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孟京生 外交部第一代外交人员的子女，父母都是1950年调入外交部的干部。
本文音频
前文链接
（一） 关于“一二九”运动的认定
本文内容
父亲与“一二九”
我爸是“一二九”的参加者、亲历人。在这里，我把我爸的情况说一说。
我爸孟英，1913年生，原名孟传铎（“传”字辈在孔孟排行中辈分比较大），原籍直隶武清，到了上学的年纪，被我爷爷接到天津上了小学，中学是在北洋工商附中上的。那时，天津是各路政客、军阀、富商、落魄皇族云集的地方，水陆工商业发达。我爸上学接受了新式教育，班里不乏名人贵胄之后。顾维钧的孙子跟他同班。
孟英中学的照片，前排右三，摄于1930年。
1933-1935年，孟英在辅仁大学上学时的照片。
1936年，孟英在辅仁大学门前留影。
1933年，我爸从天津考入北京辅仁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辅仁大学是教会学校，属私立大学，如同燕京大学一样。当时私立大学比较贵，一年学费约一二百大洋。我爷爷非常重视孩子教育，忍痛花钱，让我爸上了辅仁大学。我爸和当时的知识青年差不多，玩摄影；各种体育运动，打篮球、练中长跑；跟人一起写现代诗歌（跟我爸一起写现代诗歌的有丘琴、夏川、王亚平等人）；办夜校，免费教穷人家的孩子识字。
孟英上大学时办了平民免费识字学校。图为孟英在四四儿童节给平民儿童讲课。
平民识字学校学生合影（孟英摄）
1978年，在孟英居所合影。左起前排：孟英、王亚平、丘琴；后排：夏川、方殷、周刍。这几位都是三十年代新诗歌的开创人。
当时他的英文老师是现在演员英达的爷爷英千里。学外语的人接触外国思想文化多一些，眼界开阔一些，容易接受新事物。那时虽然没有接触到马列主义，但经常和同学们交流救国之道，痛恨政府的腐败无能、军阀的横行霸道。
据我爸说，“一二九”时，事先他们不知道，是东北大学的宋黎领着学生队伍到辅仁大学门前喊口号时，大家才知道，跟着队伍走的。队伍向位于沙滩的北大红楼走去，北大又有不少学生加入。刘居英挑着“北京大学”的横幅，十分抢眼。还有不少市民跟着走，看热闹。后来刘居英到了鲁中任职，跟我爸成了战友同事，一说起“一二九”运动，感慨颇多。直到光复后，刘居英去了东北，他们才分开。
游行队伍一开始是奔中南海去请愿，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华北行辕主任何应钦在此办公。结果何的秘书出来说何不在。游行队伍就在城里巡游，最后从王府井往南，向东交民巷去了。当局以为学生们要去冲击原日本公使馆，于是设军警阻碍、驱散、镇压。这时，请愿活动变成了示威游行。
12月9日的游行准备得比较仓促。燕京清华的学生本是主力军，因反动当局关了西直门城门，未能与城里各校的学生汇合，是一大遗憾。
“一二一六”游行准备得比较充分，事先有所部署通知，学生的人数比较多。当局也有所准备，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手段，寒冬腊月，用水龙头冲学生队伍，军警用棍棒殴打学生，许多人受伤，还逮了不少学生，关押起来。
因为喜欢摄影，我爸在“一二九”前后照了一些照片，有警察封锁辅仁大学的场景，也有学生南下宣讲团在固县火车站的照片，幸而流传至今。
1935年“一二九”之后，北京军警派到各大学门口警戒，防止学生闹事。图中辅仁大学牌子下站立者是我父亲孟英。那时他是1933年入学的四年级学生，西语系英语专业，参加了“一二九”运动。
“一二九”时学生集会的照片（孟英摄）
“一二九”运动时，学生在辅仁大学校园集结准备出发。（注：不是“一二九”当天）
参加游行的队伍出发。据我考证，这照片应该是12月16日第二次大规模的游行。因为12月9日参加游行的人数比较少，大家事先不知道，直到游行队伍到了学校门口喊口号时才知道，跟着走的。
爱国学生南下宣传团在固县火车站，中立者是孟英。
1936年是我爸人生历程中很重要的一年。1936年2月“民先”成立后，我爸就加入了这个组织。“民先”在西山樱桃沟组织的军事训练我爸也积极参加了，并且召来了几个天津的中学同学。其中有人后来参加了八路军，打日本鬼子牺牲了。他们在樱桃沟有合影留念。我爸生前曾经拿着多年的照片给我们说明过。其中有一位女士九十年代到二零零零年代还经常来我家拜访。她女儿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女婿是兵团的副政委。
我爸还参加了各种宣传抗日的活动，并且自己租房开办了一所平民学校，免费教大人孩子识字。
我爸还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诗社，用白话文写现代诗歌，出过诗集，宣传抗日救亡。
