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一部长征纪实文集诞生记

1936年，红军结束了历时两年的长征，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完成了举世无双的伟大壮举。

毛主席在瓦窑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指出：“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12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2万余里……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11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

当时中央军委宣传部从毛主席的激情洋溢的讲话中意识到：应立即着手采写、编辑、出版一部关于长征的文集，为中国留下最详细、最具时代印迹的实录，让震撼世界的长征永存记忆，功彪青史。

通令全军? 征集文稿

1936年2月，中央军委宣传部的同志分赴苏区各单位、部队，收集、整理有关长征的文件、记录、日记等，调查、走访长征经历、采写长征纪实文章。六七个人夜以继日地工作了3个多月却越发感到：长征的英雄事迹、战斗故事数不胜数，要撰写一部“纪实”是庞大的系统工程，仅凭几个人短时间内绝难完成。

同年6月，宣传部的同志将计划出版“长征纪实”的想法向中央军委汇报，恰好此期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秘密来陕北苏区采访，也需要大量有关长征的资料。毛主席等军委领导得知后非常重视，认为这是向全中国、全世界介绍红军长征、宣传苏维埃、传播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的极佳机会。

同年8月5日，毛主席与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名签发“征稿函”发至各单位、部队：“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来稿请于九月五日前寄到总政治部。”

◆长征路线图。

同一天，中央军委也通令全军：“出版关于长征文集，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九月五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

军委和毛主席的号召得到积极响应，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李富春等中央领导纷纷拿起笔撰写长征亲历。在保安红军大学学习的张爱萍、彭雪枫、刘亚楼、杨成武等36位将领也都行动起来，斟词酌句地书写自己的长征故事。

两个多月后，“编委会”收到征稿200多篇，作者有身经百战的将军，有曾血拼战场的各级军官，也有刚刚学会写字的战士。时任编辑的丁玲在《文艺在苏区》一文中回忆道：“当时编委会一再强调，同一内容的稿子，依其简单或丰富以及文字质量决定取舍。原稿除一些笔误和特别不妥的句子可予改正，绝不要滥加删修，以存其真。一定要按时间和空间，对数字、命令、报告、日记等绝不改动，保持原样。”

享誉中外? 影响广泛

1937年2月，“长征纪实”书稿编辑完成，定名《二万五千里》，正当筹备付梓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中共中央从大局考虑，决定暂缓出版《二万五千里》。书稿搁置期间，编委会根据军委指示，将一部分文章誊写，由地下交通员董健吾、王尧山带给上海党组织，择机加以宣传，扩大影响。

董健吾根据携带的文稿、照片，撰写出一篇题为《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的文章，介绍红军长征经历及抵达陕北的消息，并配发红军由江西瑞金至陕西吴起镇的长征路线图和毛主席身着军装的照片，署名“幽谷” 刊登在上海1937年出版的《逸经》杂志第33、34期合刊上。述写长征的作品面世，极大激发起上海以至全国民众了解红军长征、向往苏区的欲望和热情，名不见经传的《逸经》杂志从发售不到千册猛然飙升到7万余册，加印了5次仍供不应求。有了《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的“预热”，为后来的《红军长征记》出版引起更大、更深远影响打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原样。

1942年11月，《二万五千里》书稿经过丁玲再次编辑，改书名为《红军长征记》，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分上、下册出版。全书412页，收入40多人的回忆文章100篇，共50余万字，并附《红军入川歌》《渡金沙江胜利歌》等长征歌曲10首，《红军第一军团长征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名山著水关隘封锁线表》等图表5幅，详细绘录了部分红军长征的时间、路线、营地、里程等。

《红军长征记》在“编者的话”中写道：“这本富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珍贵的历史价值的《红军长征记》一书（原名《二万五千里》），从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二日编好，直到现在，已经五年半以上了……当许多作者在回忆这些历史事实时，仍处于国内战争的前线，因此，在写作时所用的语句，在今天看来自然有些不妥。这次付印，目的在供作参考及保存史料，故仍依本来面目，一字未改。”

《红军长征记》百篇文稿中，既有充满理想信念、革命乐观主义的《从毛儿盖到班佑》（董必武）、《由临武至道州》（耿飙）、《向赤水前进》（谭政），也有描述铁血烽烟、惨烈激战的《突破天险腊子口》（杨成武）、《渡乌江》（刘亚楼）、《娄山关前后》（彭雪枫），还有互助互爱、共度艰难的《出发的前夜》（彭加伦）、《老山界》（陆定一）、《湘南游击队》（唐天际）等，一篇篇感人至深的叙述，一幕幕撼曳魂魄的场景，用最真实、最质朴的语言凸显长征的原始画面，字里行间闪耀着革命英雄主义和必胜信念的光芒。

◆1942年版《红军长征记》。

埃德加·斯诺在陕北期间，除多次采访毛主席等中共领导人外，还得到许多文字素材。他后来回忆说：“1936年10 月离开陕北时，带着一打日记和笔记本，30卷照片，还有好几磅重的红军杂志、报纸和文件，这里就有《红军长征记》的部分原稿。”

