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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为何请他到家里吃饭?总书记为何在大会上对他高度评价?陶斯亮:这个贵州人对我恩重如山!

胡耀邦为何请他到家里吃饭?总书记为何在大会上对他高度评价?陶斯亮:这个贵州人对我恩重如山!

编者按:陶斯亮,是国务院原副总理陶铸的女儿,曾担任中国市长协会专职副会长。这是陶斯亮多年前写的一篇散文,感人至深,催人泪下。文中的主人公杨顺清是贵州清镇人。

杨顺清1909年出生于清镇王庄乡茅草坝,从小四处流浪。1936年红二、六军团长征进入贵阳境内时,在修文县城参加红军,杨顺清曾爬过雪山、走过草地、打过鬼子、打过老蒋。1943年,杨顺清因脸部和右腿负伤,已不适宜留在战斗部队,调回了延安。1946年8月,杨顺清奉命冒着战火硝烟,历时一年多,将原国务院副总理陶铸5岁多的女儿陶斯亮,从陕西延安徒步送到了吉林白城。从后的两年多,陶斯亮得到杨顺清无微不至的照顾,情同父女。

1978年,杨顺清到北京去看望陶斯亮,胡耀邦专门请杨顺清到家里吃饭。胡耀邦当了总书记后,1984年在“贵州省干部大会”上,对杨顺清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我昨天见到一位老红军,他是1935年参加红军的,1945年用个筐筐背陶铸同志的小孩,从延安背到哈尔滨(其实是白城子)。确实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你说把小孩从延安背到哈尔滨去,还不疲劳?那是大大的疲劳呀!”杨顺清于1992年7月21日因病逝世,享年83岁。2010年10月14日,陶斯亮专程来到贵州清镇市,自费为杨顺清立了一块“恩重如山”的感恩碑。

陶斯亮说:“一个人的价值,绝不是他的地位所能决定的。有时一个小人物能够影响历史的一瞬间,有时一个死去的无名者比活着的英雄有更伟大的贡献。杨叔叔的一生,仅从他的外表和职务而言,的确毫无惊人之处,在任何场合,他都不会为人们所注意;但是他却是一个真正的人,纯粹的人,高尚的人!是我一生中遇到的过的最好的人,他那宽厚博大的胸怀,将永远温暖着我,激励着我。”

今天,天下贵州人特别转发此文,是希望更多的读者不要忘记像杨顺清这些普通的人,他们才是共和国的基石。

平凡圣人 ——杨叔叔

陶斯亮

有一个人我是永远也忘不了的。

 

当我还是一个邋遢的小姑娘时,他就像细雨润土一样,滋润着我幼小的心灵。如今,几十个春秋过去了,岁月的流水却未曾涤去我的怀念,也未曾冲淡我的感情。每当想起他时,总是肃然而起敬意。因为,正是他,作为我最初一段人生道路上的“渡船”,在惊涛骇浪中,载着我度过了童年时代的激流险滩。

 

正是他,这样一位普普通通的人,在那艰苦的战争岁月里,代替了我的父母,用他那粗糙的手,抚育了我七年;用他那颗善良的心,温暖了我七年;用他那高尚的情操,陶冶了我七年;使我在漫天烽火,动荡不安的童年岁月里,虽受尽磨难却浑然不觉,只一味的享受着属于孩童的快乐,真的!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认为我的童年是幸福的。我引以为豪的是,那样早,我的心灵就在高贵情感的哺育下,萌发了它最初的嫩叶幼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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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残废的老红军  #

杨顺清叔叔,是位老红军,与今天许多威名显赫的将军们一样,也经历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曾经当过战士、班长、排长。抗日战争时,在太行山,他的面颊和右腿负伤,成了残废军人,不得不离开战场,来到后方延安,先后担任过马夫、管理员、收发员等。以后,又被调来照顾我。
在此,我要郑重说明的是,杨叔叔——杨顺清同志,他始终是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而绝非世俗所谓的“保姆”。

那个年代,正是革命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革命队伍里的一切人,上至毛泽东,下至炊事员,都一律过着简朴的供给制生活。父母们进行着极为严酷的战斗和工作,哪里有可能去照顾孩子!孩子从呱呱落地的那天起,就由组织上承担起抚养责任了。因此在各种各样的革命分工中,就有了一项抚养革命后代的工作。这是当时特定革命环境所产生的特定事物。这里没有雇佣关系,没有金钱的概念,没有尊卑之分,除了对党负责以外,没有任何私人的义务。杨叔叔,就是当时从事这项工作的无数同志中的一个。
 