要说一句的是，当时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起来参加抗日救亡爱国运动，也有些志在读书的学生置身事外，还有一些反动学生唱对台戏。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学生后来大部分都跟共产党走了。
我爸于193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刘国瑞（解放后任成都中医学院的党委书记），1937年起担任第四任辅仁大学地下党党支部书记。就这事我问过他老人家：“您升得够快的呀？”我爸解释说，主要原因是前几个支部书记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旷课太多，被学校开除了，而且大家都是前后脚参加的党。我爸虽然积极参加各种活动，但旷课不多，学籍保留。那时我爸已是大学四年级了，希望拿到毕业文凭。他在“七七事变”时完成学业，从辅仁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毕业。
“七七事变”后，我爸他们一帮学生还去支援卢沟桥的军队打日本鬼子，走到丰台大红门附近，赶上了日本鬼子追打宋哲元的部队。我爸说，当时炮弹就在附近炸响，子弹“嗖嗖”地乱飞，29军的队伍一片混乱，退下来了。后退的军人还喊我爸他们，让老百姓赶紧撤，说日本鬼子打来了。
我爸说，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可能就是外交部成立后从军队调干部第一批有他的原因。我爸是1950年春节后到外交部报到的。外交部干部中，从“一二九”出来的干部挺多的，建部时就有龚普生、龚澎、董越千等人。
这里顺便说一下建国初期外交部驻外使馆人员组建的情况。
新中国成立于1949年10月1日。外交部是11月下旬召开建部大会的。当时出席成立大会的有170多人，不光是干部，还有一些职工。部长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兼任。三位副部长分别是王稼祥、李克农、章汉夫。
1950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十几个，主要是苏联东欧国家和我国周边的国家，印度、缅甸、印尼、朝鲜、蒙古。大使人选是周总理定的，看上了谁就直接从部队里调，基本上都来了。职务最高的是三野代参谋长（大战略区职务，正兵团级别）袁仲贤。袁仲贤被内定派往印度任大使。出国任大使，谁也没有经验，要组织一个精明强干的班子才成，光杆司令玩不转。问题是外交部刚刚成立，也没有干过外交的现成的干部。
外交部一面紧锣密鼓地调干部；另一面，周总理鼓励各大使自己找人组班子。这些大使基本上都是军队的大首长，对外交业务的知识为零，需要得力的助手来协助。
外交部外派的参赞人选可个个过硬，除缅甸使馆外，首批驻外参赞还有：驻苏联的是曾涌泉，驻印度的是申健，驻蒙古的是符浩，驻印尼的是何英（公使衔又兼驻雅加达总领事），驻波兰的是杨琪良，驻东德的是王雨田，驻捷克斯洛伐克的是李清泉，驻瑞典的是郝汀，驻巴基斯坦的是郑为之……
可以讲英语的国家是印度、缅甸、巴基斯坦。
驻蒙古大使吉雅泰、驻印尼大使王任叔不是军人，都是当地人，20年代中早期的党员。
从山东与我爸同时调入外交部的有济南市长姚仲明。姚仲明原来是山东黑铁山起义的主要领导人。黑铁山起义有一百多人，时间是1937年12月26日。我爸到山东参加的是省委领导的伹徕山起义，时间是1938年1月1日。黑铁山起义的队伍后编为三支队，徂徕山徂徕山起义的队伍编为四支队。我爸与姚仲明不熟，因为姚于1939年调到延安去了，光复后才回山东工作，但彼此知道。
姚到外交部被内定为驻缅甸大使。他组班子，我爸顺理成章地就被内定为参赞。
当时使馆组班子要求各级别的外交职务都得齐，大使、参赞、一秘、二秘、三秘、随员都得有。这在当时可是件难事。从部领导到各大使都不知怎么搞。新中国成立后，有什么不懂的事就学苏联，外交人员的配置也一样。可怎样找人干外交这事没法学，于是动员大家推荐合适的人选。
我爸以前在北京上过学，对北京比较熟。有一天，我爸我妈穿过王府井回住处，迎面碰见了“一二九”时的老朋友李萍李真夫妇。老熟人见面亲热得不得了。李萍是福建人，“一二九”时在北平中国大学就读，后来在山东，主要是在鲁南一带，1944年又和我爸一起在党校学习了半年多，光复后一直在鲁南主力部队当政委，这次到北京是路过，上级调他到东北新组建的空四师当政委。
1944年，孟英（左）在山东党校学习时与李萍（中）于淞江的合影。
我爸拉着他在路边说了一个多钟头，动员李萍来外交部。后来李萍同意了，于是到外交部办手续调入。新中国刚刚成立，各口各单位都需要人，调动也不是难事，由外交部给空军发个函就行了，于是李萍就来了外交部。跟姚仲明一说，姚很高兴。姚以前就认识李萍。
