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生
记得父亲（张辉，红28军老战士）说过，他是读过大学的。当时，我们都没在意，母亲（程月华，新四军老战士）听到后，还会笑他。我们也觉得，父亲是老军人，怎么会有时间上大学呢？而且，文化基础也不行啊！近年来，我开始查阅父母亲的档案，写回忆录。果然，档案明明白白，父亲真的是读过大学的。
父亲是河南罗山人，放牛娃出身，曾读过一年私塾。1931年（9岁）参加儿童团，1935年（13岁）参加红军。历任红28军便衣队战士、新四军四支队司令高敬亭机要员、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皖东军政委员会机要员（曾先后在刘少奇、徐海东、张云逸、罗炳辉等身边做机要和译电工作，和刘少奇同在一党小组）、新四军二师四旅机要股长、二师机要组长、淮南路东联防司令部机要科长（1941年12月），新四军军部机要组长（1944年6月）等，直到抗战和解放战争胜利。
从履历上看，父亲参加了毛泽东称为“中国革命三大艰苦”之一的红军南方3年游击战争（另外两个是长征和东北抗联），而后抗日战争打了8年，解放战争又打了4年。算起来，父亲与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整整拼杀了15年，留下了一身伤病。最明显的伤在腿上，那是红28军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东进皖中时，和日军一个步骑中队狭路相逢，四支队的战士虽然年纪小，但在大别山已和国民党打了多年，这次是和日本鬼子打的第一仗，战士们个个不怕死，血战一个小时杀退敌人。父亲腿部两处炮弹炸伤，大的伤疤形同勋章，戴了一辈子。
张辉 程月华
父亲上的什么大学呢？1944年底至1945年初，抗战即将胜利，中共在安徽省盱眙县（现属江苏淮安）创建了一所新型综合大学：华中建设大学（建大），该校与当时的山东大学（临沂）、华北大学（张家口）、北方大学（邢台）齐名，并称为“新民主教育之花”。
华中建设大学校徽
1944年12月，父亲进入华中建设大学学习，由于正式开学时间是1945年3月1日，开学典礼则是5月4日，所以开始大都是准备工作。由于父亲来自新四军军部，有任务还要回军部，军部在黄花塘镇，与建大所在地旧镇相临。在这之前，父亲还参加了专门培训县团（包括部分区营）干部的华中党校第4期学习。父亲是华中建设大学一期“政治系”学员，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呢？
据载，1944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在华中党校的基础上创办华中建设大学，并向各区党委发出《关于创办建设大学的通知》（中央/江苏档案馆，摘要）。
通知说：“为了迎接正在迅速发展的有利形势，必须立即着手培养适应今后建设的大批干部。各地党政军民干部已有长期实际的工作经验，但仍缺乏策略教育。为提高现有干部理论水准，并从知识青年中培养大批新干部是建设大学创办的目的。”
“1、苏中应送（学生）二百名，苏北一百二十名，淮南、淮北各五十名。2、从区署、区委与县农抗理事中抽调可培养为区长、区书之干部入学，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各应送十五至二十名。3、建设大学应设一高级班，抽调县级以上及地方武装团以上干部一百名，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各送二十五名。4、以上各项学员至迟均须于明年三月以前到达。”（注：文称“高干班”应为高级班，学员主要为县团干部）
生源要求：二十岁以上男女，中学毕业或同等学历；中学教员，小学校长、教员；有领导一个区的经验或能力者。学制2年，在校学习半年后，去各政府机构实习半年，再回校学习1年，学习优秀者可升入研究班深造。
华中建设大学最初设在盱眙县旧铺镇新铺村（注：旧铺镇已与相临的黄花塘镇合并，现属黄花塘镇），由华中局宣传部长彭康兼任校长，张劲夫（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二师政治部副主任、二师四旅政治委员）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学校设民政系、民运系、财经系、文教系、司法系等，曾准备办医学、外语等系，搞正规大学。后因战争和形势变化，学校形成了边学边分配的短训班形式了，特别是一期，一些系没办成。三期及之后，系科增多，专业学习开始加强。建大从1944年底创建至1948年春结束，坚持办学达三年半，其中有一半时间在淮安地区办学，前后办了四期，培训分配到各条战线、各个战场近五千人。
彭康 张劲夫
盱眙县旧铺镇（现为黄花塘镇）新铺村华中建设大学旧址
一、华中建设大学的“前身”— 华中党校
1941年4月，为了培养盐阜地区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党员干部，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在盐城建立了华中党校，并亲自担任校长。