# 男“妈妈” #

最慈祥的妈妈,也不过像杨叔叔这样。他从来没有对我板过一次面孔,没有厉声说过一句话。在人前,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但是对我,却有着滔滔不绝的话。他常常会轻声细语地给我讲道理,话很普通,但却是作为一个农民和革命战士对人生最质朴也是最本质的看法。
一九四三年,正是顽固派严密封锁,边区军民面临严重饥荒的时候,为了我的营养,杨叔叔养鸡。有了鸡蛋就给我吃。还在房前空地上种了西红柿,那红红的、甜甜的西红柿就是我的水果。他每天起五更睡半夜,摇车纺线,然后拖着伤腿,来往六十里路,到雀儿沟给我换西瓜、枣和梨。有时,他还一瘸一拐的到市场上去揽担子挑(挑柴、木炭……)为的是换些零钱,来补贴家用。

我的母亲,当时在整风运动中被审查不准回家。这个所谓的家即由父亲、杨叔叔及我组成,实际上完全靠杨叔叔勤俭操持着。若不是他,我们生活之艰难,是不堪设想的。清贫的父母,当然拿不出什么来酬劳他,他也从不计较,似乎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

儿童的判断,往往是最直观,也是最本质的。杨叔叔尽管目不识丁,却不妨碍他成为我人生的第一个启蒙者。是他,把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善良、诚实、宽容、同情心、信守诺言……第等这些品质灌输给了我。
 

# 延河畔送别 #

一九四五年初,父母奉命到湘赣粤一带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从西北到华南,几乎斜穿了整个中国,一条多么艰险的路程!在日寇占领区发展新根据地,又是多么艰巨的任务,很显然,无论如何是不能带我去的。母亲为了新的战斗和艰苦生活,行前做了绝育手术,这样,我就成了父母的独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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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顺清与曾志、陶斯亮

我至今还依稀记得延河畔送别的情景:阴霾的天空,低垂的云幕,刮着阵阵卷着黄沙的寒风。杨叔叔抱着我,伫立在路边。父亲一如既往地爽朗笑着,大声地与送别的同志们握别,最后才来到我的身边,紧紧握了下杨叔叔的手,说声:“老杨同志,要辛苦你了!”然后亲了我一下,就策马而去了。他走得是那样急急匆匆,甚至没有回头看我一眼。那情景真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味道。

妈妈毕竟是妈妈。她看到我那欲哭而又不敢哭的可怜的小样,禁不住流下泪来。她深沉地对杨叔叔说:“老杨同志,我们这次去,有可能牺牲,如果万一回不来了,这孩子就当做你的,你就把她带大吧!”杨叔叔挺直身板,一个立正,大声说道:“首长,你们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就这样,母亲也一步一回头地走了。从此宝塔山下,延河之畔,朝朝暮暮,人们见到形影不离的一老一少,那就是老杨头和他的亮亮。
 

# 千里寻父 #

南下部队行至河南,日本投降,父母奉命转战东北。一九四六年,不知哪位好心人以父亲名义发电报给中央组织部,请组织托人将我送至吉林省白城子(当时辽北省委所在地)。杨叔叔对组织上说:“孩子的父母临走前,把孩子交给了我,我要对亮亮负责到底,我不能离开她,我去送她!”

当时抗战的硝烟还没有散尽,内战的炮声又响了起来,我们于八月一号动身,刚来到延安机场,就碰到敌机狂轰乱炸,马惊得腾空嘶鸣,把我从箩筐里摔了出来。千里寻父的路,就这样开始了……

像绝大多数从延安出来的孩子一样,我的摇篮也是在毛驴背上的。我坐在箩筐里,摇啊摇,白天看云朵红霞,晚上看星斗月亮,茫茫的黄土高原啊,哪里是你的尽头?

杨叔叔对我照顾得分外仔细,每当夜间走山路时,他就用绳子把我捆在毛驴背上,亲自牵着缰绳在旁护卫着。有一次,坐大马车翻一座山,杨叔叔怕出事,宁可背着我步行。果不其然,那辆大车翻到山沟里去了,我们总算免于一死。就这样,杨叔叔背着我,吃力地迈动着他那条伤腿,跋山涉水,朝行暮宿,走过了一条条西北高原的羊肠小道,翻过了一座座荒凉的黄土山岗,穿过了一道道森严的敌人封锁线,终于来到了同蒲线上。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了火车。

我们满以为这下子可以坐上火车直奔东北了,哪里知道,还要经历以后那么多的磨难呢!