紧接着，外交部又调来宫达非。宫达非也是山东人，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当过报人，出任过《泰山时报》《鲁中日报》《鲁中南报》三家报社的社长兼总编，后来出任过外交部副部长、政协委员。
驻缅甸使馆主要干部大都是来自山东的干部（不一定是山东人）。出任参赞的还有谢黎。驻缅甸使馆是三参赞制。二秘是后来成为中国侨联副主席的肖岗。2021年肖岗去世，国家主席习近平送了花圈。
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官上任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穿着中山装式的服装。我问过我爸，为啥不穿西装？老爷子说，那时北京刚刚解放，连做西服的都没有，主要是战乱刚结束，没有合适的面料，只好做几件白色的布衣服穿。去欧洲国家上任的不清楚，他们出发时正是北京盛夏，去的国家也比较热。
1950年7月，中国驻缅甸使馆部分人员上任途中经过广州，看望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广州市长叶剑英。这是当时叶剑英的住处。前排中坐者为叶剑英，前排左二戴眼镜者为大使姚仲明，左四广州市秘书长陈志方，后排左一孟英、右一谢黎。
上任是从北京出发，坐火车到广州，一路上走走停停。到了广州，叶剑英留住了几天，然后到深圳过关卡到香港，然后乘英国船到缅甸，路上走了一个多月。
驻外使馆开张时，新中国的货币还没有发行。干部体系采取供给制，用小米作为计量单位，发东西都按“值多少斤小米”计算。驻外使馆是新中国的脸面，当然不能发小米。怎么办？学苏联，按苏联外交官的标准发。那时十几个驻外使馆，除了驻苏联使馆人员较多（百十人），其他使馆没有超过十人的，外交官也就七八个。夫人们都没有工资。驻外按苏联标准发钱可不少，而且还是宝贵的外汇。驻外大使副部长级别的（只有王稼祥一人）每月600美元，大使每月500美元，参赞每月400美元，按级别推下去。
手头有了钱，外交官们就换装了，开始在国外购买或定做西装，一改只穿中山服的形象。他们在国内的战友，很多去遥远的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或是在剿匪为巩固新中国政权在奋斗着。
后来驻匈牙利大使黄镇回国述职，得知自己作为大使薪水比毛主席还高，立马儿不干了，向周总理提出减薪。黄镇的意见也代表了在国外工作的外交人员的想法，因此1952年实行了减薪。
朝鲜战争爆发后，为支援抗美援朝，中国驻缅甸大使馆所有外交人员自愿捐献出自己半年的工资。
50年代，中国驻外的外交人员都比较年轻，基本上都是夫妻两人同在一个使馆工作，收入比国内的干部高不少。外交人员的子女在国外出生的至少100人以上。有的外交官还带保姆出国照料孩子，费用由自己担负。
以我家为例，我三哥、四哥分别是1951年、1952年在缅甸使馆出生的。由于国内没家，驻外人员大都把孩子带在身边。我大哥、二哥一直被放在外交部幼儿园，上小学在寄宿制学校——育才学校。外交人员的家庭琐事都是由外交部总务司福利科管。我父母任期满后，回国工作两年，再到蒙古使馆任职。我三哥因体弱，一直跟在父母身边，小学二年级才回来。
驻苏联使馆是大馆，外交官子女比较多，学龄前儿童上当地的幼儿园，上小学也在当地，所以从苏联回来的外交部子女大都有俄文名字。当地上幼儿园、小学校要求有俄文名字，因为“老毛子”叫中国孩子中文名字，记不住，说不利落。
1960年，中苏关系开始紧张，外交部要求所有在国外的孩子必须回国，不再允许驻外人员的子女跟着父母在外了。那时，工资标准也改成双薪制。在国内，按干部行政级别（共24级）发工资；在国外，按国内工资再拿同等数额的外汇工资。驻外人员的工资虽然比刚建国时少了很多，但仍属于高工资群体。
此制度一直实行到1967年，外交部为贯彻毛主席“来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的指示，改为国内发工资、国外工作发津贴。大使一级的也就是每月三四十美元，但食住行国家全包。这种情况持续到70年代中期才改变，还是黄镇提出来的，驻外外交人员工资太低了。后来什么时候改的不清楚。
回到原话题。
那时和我爸年龄相近的外交部同事大都是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受“一二九”运动影响走上革命道路的。外交部干部中这种人很多，具有代表性。
这一批干部大多数都是1910-1920年左右出生的。“一二九”运动爆发时，这个年龄组的人基本上都在大学或中学读书。他们是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阶层，站在反抗外族侵略、爱国救亡的最前列，就像“五四”运动的先辈一样。在小农经济的中国，他们最先接触到新科学、新思想，同时怀着对旧政权腐败落后的痛恨，很自然地受到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站到中国共产党一边来。
