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孟京生，外交部第一代外交人员的子女，父母都是1950年调入外交部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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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于1966年9月9日有一个针对外交部的批示 ——“来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
这一指示当时在外交部是人人皆知的，在外交部之外则相对被人少知。因为毛主席的批示日期是9月9日，故史称“九九批示”或称“九九指示”。为了方便叙述，下面一律称“九九批示”。
这个批示对外交部上上下下所有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外交部在“文革”中发生的许多事情都与这个批示有关，或者说是由这个批示引发出来的。
Part 1
?“九九批示”从何而来？
1966年5-6月份，中国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中国对外宣传的口径也随之改变。对外宣传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乃至世界命运的头等大事。文革引领世界革命，毛主席是世界革命的领袖。
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国外一些受中国恩惠的小的左派组织和人叫好支持。有些组织和个人写信给中国的外交部，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有唱赞歌的，也有反映情况，批评中国外交人员“资产阶级化”的问题就出在外国来信上。
1966年8月，外交部收到两封外国来信：
01
一封是来自坦桑尼亚，署名是：你的同志约纳丹.穆彪。
这是一封告状信，批评中国使馆的招待会豪华、奢侈、铺张浪费，大使夫人珠光宝气，穿戴昂贵讲究的丝绸衣服，中国外交官出来进去都坐德国的“大奔”。
笔者：其实就是丝缎的旗袍。丝绸缎的衣料在西方很贵，在中国当时还真不是太贵。这黑哥们儿不大了解行情；那时称“本司”，70年代后，中国上上下下才改称“奔驰”。
02
另一封信是别的单位转来的，署名是奥地利“红旗”同志。
状告中国驻维也纳的商务代表处，说他们资产阶级化，穿高级西装高级衬衫，出入乘坐德国高级轿车。这些人让人很难分辨出是台湾蒋介石的走狗，还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等等，反正就是中国式“极左”的胡说八道。
按说，当时中国与奥地利还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商务代表处应该是归外贸部管理的驻外单位，不归外交部直接管，因为信件是写给中共中央马列主义著作编译局的，该局无法处理，就转到外交部来了。那时中国对外打交道的面很窄，凡是涉外的事就往外交部转。
这两封信9月9日到了外交部长陈毅的案头。正常情况下，外交部长对这种告状信不予理睬，或者转有关部门处理，也不知道陈老总动了哪根筋，随手就转呈毛主席审阅。
当天晚上毛主席看到了这两封信，大笔一挥，批示：
这个批评文件写得好，值得一切驻外机关注意，来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可以先从维也纳做起。
毛主席的签署日期是当天9月9日，“九九批示”由此产生。
外交部长陈毅上呈这两封信有相当大的随意性，这两封信实在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而毛主席的批示也似乎没有认为这两封信有什么可以利用或把握什么方向的价值，也就是随口一说“来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没有具体指出要怎样革命化。
笔者个人分析认为，毛主席并没有把此事当作什么重要的事儿，这种批示在“文革”中曾出现过很多次。毛主席有些简单的批示，在下面就是金科玉律、最高指示，各级领导要不折不扣地认真执行，周总理、陈老总也不例外。
有些指示毛主席是经过深思熟虑，如“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党的一元化领导”等。到现在我仍然坚持认为，毛主席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批示是属于轻率没有了解情况的草率批示。