那是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到处都是兵。我们好不容易挤进了一节闷罐兵车。里面挤得要命,黑乎乎的,分不出是白天还是夜间。我蜷缩在那儿,一个士兵的一条粗大的腿,重重地压在我的身上,压得我喘不过气起来,只得嘤嘤地哭泣起来。我第一次见杨叔叔发那么大火,他狠狠地推开那个大个子士兵,吼着嗓子大吵了一顿。车越来越挤,那些高大的士兵,对我来说简直是一座座大山,我被挤在夹缝中,都快窒息了。杨叔叔怕我被挤死,就抱着我,拼着九牛二虎之力,跳下了火车。这样,我们不得不放弃坐火车去东北的愿望,只好东碰西撞,走一程算一程了。

我们走啊,走啊!总算来到了华北重镇张家口,可是又赶上我军撤退,气氛十分紧张。我们搭上了一辆载货卡车,杨叔叔坐在车尾,双腿吊在外面,用他的背来为我挡风御寒。当汽车开过大桥时,他回头看我,只见我站在他背后,两眼泪汪汪的,原来车装得太满了,就连我这么个小不点的人儿,都没有个空隙可以坐下去。杨叔叔心疼了,毫不犹豫地抱着我跳下车来。这时已是深夜,无处投宿,杨叔叔就将行李铺在田野上,让我睡下,他守着我直到天亮。第二天我就病了,一连几天发着高烧,滴水不进,整天讲着呓语,是得了肺炎。那时正是撤退的紧张关头,天天敌机来狂轰乱炸,杨叔叔急死了,他几乎绝望了,握着我滚烫的小手,泪流满面地说:“亮亮,见不到妈妈了,怎么办呢?”

在他日日夜夜的护理和照料下,我的病终于慢慢好了起来。这时天已经冷了,转眼就要进入严寒的冬季。杨叔叔见我大病初愈,体质虚弱,再也经受不了严冬的侵袭和路途的颠簸,就决定到崔家庄过冬(那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借居在老乡家里,生活非常艰苦。联系不上组织, 就断了生活来源, 杨叔叔就到市集上当脚力, 也会到一些大户门口乞讨。但是杨叔叔一点没有委屈我, 他总是千方百计的给我换点细粮吃,甚至不惜讨钱,让我到饭馆去吃顿好的。每逢这时,他总是笑眯眯地坐在一旁看着我吃,而他自己一直吃粗粮和咸菜。他还买了棉花和布,用一双战士的粗手,一针一线地为我做了棉衣棉裤。虽然不太好看,但是穿上去是多么温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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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又开始了新的艰苦行程。这时解放战争已经全面打响,根本无法穿过敌占区直接进东北,只能绕道而行。我们从河北经绥远来到山东,从烟台坐船到大连。我还记得那条悬挂在船弦边的摇摇晃晃的绳梯,杨叔叔用背带把我捆在背上,吃力的攀登上去。我第一次见到了海,在杨叔叔背上看到了那无边无际的滔滔大海。从大连又漂流过海到朝鲜,然后坐了五天的火车,经图门江再次折回中国境内,又穿过辽宁和黑龙江,终于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当时的辽北省省会白城子。这时已是一九四七年初夏了,我们这一老一少,在战火纷飞的路上整整颠沛流离了一年之久。

我们从延安出来时,除了一张组织介绍信,分文未带。我们是一面行路,一面筹款。无论走到哪里,人们只要一听是一个远离父母的革命后代,不管认识不认识我的父母,都会热情地给予帮助和照顾。否则,在那样的战乱年月,一个残废人,领着一个五岁的小女孩,举目无亲,身无分文,要穿过七个省份,行程上万里,如果没有党的关怀,没有革命同志的照应,没有人民的帮助,我们早就抛骨荒郊了。

 