“一二九”运动是指引他们前进的火炬，特别是“双十二事变”和“卢沟桥事变”后，他们大都投笔从戎，拿起武器，参加到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中来。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大发展，党组织迅速扩大，党员人数急剧增加，壮大了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知识分子与农民子弟的结合，极大地提升了共产党军队的素质。军队中各级政委职务通常是由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担任。外交部成立后，从军队调入的人选主要是在军队担任政委职务和负责政治工作的干部。
到新中国成立时，这部分人年龄在30-40岁之间，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栋梁，或者说是主干力量也不为过，从中央领导层到地方县区一级的干部主要由这部分人担任。他们有文化，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严酷考验，符合新中国建设发展的需要。和平时期的建设和国家的发展使他们迅速成长，职位超过了很多资格老的红军干部。官儿当得最大的要数姚依林（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华（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外交部长）。
毛主席在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时讲，“一二九”运动为我们党造就、储备了一大批干部。这就是对“一二九”运动参加者和受其影响的知识分子干部的最好评价。毛主席很有预见地看到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发展壮大党组织、从事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历史方向。
很有幸，我爸成为其中的一员，从头到尾赶上了历史的精彩篇章。
然而，“一二九”运动存在很大的历史争论，主要分歧是“一二九”运动开始时是自发的，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发动的。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官方的党史解释是“一二九”运动的发起是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由于历届政治运动的加码，历史真像变得模糊。
当时中央红军1935年10月刚刚到达陕北，找到落脚之地，11月底在直罗镇与国民党军打了一仗，算是站稳了脚跟，党内正面临着同张国焘另立中央做尖锐斗争的形势。这时，林彪的堂兄张浩只身徒步从苏联到陕北，12月初见到党中央各位领导人，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共产国际要搞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要求中共也搞统一战线。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底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12月27日确定了进行统一战线的原则。瓦窑堡会议是中共中央战略方针发生重大变化的一次重要会议，在“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发生之后。“一二九”运动爆发时，由于中共中央地处遥远的边区，消息闭塞，不知道北平发生了学生请愿活动。
当时，北平有一个共产党的领导组织——“临时工委会”。整个北平在册共产党员只有9个，原因是1934-1935年，蒋孝先的宪兵三团连续多次破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情报，北平市地下党组织的力量非常薄弱。辅仁大学的学生彭涛是“临委的宣传部长”，主张支持学生在12月9日举行反对宋哲元成立“冀察委员会”的请愿游行。北平市临委持不同意见。
于是，彭涛与学联的同学们决定自己干起来。学联是组织“一二九”运动的主干。“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学联核心小组的主要成员姚依林于11月秘密入党。他和彭涛的党员身份没有公开。
