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冀鲁豫军区隐蔽战线:第七军分区情报站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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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冀鲁豫军区隐蔽战线:第七军分区情报站事迹

者:刘鹏


1937年,爱国将领范筑先拒绝跟随国民党南撤,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就地扩充军队,实行抗日救国。由于顺应民情,军队扩充迅速,时间不长,成立了31个支队,第一支队由秘书张维翰任司令员。1938年11月15日,日本鬼子侵占聊城,在抵抗中,范筑先司令英勇就义,范司令的下属部队分裂。中国共产党掌握的十支队,后扩大后成立筑先纵队,全部人员由司令张维翰代领归入八路军,改编成八路军129师新八旅,转入冠县、馆陶县一带农村打游击。

晋冀鲁豫军区隐蔽战线:第七军分区情报站事迹

刘永山(中间一排左三)、刘玉祥(中间一排左四)参加胡德润同志追悼大会

在这种情况下,急需在聊城建立一个情报站。十支队有个连长刘玉祥,老家是聊城县北关北坝村人。刘玉祥于1937年春参加范筑先成立的“武装宣传队”,在范筑先的队伍里,与赵健民、刘永山认识,三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刘玉祥由十支队战士、班长、排长一直升任连长,在与卖国贼王金祥的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被弹壳集中脑袋,经常头晕(后来,聊城人称他为“晕子二爷”的原因),随军治疗一年不愈,组织上有目的的把他送回老家养伤待命。伤未痊愈,八路军129师先遣纵队独立营营长荣连超带着司令员张维翰的亲笔信,来到聊城北坝村刘玉祥家。信中说张维翰司令任命刘玉祥、郭立吾为聊城县情报员,不必再回部队。刘玉祥利用王口北坝村的有利条件,为我党了很多重要工作,聊城情报站成为城外与城内联系的中转站。在这期间,认识了很多赵健民“赵三营”的战士,其中包括烈士田怀寿(1939年被日军杀害,1981年被评为革命烈士)。

1939年5月,赵健民“赵三营”在博平曹庄驻防时,营部要给养的章丢失,因战士田怀寿的岳父在聊城城关,人熟地熟,于是派他去聊城县刻章。走到城北王口北坝村时,田怀寿去聊城县情报站与站长刘玉祥沟通情报,后进城刻章返回途中,被日军逮捕,日军在他身上将给养章搜出,让他带路去袭击“赵三营”驻地,田怀寿故意将敌人带入歧路,天黑以后,田怀寿趁机逃走,被敌人骑兵追上残忍杀害。“赵三营”得知消息,部队往南寻找,发现田怀寿的尸体,赵健民营长安排人买了个棺材,埋在当地。

1941年,荣连超营长又送来司令部的信,任命刘玉祥为聊城县情报站站长。1942年,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赵健民任命司令部情报参谋刘永山同志为七分区情报站支站长(主要是聊城、堂邑、冠县、馆陶、临清、高唐、茌平、博平情报站)。刘永山,1909年出生,1937年11月参加八路军,1938年入党。刘永山比赵健民大三岁,比刘玉祥小一岁,他们三人是“拜把子”过命的兄弟,刘永山曾任赵健民“赵三营”三连连长、因作战勇猛,人称“铁帽子连长”、“光背连长刘永山”,129师新8旅二十二团情报参谋。

从1942年起,聊城情报站刘玉祥就归支站长刘永山领导了。在与刘永山配合的这段时间里,组织上曾两次把他派入敌人内部前高乡。第一次是1942年夏,由八路军129师先遣纵队独立营营长荣连超指派,以卖兵的方式打入伪自卫队,不久后成为伪队长。在这段时间里,刘玉祥利用他的有利条件,除了送情报以外,发展了通信员舒华婷为情报员,还以前高乡不安全为名,三个月左右带队放弃了前高乡。随之,伪警察所、伪警备队等都撤了,他将前高乡的围子平了,八路军扩大了一片根据地。

1943年六月,组织上第二次派刘玉祥去南临魏庄成立伪代办所。初五这天,他接到一分区司令员刘志远的一封信,内容是“刘玉祥同志,你要坚守岗位,欺骗敌人,不可擅离值守”。不幸的是,此信被伪三中队的汉奸张书义发现,因他是本城西花园人,刘玉祥跟他认识,花了八十块钱给他当作“封口费”,才算完事。在伪代办所,刘玉祥首先发展情报人员为开展情报工作开拓道路、创造条件,发展了抗日侦察员,并以和伪军“拜把子”的方式广交朋友,有一次一拜就是17人。这些人中,有伪县大队的杜尚宽、基干团的杜尚银等;有伪县大队长赵振华的侄子赵品兰、特务系的李连生等。