# 回到父亲身边 #

我终于回到了父亲的身边。我至今还记得初见爸爸时的情景:哨兵进去通报后不久,就见从大院深处跑出一群人,为首的是一个中等个穿军装的人,瘦削的面颊,络腮胡子,两道浓黑的眉毛,一双锐利的眼睛。我一见他就不由得害怕起来。当他兴冲冲的一把抱起我时,虽然满脸是欢笑,却把我吓得哭了起来。杨叔叔激动得声音都颤抖了,他说:“亮亮,这就是你爸爸啊!”爸爸热烈地握住杨叔叔的双手,“感谢你!老杨同志,你辛苦了!我们一直打听不到你们的消息,还以为你们早已不在人世呢!”这时,旁边一个高个子叔叔(高鹏司令员)笑着说:“我也是乘这列火车刚回来的,我看到了你们,但是我哪里会想到这是陶铸同志的小女儿呢?我还以为是逃难的呢!”说得大家都笑了,我们这才意识到,我们蓬头垢面,肮脏不堪,虽然已是初夏,还穿着棉衣,破破烂烂的,确实跟叫花子一般。

当爸爸抱着我,往院里走时,我一直频频回头,在人群中寻找我那亲爱的杨叔叔。只见从不流泪的杨叔叔,此刻正用手掌揉擦着眼睛,泪水从粗黑的指缝间流下,那滴滴的泪水啊……我越发哭得伤心起来。我当时很生这个胡子巴扎人的气,我认为他把我从杨叔叔身边“夺”走了。进到屋里,见墙上挂着一张我的相片,原来爸爸妈妈以为我已不在人世,特地放大了两张我的相片,一人一张,以作纪念。

   我到达白城子的时候,妈妈正在前方,所以当时没见到她。这天晚上,爸爸、杨叔叔和我。三人摆开了“龙门阵”。杨叔叔光是咧着嘴憨笑。“老杨头千里送亮亮”的故事,还是由我叙述给爸爸听的。爸爸一面听,一面用感激的眼光看着默默不语的杨叔叔。最后,他笑道:“亮亮,你这么小就出过国了,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没有你走过的地方多呢!”第二天,爸爸逢人就得意地说:“昨天晚上,我跟我女儿聊了六个小时。”人们听了都暗自好笑;这个陶政委,跟一个六岁的小孩子,哪来那么多的话说?

相薄里,至今我一直珍藏一幅照片,是初到白城子时,我跟杨叔叔的合影。我们俩都穿着黑色的新制服,新理的头发,整齐而又带点土气。他端端正正的坐着,我规规矩矩地站在一旁,俩人还手拉着手,全部神态和表情,还没有脱掉一年来流浪生活所遗留的惊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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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顺清与陶斯亮

回到爸爸身边后不久,爸爸就患了“急性风湿性”关节炎,全身关节肿得很厉害,躺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加上他过去在监狱中得的“肺结核”复发,整天咳血不止。见此情景,杨叔叔不忍离去,他继续留了下来。

我们组成了一个奇特的家庭,这个家没有妈妈,却由一个小老头来行使主妇的全部义务;他上要照顾重病的爸爸,下要抚养幼小的我,他成为我们这个家真正的支柱和核心。

两岁到九岁,是一个孩子最依恋父母的年龄,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父母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概念,看不到也摸不着,而杨叔叔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夏天他是一把为我遮阳的大伞,冬天他是一盆给我温暖的炭火。
 

# 离别——重逢 #

由于战争的关系,我不得不多次转学,哈尔滨、沈阳、北京、天津、武汉,每换一处,杨叔叔就跟到我的所在地去照顾我。他白天送我上学,晚上又接我回家;上课时他站到窗口看我读书;游戏时他就站在操场边,抽着烟袋锅,笑眯眯地望着我玩耍。无论他还是我,都无法设想会有分离的一天。

1950年,我已九岁了,杨叔叔也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有一天,爸爸对杨叔叔说:“老杨啊,你已经把亮亮带大了。过去几次想变动一下你的工作,你都不依,这次确实要考虑一下你的安排了。陈鲁固同志要去贵州,你跟他一块回老家看看吧!若还有家,那再好不过,若已经没有家了,你年纪这么大了,就再成个家吧!”
杨叔叔就要离开我了。那几天我哭得跟泪人似的,杨叔叔也是三餐不思。临走他还把仅有的一点积蓄赠给了我(爸爸让我用这笔钱买了公债)。爸爸脱下全身唯一值钱的手表赠给了杨叔叔。

杨叔叔回贵州后,又找了个老伴,安了个小家,有了两个儿子。他先后担任过指导员,公园管理员,幼儿园管理员,交际处管理员……总之,哪儿需要就去哪儿,从来不计较名利得失。
1964年,我因病由上海回广州休养,爸爸说:“很久没有见到老杨了,趁你这次养病,把他接来团聚一次吧!”我高兴极了,亲自到车站去接,并且安排他住进当时最高级的珠江宾馆。妈妈责备我:“为什么不接到家里来住,难道他不比家里人还亲吗?”于是我陪同妈妈,又把杨叔叔接回家来。爸爸迎上去紧握着他的双手,说:“老杨啊,你还是老样子,保持了革命本色!”