华中局党校创办时，正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阶段，也是新四军经历“皖南事变”大难不久，正处于重生的艰难阶段。此时，日军以新成立的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为主要进攻目标，在苏中发起了大规模扫荡，妄图消灭新四军的指挥中心。与此同时，蒋介石军队继续进攻华中，欲加紧对新四军的清剿，从而导致了皖南事变以来新四军空前的危难。
由于新四军新军部成立不久，急需加强自身思想建设。如何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加强军队建设、领导群众运动等问题都十分紧迫地摆在了华中局和新四军的面前。
怎样才能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呢？刘少奇认为，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员的素质，是完成党的各项工作的首要条件。出于对当时形势和任务的正确评估，刘少奇及时组织力量，创办起华中党校。
盐城华中党校旧址
1941年4月，华中党校在盐城正式开学。党校设两个队，第一队的学员为团、县以上干部，第二队的学员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华中局党校对学员实行军事化管理，按军队组织编制，军事训练与文化教育并重。刘少奇明确指示，党校是马列主义的学校，要用马列主义教育干部。根据这个办学方针，党校设置的主要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
刘少奇在盐城中共中央华中局
华中党校先后举办了4期培训班，培训地方县区干部、部队团营干部1000多人，青年知识分子200多人，大大加强了华中干部队伍建设，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1年7月，日军对盐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华中局党校随即撤出盐城，迁到阜宁县西南的偏僻水乡汪朱集。由于没有教室，党校学员因陋就简，自己动手，在汪朱集盖起了一间能容纳六七百人的大草棚作为课堂，一所“草棚党校”就此诞生。10月，第二期培训班开学，这期学员仍是军队团以上干部和地方县以上干部，共200多人。
华中党校的课堂，不仅党校学员听，华中局机关和新四军的干部也都去听。刘少奇授课时，新搭成的大草棚里坐满了学员，外边也坐得满满的。父亲有机会也会去听刘少奇授课，思想认识和政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刘少奇在华中党校讲课
1941年8月，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和代军长陈毅致电毛泽东并党中央，提出要向西发展。1942年3月，刘少奇调回延安，其负责的事务全交由饶漱石（华中局代理书记）接手。1943年1月9日，代军长陈毅、代政委饶漱石接到1月5日毛泽东来电，同意1942年12月23日陈毅提出的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移至黄花塘的方案。1943年1月10日，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华中党校等移驻盱眙黄花塘，进驻了黄花塘周边十几个村庄，对外号称“黄河大队”。从此，黄花塘成为华中敌后抗日的指挥中心
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
1943年11月8日，毛泽东主席给新四军军长陈毅发电报，让他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11月25日，陈毅将妻儿托付给供给部长宋裕和、卫生部长崔义田照顾后，于当日早晨8时带赵参谋和两名警卫员，从新四军军部江苏省盱眙县黄花塘启程，踏上远赴延安之旅。张云逸代理军长，饶漱石全面主持华中局和新四军的工作。
黄花塘陈毅旧居
陈毅与夫人张茜在黄花塘合影
黄花塘饶漱石旧居
饶漱石
据陈修良回忆：“1941年12月，江苏省委派我去苏北盐阜地区工作，随即派到华中党校任党委副书记，由此得与彭康同志同事。当时华中局党校的教员是孙冶方、冯定、吕振羽、陈一诚，党委书记温仰春。校部设在一个地主的瓦房里，既是宿舍，又是办公室。1942年5月间，我调离党校，担任华中局机关报新华报的总编辑。1942年底，新华报社与通讯社合并，我随华中党校一起转移到淮南地区，在行军中我与彭康等一起行军，来到盱眙黄花塘。彭康在那里继续工作，我则被调到淮南区党委党校。华中党校在新铺镇，彭康为校长，温仰春任党委书记，沙文汉任教务长，钱俊瑞为总务长，汤光恢为锄奸部长。”
