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大,毛泽东同志列了17条困难

1945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七大,当时形势一片大好:经过延安整风,党的历史上一些重大是非问题的争论解决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胜利指日可待;抗战胜利后党的路线方针也有了明确共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树立起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光明的前途、美好的未来,似乎就在不远处热情招手。

在七大,毛泽东同志列了17条困难

图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然而,毛泽东同志在5月31日作大会结论报告时,却出人意料地告诫人们,要“准备吃亏”,列了17条困难:第一条,外国大骂;第二条,国内大骂;第三条,被国民党占去几大块根据地;第四条,被国民党消灭若干万军队;第五条,伪军欢迎蒋介石;第六条,爆发内战;第七条,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希腊;第八条,“不承认波兰”,也就是共产党的地位得不到承认;第九条,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第十条,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第十一条,天灾流行,赤地千里;第十二条,经济困难;第十三条,敌人兵力集中华北;第十四条,国民党实行暗杀阴谋,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第十五条,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第十六条,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第十七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
  
在胜利就要到来的时候,设想这么多困难和危险,是不是无事自扰,会不会传播消极情绪,影响人们的必胜信念呢?对此,时任毛泽东同志秘书的胡乔木曾经回忆:“在七大,毛主席有多次讲话。我不记得是哪一次讲话了,他拿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作例子,表示宁可失败,决不投降。太平天国那么多人最后死在南京。讲到这里时,他非常激动。讲这个话是表示一种决心,一方面认为必然会胜利,同时带有一种誓师的味道。”
  
胡乔木回忆的毛泽东同志的这次讲话,发生在1945年6月17日。那天,七大全体代表和延安各界代表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毛泽东同志在演说中说:“太平天国有几十万军队、成百万的农民,打了十三年,最后南京城被清兵攻破的时候,一个也不投降,统统放起火烧死了,太平天国就这样结束的。他们失败了,但他们是不屈服的失败,什么人要想屈服他们,那是不行的。”“我曾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讲过:我们有一百支枪,你们有本领缴我们九十九支,我佩服你们,因为你们会打,我们不会打。一百支枪被你们缴去了九十九支,我们还剩下一支,用这一支枪,我们也要打下去。剩下一支枪了,你们说投降吧!我们说那不行,‘投降’这个词在我们的字典里是没有的,在你们的字典里可能有。”
  
毛泽东同志当时讲得“很激动”,其所讲内容同愚公移山的思想寓意如出一辙,同“准备吃亏”的思维方式逻辑贯通,就像讲17条困难一样,这样讲当然不是让人们气馁,而是在有精神准备后激发更加昂扬的气概。越是在胜利的时候,越要有一种应付重大事变或艰险的精神准备,甚至想到失败了从头做起。由此看,这不能说是无事自扰,相反倒是一种理性的自信,是一种极为高明的底线思维。
  
准备吃亏、预想困难,丝毫不意味着对前途悲观失望。在讲了17条困难之后,毛泽东同志紧接着就讲了“一定要胜利”的8条理由:暂时吃亏,最终胜利;此处失败,彼处胜利;一些人跑了,一些人来了;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着;经济困难就学会做经济工作;克服天灾,太行有经验;党内发生纠纷,使我们获得锻炼;没有国际援助,学会自力更生。这8条理由意蕴十分深刻。讲“一定要胜利”,不是抽象地谈必然规律,也不是主观地描绘蓝图。可以说,这8条理由都是与困难并存的,或者是从困难中引申发展出来,甚至是被困难“逼”出来的。看起来是在说“一定要胜利”,其实是在讲如何坚定信心,该往哪个方向努力,怎样寻找办法。就像毛泽东同志解释的那样:“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黑暗,把各方面都充分估计到”;“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总之,“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应付大事变”,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
  