 

爸爸让我们去合影留念。照相馆的摄影师问道:“你们什么关系?”“父女俩!”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觉得唯有这句话,才能最准确的表达我与杨叔叔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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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顺清与陶斯亮

 

# 杨叔叔来了!#

再次与杨叔叔重逢,则是十四年之后了,刚刚经历了苦难的文革,父亲早在十年前含冤而亡,劫后余生母亲变的与胡同大妈无异,而我也成为了两个孩子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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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清晰地记得那一天,1978年十月的一个普通工作日,我正在医院查房,突然接到妈妈的电话,话筒里传来妈妈激动的声音:“你杨叔叔来了!”“杨叔叔?!”我惊叫起来。哦,杨叔叔,他来了!我立即告假,火速赶回家里。

当我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推着自行车迈进家门时,迎面走来一个矮矮瘦瘦的小老头。我低低叫了声:“杨叔叔!”便哽咽得再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我拉着他的手,兴奋地端详着。距离最后一次相见,十四年过去了。如今的杨叔叔,已经很老很老了,蜷缩着的身躯,比我还矮了半头;脸上密密的皱纹,就像老瓜皮;牙几乎全部脱落了;干瘪的嘴角抖动着,微微地绽出笑意。唯有那双眼睛,虽然已经呈现出老年人的浑浊,却依然闪烁着我所熟悉的朴实而善良的神采。可能是由于进京瞻仰主席遗容吧,他特地穿上了一身新的、显得过于肥大的中山装;在胸前端端正正地别着一枚塑料名签,闪着“贵州代表团”几个金字。就在我打量他的时候,他也在用目光寻问着我。我知道他要问的都是些什么,但是家庭变化之大,十几年的曲折经历,岂能用几句话说得清!我只是默默地看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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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这次,胡耀邦还专门请他去家里吃饭,这不仅仅由于父亲与耀邦叔叔是亲密战友,是延安时的邻居,更由于在我儿时千里寻父的路上,耀邦叔叔是对我们帮助最大的恩人。耀邦很感叹敬重杨叔叔的忠心义胆,文革前每次去花溪,总会探望他。在当了总书记后,胡耀邦1984年“在贵州省干部大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我昨天见到一位老红军,他是1935年参加红军的,1945年用个筐筐背陶铸同志的小孩,从延安背到哈尔滨(其实是白城子)。确实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你说把小孩从延安背到哈尔滨去,还不疲劳?那是大大的疲劳呀!”
 

# 轮到我照顾杨叔叔#

1985年春,杨叔叔携老伴再次来京探亲,不料在火车上就开始肚子痛,他说是吃坏了东西,不碍大事。到晚上见他腹痛愈发严重,于是强行拉他去空军总院急诊。外科欧阳主任疑为“急性阑尾炎”,听说我与病人情同父女的关系后,他连夜请了301医院的外科主任来亲自操刀。对外科最简单的“阑尾切除术”,两位主任花了挺长时间。术后他们告我,杨叔叔患的是“急性化脓性阑尾炎”,阑尾已肿胀发黑,再耽误一会儿就会穿孔,如果并发腹膜炎,那就危及杨叔叔生命了,我听后惊出一身冷汗。

天亮后杨叔叔转入了病房。我小时候杨叔叔一次又一次将我从死神手中夺回来,现在轮到我来照顾他了。幸亏我那时还是空总医生,每天一得空就跑去外科病房照顾杨叔叔。他住了月余医院,出院后又在我家养了三个月。
母亲在她的自传里这样写道:“以前都是老杨照顾亮亮,这一次像是命运有情有意的安排,在老杨晚年时让亮亮也尽心尽意照顾了他一次。亮亮是个知恩图报的人,无论老杨住院还是在家休养,都天天侍奉在侧,端水喂药,嘘寒问暖,买这买那。一停下来又陪杨叔叔说话,一老一少仍像四十年前那么亲热。老杨病好之后,我们全家陪着他又游览了北京城的一些风景名胜。这次亮亮对杨叔叔的感情有点儿像女儿对父亲。亮亮一直为陶铸病重和临终时未能在旁守护而抱恨自责,这次她把对父亲的负疚之心化作了一颗炽热的爱心,加倍地奉献给了在战火中保护她,如同父亲那样从小抚养教育她,亲她疼她的杨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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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告别#

