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深 张东生/整理
我于1918年出生在河北省任邱县恒吉街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父亲（王福珍）8岁时，祖父去世，留下了二亩七分地。家中生活靠种地、祖母纺纱和亲戚帮助来维持。父亲18岁时，祖母去世，父亲暂时居住在亲戚家。19岁时，父亲开始自食其力，耕种祖父留下的土地。20岁时，父亲和母亲（王甫之）结婚，母亲的娘家在任邱县庄家营村，有三个舅舅，均以务农为生。
母亲生了12个孩子，因家庭经济困难和卫生医疗条件的落后，先后因病失去了10个孩子，只剩下我和一个姐姐两个人。疾病主要是肺炎、脐风、麻疹等，这些是当时新生儿和幼童常见的疾病，死亡率很高。
由于家境贫寒，父亲没读过书，他深感无文化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我才被解放出来。1927年，我进入县立两级女子小学学习，在小学高年级时，正值九一八事变（1931年），我们在学校的领导下，身佩白袖章，日以继夜地参加宣传抗日救国、抵制日货等活动。对此，父亲非常紧张，怕我在外惹事，加上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因此小学毕业后就不准我继续读书了。
在家呆了一年，我还是想读书！那时才15岁，但“读书救国”的思想一直存在于我的认知之中。1935年，我背着家里又考取了县立师范学校，父亲无奈又把我放了出来，继续读书。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日寇在华北肆意掠杀，眼看不久整个河北省就陷于敌人之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不甘心袖手旁观。1937年7月我和同学边肇儒（建国后在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工作）等10人参加了河北省“任邱县抗敌后援会”，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经过短期的护士训练，我们于同年9月，由后援会介绍至国民革命军第53军后方医院做义务救护（第1集团军副总司令兼53军军长万福麟：东北军将领，参加长城抗战和武汉保卫战；1939年后任第20集团军副总司令、辽宁省主席，陆军二级上将），53军后方医院院长是张作宾（张宏范），医务主任魏建瑞是我们的直接领导（1949年11月去台执行任务，路过天津曾与魏见过一面，当时他在天津中山路大义里五号开眼科诊所），我们在53军工作的名义是“任邱县救护队”，属义务性质，除吃饭，无其他报酬。
1937年底，53军到达河南薛店，战事更加紧张。53军后方医院改为兵站医院，随军开赴前线。为防止救护队员牺牲或被日敌捕获，该军介绍我们到军政部147后方医院（院长邱鸿书，又名邱耕畲）做救护工作，147后方医院给我们每人做了蓝布罩衫一件，没有津贴。该院对我们进行了二个月的护士训练，战伤救护技术有了较大提高。但该院裙带关系严重，排挤我们，一些人更是瞧不起我们，叫我们是“流亡学生”。对此，我很是气愤、很是不解。我想：我们背井离乡、救护伤员、抗日救国，为什么这样对我们呢？
在后方医院工作的同时，我们整个救护队的10个同学还在街头巷尾大力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教民众唱抗战歌曲、演话剧等等，如陈鲤庭执笔、田汉改编的著名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就是我们经常演出的剧目。同学们积极抗日的满腔热血，引起了一些人的排挤和恶言中伤，当时我们还不甚了解旧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和明争暗夺，只认为是我们的能力差。为此，救护队的同学有了一致的想法，决心离开医院，另寻出路。
1937年，崔嵬、张瑞芳在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
1939年3月，任邱县被日寇占领，家回不去了！学校解散，书读不成了！怎么办？我们下决心奋发图强，到大西南去，学好本领再实现自己的救国愿望。从此，我们和许多华北“流亡学生”一样，被迫离开家乡，去向武汉、四川、重庆等地。现在回想起来，那种无家的痛苦，依然令人心酸不已。
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没钱无法生活，更去不了四川、重庆。当得知53军后方医院医务主任魏建瑞正在重庆南岸黄捔垭新村开眼科诊所，我们便给她写了信，请其设法帮助。当时53军军长万福麟也在重庆，万福麟时任第20集团军副总司令兼辽宁省主席，魏便向他救援，最终帮我们解决了路费的问题。
1939年12月初，我们脱离了军政部第147后方医院（共计工作了两年），12月底到达四川。当时大家决心考学继续读书，但学校考期已过，魏建瑞便设法帮我们分别找工作。1940年初，我被介绍到四川乐山犍乐盐区牛华溪镇诊疗所，任助理护士，每月工资25元，所长齐清心。后来人事变动，所长调走了。1942年2月，我便离开了乐山犍乐盐区牛华溪诊疗所工作了两年一个月左右。
1940年王芸仙在诊所内工作。
