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维萍 高继林
说起穆彬这个名字，孝义很少有人知道，但是说起大孝堡乡的马殿俊，十里八乡知道的人还真不少，由于他是在隐蔽战线上工作的情报人员，乡亲们都说“马殿俊在给日本人做事”，而且这个“臭名”一背就是20年……
继1990年孝义市委党史研究室任振福前辈调查走访过穆彬烈士的事迹，时隔35年后的2025年10月16日，作为后辈，我们为当年八路军与日军抢夺和转移国宝《赵城金藏》一事，再次远涉到河北固安登门拜访了穆彬的亲人，他的儿媳邹玉新、孙女马军、孙女婿朱建青。家乡人的缘由，没有过多的寒暄，一见面我们就有说不完的话语。
邹玉新老人今年也已88岁高龄，但耳聪目明、思维清晰，她的丈夫马凯声是穆彬烈士唯一的骨血。为将烈士的儿子抚养成人，她说她的婆婆付出了太多太多。在与我们的交谈中，她感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婆婆一辈子过得太苦了……”
邹玉新老人口中的婆婆就是穆彬烈士的爱人张淑珍。张淑珍与穆彬1930年结婚，婚后俩人在一起的时间屈指可数。一是他们结婚的第二年日军的铁蹄就踏进我国的东北，并妄图吞并全中国。国难当头，穆彬选择了舍家救国的革命道路；二是穆彬从事特殊工作的局限性，所以作为他的爱人和孩子，不要说从他身上得到关爱和帮助了，连最简单的见一面都成了奢望。在家乡，知道他真实身份的只有与他一样做情报工作的堂哥马林翔，乡亲们平常看到的穆彬都是常穿着日本的军服，出入日伪的冀宁道尹公署、日军第六十九师团司令部等地方。就连儿子马凯声记忆中唯一见到父亲的那一次，看到的也是一位身着日本军装形象的父亲。可想而知，在重视家族传承、有着深厚中华文化底蕴的大孝堡乡东盘粮村的马家，他们母子遭遇了多少鲜为人知的冷眼心酸和孤独苦难。
邹玉新老人满眼含泪地说，她的婆婆个子不高，不到1米5，但就是这个小小的身躯，为了抚养烈士遗孤，硬是扛住了所有的非议和欺辱。白天她在河滩边砸石头，干着同男人一样的活，晚上回家做刺绣，换取微薄的收入以维持生计。在艰苦的夹缝中将儿子拉扯成人，并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才。不仅如此，后半生她亲手带大的两个孙儿，也被她培养成保家卫国的军人。邹玉新老人说，在她眼中，婆婆是最了不起的女人。
我们在共情于烈士遗孀的不易与艰难的同时，也同样感受到了烈士的孤独与不被人理解的痛苦。
穆彬出生于1911年，虽然那一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中国存在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随之而来的军阀混战又使中国人民处在战火纷飞之中，穆彬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亲眼目睹外国列强的践踏，军阀的残酷，人民的痛苦，年轻的穆彬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了无奈和迷茫。当他1930年求学于河汾中学这个汾孝地区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方，接触到了革命的新思想后，他的困惑迎刃而解了。在这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的理论，新的知识，在学习中，他深刻地理解了中国人民遭受苦难生活的根源。从此，赶走外国列强、同官僚资产阶级斗争、解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就成为了他终身为之奋斗的理想。
1932年穆彬从河汾中学毕业，先在大同当教员，后在清源县做过税务职员。1936年因思想进步、善于斗争、常存忧国忧民情怀的穆彬经党组织严格考核后，先后进入国共二次合作后产生的山西省军政训练班和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学习。七七事变后受党组织的派遣，任寿阳县牺盟会协助员，后又调介休县“牺盟会”。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介休县抗日民主政府情报特务科长、铁北办事处主任。这时候山西的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名义上是阎锡山的政府，实则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穆彬在介休抗日民主政府工作期间，曾粉碎了敌人企图拉走介休县武装自卫队的阴谋，解救出了我党派入这支部队的政治主任杨殿奎，这次斗争使他积累了在隐蔽战线工作的经验。为了更好地隐藏身份，从在介休工作开始，穆彬就已经很少能见到家人了，偶尔回去，也是匆匆见一面就不得不离开，家成了他最温暖却又最难出入的地方……