1989年元月,湖南祁阳县为陶铸举行八十诞辰纪念暨铜像落成典礼,我和母亲应邀前往参加。会后我转道去贵阳看望杨叔叔。

到贵阳次日我便即刻去医院探望杨叔叔。我知道他自从85年做过阑尾切除术后,身体便一天不如一天,除了老病冠心病外,又得了食道裂孔疝,无法正常进食。他知道我要来医院,一早便穿戴整齐,端坐在沙发上等候。父女俩又见面了,心中既高兴又伤感。高兴自不待说,伤感的是杨叔叔是那样的苍老和虚弱,以至于他要拼足力气与我讲话。尽管这样,杨叔叔执意要在他家请我吃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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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日,我去医院接上了杨叔叔一起回家。由于杨叔叔是参加过的长征的老红军,当地政府特地为他修了一栋二层小楼,房间布置的不错,有沙发和地毯。除老伴外,儿子儿媳及孙女一起同住,三代同堂,其乐融融。家宴非常丰盛,满满一桌好菜,杨叔叔自己吃不了什么东西,却仍像小时候一样,慈祥的望着我吃。

到了告别时分,我难免有点沉重和难过,因为我明白这很可能是此生与杨叔叔的最后一面,彼此都心照不宣,但谁也不愿流露出来。我望着在寒风中伫立着的杨叔叔瘦小单薄的身躯,心里默默地说“永别了!恩人!”

杨叔叔生命力非常顽强,他在病床坚持了三年, 直到1992年7月21号去世,活到了83岁的高龄。

# 恩重如山#

大约2009年,我听说杨叔叔的家乡贵州清镇准备将杨叔叔的墓由花溪迁回故乡。此时杨叔叔已成为清镇的一张红色名片,深受当地群众崇敬。我听说此情况后,向当地政府提出申请,自费立一块感恩碑,了我此生心愿,也为后代永远讲诉杨叔叔的感人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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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14日是杨叔叔的迁墓仪式。很不巧我左膝关节内侧韧带急性拉伤,疼的寸步难移。但为了生命中这一庄严时刻,我还是拄着拐杖千里迢迢来到了贵州小城清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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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叔叔的新墓坐落在一块田野的小山坡上,是当地通用的圆型墓,很气派。虽然地方狭促,来的人却很多,周边山野站的满满的。新墓的左前方有块一人多高的碑,被红绸子盖住。当我揭掉红绸时全场掌声雷动,“恩重如山”四个红色的大字赫然显露,碑的另一面则刻着四个大字“平凡圣人”。这两组字饱含了我对杨叔叔的深厚情感和由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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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价值,绝不是他的地位所能决定的。有时一个小人物能够影响历史的一瞬间,有时一个死去的无名者比活着的英雄有更伟大的贡献。默默无闻,并非无所作为。就像空气那样,无所不在,无人不需,却又是无人能见,无人介意。然而对人的生命来说,空气不比黄金更贵重么?杨叔叔的一生,仅从他的外表和职务而言,的确毫无惊人之处,在任何场合,他都不会为人们所注意;但是他却是一个真正的人,纯粹的人,高尚的人!是我一生中遇到的过的最好的人,他那宽厚博大的胸怀,将永远温暖着我,激励着我。

如今回眸经历的一切,百感交集。自觉无论做人做事还是家庭,我都还算是成功的。这归功于杨叔叔和我的父母。父母赋予了我坚定的信念,一生都有所追求。杨叔叔则教会我与人相处的准则, 就是“人和”。我觉得我这个人其实是杨叔叔塑造的。2岁到9岁,是一个人心智开启的阶段,杨叔叔就是我这个阶段的启明星,他为我奠定了做人做事最初的价值观。杨叔叔这个贫苦农民出生的普通红军战士,将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温良恭俭让, 潜移默化地给了我。正是由于杨叔叔的精神浸润,几十年来我的心始终是柔软的,始终坚持了善良和宽容!
 

文章来源  太行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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