黄花塘一直是新四军二师师部所在地（二师由江北指挥部改编而来）。1941年3月，“皖南事变”后，父亲在二师师部做机要组长（张云逸副军长兼二师师长、罗炳辉副师长；罗炳辉后任师长、第二副军长）。整个盱眙县除了县城有少数日伪军之外，大部分乡村都是二师的根据地，相对来说比较安全。黄花塘，原名“黄晖塘”，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六七十口人的小村庄。春天菜花黄，秋天稻谷香。张云逸、罗炳辉触景生情，将“黄晖塘”改为黄花塘。这一改，好听多了，正应了“战地黄花分外香”那句诗语！
- 华中建设大学建校过程和建大一期
1945年春，华中党校在完成了历史任务后，在其旧址新铺转建华中建设大学。校方通知规定学员须在3月以前到达。1945年春节后，各地学员陆续到达，上海、南京等沦陷区地下党也选送一批地下工作者、职员、大学和高中学生来建大学习。学员共有500余人，分为4个系和高级班（又称高干班）、区干班各一个。分别是民运系（主任李代耕、副主任方章）、民政系（主任贺希明、副主任姚耐）、财经系（主任陈穆、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陈修良，陈毅夫人张茜为政治干事）、文教系（主任陈同生、副主任张天民），文教系还附设了一个新闻训练班，有三十余人。
高级班学员是华中局党校未结业的学员和各地调来的县团级以上干部，他们以自学为主（班主任朱达章教授，后任文教系副主任，1946年7月22日在山东大学党委书记任上牺牲），区干班学生是区委书记、区长或者相当级别的干部（班主任冯二郎）。
1945年5月4日，华中建大第一期学生在盱眙县新铺镇的古庙里举行开学典礼，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治委员饶漱石、副军长张云逸、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等都来加。副校长张劲夫主持大会，彭康校长作报告。华中局领导也都在开学典礼上讲话，祝贺建大成立。
学习分为政治教育和业务教育两个阶段，包括进行马列主义理论、党的方针政策和各系业务课程的教育。政治课全校统一上大课，业务课各系分别进行。除专职教员外，校长和各系主任都分工讲课。校长彭康主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七大后，饶漱石讲解毛泽东的报告《论联合政府》。
业务学习由华中局从华中解放区调集的专家、学者负责，他们自己编教材讲义，由系主任和专职教员讲授。如陈同生主讲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问题、李代耕主讲民运工作、陈穆讲授财政经济工作的相关内容。同时也请各部门负责同志和专家如梅益、钱俊瑞、范长江、刘长胜、于毅夫、刘贯一等来校作专题辅导报告。
父亲回忆：建大实行的是半军事化管理，党的活动不公开。除了学习，还有生产劳动和军事训练。群众性娱乐活动开展的十分活跃，印像最深的是新四军和华中局的一些领导都喜欢下围棋。如陈毅、邓子恢、彭康、张劲夫、方毅（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五支队政治部主任、淮南津浦路东省委书记）、金明（新四军三师十旅政治委员、苏北军政委员会副书记，书记黄克诚）、叶飞（新四军一师一旅旅长）、汪道涵（新四军四支队战地服务团团长、建国后任上海市长、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毅常和邓子恢、彭康、金明下围棋，听说建大民政系姚耐（建国后任上海财经学院院长）是围棋高手，就去找姚耐下。由于环境使然，作为观棋者，父亲也逐渐喜欢上了围棋，在领导下棋时，就在一旁观看揣摩，通过不断学习和对弈，父亲的围棋下得相当好，可惜我们在这方面都无潜质。
姚耐在《忆陈毅同志与围棋》的文章中，专门记述了他和陈老总在龙岗通宵对弈的情景。他写到：“他遵守纪律，下围棋时也是如此，总是落子生根，举手无悔，也不让别人悔子。他喜欢用迂回包围的战术，经常展开猛烈进攻，想整块整块地吃，当包围在紧要关头被我突破时，他总觉得十分可惜，要再下一局，大有非赢一回、不肯罢休之势。一旦他包围成功，吃掉了我好大一片时，他就兴高采烈起来，说‘好不容易才赢你这一局’，又要求再下。就这样，一局又一局，夜深入静，陈总犹神采奕奕，兴致未己。”据说，张劲夫、方毅、叶飞都是新四军时期在陈毅的影响下学会了下棋。其中，有认为张劲夫是下得最好的。
解放后，陈毅、邓子恢、方毅、张劲夫先后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叶飞担任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金明则担任了国务院秘书长。在繁忙的公务中，他们积极倡导围棋事业的发展，为国家的围棋事业和“围棋外交”做出了重要贡献。陈毅、方毅曾担任中国围棋协会名誉主席，张劲夫是中国围棋协会顾问，姚耐为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1988年3月26日，方毅副总理代表中国围棋协会，将“棋圣”证书授予了聂卫平，称其为中国围棋界的“孔夫子”，并高度肯定其获得的辉煌战绩。
