至今手上戴的一块上海牌手表，还是她八十大寿时我送的。无论春夏秋冬，她穿来穿去就是那么三四件衬衣，还多是捡我们淘汰的，甚至已经当垃圾扔掉的，她也会捡回来洗干净留给自己穿。她用的毛巾，是两条破的合起来缝在一起的，她用的茶杯是没有把手的，牙刷是少了毛的，梳子是缺了齿的，而且她从不用护肤品……用现时的眼光看，活得很“粗糙”。可是如果我要为她买点东西，那她是一百个看不上，横挑鼻子竖挑眼，不是打入冷官就是转送别人。母亲其实本性慷慨大方，凡是好点的东西她都送出去，有时送得我们心疼。她也从不让我们往家交伙食费，哪怕是一分钱也坚决不要。
母亲就是这样节俭、辛苦、操劳的，用她那不高的工资供养着我们这些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我大哥的孙女也接来在北京上学）。如今她老了，已经86岁了，体重只有37公斤，真正是一阵风就能把她吹倒，但是我这一大家子人谁也离不开她那瘦削的肩膀。有了母亲这博大无尽的爱，我越来越体会到一种幸福感，无论走到哪里，令我牵肠挂肚的永远是我那亲爱的母亲！这几年，随着母亲年龄的增长，我凭添了一种恐惧感，有时胡思乱想，竟会无缘无故地默默流泪，不过我不会让母亲知道，在她面前，我永远是个笑口常开的大肚佛。
1959年参加庐山会议期间
最令人担心的事终究还是发生了，母亲病倒了！这回可是病得不轻。
1995年8月底，母亲总是说身体乏力，干家务大不如从前了。并且血色素急剧下降，几乎每周掉一克，到最后掉到只有六克（正常人12克）。人也消瘦下来，锁骨上和腋下的淋巴结像葡萄串那样肿大起来。作为一个有20年临床经验的医生，我知道情况不妙，但母亲死活不肯去医院检查。有次我看到她摊开在桌上的一本医书，翻开的一页是“淋巴瘤”和“白血病”。“她也想到了？”我鼻子一酸，心里特别的难受。一向对什么事都漫不经心的儿子也慌了神，一个劲儿地问我：“姥姥究竟怎么了？”
既然母亲已经怀疑到自己患了癌症，为什么还要拒绝去医院呢？说来也是真不凑巧，这场病耽误了她酝酿已久的一件大事。在上世纪70年代末，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期间，作为副部长，母亲曾协助他从事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如今十几年过去了，耀邦离世了，许多老人也不在了，耀邦同志一些尚不被人知的可圈可点的功绩，再不整理就没知情人了。母亲深感自己责任重大，她决心为党，为后人，为耀邦做一件事情，就是将她了解的这一段情况整理出来。为此，她召集了几位当年参与过此项工作的老同志，调出了一批当年的资料，借了一间房子，安了一台电脑，又从石家庄请来了一位笔杆子。一切就绪，正准备着手干、不料病魔却抢先了一步。一向要强的母亲深知住院就意味着放弃，她决心与病魔争一短长。任我怎么劝说，她跟我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只有一次说漏了一句：“我就是拼命，也得把这段历史写出来，就怕突然死了。”
这是我心情最黯淡的一段日子，母亲紧闭其口，我也不好向她捅破，就这样两人心里较着劲。望着母亲日渐憔悴的面容，我焦急、恐惧、忧伤，几次躲在自己的小屋里抹眼泪。我不敢想象，若是没了母亲，这个世界会变成怎样！
作为女儿，明知母亲病了而不让她及时治疗，这岂不是罪过！我将会终身痛悔！于是，我与北京医院的医生共同合计，以做活检需临时住院为由，连哄带骗地将母亲弄进了病房。母亲还以为做完活检就可以回家了，但我心里明白，她将会长期住下来。
就在她住院这天，秘书从人民大会堂替她领回了刚刚颁发的“健康老人”证书。