情报站支站长刘永山告诉刘玉祥,要教育汉奸抓住八路军就放。有一次,日本鬼子带着伪军在东董庄的村头地瓜窝棚里,抓住了白庄民团抗日团长白凤义,被我党争取过来的特务系李连生连夜将白凤义放走了。

1942年夏,刘志远司令介绍张立亭与聊城县情保站站长刘玉祥联系,刘玉祥把张立亭同志安排到王庙跟沙店集张六和尚一起住,但和尚不知道他是情报员,张立亭后来又介绍了郎以平同志成为情报员。

聊城情报站建立后,刘永山和刘玉祥积极开展情报工作。1942年发展了古楼街小商人出身的伪县立医院(后改为特务四旅军医处)的医兵杨金歧,后来组织命他打入治安军17团内当向导及便衣特务;同年,发展文明街市民王金芳两口子以卖烟做掩护,转送了大量的军事情报;刘玉祥的母亲刘晋氏和女儿刘凤荣去城内取情报,刘玉祥不在家时,由她们负责转送情报;1942年一分区刘志远司令员介绍张立亭为我情报员,郎以平起了不少作用,介绍为保安三中队的班长,后升为排长;刘玉祥的通信兵舒华亭,进城后当了伪军的医务兵;发展了东临造枪工厂的工人黄金铎;伪三中队长胡金城的护兵张本忠;城内东关街市民黄丙臣;郎以平的情报员小勤务兵刘玉山等20余人。

为了迅速掌握敌人内部的情况,刘永山和刘玉祥在敌人内部发展了许多情报员。日军司令部内的便衣特务老冯;警察局特务队内的王德兴、高井月,李其香;治安军司令部内的便衣特务宁培德、郭全友;剿共委员会刘主任的女婿李义芝;内线人员马玉宝等。刘永山和刘玉祥还争取了治安军十七团的一部分力量,董团副和一营长已被争取过来;十七团情报室主任董西经被我情报员杨金歧秘密监视;七连长付庆余是共青团员;排长马振东和大老秦是我们的情报人员,这些人在敌内部起了重要的作用。所有重要机关都有我们的情报员。如遇到紧急情况,能及时将情报送出。

支站长刘永山和聊城情报站站长刘玉祥,标清了城内敌伪的各军事组织、人员编制、武器装备和战斗能力等情况,并及时送往我军。日本人方面设有司令部、大炮队、野战医院、新民会、宪兵队等组织,共500多人;日军司令平田死后换了千叶,会长是松岗邦伍,宪兵队长是山口;治安军方面,城内设有第四集团军司令部和17团,司令姓田,团长王占一,以后换为王甲忠,共1000人左右;汉奸方面设伪县大队、保安大队,大队长张瑞亭,后换为李振华,下设五个中队,一中队长张每亭、二中队长张宗仁、三中队长高青云、四中队长胡仙洲、五中队长王子纯,共500人;警察局长王振东,公安大队长张井芳,下设七个所儿和七个分队300人左右。

1942年治安军进驻聊城,支站长刘永山接分区司令部命令,要求聊城情报站用一个月的时间,将治安军十七团的人员编制、武器配备搞清楚送到司令部,最好是设法拿到密件签名表。那时,我站情报员杨金歧已打入十七团,交接了几个朋友,结识了机要秘书赵国栋。趁敌人外出之际,用酒将赵国栋灌醉,取出他身上的钥匙打开保险柜,取出表册,用罗汉字码抄下,表册钥匙放回原处,以卖西瓜为名将情报送至文明街王金芳家。当天下午,情报文件由刘玉祥的母亲刘晋氏和刘凤荣取走,经聊城情报站站长刘玉祥送交支站长刘永山,只用20天的时间就完成了任务,受到了分区司令赵健民的表扬。

1943年,驻山东、河北的日军联合对冠县、馆陶一带进行了一次“铁臂合围”。妄想消灭这一带的抗日力量,胶东的日军也会到鲁西增援,得知情况后,通过日军司令部的便衣特务老冯将电报原稿取出后,由情报员杨金歧交情报员张本忠送往北坝村刘玉祥之母刘晋氏,刘玉祥回家后看情况十分重要,星夜送往堂邑县北宋小屯情报站,由于我军有所准备,损失不大,日军围剿以失败告终。

