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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打败当下中国的兴趣,超过了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关心

文/托卡马克之冠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最近,网友又撕掉了一个所谓海外文化团体的面具。
以“懂王”钦点的“假新闻”大户《纽约时报》视觉调查组记者肖慕漪为首的一批中国出生、在中国接受教育、在中国媒体工作并最终投向外媒的职业媒体人,在海外搞了个一个名为“纽约文化沙龙”的组织——或者说“团团伙伙”,专司捏造有关中国的负面假新闻,诸如新冠疫情、新疆棉花等热点事件背后都有他们的身影,搞些刀刺在背、蝇营狗苟的小动作。在这个团伙内部,也有一些人员曾为CNN等同样被“懂王”点名的“假新闻”大户工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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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慕漪及其“作品”

那么,为不同美媒效力的这些人,又是如何组织在一起的呢?他们通过一个名为“马格南基金会”NGO,建立社会联系,然后相互串联,开展工作,比如“马格南基金会”的项目经理曹梦雯也是“纽约文化沙龙”的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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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有资料显示,“马格南基金会”本身是由著名金融大鳄索罗斯于1979在纽约成立的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所资助的,用马格南基金会官网的话说,“正是开放社会基金会的慷慨,让马格南基金会的工作成为可能”。

肖慕漪也好,曹梦雯也罢,说难听点,这类人不过是恰两个烂钱的“文娼”而已,属于外围人员,把注意力放在他们身上未免有捡芝麻丢西瓜之嫌,还是把目光放在她们的总后台——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身上,更妥当一些。

索罗斯在中国的名声算是挺大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让这个犹太投机商在中国几乎人尽皆知;但实际上他想把中国市场纳入自己事业版图的计划,远远早于亚洲金融危机。在开放社会基金会成立不久后的1984年,索罗斯在匈牙利成立基金会分部,便打算进军中国。

1986年,他试图仿效匈牙利模式,不过未能成功。当时他在美国成立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抛出“橄榄枝”称,愿意按照匈牙利基金会模式,每年出资100万美元以上,资助中国进行制度改革研究活动,其实说白了就是“银弹开路”,插手中国内政。

之后,又持续向国内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各改制研究机构提供大笔资助,截至1989年,索罗斯已向中国各相关机构提供超过250万美元的捐款,这在当时外汇稀缺的中国是一笔天文数字。

由于中国政府始终拒绝他插手中国的改革事务,他对中国颇有怨言,对中国社会风气大发牢骚,甚至公开声称,“中国人的伦理观与开放社会的概念完全背道而驰”。

当然,后来发生了什么,我们也都知道了。索罗斯在匈牙利搞的那些鬼把戏,闹得天怒人怨,以至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只需靠严打索罗斯资助下的各路势力就足以稳住政权。这也证明了中国当时把索罗斯挡在门外是非常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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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官网公告,关闭在布达佩斯的分支机构。

除了用这些纯粹商业性投资做掩护外,索罗斯试图获得在中国合法开展政治活动的努力未曾中断,但中国社会对索罗斯欲盖弥彰的政治图谋始终严加提防,尤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更胜以往,从而使得开放社会基金会在中国的活动总体比较谨慎且隐蔽。

索罗斯为了降低中国社会对其政治图谋的敌意,削弱其旗下各路组织在中国开展工作所面临的阻力,有时候也会做点好事以示遮掩,比如搞环保。环保是一种难以驳斥的政治正确,而且当年相对还是比较边缘化的领域,既不引人注目,也可以给公众留下好印象,并通过环保议题投石问路,铺设人际关系网络,建立宣传推广渠道。这些为环保而建立的体系并不是只能用于环保,环保只是开路先锋,目的往往是为后续开展活动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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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官网截图