1954年陈毅和邓子恢等人在游览十三陵水库时下围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向日伪军占领的城市进军，接管新解放的城市，需要大量干部。为此，华中局决定建大一期学生提前结业，分配工作。1945年8月25日前后，全体学员分配工作，陆续奔赴工作岗位。其中，一部分学生跟随张劲夫副校长赴六合前线，配合新四军二师攻打和接管六合城；一部分学生在贺希明率领下去宝应前线，配合一师解放和接管宝应城；财经系的部分学生，随陈穆去华中银行工作，部分到盐管局、供销、贸易等部门工作；文教系的学生，部分到军部文工团，部分到三师七旅文工团，随黄克诚师长赴东北；还有干部和学生被安排到“华中独一军”担任政治工作，其余人员于9月3日在彭康率领下赴宝应前线。
在日本投降前夕，父亲率新四军军部谍报组潜伏在南京浦口，配合汪伪首都警卫三师师长钟健魂率部起义，8月13日钟起义成功，张辉受到军部嘉奖。
警卫三师起义当日，从南京栖霞山等地渡江北上的大批伪军聚集到了新四军游击根据地江苏六合钟家集。这天，新四军的相关领导也来到达现场。这支名“南京警卫三师“”的伪军部队，在此宣布起义。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派城工部代部长刘长胜赶到六合县迎接反正部队，该部改名为新四军所属“华中独立第一军”，钟健魂任军长，刘贯一（新四军敌工部长）兼任该军政委，徐楚光任副政委兼军参谋长、第一师师长，赵鸿学任第二师师长。这支3000余人的队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整顿后，被编入华中军区，番号为“解放第一军”又称“独一军”。解放战争中，“解放第一军”编入华中野战军第7纵队（后为华野第11纵队）。
1945年8月15日《解放日报》关于伪警卫第三师反正的报道
中共中央原拟由新四军二师接收南京，军部和二师已作准备，包括情报和电台机要工作。日本投降当日，新四军二师罗炳辉已组建“南京支队”渡江，后因情况有变接收任务取消。
1945年9月，父亲接令担任苏皖边区首府淮阴城区公安局长。母亲程月华，淮阴人，1945年9月参加新四军，如此，父母在淮阴相识。后来，父母亲一起战涟水、战两淮、打淮海、渡长江，直至全国解放。
后记：
1945年8月，华中建设大学一期学生结业。9月，建大由盱眙迁往苏皖边区政府首府清江市（原淮阴县城）继续办学，并将苏北公学并入建设大学，校长仍由华中局宣传部长彭康兼任。准备招收第二期，正式提出招收本科生，招生人数不限，拟设立民政、民运、公安、财政、经济、文化、教育、新闻各系，预科不分系。当时解放区急需干部，学校决定暂设预科部，学习期限为三个月，共招收学员1300多名。
第二期（预科班）于1945年11月10日正式开学，1946年2月结业，500多名学员分配到华中各解放区工作，留下的200多名学员继续编班作为留校骨干和参加学校工作。少部分到新四军，部分到东北新解放区工作。另有420学员和一批干部、教师，由校长彭康率领转入临沂的山东大学本科各系学习。
1946年3月，华中建设大学举办第三期。由李亚农担任华中建设大学校长，夏征农、戴白韬同志任副校长。为适应边区建设的需要，华中分局要求培养工农医各科专门人才和从事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干部，打算把学校办成一所正规大学，计划设六个学院和一个预科。5月，形势发生变化，清江市受国民党飞机的空袭，学校白天分散到城郊上课。7月，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9月3日，学校奉命转移到射阳县办学，后又转移至山东。由于战争的不断扩大，200多名学生转到军事与卫生学校学习，学校教育由正规大学恢复为训练干部。1947年2月，学校转移至胶东半岛的海阳县。
1947年5月，华中建设大学遵照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指示，于胶东海阳县继续办第四期，预科招收胶东知识青年1700多名，还有本科行政系、财经系和文艺系，学生约700余人，绝大多数是华中的干部。北撤的淮海联合中学也并入建大，改为建大附设中学。全校学生和干部共达3500余人，是建大所办四期中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期。
1947年10月初，战火逼近东海地区，华东局决定建大停办，全校师生从速向东北等地转移。校部连夜召开了干部会议，夏征农副校长传达华东局的命令，宣布建大停办，领导干部和教授首批转移，部分干部组成建大留守大队，处理善后工作；预科部的胶东学生返回原地，全校干部和学生分批撤退。这样，历时三年的华中建设大学宣布结束。
2026年2月14日晚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