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傳承：山東黨史資料
鲁西平原的革命火种和抗日枪声（一）
申云浦
一九三三年搞罢工、贴标语
一九三二年，我在聊城师范，经谢鑫鹤、孙芳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聊城师范党的负责人是师范部第七级二班学生刘子蔚（1）。我是初级部第八级学生。
入党后，当时主要是搞读书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我们有的参加体育会，有的参加体育俱乐部。谢鑫鹤在体育俱乐部。我参加了讲演会，利用讲演会，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当时，能够订阅和秘密传看一些进步书刊，如《辩证唯物论教程》、《政治经济学教程》和订阅《大众生活》、《永生》、《世界知识》、《读书生活》等，但是传阅这些书籍在当时都是不合法的。
一九三三年春天，上级党指示在聊城城区搞“水车罢工”。西关吕祖庙以西，堤口有个大水井，一下课，我们就跑到吕祖庙去，发动罢工。情形往往是，人家忙着打水，不怎么管你罢工不罢工。
“水车罢工”，比不得工厂工人罢工，以供人吃水为业的劳动者，不是集体生产者，他们本来属于城镇贫民。这里面很复杂，他们服务对象，也不都是地主、资本家，而大多数倒是城镇居民，有的还是赤贫。搞罢工，提高水价，固然打击了有产者，但也加重了一般城镇居民的负担。“水车罢工”，费劲不小，没搞出成绩。现在看来，在群众中宣传党的主张，扩大党的影响，也有一定作用。但是，就策略来讲，是不妥当的。是“左”倾路线影响下的盲动行为。
这以后，上级党来人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为了牵制敌人，分散敌人注意力，让我们一夜之间，把聊城大街小巷贴遍标语。聊城比较偏僻、落后，要测验一下民意，要震动一下。
在一个雨夜里，我们从学校跳墙出去。三人一组，次序是侦察—糨糊—张贴。只要第一个人侦察过去，指明位置，第二个人必须抹上浆糊；接着，第三个人把标语迅速贴上。标语写的是：
“中华苏维埃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反对蒋介石投降主义!”
等等。
当时，韩复榘第三路军二二○旅旅部，驻在师范学校后头杨家大院，我们这一组贴标语的任务，就分在这里。旅部门口，哨兵背后，都贴上了；学校布告栏、校长办公室也贴上了。党的纪律是很严的，组织上指定的地方，一定要贴上。每张标语都编了号，第二天要检查，几号到几号没贴上，要说个一二三。否则，就要受到党的纪律处分。
标语一贴，马上震动了聊城。说聊城有共产党人!有同情的，有害怕的，还有的说是给惹祸的等等。
开除和“换防”
贴标语后，我和谢鑫鹤在初级部就要毕业了，学校也查出贴标语的在我们班，就是我、谢鑫鹤、郭庆云、鲍兴贵（翱云）。
虽然学校当局知道我们几个是贴标语的人。但那时国民党教育界，像三师校长周拔夫（超）等人，也不愿走绝路，他们认为得罪共产党，对他们自己没有好处，所以就对我们卖人情。他们认为，反正这几人就要毕业了，考后师时不录取就是了。
谁料到，我们毕业后，周拔夫被调走了。这是因为教育界闹派系斗争，何思源要在聊城师范安插自己派系的人。所谓“六中——北大——哥伦比亚”（2）嘛。我们考后师时，换上孙芳时任三师校长。这一换人，我又混进聊城师范后期师范部第九级二班。谢鑫鹤没上后师，教书去了。
这一年（一九三三年）七月间，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党组织遭到大破坏。聊城师范党和上级党失掉了联系。但是，聊城党并没有因此停止活动，而是照常继续党的活动。开始是刘子蔚负责，他一九三四年暑假毕业离校时，交待给我和盛北光（3）负责。当时，还有个阳谷的党员朱保明（朗霄）。
一九三四年我读后师，我们这些党员继续党的活动，积蓄党的力量。只要活动，共产党“嫌疑犯”的帽子就很快落到头上。这年放寒假时，我被学校勒令退学，实际是不挂牌开除了。
他们说：“申景玮（我当时的名字），你是干什么的，我们都知道。你是穷苦人家的子女，家里卖花生培养你，叫你念书不容易。聪明人莫被聪明误，不要误入歧途。”
我说：“我没有误入什么歧途，抗日救亡不是什么歧途。你们叫我走可以，但不准胡说八道。”
他们说：“这样，给你留一条出路，可以教书，可以有饭吃。不过，希望你今后要谨慎些。”
