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别妻的领导人:建国后无一与妻子团聚

导读

红军长征前夕,中央苏区有一些红军干部、党政领导人的妻子,因各种原因被指定不能随军征战,忍痛与丈夫分离。这些被留下来的女人们,由于艰险斗争下的环境变化,最终几乎全部与丈夫劳燕分飞,不再聚首……

01

谢觉哉与郭香玉

在苏区中央局秘书处担任收发员的郭香玉,与时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的谢觉哉,是1934年7月中旬才于瑞金沙洲坝结婚的。婚后,两人十分相爱。

反“围剿”的失败,决定了红军必须放弃根据地,实行突围西征的战略转移。让郭香玉无比震惊的是,由于她是小脚,连体检也不用,就被确定在中央组织局的留守人员名单内。尽管她是中央政府秘书长的妻子,但谁也无法逾越规定的条件。

谢觉哉在获悉妻子被留下,心里非常地难过。然而,他明了,一个小脚女人虽然学会了骑马,可仍然无法跟随长距离突围征战,只有一次次地劝慰妻子。

被留下来的郭香玉随地方红军转战到了闽西一带,在山区游击。起初的十几天,她尚有一匹马骑着行军,一次战斗中马被丢失了,只有咬紧牙关迈着小脚跟随行动。

1935年3月,在敌军四面围困的情形下,跟不上行动的郭香玉落入敌手。敌人将她解押到汀州,关押了一段时日,终于得知这个小脚女人是共产党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的妻子,顿时大为重视。因为敌人知道,作为共产党中央苏区局的机要收发员,又是谢觉哉之妻,一定掌握着大量的党内机密与红军情报,只要能了解到其中一项,就能向上峰报功请赏。敌人将郭香玉从临时牢房里提出来,先是给以生活上的优待,劝她供出中共中央机关在瑞金的情况,以及她所知道的红军机密。然而,郭香玉总是说:我保管的文件被他们烧掉了或带走了,至于丈夫谢觉哉,他什么也没有告诉我。

敌人沉不住气,对她施用极刑,但任凭敌人怎样摧残,她就是拒不回答。敌人威逼不起作用,便将郭香玉活埋了……

谢觉哉随红军历尽千辛万苦到达了陕北。将近两年后,他在延安获知郭香玉已在1935年3月殉难的消息时,彻夜未眠。在日记上写下一首《浣溪沙·忆郭香玉同志》,全词如下:

“坚贞勤朴我怜卿,才得相亲又远征,依依驻马不胜情,一齿仅存犹喷血,百鞭齐下不闻声,光宇千秋玉比馨。”

02

陆定一与唐义贞

因为怀孕,也因为不招左倾领导人待见,时任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长陆定一的发妻唐义贞,被确定留下来。陆定一在获悉了中革军委有关部门的决定后,心中万分痛苦。

可现实是不可改变的,挺着大肚子的唐义贞还是被留在了中央苏区。红军主力从赣南突围西征后不到两个月,1935年12月初,跟随留守部队转移到长汀县圭田山区的唐义贞,生下了一名男婴,按照丈夫在瑞金分别时的商议,取名为陆小定。

圭田山区只有方圆一二十里的范围。随着国民党军队对各个红军游击区进行篦梳式的搜剿,风声越来越紧了。而且,200多人的军政人员挤在比群众人数还要多的大山里,粮食日见紧缺,每天只能喝上两顿稀粥。在这样的情形下喂养一个婴孩,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为了方便游击行动,经过多次考虑之后,唐义贞决定将婴儿送给群众抚养。

从圭田山区突围出来的红军游击队,一路上遭到敌军跟踪追击。在被敌军包围之下,唐义贞被敌人抓获。唐义贞猛然记起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画的是下一站的会合地点,于是果断掏出纸条放进嘴里,嚼了几下便吞咽下去。

她的这一举动却被一个敌兵发觉,任凭敌人用刑,唐义贞就是拒不作答。一群丧心病狂者用惨绝人寰的酷刑,切开了唐义贞的喉管乃至腹部,从她血流满身的肠胃中翻寻嚼烂的纸条。

唐义贞宁愿被敌人惨无人道地剖腹而死,也不暴露红军游击队的机密。这位曾经闻名中央苏区的“巾帼三杰”之一的女党员,用自己的生命,实现了对苏维埃事业的无限忠诚!