活检是由大名鼎鼎的外科专家吴蔚然教授给做的，母亲70年代的胆结石、80年代的脂肪瘤切除术也都是他给做的。10月11日，吴教授将我唤到走廊，对我说：“我刚刚去病理科看了片子和报告，已经确诊为淋巴瘤，但究竟是T型还是B型，还要做进一步检查。
10月13日，肿瘤医院的孙燕教授来会诊，他是这方面公认的权威。会诊结束后，我被唤进办公室，由北京医院肿瘤科赵主任向我通报会诊结果：诊断是“恶性淋巴瘤（非何杰金型）。病理：中度恶性；病期：三期（总共四期）；治疗：准备上化疗。医生们说，他们还从未在85岁高龄老人身上实施过化疗，在他们的病例中，最大年龄也就80岁，年龄越大，做化疗的风险也就越大。但他们看到母亲精神状态很好，情绪稳定，有一定的承受能力，故而也就决定上化疗了。
轮到家属表态，我哽咽得说不出话来，还是我先生理由替我说了几句。他是专程从广州赶回来看望母亲的。记得那天他说：“这个老人是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也有顽强的忍耐力，什么事她都会尽量忍受，而不愿给医生护士找麻烦的，她一定会尽最大努力来与你们配合……”
虽然被诊断为“恶性淋巴瘤”，但看到医生们的积极态度，我还是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我决定陪同母亲去迎接一场无论对她还是对我都是很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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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母亲病榻边摆上了一张钢丝小床，就此开始了我的陪床生活。
首先，我要改造病房那过于沉重的气氛，我特意去买了件大红毛衣，穿在身上一团火似的，显得特喜庆。我还要求来看望母亲的人只许送花。这样病房里到处摆着花篮和花瓶，有时多达十几个。每次化疗开始前或节日，我都将这些花堆放在一起，让母亲在花团簇拥中照相。女儿讥我是“制造虚假繁荣”。我还摆了一张西藏唐卡白度母（即观音）贺卡，画上的这位面如皓月的观音，是我所见过的观音像中最美的一个。经我这么稍稍一布置，暖暖的红色就盖过了冷冷的白色，病房显得温馨、亲切而芬芳。护士们每次进屋都说：“你们这间病房好香啊！”
对化疗病人，加强营养至关重要，此时病人因药物的副作用而食欲不振，甚至恶心呕吐，不想方设法补充营养，体质就会垮下来。为了让母亲能吃得可口些，我们每个人都学会了用小奶锅烧菜的绝活。我这个从不下厨房的人，也学着用小奶锅做菜，每次总能给妈妈端上几样菜来。她也总是笑眯眯地说：“不错么！”其实她哪里知道，我的诀窍就是多放味精。
妈妈视力不好，一只眼睛黄斑部穿孔，另一只也有白内障，看东西十分吃力，所以每天的报纸、文件都需念给她听。这事我是最干不来的，因为每次念不了几行就自个儿先睡着了。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妈妈抱着个收音机听广播。她什么都听，就是不听音乐。每当这时我就干些自己的私活，主要是看书，几部“砖头”，如《曾国藩》、《康熙大帝》就是在医院看完的。
陪妈妈住院，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照顾她洗头、洗澡。她每次洗澡能把我急死！她总是坚持自己洗，非常细致地一条泥一条泥地搓，为了节水把水龙头放到最细最细，一遍又一遍地冲洗，洗个澡得一个多小时，每次都把自己累个半死，也把我急个半死！
