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成都解放（五）——接管成都

1949年12月10日，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组织成立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成都军管会）。12月21日，第二野战军前委批准了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关于成立成都军管会的方案。

1950年1月1日，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发布电令宣告：“为保障全体人民生命财产，维护社会安宁，确立革命秩序，决定在成都市实行军管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李井泉为成都军管会主任，周士第、王新亭、阎秀峰为副主任。成都军管会的成立，标志着成都接管工作的开始。

解放初期的成都社会情况纷繁复杂，政治形势十分严峻。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及成都军管会依据“整套接收，保持完整”的接管原则，首先成立成都军管会所属的政务、军事、财经、文教、公安等5个职能机构；1月5日，成立成都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及西南局的指示，暂由成都军管会代管在成都的原国民党中央与四川省两级机关，原属市政范围内的机构在军管时期逐渐移交成都市人民政府管辖。

在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下，成都军管会与市人民政府开展城市接管、征粮、肃清特务土匪、恢复生产、稳定金融以及改造起义部队等各方面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工作，顺利完成接管任务。

一是整治治安。在特务系统庞杂、人数众多，成都军管会公安干警少、对特情掌握不多的情况下，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采取“麻痹稳住，防止跑散，政策从宽”措施，号召特务自首、立功赎罪。警备部队和公安干警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沉重打击了敌特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破获抢劫、偷窃、敲诈盗卖、杀害等案件715件，受理婚烟、债务、劳资纠纷等新旧民事案件519件，受理杀人、窃盗、贩卖武器等新旧刑事案件378件。

二是发展生产。成都军管会与市人民政府本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召开工商业界座谈会，阐明政府政策，消除群众顾虑，帮助调解劳资纷争，发动工人积极生产。同时，重点地扶持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公私生产行业，抢修都江堰水利工程，恢复农业公司下属的榨油厂、米厂等，逐步稳定物价。

三是改革文教。成都军管会与市人民政府根据“严格保护，暂维现状，逐步改革”的原则，认真保护学校的教材、图书、教具及设备外，并实施初步改革。如，在课程与制度设置上，废除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六个门类法律法规汇编等反动课程及反动的训导制度；在教学内容上，组织教务委员会，增加政治常识等新内容。

四是妥善处理旧人员。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的指示，除劣迹昭彰、贪污腐化，以及根本无能、专靠姻亲等关系挂空名衔的冗员浮职外，凡有一技之长而愿意为人民服务的，成都市人民政府一律按照“团结、争取、改造、录用”的方针，负责解决其生活问题。

1950年4月12日，经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川西区党委批准，中共成都市委成立。随后，成都市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民主政权相继成立，共青团、工会、妇联等群众团体也随之成立起来，在各级人民政府、各类群众团体中，都成立了中共组织。随着成都市党、政、军领导机构及基层党组织和人民民主政权的成立，中国共产党在成都地区有了全面执政的力量和组织系统，实现了在成都地区全面执政的政治局面，成都人民也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的领导核心。

第一届中共成都市委部分成员（来源：翻拍于《成都解放历史记忆》）

1950年3月16—22日，成都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亲临大会并作重要讲话，分析成都解放后的政治、经济形势，提出成都和川西地区今后的任务。

成都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部分代表（来源：翻拍于《成都解放历史记忆》）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和中共成都市委的成立，标志着成都接管工作基本完成。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成都军管会共接收原国民党政权机关、工厂、银行、仓库、水利工程、公共场所、报社、通讯社、广播电台等单位284个，各种人员56437人（不含部队人员）；接管黄金10433两、银元82603元、本币77066825元、银币1125299元、大米38559斤、药材496吨、布匹14000匹、枪支15271支、火炮386门、汽车2367辆、飞机28架等各类物资。井然有序而卓有成效的城市接管，为建立和巩固新民主主义人民政权，建设新成都，奠定了人力、财力和物力基础。

成都市妇女工作团全体成员（来源：翻拍于《成都解放历史记忆》）

基本完成接管后，成都市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迅速地建立起国营经济，扶持私营工商业恢复与发展，开展征粮剿匪、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一系列运动。成都市各项建设事业逐步走上正轨，成都历史开启了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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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成都解放历史记忆》，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