这些珍贵的资料、文稿，为斯诺撰写纪实文章提供了真实、详细的依据，1937年10月，斯诺著撰的《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首次出版，引起巨大轰动，销量超过10万余册，为向全世界介绍红军、宣传长征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一版的书籍，在国内已经难寻踪迹，却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发现了一本，那是由朱德亲笔签名的《红军长征记》，60多年后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被发现。据该图书馆考证，这本1942年出版的 《红军长征记》，是朱德总司令赠给斯诺留作纪念的，封面有“党内参考材料”“总政治部宣传部印”等字样。

领袖言行 巨大鼓舞

总览《红军长征记》发现：整个长征行程中，领袖言行的鼓舞与影响贯穿许多章节，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

长征之初，大多数人不知要去哪里，要走多久，但敌人前截尾追，飞机轰炸，越走越险的激流峰壑，泥沼草地，让许多人迷惘、困惑。董必武在《出发前》一文写道：“我在出发前，虽发生过随军去或留后方的问题，可是红军主力向什么地方移转呢？经过些什么地方呢？路有多远呢？这类的问题，没有发生过，也没有听见别人谈过。”

离开中央苏区，“家”没了，为了生存，不得不长途远行，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苦战，对官兵们来说，如能听到领袖的声音，与领袖说几句话，哪怕只看到他们的身影，也能感受到莫大鼓舞，提高胜利信心。

红军向赤水行进，在回龙场短暂休息，毛主席来到红3团官兵中间，他边卷战士递来的叶子烟边说：“迂回赤水，像穿梭在敌人五个指头之间，我们要一个一个把它割掉。”领袖的泰然自若极大增强了官兵的信心、鼓舞了斗志，后来四渡赤水、出奇制胜，被战士们称为“割敌人的手指头”。

◆朱德签名的《红军长征记》。

过草地时，常常阴晴突变，昼夜温差巨大，尤其风雨寒夜，是战士们情绪最低落、悲伤的时候。邓发在《雪山草地行军记》中说：“时将夜半，别人的火都熄灭了，战士们为了取暖，都纷纷向我这里集中。于是越聚越众，甚至红军中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彭德怀都来了。他们两人都穿着士兵一样的衣服，将手提着的包袱垫于地上便坐下了。彭德怀开头第一句话就是：‘同志们！我请毛主席同你们讲故事好吗？’大家便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毛泽东即开始讲他几年来红军作战的经验。在他的谈吐之间，没有一点骄傲之气，言语是很通俗的，与普通士兵一样，态度却异常沉毅，完全是一个大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风度。”

霜天瑟月，寥野苍茫，篝火熊熊，官兵们忘记了饥饿、寒冷，围坐在敬爱的领袖身旁，聆听教诲，犹如一幅大气磅礴、温馨舒人的画卷，工笔勾绘出坚定信念和从容乐观。

朱德总司令的言行，在红军中有着极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他时时不忘为官兵鼓劲加油。冯文彬《从西昌坝子到安顺场》一文讲述：过大渡河前一天，部队在安顺场打土豪没收几头肥猪，前锋连分到一副猪下货。恰好朱总司令来到连队，说：“你把它切好，我来炒。”不到一刻钟，总司令已把猪肚子炒好了。大家吃着总司令炒的猪肚子，备受鼓舞。强渡大渡河战斗中，前锋连人人争先，第一个把胜利的红旗插上对岸敌人阵地。

◆泸定桥（黄镇画）。

过草地时部队出现粮荒，行军至西康炉霍县境，朱德请来当地老百姓，询问这一带有哪些可吃的野菜。周士第在《还不算空手》一文中说：“总司令借来铲刀、提篓和口袋，亲自率领一个由炊事员、警卫员共十余人组成的小组去采集野菜。朱德的野菜小组很快就识别出了十几种野菜，装在口袋里带回到宿营地。翌日，朱德就把辨别野菜的知识在直属队和附近部队推广起来。各路部队都派来了代表，带来他们采摘的60多种可吃的野菜。朱德派人将这些野菜整理好，用水滋养起来，整齐地排列在学校的操场上，举办了一场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野菜展览。”

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是威震敌胆、英名赫赫的猛将，每次战斗打响，他不仅最大限度地靠前指挥，有时还亲自冲锋陷阵，战士们只要见到他，就信心倍增，奋勇无畏。张爱萍在《彭军团长炮轰大来圩》一文描述：“突破汝城第二道封锁线时，炮轰大来圩敌军堡垒，但炮位距堡垒太远，效果不佳，红军被敌堡的枪弹压得抬不起头。见此状况，彭德怀亲临阵地，指挥炮位靠前，亲自目测距离、添药装弹，几炮便把敌垒炸飞，顿时士气大振，部队跃起出击，一举突破防线。”