就在同时，牛华溪诊疗所外科医生王炳勲和爱人杨士英也离开了该所，到成都燃料公司煤矿厂医务室工作，并且介绍我同去。1942年3月，我到了该处煤矿厂医务室做护士（每月工资30左右），工作八个多月，厂长调走，王、杨二位也准备他往。我就于1942年12月底离开了该厂医务室，决心到重庆考学。经过考虑，我选择了中央高级助产学校。
1943年1月，我以优秀成绩考取了位于重庆歌乐山的国立中央高级助产学校（本科），开始了3年的学生生活。国立中央高级助产学校要求很高，本科班一届只收10人左右（据载：1933年学校初办时招收高中毕业生，学校分科为：本科、预科、特科、速成科等；后来也招收部分初中毕业和同等学历者。本科为主科，全时2年或3年制），学习不好还会淘汰。由于学习机会来自不易，我学习很是刻苦。工作时积攒的钱用完了，我就外出做兼职护士换取报酬，以维持学费和生活。到最后一年，因为要实习，不得外出兼职，只有卖掉自己的衣物，坚持完成了“重庆夫子池红十字会”的实习任务。实习的要求很高，要达到在院内外独立接生的能力和一定数量的产前产后检查。那时，新法接生开展不久，许多人仍找“接生婆”接生，特别是在农村，因此，要完成数量指标都有难度。
1943年王芸仙摄于中央产校，并亲笔在背面手书“流浪影”
“国立中央高级助产学校”创办于1933年秋，原拟名“南京国立第二助产学校”，以与“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相区分，但学校在“首都”，称“第二”不合适，随改名为“国立中央助产学校”，校址在南京中山东路黄埔路口中央医院内（国立中央高级护士职业学校也同在中央医院）。学校直属国民政府卫生部（署）、教育部领导。校长由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校长杨崇瑞兼任，学制为2年。1934年秋，屈锦琴接任校长，于石鼓路87号筹建新校舍。1936年4月，改名为“国立中央高级助产职业学校”，学制为3年。1936年夏，校舍落成，并附设产科医院。
南京中山东路黄埔路口中央医院、国立中央高级护士职业学校旧照
南京国立中央高级助产职业学校旧址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产校于1937年10月西迁至安徽安庆，12月至四川重庆市黄家垭口，因敌机轰炸，又迁郊区歌乐山（歌乐山镇大土村2号），建校舍平房10余幢。时有专职教员不足10人，学生100余人。产院有床位50张。
抗日战争胜利后，屈锦琴校长于1946年3月19日乘机到南京办理迁校事宜，因飞机失事遇难，同机遇难的还有国立中央高级护士职业学校校长谢蕴华。不久，该校师生陆续返宁，原教务主任余琼英任校长。
为什么要选择“助产”呢？主要原因是：当了几年护士，我对旧时中国的医疗状况和“旧产婆”的接生方式有了新的认识，助产事业的落后，极高的新生儿死亡率令人震惊。联想到自己家庭的过去，我觉得这既符合“读书救国”的思想，也是符合普通人民大众的意愿和要求的。还有，那就是学校免费吃住，仅收学杂费，这对于穷学生来讲同样重要。当然，选择“助产”更直接的感知是这个职业女性责无旁代，是很有成就感的工作。梁启超先生道：“少年强则国强”。因此，新式的“助产优生”无疑是造福人类和国家的伟大事业！
1945年底，我终于毕业了。学校会考中，我考了94分，名列前茅，毕业后即被选拔留校工作，回顾这段艰苦的读书历程，我一直为之自豪。1946年2月开始，我在重庆国立中央高级助产学校担任教职，校长屈锦琴。同年5月，我带领第二批共10名学生从重庆乘船沿江而下直到南京。当时，原在南京石鼓路87号的校舍尚未收回，教育部指定我们暂住在南大农学院。不久，我即带领学生到中央医院和南京市立产科医院实习。南京市立产科医院时在下关二板桥，门诊部设于商埠街。1954年9月，迁至天妃巷123号，与原中央高级助产学校附设产院（南京市第一助产学校附设产院，又称南京市妇产医院）合并，定名为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余琼英曾任院长。
王芸仙毕业照
南京石鼓路87号的校址收回后，我即回校工作，直到1947年5月底，实际在校时间1年3个月。学校到回南京后，余琼英校长曾去美国（一说英国），其校长的工作由教务主任潘瑾代理，余琼英回国后在南京市妇产医院任院长，后回校继续当校长。建国后，余琼英在位于江苏路的南京市第五区儿童保健所担任所长。潘瑾到市卫生局担任了护士主任，在技术上，她一向认为我是她得力的助手。
1947年5月，经潘瑾介绍，我离开该校到南京市卫生局第十四（一说十一）卫生所（五福街）负责护士和助产工作，直到1949年11月。建国后，潘瑾在苏州任护士学校校长。
王芸仙和同事在南京市立产科医院门前留影
1946年校友会全体留影（重庆） 王芸仙（前排左二）
1946年11月旅京第一次校友会（南京） 王芸仙（第三排左三）
1947年，经介绍我认识了马克勤先生。马克勤西装革履、潇洒干练，但为人谦和。他当时的
职务是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总干事，管理机要、财务和官防。“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简称联秘处，部级单位）” 常务副秘书长是蒋介石原侍从秘书徐复观少将（徐佛观），马克勤是其重要下属。在重庆时，马克勤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任职，是徐复观的少校副官。
马克勤