1943年,我情报站情报员得知治安军十七团去茌县大吴庄与我一分区抗日部队作战的情况后。当晚,支站长刘永山、县站长刘玉祥去找治安军七连长付庆余(他是我们的共青团员),商议后叫他做好工作,配合八路军,枪响后带头交枪。第二天,付庆余按计划执行带头交枪,十七团损失大半,团长王占一被撤职。八路军胜利后,分区刘志远司令员指示,要对俘虏进行教育,“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经教育后,将俘虏放回,显示了八路军优待俘虏的优良传统。

1943年,我情报员向玉章同志不慎被抓,编成66号劳工,明早就装运走。情况紧急,支站长刘永山命令,一定要在今晚救出。接到命令以后,情报员们火速在文明街王金芳转送站开会研究办法。一是找城关伪区长邓顶山,伪五区长刘云章,他俩和伪县长周东华交情很好,叫他俩去说情要出;二是组织武力吓唬伪县长周东华,此人胆小。最后确定两种方法同时用,分头执行,除了两个伪区长说情之外,组织了治安军司令员的跟班郭金友、十七团便衣特务杨金歧、七连长付庆余、排长马振东等人,都是荷枪实弹,在伪县长院内大喊:“谁叫咱是把兄弟呢,县长如不开恩,要死咱死到一块儿算了”。伪县长周东华害怕把事情闹大写了字放人,我站成功营救出向玉章同志,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1943年,聊城情报站接到了上级命令,三天之内搞到一部分八二炮弹和机枪子弹。刘玉祥去治安军找一营长(他是被我们情报站争取过来的人)。商谈后,秘密给了八二炮弹6箱,机枪子弹1000发,由情报员杨金歧、舒华亭、黄丙臣(1946年5月被汉奸杀害,1973年刘永山、刘玉祥、张文惠等战友作证,后被评为烈士)三人护送,用拉灰土的车送出了城,交给了支站长刘永山。

1945年,八路军围攻堂邑县,进逼聊城。治安军十七团突然接到命令,配合伪保安大队去增援堂邑。时间紧急,情报一时送不出去。这时,情报员杨金歧以便衣特务的身份随军出发,行至道口铺村,脱开敌人,跑去凤凰集找到独立七团,亲自向李西镇振政委汇报了情况,由于我军做好充足的准备,在战斗中赢得了主动权。

1945年七月,八路军围攻阳谷县,驻聊城的治安军十七团前去增援,站长刘玉祥命情报员杨金歧想法拖延敌军增援时间,或者让援军半途而废,撤回聊城。十七团行至朱老庄时,情报员杨金歧以便衣特务的身份急急忙忙向团长王甲忠报告:“据我了解,李海务村儿一带过了一夜的八路军,都是蛮子,穿着草鞋,还有一些马队,咱去阳谷正钻到八路军埋伏圈里去,事情由团长做主”。于是,团长下令停止前进,转回聊城。敌人的部队回头不远,我县大队打了一阵子追击枪,证明了前面八路军不少,成功将敌军欺骗没有派兵去阳谷增援,给我军取得胜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为掌握治安军内我们发展过来的人员情况,显示八路军的胆识和力量,支站长刘永山,命站长刘玉祥、情报员张本忠、郎以平在情报员便衣特务杨金琪带领下去治安军十七团,假装汇报八路军的情况。我情报员找情报室主任董西经说完情报后,又去团长办公室找董团副(他驻防冠县贾镇村时被争取过来的)。见面后,董团副为了表示仍然同八路军他一条心,拿出自己的照相机,还亲手照了合影像(照片在刘玉祥处)。后来,治安军撤走时,他们给八路军扔到谷庄地里炮弹24箱,子弹4000发。站长刘玉祥在清孝街炮台前报告给独立团政委张希才,张希才和支站长刘永山一起将这些武器弹药转移走,交给了上级组织。