闪光细节? 铁血丰碑

用现代视角阅读《红军长征记》，备觉其价值不仅仅表现在叙事、纪实上，其中许多细微情节无不闪烁着恢宏大气、英勇睿智，为两万五千里砥砺征程熔铸出一座铁血丰碑。

红军北上抵临渭河，弹药、粮食已消耗殆尽，后有追兵，左右有敌人夹击，筋疲力竭的官兵们情绪低落，忧心忡忡。军委在渭河岸边开会，毛主席说：莫看敌军号称几十万，但三路敌人各怀心腹事，只要我们分别隐蔽阻击，露头一个打一个，敌人不敢冒进，我们渡过渭河就是胜利。

杨定华在《从甘肃到陕西》一文讲述当时的细节：敌人被我们的排子枪打得不敢站起来，三路敌人谁也摸不清虚实，都不敢首当其冲，而毛主席泰然若定，亲自指挥部队渡河，战士们看到领袖临危不惧，又都鼓起勇气和信心，大张旗鼓地胜利渡过渭河。

红军攻克遵义后，总政治部下达：军装整齐、不自由行动、不拿老乡物品、不打架骂人等八项注意通令，后来一直是红军铁的纪律。时任红1师1团团长的张山震在《瓮中之役》中写道：“部队时时处处注意保护群众利益。红1军团行经古蔺时，吃了老乡家的粮食，主人不在家，便留了钱和纸条，说明原因，表示歉意，还特意交待后续部队：这家老乡的粮食，已经被我们吃了一些，剩下这些不要再动了，以防老乡回来买不到粮食，没饭吃。”

红军进入金川藏区，藏民受国民党的宣传欺骗，纷纷躲进深山，部队买不到粮食，只得挖野菜充饥。拓夫在《瓦布梁子》一文中讲道：“我们在瓦布梁子一带筹集了不少的粮食。办法是采取向藏民中富豪之家‘借粮’。藏民中有为大家所不满和痛恨的恶霸，我们发动藏民去割他田里的麦，割下来藏民一半帮助红军一半。”

红军恪守纪律，上级对战士们也关怀入微，让他们备感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在艰难困苦中增信心、鼓士气、打胜仗。红军长征出发不久，就遭国民党40多万军队、近百架飞机围追堵截，敌机知道红军没有防空武器，每次袭击都超低空轰炸、扫射，许多官兵壮烈牺牲，面对火力凶猛、狂妄无忌的敌机，有些战士产生了悲观绝望的情绪。

红4师政治部主任张爱萍观察发现，敌机每次袭击前都要盘旋两圈，他就命令把20多挺机枪和70多支步枪集中起来，对准盘旋的敌机密集开火，这办法果然奏效。他在《休矣飞机》一文中写道：“嗡嗡的声音，又在天空中响起来了。正在向道州城前进的红五师第十三团的队伍，在一声飞机号音下，迅速地离开了道路，隐蔽起来。防空部队也占领了阵地，准备打他一架下来……这架飞机是南昌飞来柳州专打红军的No．709号战斗机，驾驶员一个是广东人，一个是江西雩都人；缴获两挺机关枪，五千余发子弹，还有两件皮衣，两架风镜，两个表，两枝派克自来水笔等。”

击落敌机的消息迅速传开，官兵士气倍增，各部队纷纷组织起“高射机枪队”，几个月时间就在茅台镇、全县、黑水等战斗中击落敌机6架，敌人以为红军有了新式防空武器，吓得再也不敢超低空袭击。

红军从离开中央苏区到三大主力会师，穿越了11个省，历经大小战斗380余次，攻克700多座县城，英勇无畏的将士在战斗中砥砺奋发、信念不泯，才换来长征的伟大胜利。

《红军长征记》还对许多鲜为人知的自然现象、地理交通、世风民俗等细节做了文字表述。如童小鹏的《禁忌的一天》，讲述在广西翻越崇山峻岭时身临“瘴气”的经历，为当地人破除了千年恐惧、迷信；冯文彬的《从西昌坝子到安顺场》，生动描写了凉山彝族生活习俗、生存实况；李一氓的《从金沙江到大渡河》，对川西的民俗民风、历史文化做了实录；谢觉哉的《卓克基土司宫》，刻画了藏族宫寨的建筑风格和特色，赞誉在荒芜中建起美丽壮观的碉楼，凸显出藏族人民的聪颖智慧和勤劳勇敢等等，这些细节的描述语句清新、文笔流畅，既有现实意义也有学术价值。

还有些细节很是有趣，比如一些记录的地名在当年的地图上却找不到，今天实地考证才知，当时多是询问本地人，根据口音记下的，如安顺场附近有个寨子叫“收烂仔”，真正的名子是“首南寨”；六盘山有一个叫“要凉布”的村子，其实是“姚梁堡”，一些藏区地名如“打鼓”“芦花”“苦茶”等都是藏语译音，虽无关汉文字意，却真实地表现出长征的陌路苦旅，文章的原汁原味。

《红军长征记》的出版，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当时上海、北平、重庆等城市的进步报刊，纷纷转载撼人魂魄、鲜活真实的长征故事，让民众了解长征经历、意义和精神，感悟两万五千里的艰苦卓绝、英勇悲壮，从中认知人民军队果敢无畏、不怕牺牲、战胜艰难的英雄壮举，同时它也以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文献价值，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增添了一部熠熠生辉的华章典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