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舜
我们的父亲在我们很小的时候，神秘消失。当时大姐七岁，我五岁，小弟才一岁。我们只依稀记得家里看不到父亲了，然后又从有大花园的漂亮大房子搬到了相对小很多的房子，警卫员保姆都没有了。每当我们问到爸爸时，母亲都含糊的说去北京了。所以小时候我们对老师同学说的都是：爸爸在北京开会。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觉得非常疑惑：虽然我们背着反革命子女的黑锅，但实在不知道父亲犯了什么罪，受到了怎样的判决。家里常有父母亲的老朋友来玩时悄悄议论父亲的事，我们从他们的谈论中，渐渐的明白了一些事情。父亲走后就石沉大海，再也没了消息。母亲曾在好友的建议下多次写信给中共中央组织部询问父亲的情况，但都无回复。文化大革命中我家姐妹、弟弟都去了农村插队落户，我是六六届初中，绝大部分学生是分到工矿企业的，但由于母亲当时还在牛棚，父亲又是大反革命，听老师说我的档案从纺织局扔到手工业局，没有单位接受，于是退到街道待分配，一等就是六七年。1974年，我母亲的朋友张登云，老中青三结合时被解放，从干校调到徐汇区卫生局任局长，在他的帮助下，我终于有了工作，分配到徐汇区天平地段医院的肝炎隔离病房做出纳，在农村的姐妹弟弟的插队生涯当然是艰难困苦，但比劳动和生活更难忍受的是精神上的折磨，他们虽然都表现很好，但每次有上调、读书的名额都轮不上他们，回沪探亲时，我们常常一起谈论，父亲究竟犯的什么罪行，为什么从无人代表组织向母亲或我们子女传达过关于父亲问题的结论，于是我们萌发了一定要写信，向组织上要个明确的说法的念头。并商定由我这个唯一留在上海的人执笔。我第一封信好像是1974年底写的，写给中共中央公安部，因为我想父亲原来是上海市公安局长，他的问题肯定属公安部管，信的内容大约就是：从父亲1955年被关押受审至今已过去二十多年，我们都背负着反革命子女的沉重包袱，深受牵连，母亲也因此吃了很多苦，文革中被关进牛棚。但我们真的不清楚父亲犯的什么罪，也无法向各自单位讲清楚父亲的问题。从无人代表组织向我母亲和我们宣布或传达过父亲的具体罪行、处罚结论等。我们希望组织上告诉我们：父亲的具体罪行、这么多年的审查结论、他目前在哪里关押？信寄出后一个多月吧，有一天医院工宣队领导叫我去院长办公室，我去后看到里面除了院领导和工宣队领导还坐了两个人，领导介绍他们俩是市公安局的。坐下后他们问我：你给公安部写信了？我说是。他们说信已经转到上海市公安局，他们是组织上派来给我回复的，首先他们说我写这个信，说明了我对父亲问题认识不足，至少是对父亲还存有幻想。其次，他们说：你提的问题很奇怪，什么不知道父亲什么罪行？你父亲是大反革命、大内奸，全国人民都知道你们不知道？我说：那具体哪些反革命罪行呢？我们要和他划清界限不是应该了解吗，了解了才能痛恨他，与他划清界限。他们说你父亲的罪行他自己负责，不会让你们负责，所以你们并没有必要知道，。我说那他现在人在哪里，是否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跟他写写信，劝他好好认罪改造，早日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他们说：据了解你父亲目前接受改造的情绪稳定，你们给他写信会扰乱他的情绪。他们走后，医院领导说：“你写什么信啊！你不写我们就知道你父亲是反革命，现在好了，又多了个内奸！”这次写信虽然没有得到我们预期的答案，但妈妈从干校回家休息时，听后还是很高兴，她说：至少证实了一点，你们的爸爸还活着。因为妈妈在文革中曾多次听人说：扬帆已被迫害致死，后来我大妹妹的同学得到确切消息，又告诉我们，父亲在湖北沙洋劳改农场。