历史发展证明,毛泽东同志设想的17条困难,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有的是果然遭遇了,有的是部分地出现了。比如,大多数伪军都摇身一变,挂起了国民党军队的旗帜;内战在一年后确实爆发了;美国帮助武装国民党军队打内战;解放战争初期,有的根据地让国民党军队占去了,张家口被占了,中原突围损失了不少人;也有一些党员(当然是极少数)跑了、散了,甚至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国民党特务实施暗杀阴谋;等等。17条困难中,最后一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尤为启人深思。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无论怎样周密设想,都不可能涵盖一切,总会有预料不到的困难。毛泽东同志加上这一条,就是提醒人们,不要只注意设想到的困难,当意料之外的困难到来的时候,也要精神上有所准备而不至于惊慌失措。毛泽东同志当时的解释是:“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比如,七大时很少有人会想到革命圣地延安会被国民党军队占了去。正是有了应对一切困难的思想准备,在胡宗南大军进逼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果断决策撤离延安,并充满信心地说: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随后从容地在陕北同胡宗南部队兜圈子。也正是有了应对各种困难的充分准备,毛泽东同志原来设想解放战争打5年,结果打了3年多就胜利了。
  
毛泽东同志在七大上讲17条困难,显然也是有针对性的。一是中国革命的实际进程本来就充满曲折,过去如此,将来也必然如此;二是有感于“从前我们党内有一个传统,就是讲不得困难,总说敌人是总崩溃,我们是伟大的胜利”;再就是历史转折到来时,在一片团结胜利的气氛中,确有些党的高级干部滋长了盲目乐观的情绪。实际上,在判断形势走向时,在政策准备上,在战略战术上,我们党是吃过盲目乐观或侥幸心理大亏的,有过血的教训。比如,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我们只注意抓工农运动,忽略了抓枪杆子,对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估计不足,缺乏应有的警惕;土地革命战争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左”倾教条主义者一开始盲目乐观,对敌我力量对比的认识严重脱离实际,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给红军造成严重损失;1941年发生的“皖南事变”,原因也是在于极少数同志没有料到敌人真的会动手,因而对部队的转移迟疑犹豫,当形势无法挽回准备北上的时候,却已经来不及了。对这些吃过的“大亏”,毛泽东同志都有过具体的评说。这些“大亏”,无一不是缺少“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的结果。
  
准备最坏的,更有利于争取最好的,这就是事物的辩证法,也是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委派将领外出开辟新局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总是提醒他们要充分估计到各种情况,做好最坏的打算。1944年王震率南下支队出发时,毛泽东同志对他们讲: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但也有很多困难。这一回你们是去长征的,一直到湖南、广东,要准备饿饭,没有房子住,生病受伤没有人抬担架,要有克服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的精神准备。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毛泽东同志交底说:估计有三种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准备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坚持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跟。正是因为有了对困难的充分估计和准备,从而使人们在实施中央决策的过程中,能够处变不惊,处于主动地位,由此争取到好的结果。王震率部南下北返,历经艰险,被誉为“小长征”,最后把部队带回了陕北。刘邓大军在“杀出一条血路”之后,也争取到了第三种也是最好的一种前途,在大别山“付了代价站稳了脚跟”。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毛泽东同志看来,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无论是处于劣势还是处于优势的时候,都需要从最困难的方面着想,争取最好的前途。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谈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事情的发展,无非是好坏两种可能。无论对国际问题,对国内问题,都要估计到两种可能。你说今年会太平,也许会太平。但是,你把工作放在这种估计的基础上就不好,要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七大’的时候,我讲了要估计到十七条困难,其中包括赤地千里,大灾荒,没有饭吃,所有县城都丢掉。我们作了这样充分的估计,所以始终处于主动地位。现在我们得了天下,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
毛泽东同志在七大上一口气讲出17条困难,振聋发聩、催人警醒,在当时的七大代表们心中究竟是否留下了印象,以及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据2000年出版的《忆七大——七大代表亲历记》一书记载,在撰稿回忆七大的100位代表中,有多位代表写到毛泽东同志讲17条困难的事情。担任过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的强晓初说,毛泽东同志讲的这些困难,“当然有些是极而言之,但这样讲了以后,就使党的高级干部有了应付各种困难的精神准备,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毛主席这种从最坏处着想争取最好前途的思想,是他一贯的思想,给人的启发是非常深刻的,任何时候,对于做好各种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担任过煤炭工业部部长的高扬文说:“虽然以后这些困难并未全部出现,但有应付困难的准备,就有了胜利的保证。”担任过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的王明远说:“对以后会遇到什么困难,都对大家交了底。我们此后到胜利一直没有受过大的挫折,就是靠七大。”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讲17条困难,讲“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确实影响深远。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共产党员):在七大,毛泽东同志列了17条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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