我说：“谨慎什么?谢谢你们的关照。我离校后，你们还要胡说八道，别说对不起你们。”
我就这样离开了聊城师范。
一九三四年，盛北光曾经休学离开聊城师范，到阳谷县安乐镇教书。第二年春天，他复学回到聊城。一九三四年底，我被开除离校。回到阳谷。这样，我们二人就“换防”了。盛北光回聊师，继续领导聊师的党。我到阳谷教书，就领导寿（张）、阳（谷）、聊（城）、阿（东阿）一带党的活动。
申云浦与老战友盛北光（左）在贵州黄果树瀑布合影
安乐镇临时中心支部
一九三四年，盛北光在阳谷安乐镇小学教书时，老党员杨一斋（耕心）领导着建立了安乐镇临时中心支部，党员有盛北光、申子君（4）、翟子超（5），后来发展了武子升（6）。恢复了王筱湖的关系。
安乐镇小学临时中心支部，实际上发挥了阳谷县委、鲁西特委的作用。鲁西当时没有特委，中心支部的领导范围已经超出了阳谷。实际上寿张、阳谷、聊城、东阿这几个县的党组织，都归这个支部领导。这就是说，当时虽然和上级党失掉联系，但是我们还是有组织有领导进行工作的。
寿张党的负责人王耀光（福昌）（7），是寿张第八乡师的支部书记，和党失去联系后就和我们取得了联系。寿张乡师的党员还有段缄三、訾修林、冯干才、沙延孝（8）、王维群（宪武）等人。
徐运北是济南高中的学生，山东省委遭到破坏后，在大明湖左近租一间房子，一面读书，一面和失掉关系的党员来往，做联络工作，后来回堂邑县教书。在堂邑教书的党员，还有鲍廷干、郭庆云等。
当时，我们和济南乡师的赵健民，和在家住闲的钱泊生（洪勋）、夏孟等，都联系起来。这样，聊城、堂邑、冠县、寿张，都以阳谷安乐镇为中心开展党的工作。
“中坚社”
一九三四年，我们组织了个“中坚社”。目的是通过这样一个“社”，团结抗日的先进知识分子（主要目标是教育界）。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经过“中坚社”的教育，然后择优吸收到党内。加入“中坚社”的，也有一部分人本来就是共产党员，像杨一斋、王筱湖、姚修文和我，等等。“中坚社”在寿、聊、阳一带，发展了几十人。
“中坚社”办了刊物，开了书店，发展范围比较广，影响也比较大。“中坚社”在阳谷坡里，在安乐镇，在七级镇，在阿城镇都有“点”。姚修文在七级镇，杨玉坤、涂士奇（9）在阿城镇。书店就办在阿城镇，杨玉坤负责。涂士奇是阿城镇西庆德药店的，入社后就在书店活动。这书店是“中坚社”的联络点，也就是党的联络点。
后来，为“中坚社”性质问题，争执很大，长时间定不下来。因为不少人转党时，把加入“中坚社”一段，记入党龄。他们说，当时我们知道“中坚社”是共产党办的，我才加入的。我不管社不社，要不是共产党，我还不加入哩。一九四二年组织上做出结论说，“中坚社”是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不是党，加入“中坚社”，只能算斗争历史，不能算党龄。入社前是党员的，算党龄；入社后转党的，转党以后算党龄。
我讲“中坚社”的活动，这是重要的一节。在于说明，一九三五年前后，我们和上级党失掉联系后，并没间断党的活动。“中坚社”的活动就是历史的见证。
找关系
一九三五年，盛北光在聊师，放寒假回到家乡阳谷，说濮县一带有党的关系，让我们设法去找。当时没有任何介绍信，濮县这么大，哪里去找!正好那年我在阳谷城里崇实小学教书，暑期去参加寿张小学教师训练班，我发现训练班两个同学的言谈举动，有点像共产党员，一个叫张××，一张叫魏××。他们在濮县。于是，就叫盛北光带上我的介绍信，到濮县古云集找张、魏，并企图通过他们找到党的关系。但张、魏他们说自己不是共产党员，也不知道此地有共产党。后来，魏领着盛北光到陈家楼找张成一（10）。张成一确实是共产党员，还是濮县党的负责人。不过，张成一一看盛北光是魏领来的，就有些不便接待了。他说，他也没有党的关系。咱都找吧!你找到告诉我，我找到告诉你们。
就这样，盛北光跑了一趟濮县，也没找到党的关系。盛北光说：不行，张成一不承认，张、魏又都不是党员。
说实在的，当时我们望风捕影找党的关系，是很冒险的。如果张、魏是叛徒，一告密那不就糟了。但也说明我们找党的心切。不过还好，盛北光顶风冒雪安安全全回来了，快到过旧历年的时候了。
这一年，忘记几月了，到徐运北家里开会，成立鲁西北特委，我分工为宣传部长。但事后并没到特委工作，宣传工作由钱泊生（11）兼管。一九三八年我才到特委机关工作。
恢复了关系
一九三六年春天，赵健民从济南到鲁西来了。通过王福昌介绍给我，然后他到濮县寻找党的关系，到濮县，确实找到了党的关系!