几十年后，姚依林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位置上退下来，写了一个有关“一二九”运动的说明，并告知有关方面，这个说明只有在他去世后才能公布。这个文件里，姚依林认为“一二九”运动发起时是学生自发的，主要领导人是彭涛，游行现场总指挥是黄敬，也就是说“一二九”运动主要领导人有共产党员，北平市“临委”的领导力应该加强。北平“临委”受设在天津的河北省委领导，河北省委事后才知道北平发生的事情。
后来，林枫被派到北平当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在学联中成立党团组织。“一二九“运动从这时起，纳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秘密的）。
关于《八一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这个宣言主旨是联合一切力量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也是共产国际的方针。具体文本是王明他们在莫斯科写的。具体日期是1935年8月底。之后，该宣言被带到法国巴黎，于10月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是通过张浩口头传达后才知道的。而在北平的大学生消息灵通，从北平外国人的报纸上得知了《八一宣言》，比中共中央得知的要早。这一点黄华反复指出过，认为《八一宣言》对“一二九“运动有指导意义。
“一二九”之后，学生缺课太多，北平教育当局索性提前放寒假，打发学生回家。学联决定组织“南下宣传团”，到民众当中去宣传抗日。宣传团共约500名学生，分为四个团。我爸是辅仁大学的，与清华、燕京大学组成第三团。第三团到河北固安一带宣传抗日。天寒地冻，特别冷，又有当局的军警阻挠，学生们坚持了一个星期后撤回解散。“南下宣传团”从唤醒动员民众抗日救国的方面来讲，不怎么成功，但从了解社会底层和农民的疾苦方面来讲，成员受到很大触动。
1936年春节后开学前，在校学生基本都回校了，这时（2月1日）“民先”成立了。之后，“民先”逐渐代替学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全国性的组织。
“一二九“运动兴起后，北平的学生三天两头举行游行示威，很多是自发行为，也有不少过激行为。学联的党团组织并没有完全的控制力，只能适当引导，如“三三一”抬棺游行，对在校认真读书的学生加以阻挠。学生运动总会有一些过激、不理智的行为，这是一种规律，但要看主要方面，学生们是站在抗日救国历史关口的最前面，值得赞扬。
刘少奇3月份到北方局主持工作，之后加强了对学生运动的领导。
1936年6月起，爱国学生的口号由“打倒宋哲元卖国贼”改为“拥护二十九军武装保卫华北”。
1936年，“一二九”运动的影响遍及全国，从北平的学校蔓延到全中国各城市及乡村。
这一年最大的事情是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双十二事变”。两人派兵在临潼抓了蒋介石，逼蒋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7年7月7日发生的“卢沟桥事变”宣告了中日全面开战。广义的“一二九”运动进入新阶段，主要特征是全国各地抗日总动员，青年学生投笔从戎，拿起武器反抗日本侵略。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进入正轨。
从“一二九”运动一开始，到“卢沟桥事变”日本军队占领北平，我爸赶上了完整的过程。他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从辅仁大学西语系毕业，期间于1936年2月参加“民先”，8月入党，后成为辅仁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
我爸于1937年8月从天津的家里要了一笔钱，与好友陈子谷一起坐船到山东烟台。那时，我爷爷不知道儿子跑到山东，参加八路打鬼子去了。直到临解放，我爸派人到天津接我爷爷到连云港见面，我爷爷才知道儿子还活着，从军打仗十几年，结婚生了两个儿子。
1950年初，我爸接到调令去北京外交部任职，回天津家里看望。我奶奶见到我爸我妈都穿着解放军新发的军装，得知我爸妈是解放军，便说：“解放军哪儿都好，说话办事客气，就是攻打天津时有一颗炮弹落在我家的楼上，把二层炸坏了一角。”我奶奶问能不能让解放军派人修。我爸说打仗炸坏房子不能要求赔偿。作罢。
“一二九”运动是一段光荣的历史，像很多历史事件一样，在某些地方存在着历史模糊。随着年代的消逝和政治环境的改变，有些历史事实逐渐还原真相。
“一二九”运动这一段历史现在逐渐清晰，被还原。