病房生活是很规律的，每天早上起来给妈妈煮个鸡蛋，冲杯奶粉，就算做好早餐了，8点钟秘书李东梅或其他人来接班，我就匆匆忙忙去上班。中午我尽量赶回来陪妈妈吃午饭，下午若没事就在病房里张罗，总会有很多琐碎的事要做。房间紫外线消毒时，妈妈就到走廊上去散步，我拿本书坐在走廊的长椅上，一面看她，一面看书。晚上，孩子们大都会来，他们的分工是：饭前小亮躺到小床上去睡觉，阿妹陪我一同准备晚饭，通常到小卖部去买一两样菜，再自己做点儿，然后围绕着姥姥吃饭。这么热热闹闹的，妈妈不知不觉就多吃了一些。吃罢饭，阿妹就一头扎到小床上去睡觉，轮到小亮收拾桌椅碗筷，他每次都洗得干干净净。最后，两个孩子睡足了，吃饱了，天色也晚了，这才告别姥姥回家。我和妈妈则要磨蹭到深夜，直到她那收音机所有的台都变成电波信号，这才睡去。
病房的生活几乎天天都是这样的。妈妈三次住院，有两次是我陪的，加起来达八个月之久（中间也有出差和出国），所以儿子称我为“第一大陪”，这“第二大陪”当然是表妹曾丽，秘书东梅算“第三大陪”。至于女儿么，只值过一次班就阿弥陀佛了！她那天来医院，带着睡衣、拖鞋、浴巾、洗发液、吹风机……还有一只沉甸甸的化妆箱，美其名曰：注重生活质量！我说：得了，得了，还不够你折腾的呢！以后就再也没敢排她的班了。
我们家三代人有代沟更有爱！
我们家是三代同堂，有一段甚至是四代同堂（大哥的孙女毕业后去了广州）。不管二代、三代，还是四代，都是以母亲为核心的。
我的丈夫理由也算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但在家里当不了核心，况且他去了南方，忙着开天辟地干一番新的事业，而我在北京也有自己的事业。理由对什么人都不像对妈妈这么好，尤其这次妈妈生病后，他表现出的亲情竟是那么深厚。我这才知道，孤高的他原来也是爱妈妈的。这两年来，为了妈妈的病，他愿倾其所有。所以妈妈说：“治好我的病，一是靠医生，一是靠理由，没有他我哪里吃得起这些营养品啊！”
像中国大多数家庭一样，我们家也有代沟，也经常地磕磕绊绊。谢晋导演来过我家后，曾对人说：“陶斯亮他们家三代女性都是够典型的，真是绝了！”但我们的分歧不是政治信仰上的，这不成问题。我们都爱这个国家，相信共产党“振兴中华”的千秋大业，只不过母亲的信念刻骨铭心，而孩子们仅仅是些皮毛罢了。我们三代人之间的分歧主要是在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上，母亲仿佛还生活在过去，只讲奉献而不屑于谈索取；而孩子们则已提前进入明天了，精于享受，但尚未学会奋斗和创业；只有我是生活在今天的现实之中。尽管如此，我们三代也还算生活得其乐融融，这主要是由于母亲不图回报从无怨言，而孩子们也还算乖巧的缘故。儿子有次在餐桌上说过一句话：“妈妈总是把好肉夹到我的碗里，我总是把我不想吃的下意识地就扔到姥姥碗里，姥姥总是特别自然地就吃了！”这就是我们三代人之间的关系了！
小亮长到29岁，从没离开过姥姥，对姥姥的感情还是很深的，这次姥姥生病，他真急了，天天往医院跑。在医院其实他也干不了什么，但只要他在，病房就显得活跃。我这个儿子从小就滑稽，虽然没少惹姥姥生气，但能逗笑姥姥的也唯有他了。我常说他：“你是咱家的味精，靠你吃不饱肚子，也毫无营养价值，但家里少了你还就欠点味！”不过这“味精”也有放错的时候，今年姥姥86岁大寿，他给忘了，情急之下给姥姥一个红包，把姥姥气得扔回给他，斥之：“岂有此理，哪有晚辈给长辈送红包的！”
我的女儿性格像姥姥，个性强，脾气倔，小时候老觉得姥姥偏心小亮不喜欢她，为此没少跟姥姥吵架闹别扭。长大后渐渐懂事，特别是出国后，才体会到姥姥、妈妈将她抚养成人是多么不容易，这才有了理解，有了思念，有了爱。1995年底，她从悉尼某商学院预科毕业，收到昆士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还在一家会计公司找了份很满意的兼职工作，她的老板正在给她办绿卡。我写信告诉她姥姥病了。她二话没说，放弃了这一切就回来了。我这个女儿虽然很时髦，但还是讲点精神上的东西的。回国后，她在与全家同甘共苦了一段日子后，发现家中才有真爱，“现在我觉得姥姥真好！”
