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 年后,日寇在晋西北进行更大范围扫荡,冀南银行改变思路,直接关闭银行,工作人员用骡马驮着印钞设备、保险箱,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就马上架起印钞机印钞,继续开展业务。
冀南银行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之一,于1939年成立于山西省黎城县。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迅速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提出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赴国难。此时,敌我双方军事装备、物资供给等各方面相差悬殊,在这一特殊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正确的方针路线,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在敌后建立大量抗日根据地,与日本侵华部队开展游击战,并设立地方银行。
八路军、新四军的军费补贴是国民政府贬值严重的法定货币,作战武器、后勤保障所需的军费几乎都需要自己解决。由于战乱,当时并没有统一的货币,日本伪政府发行的伪币、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以及各式各样的银元、银票充斥市场,老百姓生活本就贫困,还要面临手里的货币大幅贬值的风险,日子苦不堪言。货币不统一、地区之间货币不流通更会阻碍根据地的经济发展。面对这样的情形,在1938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要有计划地同敌人发行伪币及破坏法币的政策作斗争,允许被隔断区域设立地方银行,发行纸币。”

图解:2021年12月29日,武汉,湖北省档案馆,“红旗飘飘——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湖北红色档案文献展”,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司令部、行政委员会关于通用“冀南银行”钞票的公告。
中国共产党陆陆续续在根据地建立起多家区域性银行,冀南银行即是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建立的一家较为成功的红色银行。
在根据地兴办银行,面临诸多困难,印钞机、油墨、保险柜等这些开办银行需要的物资,当时根本无法生产。根据地的同志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从日伪占领区采购并运输这些设备。
冀南银行的第一任行长高捷成是福建漳州人,曾经在厦门大学学习经济金融专业知识。20世纪30年代初,红军攻克漳州时,高捷成帮助红军筹集大量军费并直接参加了红军,随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高捷成随军长征到了山西的抗日根据地,之后被委派全权负责冀南银行的筹办和冀南币的发行。
没有冀南银行之前,当地的农民生产生活上遇到困难需要钱财过渡时只能向地主借高利贷,想要开间小铺子、做点小买卖还要面对国民政府的高额税捐。包括冀南银行在内的根据地的多家银行,都能为普通老百姓提供超低息贷款甚至无息贷款,同时成立生产合作社,让有技术、有能力但没有资本的人加入生产,大大提高了根据地的生产效率,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冀南银行所获利润大都用作八路军的军费,为前线的战士们提供坚实的后援支持。
冀南银行发行了冀南币后,日本人就放言,共产党的货币贬值快,“不如废纸值钱”。面对这样的谣言,冀南银行选择用事实来回应,在银行的院子里举行“路演”,将用作冀南币准备金的黄金、白银、珠宝等摆满了整个院子,邀请老百姓们来观看,给老百姓信心,也大幅提升了冀南币在山西根据地人民中的地位。很快百姓纷纷将自己手中的其余货币兑换为冀南币。为了保持币值稳定,控制通货膨胀在一个合理范围内,一方面,冀南银行每发行一定数额的货币,都要有足够的黄金、白银作准备金;另一方面,冀南银行会测算根据地的货币流通速度,进而估算需要发行的货币数量。
日军知道冀南银行和冀南币的存在后,多次扫荡中都想找到冀南银行的线索进而一举摧毁。
冀南银行改变思路,直接关闭银行,用骡马驮着印钞设备、保险箱,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就架起印钞机印钞、开展业务。冀南银行全体职工常常是一手拿枪、一手持账,白天工作,夜间行军。当遭遇日军突袭时,银行职员便会立刻将冀南币驮在马背上迅速转移,因此冀南银行也被称为“马背上的银行”。

图解:冀南银行首任行长高捷成
甚至,冀南银行直接设立了两个总行,一个总行只知道有另一个总行的存在,却不知道具体位置和具体人员。为迷惑敌人,冀南银行代号为“伦敦”,行长、副行长、政委也分别代号为“伦敦七号”“伦敦八号”“伦敦九号”。
日军截获的情报发现有代号跟“伦敦”有关的组织到处流动,一会儿在山西,一会儿又跑到河北,被迷糊得团团转。在此过程中,冀南币的流通范围也逐步扩大。抗战胜利后,冀南币已经成为晋冀鲁豫大范围流通的区域本位币,冀南银行也被并入华北银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并入了中国人民银行。
文 | 王雪 栾大龙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青岛市红色文化研究会):马背上的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