父亲与李德伦的故事
说一件我爸亲历的事情。
1936年6月13日，有不少大中学学生集会，反对成立冀察委员会。“一二九”之后，学生们经常自发组织各种集会活动，进行演讲宣传。
我爸那时已加入“民先”。进入1936年，学生活动非常频繁，大都是自发的，当局也是频频采取暴力镇压。我爸他们在天安门西侧宣传演讲，结果招来了警察。我爸当时被警察抓了。可巧，在被抓的那一刹那被北平一家杂志社的记者给拍下来了。背景是天安门和华表，地点大约是在天安门西侧，靠近今中山公园门口偏东一点儿。
1936年6月13日，孟英在天安门前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时被军警抓起来，凑巧被一记者给拍照下来发表了。两个军警抓的侧脸人就是我父亲孟英。远处的城楼是天安门城楼。我爸被抓的位置约在今中山公园门口。我爸被抓后与李德伦同一手铐，由两名军警押上公共汽车，到西单警察局内二区区部关押 。我爸被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这次经历后不久就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各学校中因为爱国运动被警察殴打、抓起来的学生很受同学们的尊敬和拥戴。极少有人在军警抓人现场被拍照下来。我爸有幸留下了这一珍贵的历史镜头，成为历史的见证人，一生光荣。
在2000年代后，我爸一直通过各种渠道找当年给他拍照的记者，很可惜，没有找到。遗憾！
我爸被警察戴上了手铐子，一个手铐铐两个人。跟我爸同铐的人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中央乐团指挥家李德伦。李德伦当时是师大附中的中学生，跟着游行的，还有二三十人被抓。据我爸叙述，警察押着他们两个坐公共汽车到西单附近的警察局，当时叫“内二区警察局”。旧时警察局是按编号叫的，城里的叫“内X区警察局”。现在是按地名叫东城分局、西城分局。
我爸和李德伦被押到警察局后，解铐关押，挨个审问。李德伦是北平富家子弟，家住前门附近的鹞儿胡同31号。父亲是市政府的一个什么官儿。伯父是河北省有实力的军阀，手里掌握军队。警察审讯李德伦时，李说父亲是谁、伯父是谁。警察立马儿就恭敬客气。李德伦要求打电话给家人。
不久，李家的管家就坐着洋车（人力车，北京人叫洋车）来接李回家。李德伦说：“我还有一位大哥呢，不放他，我不走。”警察就把我爸也提出来放了。
李德伦让管家自己先走，留下来跟我爸说话。两个人关了半天，饿了，身上只有两个大子儿（铜钱），于是在街边买了一个烧饼，一掰两分，坐在马路牙子上吃了。我爸那时是大学三年级，李德伦尚在中学。我爸就给李讲“一二九” “一二一六”的前前后后，讲抗日救亡。两人从此结下了难友的交情。
我爸经历了这次风波，于1936年8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审干时，我爸被抓之事被提及，一是有人证明，二是当时只是“民先”，还不是党员。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学生让警察抓的，前前后后得有好几百，是件光荣的事儿。审干时参加学生运动被警察抓不予加审。
李德伦中学毕业后，一度进入辅仁大学。我不知道是否与我父亲有关。后来李德伦跟我爸断了联系。“七七事变”时，我爸正好大学毕业，响应党的号召，脱下长衫，到山东当八路去了。
后来，文化部来人找我爸，外调李德伦参加革命的时间。当年李德伦18岁，在北京参加了学生运动。李德伦参加革命的时间是1936年。我爸证明李参加了那次学生运动。
再往后，80年代每年都有纪念“一二九”的活动。我爸与李德伦又碰上了。李一口一声“大哥”叫着，两人见面特别亲热，之后就常来常往了。我二哥经常开车接送李德伦来我家。
2000年代，李德伦（左）到孟家来访。两人是一二九运动的难友。
孟英（右）设家宴招待旧友李德伦（中），八一厂老演员周刍（左）。
李德伦在孟家与一二九运动旧友——师大附中同学张洁旬（彭真夫人张洁云的妹妹）交谈忆旧。
孟英与旧友李德伦的合照。
李德伦去世后，孟英送花圈到李德伦的灵堂吊唁。
李德伦2001年去世。我爸2020年4月去世，享年107岁，疫情期间一切从简。
2023年秋天，我二哥提议找李家后人聚聚，于是我二哥就去和平里原李家住处去联系，结果很失望，李家人去楼空，房子卖掉了，北京没人了。没联系上，遗憾！
– 未完待续 –
作者 | 孟京生
图片 | 作者搜集整理
使节轶事
外交官背后
鲜为人知的故事
长按二维码关注本号
关注后可在文章最末端“发消息”处留言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使节轶事）：从“一二九”运动中走出的共和国外交官补遗（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