1975年中共中央作出对国民党县团级以上战俘大赦特赦的决策，我忍不住又写了第二封信，写给当时的公安部长华国锋收。信中主要内容是：目前党的政策如此宽大英明，对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战争犯，侩子手都大赦特赦，让他们重新回归家庭，回归社会。那我父亲能否也能得到这样的宽恕，让我们子女能知道他的情况，我们也希望能做他的工作，让他早日回归到人民的队伍中呢？这封信寄出后不很久，我又被叫去院长办公室，还是上次那两位公安同志，他们很严厉的批评我没有认识父亲的罪行，并说我们可以告诉你的是，你父亲早于战犯们就获得了一定范围的自由，并且有较好的待遇，有专人照顾他生活，他的特殊情况使他不能接触外界。所以你们与他划清界限就好，没有必要见他。这个回复我们都很失望，但妈妈说知道他活着，并有人照顾，也算有些许安慰。
1976年9月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又写了第三封信，写给当时的公安部长赵苍壁亲启。我说文革中我家受到很大冲击，我妈妈被关时，造反派说：江青同志说了李琼是漏网的杨帆分子，抄家时也说江青说了杨帆家要仔细抄。现在四人帮粉碎了，各个层面都在拨乱反正，我们父亲的问题是否和四人帮有关？我们希望组织上能够重新审查我父亲的问题。如果最后的结论任然是“反革命”，我们也接受。但希望能把审查结论和处置情况让我们知道，这封信寄出后，我充满了期盼和希望。但是这次的回复打击太大了，让我绝望！还是那两位公安同志来的，这次他们很不客气的说我们对父亲的问题抱有幻想，并明确告诉我：你父亲的问题跟四人帮没有关系，是毛主席亲自圈阅，上了毛选五卷的，这个案子铁板钉钉，永远不可能翻案！那天下班，我特地去新华书店买了毛选五卷，一页页翻看，寻找对我父亲问题的最高指示，最后终于看到了那么一段，说小集团的，大概意思是：小集团不一定有条约或书面协议的，东北的高岗和上海的杨帆他们之间没有协议或条约，但我看他们就是一伙的，就是一个小集团。有了最高指示，我彻底心死了！
但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77年10月1日，当时的中央纪检委主任黄克诚，委托北京来沪工作的崇昌裕同志找到我家，我妈妈和弟弟都休息在家，他告诉我们，我的几封信，由当时在信访办的黄老的原秘书看到，并在回到黄老身边后禀告了黄老，黄老非常重视，吩咐崇找到我后请我尽快再写信，不要再写给公安部，直接写给华主席、叶副主席和邓副主席，并说不要有顾虑，有和想问的疑惑的，大胆提出来，信寄给他，由他转交，并把家里住址给了我，还特地关照信封上写“唐棣华（黄克诚夫人）收崇昌裕同志说今天是节日，你有时间可以好好写，那天我们都太激动了，感觉期待的苦刑就要结束，企盼的曙光就在眼前，我一口气写完了心中所有想述说的，妈妈戴着老花镜一遍又一遍的修改，最后我誊清后挂号信寄出。这封信以后，就有了上海公安局通知，告知我妈妈党中央同意她可以带一个子女，去湖北沙洋探望我爸爸，我们的兴奋无以言表，当时几位关心我父母的挚友集中在我家，商讨后决定有我弟弟和妈妈一起去，因为我家四个女儿，只有一个男孩，我爸爸也是家里的独子，他对我弟弟视若珍宝。妈妈当时已经解放，在卢湾区中心医院担任书记兼院长，那时的卢湾区组织部长向叔宝同志非常支持，给妈妈批了假，我弟弟已从农场回上海，在异形钢管厂当工人，厂里也给了假。他们俩带着全家多年的郁闷、疑惑、心酸、无尽的遐想和希望去了沙洋。
妈妈和弟弟到了湖北沙洋农场见到父亲后，完全没有想象中久别重逢的激动流泪的场景，因为这么多年的折磨，父亲的眼睛因青光眼失明，精神恍惚、高度警觉和敏感，他说：这不是我老婆和儿子，是江青派来的，还对妈妈及弟弟说你们回去吧，不要冒充我家人来祸害我。劳改农场的领导告诉我妈妈，父亲是1971年被送来的，没有真名实姓，只有一个代号，当时上级领导关照他们，陪他钓钓鱼、散散步、听听音乐，每月有80元生活费，农场领导说因为父亲眼睛失明，就为他找了一个老农民(男的)照料他生活起居，给三十元工资，还给他买了一台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想让他听听音乐，但父亲说拿走！这是窃听器吧！后来送给了照顾他的老农。