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英雄

张虹生:我的父亲张闻天

原载于《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7期,作者陈静思。此处有删节。

张虹生:我的父亲张闻天

张闻天

2010年10月,古城南京。

与众多开国元勋后人生活在北京不同,张闻天的独子、72岁的张虹生在这里安静地居住着。

循着张虹生提供的大钟新村住址找过去,没想到,家里没人。直到老人的外孙放学回家,才知道这是他女儿的家,他本人不住这里。我直奔张老现住处。

“你可能不相信,这是我租的房子。”看我对这个简洁的新居一脸好奇,张虹生告诉我。

采访一直持续到晚上。但是,关于张闻天的一切我们只谈到了皮毛。对于这样一个经历曲折、思想深邃的历史人物,我们需要时间。

次日,我们继续。张虹生记忆中的父亲一点点重新清晰起来。

“父亲去世后,骨灰盒上连名字都没有,而且没入殡仪馆正厅。”张虹生说,“父亲的日记交了上去,我自己也无法看了。思念起父亲,有时候想起的是伤心的往事。有时候想翻翻父亲的日记和读书笔记,但是,都已经不可触及了。

调离外交部、调离中国社科院经济所、遣送至广东肇庆、迁居无锡……在儿子眼中,变故一次次地打击着张闻天,“官越做越小”。

张虹生很少谈父亲:“我一直没有写关于父亲的文章,因为母亲不让我写,她说儿女写父母永远没有说服力。的确是这样,不用说儿女写,本人写的自传很多都没有说服力。第一,根据现在写过去,得用现在的要求去写;第二,有的地方可能自我吹嘘。

图书馆里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

我10岁才和父亲第一次见面。

1939年,我出生在新疆迪化(今天的乌鲁木齐)。我出生时,父亲还在担任着日理万机的中共中央总Z书记职务。我出生后不久就被寄养在迪化八路军办事处,由一位干部的母亲照管我的生活。母亲只身回到了延安。

1949年,东北局势日趋稳定后,我才被警卫人员送去见父母。那年,我已经10岁了。因为我从小听过许多英雄故事,所以沿途老打听我父亲是不是司令员。当听说是什么书记时,连连说不好,还是司令员好,佩手枪、骑大马……

第一次见到父亲时,发现他没有盒子手枪,也没有骑高头大马,真有些失望。但后来发现他和妈妈每天是坐小汽车去上班的,感到这汽车比我坐过的马背摇篮要好,特想去试一试。但父亲不许。

那时候,家里有勤务员、警卫员、保姆等,完全可以照顾我的生活,可父母不让。从小学5年级开始,生活上的一切事情都得我自己干。当时,我认为他们对我严到不近人情是不喜欢我。

1979年,父亲平反后,组织上为了落实政策,有意让我回北京,顺带照顾母亲。当时我是很想回北京的,但母亲不同意,调函都到我手里,母亲却又退回去了。

这种情况在文革之后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我也没什么说的,因为我已经习惯了。他们都跟老百姓比,老百姓能做到的,你就该做到,做不到就是你有特殊化思想。他们在这方面特别注重。

母亲到中纪委工作后,把我看得很紧,决不允许有任何特殊化,甚至连我评职称都干预。她固执地以为,只要工作表现好,不用申请,“自然就会被选上”。

我在南京大学工作的20多年里,再没申请过职称,也没幸运地被自然而然地选上。一直到退休,我都只是学校图书馆里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

后来,我才慢慢理解父母。

在我顶着“右倾坏学生”的帽子在新疆劳动以后,我才知道在大跃进问题上、庐山会议上,我父亲没错,他是对的。劳动之余我借了不少书看,慢慢地久了,我和父亲的思想就接近了。

父亲1967年后没有工作。我从新疆回来,他对我特别好,这时候才真正显露出来他的父爱。他很关心我的生活,知道我工资低,抚养小孩困难,在肇庆监管时,他还从每月120元的生活费中扣下15元补贴我家用。平日里,他除了看书写作外,喜欢跟我在一起讨论问题,经常把我叫到身边。这个父爱是说不出来的,对我很慈祥,但是生活上还是很严,一直到他去世都是这样。

我没有任何父亲的遗物,都捐了。我父亲后来的笔记、日记等原稿,我想留着,我妈不让。捐出去后,我现在也看不到这些日记了,我不是党员,不能随便看。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文稿在我手里,想要的可以来复印,这样对父亲的研究会更透彻。但是现在不解密、不让看。比如,我父亲在外交部这一段历史,外交部不让看,因为牵扯到我父亲的外交观和当时执行的外交观不完全一样。比如说,和平与战争的问题,我父亲的观点是世界的趋势是和平的,他说,我们起码能争取10到20年的和平,而10到20年的和平争取到了之后,世界大战就更难爆发。

其实,父亲的日记我也没看过。他的日记很多,最宝贵的是16本日记,记录了从庐山会议以后到经济研究所的经历,后来抄家时被封存了,据说遗失了不少。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始终过着“标准钟”一般的乏味生活,除去必要的应酬,只要在家,几乎全泡在书房里,足不出户。每次周末去学校之前,等到我跑去向父亲告别时,我甚至只能隔着房门,说上一句:“我走了。”好一会,房门内才传出一句:“知道了。

被遮蔽的总Z书记

(略)

父亲的最后岁月

“文革”开始后,在北京的父亲,遭到了一次又一次批斗,并被“监护”了523天。1969年10月,解除“监护”,遣送广东肇庆,开始了岭南的流放生活。

父母被遣送广东肇庆实施软禁时,上面通知:张闻天的名字停止使用,另取化名,对外保密。父亲说,既然我是普通人了。就叫“张普”吧。“张普”这个化名一直伴随到他含冤去世。

1973年,我去看父亲。当时,父亲的冠心病已经很严重了,除了隔日与保健医生下盘象棋,几乎没有其他活动。见到我,他又开始谈论国家经济政策。

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场景就是我从肇庆回新疆,他很舍不得,一直送我,送到半路他走不动了,坐在路边大口地喘气,双手捂着胸口,面色发紫。我自己去的码头,他一直在那儿看,看着我走远。我回头几次看,他一直在那儿看,那是一种深沉的注视、使人心碎的注视。30多年过去了,至今我仍记忆犹新。而以前,父亲从来不送我。

从1972年起,父亲曾多次给中央写信,要求回北京治病,石沉大海;要求回家乡上海养老,但同样得不到批准;1975年4月,他再次写信要求迁往离上海近一点的苏州或无锡居住,终于获准。

但当他到达无锡时,他的生命只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

1975年,我帮父亲搬家到无锡。一个月后,我要带着小女儿回新疆了,临行前父亲拉着小孙女的手一再说:“真舍不得你走啊。”但是,父亲想留下孙女也没办法。

一年后的7月1日,父亲突发心脏病去世。不许召开追悼会,母亲准备的花圈上也只能写“献给老张同志”。骨灰盒上的名字不能写张闻天,还是写着“张普”。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在新疆。我接到江苏省委发来的电报说父亲病重,我深感不妙,急忙请假往回赶。

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我赶到无锡时,父亲已经去世十几天了。我这个他唯一的儿子竟连他的最后一面也没见到,真是欲哭无泪。

等我见到母亲时,父亲已是殡仪馆杂物间里的一盒骨灰。

我回去的第二天,母亲带我去看父亲的骨灰,放在一个很小的储藏室里,不准进正厅。就他一个人单独地被放在储藏室。

父亲去世的这一天,是党的生日。而我的二女儿,也是在7月1日这天出生的。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总字部队子弟):张虹生:我的父亲张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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