1946年3月,根据当时晋冀鲁豫军区统一排定的军区、军分区序列,冀南军区为第二军区,所属各军区为第七至第十一军分区。刘永山所在的情报站就成了冀鲁豫军区第七军分区司令部情报站,所以在1973年给黄丙臣烈士写证明材料的时候,落款写的就是“晋冀鲁豫军区第七军分区司令部情报站支站长刘永山”。1946年古历6月,刘永山在晋冀鲁豫军区第七军分区司令部(就是之前的第三军分区)时(驻临清),原冠县汉奸大队付刘汉杰(与我地下工作人员有联系),在武定府(惠民)解放后跑到济南,给刘永山来信,叫急速去济南。因刘永山当时在司令部办新兵教导团,没时间去,刘永山即来聊城北坝,到刘玉祥家,把黄丙臣找来,指示他去济南城外东南角处,找刘汉杰接洽,后失踪,经多次查找无下落。后经了解,1946年古历6月24日(玉米苗约一掌高),黄丙臣完成任务返回聊城途中,骑自行车经过袁车东村时在坑边洗脚,遇到曾经认识的孙芹如(该村保长),孙芹如便邀黄丙臣去家中喝水(或吃饭),其中有一直从济南尾随而来的还乡团人员孙甲臣(孙芹如的侄子),还有同村人孙洪印。太阳似落非落时,他们三人在袁车村西南、大辛庄东北处赵家林处,将黄丙臣用枪从头部杀害。

1947年1月,聊城解放之后,济南还没解放,支站长刘永山让情报站人员待命,听候安排,情报站的工作告一段落。1947年春,刘玉祥派情报员杨金歧去冀南七分区情报处联系沟通,情报参谋张有才写了一封介绍情报站情况的信,回来交给了聊城县公安局局长张性纯,这封信只能介绍刘玉祥等是军事情报站人员,他们还是待命。

那时形势发展迅速,部队整编南下,支站长刘永山也随军南下。1947年6月,刘永山所在的晋冀鲁豫军区第2纵队奉命南征,随刘邓大军主力参加鲁西南战役,沿陇海线南下,向大别山进军。1948年5月,晋冀鲁豫军区第2纵队改成为中原野战军第2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政治部主任许梦侠。1948年5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成立华北军区,聊城情报站驻地聊城县隶属华北军区冀南军区领导,原情报站所在的七分区撤销。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同意全军编制和部队番号的决定,第2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军,隶属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建制。1954年,支站长刘永山南下回来,这时原七分区早已撤销,聊城又成了山东军区聊城军分区。因为人地都换了,刘永山向聊城军分区出示证明,也找县公安局证明,但由于种种原因没及时安排情报站人员,也没承认这些革命历史,情报人员还是待命。

在十年动乱的日子里,我们都成了批斗的对象,戴上了种种帽子。动乱结束之后,刘玉祥打听到了原十支队长张维翰在邯郸市,前去见面后刘玉祥就哭了,张维翰司令不仅承认七分区情报站,也承认聊城情报站的革命历史,并给写了证明,回到本县的公社,信没起作用,原冀南七分区司令员赵健民又写信证明情报站的情况。支站长刘永山曾去北京找到赵健民司令员,问他有什么困难吗?他说他没有什么困难,就是想着给刘玉祥、张文惠、张本忠这些隐蔽战线的情报员解决问题。

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他们潜伏在敌人鼻子底下,他们站在影子里,不计个人安危,满腔家国情怀。很幸运,冀鲁豫军区第七分区情报站支站长刘永山、聊城情报站站长刘玉祥、堂邑情报站胡徳润,司令部情报参谋张文惠、清平情报站李金台、侦察连长肖庆生这些情报人员都看到了新中国的成立。但黄丙臣、田怀寿等烈士在解放前就已经牺牲,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和故事,我们今天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挖掘隐蔽战线的那些无名英雄,传承革命精神,赓续红色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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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刘永山(区委员)党员关系转到聊城地区组织部介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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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聊城市委组织部对刘玉祥同志恢复公职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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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山、刘玉祥、张文惠证明黄丙臣同志为烈士的书面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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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邑情报站站长胡德润(胡德运)所获的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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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怀寿烈士证明书

1982年,刘永山在自己的孙子刘鹏一岁多的时候,来鲁西化肥厂平房的家里吃饭,还曾经给自己的二儿子刘保德说:“等我的抚恤金下来,给你们买个鼓风机,你看看下个面条都这么费劲”。1982年,刘永山因病去世,各种取证工作变得异常艰难。经各种努力,1988年8月23日,中共聊城市委组织部落实政策,恢复黄丙臣名义定为烈士,恢复刘玉祥同志、张文惠同志的公职,月标准工资定为七十五元,享受干部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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