不过说起男人这个话题，我们三代之间有场很有趣的谈话。有次阿妺来看姥姥，那天病房里很安静，我突发奇想，提了一个问题让每个人都回答。这问题是：“如果让你再有第二次的选择，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男人？”“我会选个坏男孩！”阿妹脱口而出，看来真是男孩不坏女孩不爱！“要是我，我会选择一个比较优秀的男人。”我说。我原以为妈妈不会回答这个无聊的问题，没想到她认真想了想后，斩钉截铁地说：“他首先要是个共产党员！”我和女儿都大笑起来，妈妈可没笑，她是从不说笑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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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看那些外国电影、电视，最感困惑不解的是：这些外国人怎么张口就说“我爱你！”怎么能说得出口呢？母亲从不言爱。从小到大，甚至不记得母亲抚摸和亲吻过我，她仿佛本能地讨厌缠绵。长期的革命生涯，特别是险恶的秘密工作环境，使她养成了不轻易流露感情的性格。由于她的影响，我对她也从来不说爱字，几十年来，母女只是在默契中传达着感情的信息。
母亲几乎从不表扬称赞我，相反的，她总是像中组部部长审核干部那样，一天到晚从头到脚地对我进行扫描，指出我的种种不是来，如我的发型多么的难看，穿着是多么不合身份，在客人面前是怎样有失体统。有次，她瞅着我，很严肃地说：“你现在太胖了，你这个样子影响不好！”吓我一跳！我胖我的，招谁惹谁啦？“你搞统战工作，要注意仪表形象，你看你们接触的那些有身份、高层次的人，有几个像你这么胖的！”经她这么说，我望着自己那像被吹起来似的身体，感到似乎与自己从事的统战工作有点不相称！去年我上了趟五台山，拜了几个菩萨，回来后满心喜悦地告诉妈妈，我为她求神许愿来着！没想到她厉声呵斥道：“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去搞烧香拜佛这一套，像个什么样子！”弄得我全没了情绪。母亲就是这样，总是不失时机，一有苗头就敲打我。那天她听我打完电话后，就又敲我的脑壳了：“你近来脾气见长啊！电话里口气那么大，把自己当大姐自居，你原来不是这样的，要注意啊！”我顿时就没了脾气。
1996年10月，曾志与女儿陶斯亮在家中
总而言之，我碰到再大的困难、挫折或者委屈，说给母亲听，母亲回赠给我的永远只有一句话：“你是共产党员，你干的是一番事业，而不是为某个人干的，因此不必在意他对你怎样。”
怨天尤人，牢骚怪话，是非短长，这些在母亲那儿是没市场的。她要求我将名利、地位和金钱看得淡而又淡，因此，才有我的“不亢不卑、宠辱不惊”的八字座右铭。
母亲15岁就离开家，成为一名职业革命者，但对外婆始终怀有一份柔情，即使到了耄耋之年，也还是会时时思念外婆。她有一次讲了段关于外婆的往事，竟令我十分感动。那是母亲离家十载后第一次回去时，外婆指着一张藤椅上的斑斑印记说，多年来，她一直坐在这张椅子上流泪，牵挂着尚未成年的女儿的命运，久而久之，泪水竟将椅子扶手浸出一片永存的湿迹！但几天后，外婆不得不又送母亲踏上腥风血雨之途，明知那可能是条永远不归之途，但她们默默承受，再次选择了别离！唉，母亲她们这代人付出的代价真是太沉重了，为了追求自己的信仰和理想，他们舍弃了一切，但是年轻的一代，他们能理解老一辈的情怀和志向吗？