“五一六”根本就是一个不存在的组织，全国范围大规模的清查运动，都是在认真贯彻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结果是闹剧一场，惨淡收场，还没人负责，伤害了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心，人们对毛主席无限的崇拜和狂热的追随大大减退。以后再搞什么“批林批孔” “评水浒” “批邓”这样的运动，人们没有什么热情了。
这两封信基本属于个人不负责任的告状，能直达天庭实属偶然，按毛主席指示不折不扣地办事却是那个年代的必然。
毛主席批示下来后，陈老总于9月10日在部党委传达，部党委讨论决定下发给各驻外使领馆，并加上了具体“革命化”的内容，要求勤俭办外交，各部门研究外交礼宾的改革。
还有一个使中国外交大停顿的通知，各驻外使领馆外交人员分期分批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这个通知落实的高潮是在外交部造反派进行“一月夺权”之后。1967年1月-3月，中国驻外使馆的大部分人员，包括大使参赞和普通的工勤人员都回国了，各使领馆只剩下看摊儿的少数人员。
Part 2
“九九批示”
对外交工作的种种影响
外交部部党委与1966年9月16日召开全体干部大会，传达落实毛主席“最高指示”。
主管工作的副部长姬鹏飞作动员报告：对驻外使领馆的内部布置装潢和摆设做了具体的规定，各馆都挂毛主席的大幅画像；对外发放赠送礼品纪念品以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语录的小册子为主；批评有些驻外使馆的领导有资产阶级化的倾向。
“九九批示”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各使领馆的工勤人员和低级别的外交官起来造反，针对大使参赞及夫人进行批判。几乎所有驻外使领馆都分为两大派，下级反对上级、下级批判上级十分普遍。驻外使馆原来的内部秩序被打破，使领馆乱了套，不能正常工作。
先期回国的工勤人员在外交部“老部”组织了“九九兵团”,专门造大使参赞们的反。这事传到驻外使领馆的造反人员的耳朵里，更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九九兵团”在外交部和“革命造反联络站”一起，办了个落实“九九批示”的展览会，揭丑驻外使馆的大使参赞们。主要内容是当权派们怎样搞特权、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讲究吃穿、忘了本、不再保持艰苦奋斗革命作风、当官作老爷等等，弄得那些当权派们灰头鼠脸，狼狈不堪。
奔驰车的故事
两封来信中都提到了中国驻外使领馆和机构坐德国高级轿车的事，作为罪名。笔者就说说外交部驻外使馆大使参赞坐车的事。
驻外大使坐车是有标准规定的。副部级大使比司局级大使座驾的规格要高，副部级大使现在有美国、俄罗斯、日本、英国、法国、印度、南非等国，座驾标准也调整过多次。这里只说“文革”前1960年代中国驻外大使的座驾情况。
60年代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有40多个，总领事馆也只有个位数。现在提到大使履历时，经常提到的某某某是首任驻某个国家的大使，首任大使都有建馆责任，包括在驻在国选址购买房产作为大使馆的馆址、购买使馆用车、修缮装饰布置使馆等。
外交部是有这笔经费的，怎么花由使馆决定，例如，看中了驻在国首都某一房产，谈好价钱就买下了，一般要上报外交部总务司。60年代这一类的事都是归总务司，那时还没有行政司、财务司。
不同国家的房价差别很大，欧洲国家与非洲国家天壤之别，两种方式：一是买现成的；二是先租住某个地方，然后相中一块地盖新的，规模大小根据所在国对中国的重要性而定。
60年代苏联、阿尔巴尼亚、法国、朝鲜、越南、阿联（今埃及），驻这几个国家的大使都是副部级，驻其他国家的大使基本上是司局级。
1970 Mercedes-Benz 280SE 3.5
司局级大使配车标准是奔驰280，副部级大使是奔驰320的标准（大致如此）。车辆由使馆自行购买，之后到外交部报账，具体的款式、颜色由使馆自己定。
使馆除了大使座驾还会有其他几辆工作用车。“文革”前的那几年，中国驻外大使的座驾基本统一用梅赛德斯-奔驰了，很少有使馆例外。
那两个写信告状的人，根本不知道外交部驻外使馆的用车标准和规定，乱弹琴。中国大使出门不坐奔驰坐什么车？驻维也纳的机构开德国奔驰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奥地利与德国接壤，路上跑的大多数是德国车。那时BMW和奥迪公司还没有发达起来呢，奔驰车是德国生产最多的轿车。
这里讲一个奔驰车的故事：
陈毅部长座驾奔驰600的来历
外交部的孩子们都知道陈毅部长的座驾是一辆黑色的奔驰600。好像当时北京就这一辆，有些人见过，更多的是听说过，但没有人知道此车的来历。
2020年底，宫鸣西老大哥告诉我内幕实情。宫鸣西是前副外长宫达非的长子，他和我大哥幼儿园时就是玩伴，父母又于50年代初同在缅甸使馆一起工作过。他小弟弟宫鸣宪与我在育英小学同班。