建国后,陆定一在瑞金、长汀民政部门的协助下,找到了被收养的儿子。他怀着悲情赋诗缅怀爱妻唐义贞:“结婚仅五年,分别却四次,再见已无期,唯有心相知。”

03

林伯渠与范乐春

曾任福建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的范乐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民经济部部长林伯渠的妻子。红军长征前十几天,范乐春生下一个男孩正在坐月子。显然,一个“月婆子”是不宜随军征战的。

那几天,范乐春的心情特别难受,很想把小孩托付给别人随部队出发,可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托付对象。林伯渠很难过,一次次地安慰妻子:“我们都是党的儿女,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不要太难过了,相信总有一天能够重逢。”

范乐春心里也割舍不下。但她意志坚强对丈夫说道:“你尽管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和孩子。这次突围征战的路途艰险长远,千万要保重,等着胜利后相逢!”范乐春压根儿没有想到,这次分离竟是夫妻间的永别。

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十余天,范乐春将尚未满月的孩子带回老家,委托给堂兄嫂抚养。接着来到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长汀县四都,参与闽西游击战争的领导。在临时编成的游击队当中,范乐春每到一地,就去向群众了解行军路线或找向导;发动村里的妇女连夜给战士们打草鞋、缝制绑带和腰巾;有针对性地找一些干部和战士交谈做思想工作,稳定他们的情绪。

在三年多闽西游击战争的岁月中,为了使队伍得到保存和发展,范乐春发挥着地熟人熟的特殊作用,发动群众千方百计地帮助红军对付敌人。据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当年红军支队司令黄火星回忆,“在闽西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只要遇到困难,找范乐春都能想办法解决。她不仅是善于发动群众的妇女部长,还是红军游击队的供给部长。”

1938年3月,闽西的红军游击队被编为新四军二支队开赴抗日前线后,因积劳成疾、患病体弱的范乐春留在闽西担任中共南潮梅特委妇女部长。1941年5月,这位带病工作了几年的闽西女杰,怀着再也不能见到林伯渠的莫大遗憾,病逝在永定县的西溪赤寨山,终年39岁。

04

毛泽覃与贺怡

贺怡与丈夫毛泽覃同时被留在中央苏区,有着不说也明的微妙原因:毛泽东之弟毛泽覃,是一向被“左”倾领导者看不惯的“毛派人物,”掌握着谁走谁留的当权者,从宗派主义出发,留下了一些不想带走或难以带走的人。毛泽覃夫妻就是属于前者的人物。

留下来的毛泽覃担任中央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毛泽覃率领200余人转移时,有个叛徒出山向敌人告密,毛泽覃坚持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枪一弹,英勇捐躯于山林当中。

毛泽覃壮烈战死是1935年4月26日,事后两个多月,贺怡才从报纸上看到报道,顿时被巨大的噩耗震惊得晕眩过去。然而,巨大的悲痛并没有把贺怡击倒,她把全部心思放在如何隐身敌穴、坚持斗争的问题上。随后,贺怡等人由中共地下党员护送来到三保经堂。

贺怡当上了尼姑,她心里非常明白:在白色恐怖严重的危难中,利用宗教的合法外衣,是“留得青山在”的好选择。但贺怡没有忘记开展党的秘密活动,她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发展党的组织上。到1937年5月,贺怡等人建立了9个党的地下支部,还通过有关人员安排了一些党员当上保长、甲长,使之发挥“白皮红心”的作用。

1937年,陈毅代表南方红军游击队赴赣州,贺怡得知消息后拜访了陈毅,由此结束了三年隐身敌穴的艰难生活。1949年11月21日,贺怡因车祸不幸遇难。

05

董必武与陈碧英

在中央苏区的红都瑞金,董必武与陈碧英有过一年四个月美满幸福的夫妻生活。随着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步步失利,董必武接到了随部队出发的通知,而陈碧英因体检不合格不能随行。

董必武耐心地劝导妻子:“我们分开是暂时的,到时候我一定会来接你!”然而,董必武未能料到,他与妻子的这一分手,成为了他们永不聚首的诀别!此后再也没有了陈碧英的音讯。

1960年10月,董必武重回瑞金,曾对夫人和周围的同志怀着深情讲道:“碧英是个很好的姑娘,她比我小了20多岁,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很深!她要是还活着,才40多岁,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她!”当时,瑞金的民政派人了解、调查,却未能得到有关陈碧英的任何讯息。

其实,这时的陈碧英还活着,只是生活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山间小村。陈碧英自从与董必武分别后,按照组织上的决定,到广东坚持地下斗争。但她在苦寻了十几天后,都未能找到地方党的组织,万般无奈之下回到老家。

后来,随着形势日渐恶化,几乎每个村庄都驻扎了国民党的部队,母亲害怕有人认出女儿的身份,便把她带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住下来。在母亲多次痛哭流泪的跪求下,陈碧英心如刀绞地答应嫁人。村上有个年及四旬尚未婚娶的穷苦农民严修道,在村人的撮合下,陈碧英与严修道成婚。

在那个与外界很少接触的山区小村,生活了15个春秋的陈碧英,于建国的第二年,得知董必武还活着,且已有了妻子后,暗自长叹:“这是命啊!”1983年7月,74岁的陈碧英因病悄然去世。而这时候,董必武也已经逝世8个年头了。

长征别妻的领导人:建国后无一与妻子团聚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新周报):长征别妻的领导人:建国后无一与妻子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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