前不久，河北省委派黎玉来濮县，在古云集南面的徐庄扎下，搞均粮吃大户的斗争。徐庄党支部是个很老的支部。赵健民就在徐庄找到黎玉。从此，山东的党与北方局接上了关系。
黎玉受北方局派遣到济南，建立了山东省委。黎玉为书记，后来张霖之任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而后，组织部长由程照轩担任），林浩（12）任宣传部长。
鲁西一带的党组织，从这时起，由刘宴春（13）负责领导。从这时起，我们就正式恢复了党的关系。
这里特别要指出，赵健民同志在山东党的历史上起着特殊的作用。一九三三年，宋鸣时叛变，党组织被破坏得七零八落，赵健民跑遍山东，利用亲戚、朋友、同学、同乡、同志这一切关系，把所有失掉关系、散落的党员，联系起来，建立了山东临时工委。我们——就是他先找到徐运北，又通过王晋亨（14）找到的。
健民同志担任临时工委组织部长，又到冀鲁交界找党的同志，使整个山东党和北方局、党中央接上了关系。健民这个人，对党做过这么大的贡献，从不居功骄傲，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是值得学习的。
解聘后，教“幼儿园”
一九三六年正式恢复了党的关系。我们活动的就更积极了。在阳谷城里崇实小学，我的身份又暴露了。校长李约三和我是亲戚，这个昏庸老朽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崇实小学，实际上是军阀军长范××办的私立小学。李约三当代表，维护封建统治。
我在崇实小学教书，为了取得李约三的信任，能站住脚，有个掩护，便于革命活动，我就干会计、干事务，一星期还教二十四节课。那里有这样的教员!可他每月仅仅给我十九块钢洋。
同事中有个叫张子化的，是个国民党顽固派，太坏了。他发现我订阅的进步书报多，来往的人多（来往的人的确多，一到星期六，屋子里放满自行车，像开车铺的），聚会多，他不敢直说我是共产党，却说我是什么“人民阵线”。他对李约三说：“申云浦广交际，也不能这么多朋友呀!申云浦教书怪好，但他是一个危险分子!你这庙装不下他。将来给你惹祸的准是他，趁早让他走开。”
放寒假时，李约三对我说，他这庙里盛不下我这尊神，叫我趁早走开。他煞有介事地说：“闹半天，你是个‘人民阵线’啊!”我说：“什么‘人民阵线’不‘阵线”的，救国无罪。可以解聘我，开除我，但不准胡说八道。”就这样，我又离开了崇实小学。
经李约三、张子化一宣传，在阳谷教育界谁也不敢用我，说我是赤化分子。袁晓吴和我是很要好的老朋友，在我被聘以后，都不敢用我，不敢让我到他任校长的第一小学去教书。
我对晓吴说：“这么好不好?你第一管饭吃，第二管烟吸，我给你教书，不要工钱。”最后他同意了。可是，他有他的办法。他不让我教大学生，而从一年级学生中拣四、五岁的，分出四十多个，成立一个班，交给我教。他暗自得意：这一下，对“幼儿园”的娃娃，可不能宣传共产党了吧!我会弹风琴、唱歌、舞蹈都能教。干了个把月，鲁西特委就调我到博平，开展鲁西北工作去了。
—— 未完待续 ——
注释：
（1）刘子蔚，名刘书林，山东恩县人，一九○九年生，一九二九年入党。当时系中共鲁西部支负责人。
（2）何思源毕业于菏泽六中、北京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他担任教育厅长时，在教育界安插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形成自己的派系。因此，当时有“六中——北大——哥伦比亚”之说。——编者
（3）盛北光、原名盛广灿，字北辰。抗战时改名北光，原为聊城师范部第八级二班学生，因休学改为九级二班。后任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4）申子君，名申莲生，申云浦的族孙，当时在阳谷县游击营任中队指导员，后并入十支队仍任连指导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
（5）翟子超，山东金乡县人。曾任安乐镇小学教师，抗战初金乡县工委负责人。一九三九年“肃托”时被错肃。已平反，追认为革命烈士。
（6）武子升，抗日战争中曾任区长，已牺牲。
（7）王福昌，字耀光，阳谷富安镇人，寿张第八乡师党的负责人。一九三六年被捕，坚贞不屈。一九三七年牺牲于狱中。
（8）沙延孝，原冠县人，曾任寿张第八乡师支部书记，抗战中牺牲。
（9）涂士奇，阳谷县阿城镇人。一九四○年“肃托”中被错肃，现已平反，追认为烈士。
（10）张成一，抗战时当专员。
（11）钱泊生，又名钱洪勋，冠县人，一九三三年入党。后在国家计量局工作。——编者。
（12）林浩，原名尹桂章，济南高中学生。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部长，抗战时任胶东区党委书记，后任解放军政治学院政委。
（13）刘宴春，又名张子明、张子平、徐子明。当时领导鲁西党的工作，建国后曾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一九七九年病逝于焦作。
（原载《山东党史资料》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2024.11.28.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雲見長鋒）：申云浦：鲁西平原的革命火种和抗日枪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