姚仲明是中国驻缅甸的首任大使，因为宫鸣西的父母与姚仲明是同事，一起工作，所以与姚家特别熟，鸣西大哥还在姚家住过。姚仲明给鸣西讲述了陈毅部长的座驾奔驰600的来历。
1961年，姚仲明接替黄镇为第三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外交部规定，新大使上任可以买一辆新的座驾，原来的车不管新旧，要运回中国。外交官在驻在国买车是享受免税待遇的。
外交部把国外使馆的旧车运回来自用，远比在国内采购工作用车要便宜合算的多，而且运回来的都是好车。
外交部院子里的工作用车是清一色的“奔”，连日常跑交通送文件的工作用车也是“奔”。老干部局的干部去各老干部活动中心或去医院看望老同志也都坐“奔”。
特别是跑中南海送文件的机要交通与其他中央机关的同行相比，车辆的级别高了一大块，别的机关的机要员看着眼红。也难怪，外交部从国外运回来的车都是用了几年的“奔”，跟新的差不多。
以前我写过文章讲“文革”时，外交部办“五七干校”需要卡车，买不到，就用国外运回来的“奔”跟军队换解放大卡车，一辆换一辆，解决了大问题。
“奔”在国内是高级用车，坐“奔”的人，特别是官员被人高看一眼。在外交部只要出门办事，不论级别高低，基本上都是“奔”，“奔”多，是外交部的特色之一。外交部从国外使馆运回来的旧车辆，在中国海关免检，不用补税。
姚仲明自己不懂车，也没有细细研究外交部关于大使座驾的规定，手下人说要买一辆“奔”，这位姚大使就授意买辆最好的。手下办事的人也真不含糊，下订单买了辆奔驰600。
几个月后车到了，姚大使很满意，这车豪华气派，比印尼总统的座驾还牛呢。座驾显示出中国的大国气派，中国大使的车超过外国驻印尼使团任何一家，无论英美。各国使团的人也来参观姚大使的座驾，至于花多少钱买的，姚大使没有概念。
好景不长，花钱买了车得去外交部总务司报账。总务司一看，这是什么车，怎么这么贵？于是拿出规定来细看，姚仲明这个级别的大使购车标准是“奔驰-280”，印尼使馆买车超标了。
规矩是不能破的，经上报研究决定，让印尼使馆把车运回来，批评一通完事，下不为例。于是，这辆著名的“奔”就基本全新地运回中国。
车到了外交部，成为外交部所属车辆中最牛的车——德国60年代的最新款，豪华耀眼，功能齐全，最特别的是该车已有空调设备。
这么高级的车，轮不到副部长们乘用。那时外交部副部长们的座驾都是苏联的“吉姆”，傻大黑粗，而且特费油。外交部最豪华的轿车理所当然的由部长来坐，没有人持异议。于是这辆“大奔”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外交部长陈毅的座驾。
陈毅坐着这辆车出来进去风光得很，别说各部部长、副总理，就是九大元帅也望尘莫及。外交部的孩子们大大小小的都知道陈老总的“奔驰-600”。此车成为外交部的传奇之一。
外交部曾经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给所有驻外大使每人配一辆国产的红旗轿车，民间称为“新三面”。车头标是三面红旗飘扬的样式，以显示中国人有自己的汽车可乘坐，给咱中国人长长脸，规定大使参加外交活动须乘坐国产的红旗车。
愿望倒是挺美好的，初衷也不错，但实际情况却不尽人意。国产的红旗车傻大黑粗不说，关键是毛病不断，三天两头坏。使馆又没有零配件，就是少个螺丝钉都得报回国内发过来。
驻外大使们反映强烈，这车不好使，关键时候耽误事。部里又有规定要求乘坐自己的红旗车，不坐的话怕有人给部里打小报告。
我爸70年代末驻外的时候，也有一辆大红旗轿车，在家“趴窝”的时间比正常使用的时间要长，可以说是毛病不断。这种红旗车使馆的司机没人能修得了，国内还曾派专家来修过，也不成。
最好的时候可以使用，但没几天车门出了问题，怎么弄也弄不好，每次出门参加外交活动，就自己用手拉着车门，让司机慢点开，后来打报告换了一辆新的“奔”。
各个使馆都遇到各种技术问题。最后外交部统一下令，国外使馆不再用国产红旗车了，重新换回用西德的“奔”了。从开始用红旗车到全部报废前前后后有好几年，这是70年代末期的事。当初是谁的主意让大使们做红旗车，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楚。
外交用车和咱们私家车不同，那是国家的脸面，得常常保持基本全新的状态。大使任期是4年，新大使上任就淘汰前任大使座驾，换新的，多年来一直如此。
使用国产红旗车的事也能看出外交部还没有完全从“九九批示”的阴影里摆脱出来。
– 未完待续 –
文字 | 孟京生? ?图片?| 网络
排版 | 使节逸事? 佩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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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使节逸事）：文革中外交部的故事 | 与毛主席“九九批示”有关的真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