不论外婆还是母亲，母爱是一脉相承的。母亲对我的关切就无时不在，它有时表现在一些非常细小的事上。例如有时我累极了，回到医院会一头倒在小床上先睡一觉，睡得好沉！一觉醒来天已大黑，发现室内黑麻麻、静悄悄的，母亲坐在黑暗中动也不动，泥塑一般，不知这样坐了几个时辰了？这时我会一边揉着惺忪的睡眼，一边想：这无言之爱真好！
当医生将“恶性淋巴瘤”的诊断告诉了母亲时，母亲从容地接受了这一事实。她说：“我一点都不害怕，当初参加革命时我才16岁都不知怕死，现在活到85岁了还怕什么？我已经是个幸存者了！”医生将她当做特例实施化疗，也如实相告，这种化疗不是根治性的，只能是带病生存，也就是说她只要活一天，就需跟那可恶的癌细胞斗争一天。母亲以平静的心态接受了一次次的化疗，医生夸她的“精神类型好”。但我与她朝夕相伴，深知这两年对她是多么的不易，她一直经受着怎样的痛苦和煎熬！
八次化疗已使她虚弱不堪，而这期间又总是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灾难。去年八月份摔了头，脸颊的青紫还没退下，就又患上了“带状疱疹”（俗称“缠腰龙”）。这种病由于病毒侵犯的是神经，所以疼得厉害，就是一小条都能把你痛得死去活来，而妈妈整个左前胸和左后背都是，红赤红赤的一大片，疼得她日夜不宁。“这真是比上刑还要疼，上刑还有间歇的时候，可这种痛是无时无刻的，像刀割，像针扎，像火烫！”受不住的时候妈妈会这样说。剧痛折磨了她大半年，没等全好就又必须上化疗了，一上化疗人就厌食，见饭就想吐，头发一把把的脱落……现在母亲瘦得可怜，才37公斤，突出的骨嵴，硌得她坐也不是，卧也不是，瞅着真让人心疼！
但是妈妈在精神上从来没垮过。她很听医生的话，医生叫吃肥肉就大块大块地吃，不让吃甲鱼，就一口都不沾。每次化疗期间她都强迫自己吃饭，强迫自己散步，坚持按家里习惯作息：早上起床，晚上上床，白天听广播，晚上看电视，非不得已不卧床。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干，而且一丝不苟，绝不马马虎虎：洗澡每个脚趾缝要来回搓几遍；拧毛巾要赛过洗衣机；洗个小东西也是泡了洗，洗了泡；头发掉得没几根了，但洗起来一点不从简。
原先妈妈床头有个拉铃，已安了二十几年了，但她一次没拉过。这次生病，理由给她换了个遥控的电子铃，她仍一次不按，晚上发生心绞痛、心房纤颤等情况时，就强忍着，或自己服点药，为了这，我老生她的气。今年7月份我去北戴河看望地，发现每早她都独自一个人散步，踉踉跄跄的，就是不叫人陪她。我7点爬起来她6点就出去，我6点爬起她5点多就出去了，那晚我干脆将闹钟拨到3点，等到她房间一看，吓了一跳！只见妈妈坐在沙发上，头无力地垂在胸前、白发凌乱，呼吸困难，全身汗津津的，我立即用听诊器听她的肺，听到整个左肺布满水泡音。我知道是由于严重贫血而导致了心力衰竭，这是个很危重的情况。可妈妈说：“不要紧张，你是今天看到了，其实我天天晚上都是这样，坐一会儿就好了！”我望着老母亲那极度虚弱的样子，又急又气：“你为什么不按铃？我们这么多人，谁都可以陪你，干什么也不叫一声？”“叫你们还麻烦，还啰嗦，你们也很累，叫你们干什么。”都病到这个份上了，还这么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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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亲的朋友们中，有这样几位忘年之交，他们将照顾老同志视为自己的使命，多年来我们家也一直得到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们就是石家庄军械学院黄耀荣副院长以及他的朋友李汉平、杨仲瑜、孟晓苏等人。1996年10月27日，在他们的精心策划下，为母亲举办了一个庆祝活动。