当时，我并不知道马克勤是长期潜伏在国民党中央党政军核心部门的中共军事情报员。但根据直觉，我看他不像一般的国民党政府官员，他交往的人不多，但人都很正直。接触时间长了，我们逐步建立了信任，他也慢慢地透露了一些情况，并且交代我去帮忙做一些事情，我都完成的很好。最后，他向我说了实情，原来他是原中共太岳军区情报处的情报员，根据上级要求，已潜伏在河南、重庆、南京等地多年了。在马克勤和其战友们的引领下，我走上了革命道路。至此，我的住处成了联络点，承担了许多重要的情报转接任务，这是我人生中的又一重大选择。
1948 年，随着全国战局的迅速发展和战区调整，太岳军区（原属晋冀鲁豫军区）在1948年3月划归华北军区。1948 年 9 月初，华北军区派遣原太岳军区情报处负责人、后任华北军区运城军分区情报处副处长袁之平（化名徐静业）与交通参谋鲁晋到达南京，准备建立“华北军区南京联络站 ”，其目的是发展情报组织、为“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及全国解放获取战略情报，而更深层次的意图是为进入广州、台湾做准备。
南京湖南路10号（原丁家桥16号）国民党中央党部旧址
袁之平南行前，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介绍了华东军区和中共无锡联络站将负责袁之平的军地交通联络，袁之平担任“华北军区南京联络站 ”站长，成员为马克勤、鲁晋、刘存真。后续加入的是我和马克勤的两个兄弟：马克余（马金魁）、马克谅（马文魁）。由于马克勤掌握“联秘处”官防印章，特别通行证皆由其开出，此证在手，在敌区活动通行无阻。“华北军区南京联络站”设在夫子庙钞库街，以一个杂货铺（南京景记五洋商店）做掩护，袁之平当老板，马克勤的两个兄弟为帮工。
袁之平、马克余、马克谅
1948年10月底，经组织批准，我和马克勤在杭州结婚。马克勤父母、徐复观（在杭州）等参加了婚礼。在南京，我们一大家人均住在高岗里，那是一个很隐蔽的小巷子。
南京夫子庙钞库街临河房屋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不能忘记。1948年秋天，国民党已溃不成军，失败已成定局。在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敌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继续作垂死挣扎，并把主要精力倾注于破坏南京地下党组织、残酷杀害我地下党员。在此紧要关头，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有一人被捕，供出了我南京地下党二十余人，当马克勤在“联秘处”获悉被抓人的黑名单时，迅速将其记熟后归档。
按照规定，马克勤和“华北军区南京联络站”属军队情报系统，与南京地下党没有横向关系，也不允许发生联系，但这些地下党命在旦夕，大家都十分着急。情报到手却不能起作用，怎么办？此时已离解放军渡江、南京解放不远，看着这些同志在黎明前死去，实在不忍！由于情报绝密，且由马克勤签收，如果劫取外泄，暴露的危险极大。一旦发现，不仅马本人被抓，整个联络站都有危险，多年的情报经营将毁于一旦，损失不堪设想。此事从未遇过，真是两难！唯一的机会是，中央党部“联密处”此时正忙于分批撤往广州，暂时留京的也人心涣散，管理不严，确有可乘之机，只能拼死一搏了！袁之平决定派遣联络参谋鲁晋亲自将这批“死亡名单”火速送往无锡我方联络站，由于鲁晋身有特别通行证，沿途无人阻拦，“死亡名单”送达及时，避免了这批地下党被杀，保护了南京地下党组织。事后特务虽有追查，但因无实据，不了了之。
1949年4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原中野刘邓大军、前身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原华野陈粟大军、前身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即将全线发起渡江战役。渡江战役前，“华北军区南京联络站”原太岳军区情报处人员归建第二野战军情报处（太岳军区原属晋冀鲁豫军区，二野前身）。“华北军区南京联络站”任务至此完成，但我们面临的将是更为艰巨的任务。
马克谅在二野情报处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袁之平、马克勤等接二野首长命令，于5月底去香港，随即跨越台湾海峡执行任务，10月接急令返回。回南京后，二野已去了大西南，经三野联络部长陈同生亲自安排，粟裕司令员和二野领导协调后，马克勤随转属三野。
1949年11月，新中国刚刚建立，我和马克勤接到了三野命令，再去香港和台岛执行任务。我的工作是协同和掩护马克勤。1950年8月，我们从台岛返回九龙时，被敌特识破。为麻痹敌人，我带着出生不久的儿子（马明潜，小名港生）留下来，假做“人质”，马克勤则先行脱身，返回祖国大陆。
回想起这段九死一生的经历，依如发生在眼前。地下情报工作，随时都面临被捕和牺牲，可能是今天，也可能是明天，甚至都不知道是哪一天! 记得有一位朱姓女交通员，也是在那段时间去了台岛，她没能回来。
（注：此文是笔者母亲王芸仙的自述，并经笔者整理）
2026年1月中旬于南京
后语：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有这样一句话：“战争让女人走开！”，战争能让女人走开吗？对于中共女情报员来说，她们是“战士”。一旦祖国需要，她们就将义无反顾地走向“无声”的战场，在刀尖上喋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