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在中国参与度最高的业务就是环保,2005年基金会旗下的开放社会研究所为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提供了37.5万美元的赞助,这在当年的环保领域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2006年,开放社会研究所又与国内各路纸媒、特别是杂志刊物以及彼时方兴未艾的互联网自媒体平台的负责人、编辑、撰稿人等召开集中座谈会,由开放社会研究所提供资金,让这些媒体持续跟进报道各类与环境问题相关的社会议题,建立中国公众的环保意识。同时,与部分地方政府、院校和学者合作建立环保教育和实践项目,建立了相当一批具有一定官方背景和学术专业性的专业环保机构,在此就不一一点名了。这些环保机构随着大部制改革后,基本已被逐步清退;失去官方背景后,只能以非政府组织的身份维持存在,做些边缘化工作,不复往日声势。

到了2007年之后,开放社会研究所还资助、主持并推动了一系列环保公益诉讼,在当时一些与环境污染相关的法律事件的起诉人背后都能看到开放社会研究所的影子。它通过多种间接关系和一层层的白手套为这些案件雇佣律师,鼓动当事人起诉,支付诉讼费用,协助收集证据,提供专业咨询,联络学术权威,串联媒体跟进报道。

姑且不论其用心如,但就事论事而言,至少部分个案还算是言之有物,所诉也事出有因,案件通常事实清晰、证据确凿的,所以姑且还算做了点正事。

除了环保之外,另一个领域就是社会公益,主要涉及医疗卫生、社会福利、消除贫困、妇女权益、少年儿童等。这些地方,一般人往往也看不出太大毛病,比如2003年开始对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大规模注资,2004年为该研究所负责人万延海提供10万美元开展社会公益活动,同年协助地方公安部门实施了一系列打拐行动。再比如,2006年基金会直接出面建立培训中心,提供艾滋病预防项目,主要针对吸毒群体重复使用针头和计生用品普及不足所导致的艾滋病传播问题,为中国疾控中心提供技术援助以阻止艾滋病传播;也同样是在这一年,基金会组织了一个由卫生部和多个城市政府部门组成的联合考察团,前往纽约观摩考察针对艾滋病的美沙酮临床治疗项目。

当然,还是那句话,这些为公益建立的体系并非只能用于公益,它同样可以用于实现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那些不加掩饰的政治目的。

还是前面提到的那家叫做“爱知行”的NGO,除了其创始人接受10万美元资助用于艾滋病防治外,该组织还接受超过30万美元的资助,用于“建立开放、包容和多元化的社会”。再例如,索罗斯本人一直非常上心的所谓“在中国培养独立媒体”的工作,2007年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合作,对开放社会基金会旗下的非法出版物《中国发展简报》的经营和编辑团队进行中国化,主要就是从中国媒体从业者群体中挖人,建立由中国人组成的、但听命于基金会的出版宣发团队,该出版物的目的是“关注中国公民社会发展和非政府组织问题”。福特基金会也在北京资助建立了公旻汇咨询中心,负责将《中国发展简报》的中英文版进行合并,让采编团队中国化,然后出版发行。

我对打败当下中国的兴趣,超过了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关心

《中国发展简报》官网截图

另外,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长期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人权、教育、西藏、台湾、新疆等问题保持“密切而诚挚的关注”。各位熟悉国际政治的朋友看到这个列表就应该明白这个基金会做的事都是些什么成色了,实际上他们对此并不忌讳,公开声称“建立开放社会是我们致力于在中国推进的事业的根本动力”,一开口就是“老颜革”了。

同时,他们也对司法领域“上下其手”。例如给一家名为“国际正义桥梁”的组织提供上百万美元资助,让其在中国推广刑事司法辩护方面的培训,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在中国“彻底并全面废除死刑”。再如,给类似“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这样的NGO提供数十万美元资助,让其在中国“加强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就环保问题和公共利益问题发起集体诉讼的能力,增加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