我陪母亲一走进会场，映入眼帘的首先是那条大红横幅“祝贺曾志大姐加入中国共产党70周年”。到场的人有六七十位之多，特别是几位老妈妈——刘英、李昭、朱仲丽也都到场，令母亲格外感动。活动办得隆重而热烈，尤其军械学院政治部主任安然的那首贺诗，写得何等之好！令所有在场的人为之动容。
母亲显然很激动，她接过话筒，说了至今我听过的最感人肺腑的一席话。她说：“刘英大姐入党也70年了，她年龄比我还大，我感到受之有愧！”说着就站起来向刘英妈妈深深一鞠躬。接着，她又说道：“今天老中青同志们这样热烈地祝贺我，我实在感到有愧。我觉得我为党做的太少太少了，我只是个普通的党员，我没当过模范，没当过先进工作者，没有得过一枚勋章，这就说明了我确实很普通。相反的，我一生中犯过很多错误，受过很多次处分，有留党察看，党内警告，甚至撤销职务、隔离审查。对这些我经过自己的分析，认为是对的就坚决改正，如果处理错了，我也绝不怪组织，因为跟随党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没有哪个人强迫过我……那是不是70年来我是平平静静、安安逸逸度过的呢？那倒也不是。我入党时正是“马日事变”后，凡抓到共产党立即就地枪决，我是在敌人屠刀下干革命的。这70年来也是风风雨雨，经历很多艰难曲折和挫折，而且大部分时间我是独立开展工作（母亲曾长期从事白区工作）。那么为什么我会坚定地跟着党走过这70年呢，失去了关系总要千方百计地去寻找党？我觉得我凭的是信仰、信心和决心；是坚定、坚强和坚决！我选择了这条路就走下去，我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从来不动摇……”之后母亲又以抱歉的口吻说：“我讲得语无伦次，对不住大家，但我说的都是心里话。
母亲一席情真意切的讲话，感动了所有在场的人，包括那些不知革命为何物的年轻人。
我喜爱的奥地利大作家茨威格曾说过：一个人，命中最大的幸运，是在他尚年富力强的时候，即发现了自己生活的使命。母亲16岁就找到了自己的使命，并终身追求，无怨无悔，如此看来她是幸运的！
好友赵洁在看了母亲的自传材料后，曾对我说：“曾妈妈给我启示最深的一点是，她经历过那么多的磨难，我们这辈人都难以想象，可是从她的面容到她的气质，竟没有受过摧残的痕迹。她显得那么清秀、平和、安详，只有视苦难为甘怡的人才能做到这点。”此刻我望着母亲，想起了赵洁的这番话。母亲曾叫“曾霞”，她曾经有过灿烂的早霞；有过辉煌的正午；如今夕阳正红映得晚霞如此美丽。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母亲第四次住进了医院。照例、我也跟进了医院，新一轮的医院生活又开始了。
母亲还需要继续与癌魔做斗争，她又将进行第九次、第十次乃至第十一、十二次化疗。看她那副泰然自若的样子，你会感到，与其说她是为了一般意义上的活着，不如说是为了追求某种境界，为了证明意志的极限，为了最后的自我善成！
不过这次母亲向医生提出了一个请求一一要想方设法让她能如期参加十五大的开幕式！她是特邀代表，在那样的时刻，能够站在党旗下，再次听到《国际歌》响起，那么七十余年的艰辛当可笑付东风了！
（陶斯亮，于1997年8-9月）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天道和圣）：陶斯亮：陪床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