父亲对钱没有概念，就由农场事务长代他管钱，由于蔬菜瓜果和肉类都是农场自己养殖的，用不了多少钱，几年下来他们还为父亲积攒了一笔存款，农场管教人员都对我妈妈弟弟说：他来后就经常骂江青，还不断给周总理写信，由于眼睛失明，写着写着，字与字行与行都连在一起了，周总理去世后，他们告诉父亲：你别写了，总理去世了。父亲听后嚎啕大哭，饭都不肯吃，管教人员说：我们都觉得他不像坏人。在善良的农场管教人员的照料下，父亲虽少受很多罪，但身体状况很糟糕，妈妈打电话告诉我这些情况后，我立刻给黄克诚同志写了信，首先感谢他，非常感激在他的努力下，妈妈和弟弟已到了父亲身边，同时把具体情况也告知了他，希望能让我父亲回上海治病。同时我也给上海公安局领导打了电话，讲了妈妈去后的情况，他们说也已经接到了妈妈的的电话，我妈妈希望组织上能同意把我父亲接到上海治病，但公安局领导说这个要听党中央的决定，他们叫妈妈先回上海，然后打报告请示中央。妈妈离开湖北时给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同志(爸妈的老朋友)留了一封信，告知了父亲的情况，妈妈和弟弟回上海后，我们写了报告，交给上海市公安局领导。在焦急的等待上海公安局领导审阅后上报党中央批示的过程中，公安局老局长黄赤波去世，我妈妈去参加追悼会，碰到当时的上海市委组织部长高阳，他把我妈拉到一边，悄悄问，你女儿给胡耀邦写信了？其实是我写给黄老的信转到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同志那里了，高阳说，胡耀邦同志打电话给他说，信已经有华主席和五位副主席都圈阅批示了，并指示由上海市委组织部协同家属把杨帆安全接回上海治病。妈妈高兴的带回了这个好消息，我和弟弟激动的跳起来了(当时姐姐在兰州的工厂、俩妹妹还在安徽农村插队)。上海市委组织部很快就派了一位吴东宝同志和我弟弟一起飞去湖北接爸爸，这次他们下了飞机就看到举着他们姓名的牌子在接机的湖北省委组织部的同志，他们热情的问我弟弟他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开口，我弟弟说去沙洋的路还很长，要坐长途车，他们听后立刻说：哦！不用不用，你妈妈上次来时，给我们陈丕显书记留的信，我们书记看后大吃一惊，说原来杨帆在我的眼皮底下！他马上派人把你爸接来武汉最好的医院了，你们随时可以带他回上海。就这样，我弟弟和上海市委组织部的同志顺利的把我爸爸接回了上海，陈丕显同志还贴心的派了一个上海籍的医生一路照顾陪同飞回上海，当时我爸爸尚未平反，陈丕显对父亲的关心令我们感激涕淋。
父亲回到上海就住进了医院，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在妈妈的悉心照料下，逐渐康复，妈妈那时在医院是院长书记一肩挑，但她坚决要求退下来，全身心陪伴和照顾父亲。父亲平反时，中央公安部领导说你们的父亲真是个硬汉，受了这么多年的冤屈，但是他坚持说真话，没有说过一句违心的话，这是你们，也是我们都应该好好学习的，我曾经好奇的问过父亲：经历了那样的冤枉和不公对待是否心里很委屈，他说，那么多的先烈为革命都付出了生命，我还苟且活着，很幸运。
我非常庆幸我在文革期间写的那几封信被黄克诚同志的秘书看到，非常感恩他在回到黄老身边后告诉了黄老，更是万分感谢黄老让我再写信给当时的党中央领导，并得到他们的重视和关照，信走对了路径，让我们从看不到希望的暗道通向了光明和正义的征途，目前我已年近八旬，写下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只为保留这段记忆，并特别想让我们的后代永远铭记和感恩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领导对我父亲的殷切关怀，特别感恩在我父亲平反问题上鼎力帮助我们的黄克诚、胡耀邦、陈丕显等同志，以及后来特地来看望我父亲的张爱萍、李一氓、胡立教等同志。希望我们的后辈都能学习和弘扬先辈们的高尚人格、希望中国永远不要再重演这样的历史悲剧。
杨晓舜
2026、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