再比如,前些年在所谓香港“占中”事件中,索罗斯也曾向处于风暴中心的香港大学法律学院秘密捐款,“占中”发起人之一戴耀廷和港大法律学院前院长陈文敏皆涉嫌违规获取其秘密资助。而据港大校友、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刘乃强所述,包括港大在内的香港多所院校近年来广泛接受外国资金,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大家可以看到,颠来倒去就这么几招,说实话都有点审美疲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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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香港大公报发文起底戴耀廷与索罗斯基金会的关系。图自大公报

中国如此,其它国家也是一样,开放社会基金会在全球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雇员逾上千人,而且大多数都是热点地区,比如巴尔干地区的科索沃基金会和黑山基金会,统管非洲地区的南非开放社会倡议和西非开放社会倡议,更别说颜色革命“大户”东欧地区了。

当年,格鲁吉亚爆发“玫瑰革命”时,开放社会基金会驻格鲁吉亚分部就是时任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的直接幕后金主。“玫瑰革命”结束后,在新政府中任职的政府官员中,有1/5的人都曾在基金会里面工作过,每月都能从索罗斯那里拿到补贴。

而在另一个幺蛾子频出的地区乌克兰,开放社会基金会则干脆设置了大约25个分支机构,累计投入过亿美元。在乌克兰颜色革命中大出风头的乌克兰前总统尤先科,就是开放社会基金会下属机构乌克兰开放社会研究所的董事会成员,而另一个充任颜色革命急先锋的极端女权组织“费曼”,同样也接受开放社会基金会的资助。

再比如,被新加坡内政部长尚穆根在2019年一次演讲中公开直接点名的《网络公民》和《新叙事》这两家新加坡网络媒体,几乎是半公开地接受来自开放社会基金会的资金援助,其政治评论和文章也接受海外学者的“指导”,当其面临来自新加坡政府的司法调查时,则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还有西方颜色革命久攻不下的坚挺堡垒俄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专门设置了对俄工作专门项目,针对性地对俄实施逐步渗透,在俄罗斯学界和传媒界进行策反,向俄罗斯内部各种非政府组织及学术院校提供援助,专门研究人权、教育、经济改革老三样。

至于中亚那堆“斯坦”国就更不胜枚举。比如小小一个乌兹别克斯坦,开放社会基金会已累计投入超过4000万美元。乌兹别克斯坦一直是中亚最主要的棉花生产国,苏联时期其棉花产量占到了苏联总产量的70%以上。2005年西方国家就图通过当年5月的安集延骚乱发起颜色革命,失败后又于2007年再度拿棉花问题做文章,以BBC为首的西方媒体经过一系列串联,大规模捏造所谓乌兹别克斯坦棉花产业存在强制童工奴隶劳动,并声称这种强制劳动是在政府地直接管理下实施的,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国家政策”。随后,欧洲和美国的诸多产业标准制定机构、跨国企业和供应商应声而起,群起抵制乌兹别克斯坦棉花,其中自然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H&M和阿迪达斯等企业,以及最近广为公众知晓的瑞士良好棉花协会。

是不是很眼熟?眼熟就对了。这就是中国新疆棉花事件的翻版。或者说,2007年西方国家在乌兹别克斯坦搞出来的棉花风波,就是这两年新疆棉花风波的预演,他们在乌兹别克斯坦小试牛刀,这些年开始在新疆搞“试点推广”,还是熟悉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

不过,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类似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这种以社会公益为敲门砖,用巨额金融资本为铺路石,拉拢西方国家把持下的世界传媒体系为外援,以颜色革命为己任的组织,在西方国家实在是多如牛毛,如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全国国际事务民主研究会、自由之家、国际共和学院、国际开放商业结构委员会、良好与可持续金融环境研究所,包括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下属的开放社会学院等等,数量多到念得快了容易咬到舌头的地步。

直说了吧,冷战从未真正结束过。这些冷战期间就培养起来的“百万漕工”,没有哪怕一天真正消停过。

最后用索罗斯本人的一句话作为文章的结束语吧——

“我对打败当下中国的兴趣,超过了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关心。”

来源|观察者网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观察者网):我对打败当下中国的兴趣,超过了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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