1939年，穆彬调任沁源县抗日民主政府公安局局长。这一时期正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出现危机、最紧张的关头，一直以来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反动政府受日军诱降的影响，放松抗日，抽身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频繁制造越来越多的军事摩擦事件。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原本对抗日就不上心，他所崇尚的是“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二”的哲学，为巩固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他实际上奉行的是和日反共政策，并伺机与日军和谈妥协，只是时机未到。为挤压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境内组织的统战组织“牺盟会”和新军“决死纵队”，他于1938年先后主持召开了“温泉会议”和“古贤会议”，制定了许多“扶旧抑新”的反共措施，使山西各地出现了许多反共事件。尤其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的秋林会议，是他由联共抗日走向积极反共的转折点，也是他反共、投降、倒退的一个重要步骤。会后，阎锡山一面指挥其旧军准备发动武装摩擦，一面派遣精建会、敌工团、突击队等特务组织到各地造谣惑众、制造事端。从此山西的抗日统一战线开始发生分裂，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了严重危机。
山西作为中国共产党华北抗战的战略支点，作为党与地方实力派较早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区，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山西抗战形势的发展，非常关注山西抗日统一战线的巩固。对于国民党单方面想要撕毁国共二次合作的新情况，如何维护在山西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党中央和北方局作了一系列的指示，进行了具体指导，“巩固我党在山西已得的阵地，是一切问题的中心。”“我党我军对于局部武装冲突的立场是明确的自卫原则，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可以说，此时山西的国共合作已从相互对垒的逆转，恶化到箭在弦上、冲突摩擦频发的紧张局面。
1939年12月，阎锡山率先发动了十二月事变，随后在晋西北、晋西南和晋东南等地，旧军向新军发动了全面进攻。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仅晋东南包括阳城、沁水、晋城、浮山、高平、长治、陵川、壶关等8个县的牺盟会、抗日政府、群众团体和阳城进步报纸《新生报》报社就被捣毁；第五专属、牺盟长治中心区和《黄河日报》社等机关遭袭击；牺盟会、抗日政权、群众团体、共产党员干部和进步青年千余人被绑架；中共晋城县委书记、晋沁阳3县党政民联合办事处主任丁文法和浮山县县长武之城、牺盟会阳城特派员江涛等五、六百人被残忍杀害；同时阎锡山旧军策动决死第三纵队第一九七旅旅长赵世玲、第八总队总队长孙瑞琨、第七总队总队长张济等旧军官叛变，拉走所属第七、第八、第九团全部和游击第十一团、第十二团各1个营，第三十二团等部3个连被缴械，使决死第三纵队损失4000余人，被俘被捕政工干部150余人，其中第一九七旅政治主任张凤阁、第七总队政治主任郭鸿璜、第八总队政治主任陈士平、第九总队政治主任郝廷珖等30余人先后被残杀。腥风血雨的十二月事变使山西的政治风向发生了180度大逆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面临被挤压、被蚕食的危险境地。
沁源县地处山西省中南部，是晋东南、晋南、晋中交汇之地，也是太岳区党政军机关驻扎地，所以如何与山西旧军作斗争，保护这一块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抗日根据地就显得尤为重要。阎锡山的亲信崔道修为夺取沁源县县区政权，配合阎锡山政权在晋东南制造了一系列摩擦事件，在沁源县先是捣毁了我一区区公所，接着将韩XX区长绑架游街，并高喊“打倒一区区长，夺回区政权”，还要“公安局长穆彬下台”。时任沁源县中心县委书记的史健当机立断，撤换了面对危机犹豫不决的刘XX的县长职务，改由穆彬担任沁源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穆彬临危受命，又没主政一方政府的工作经验，他肩上的担子有多么沉重，可想而知！但是穆彬没有辜负上级党组织的信任，他在与反共分子崔道修在沁源的爪牙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心中无我，唯有人民。他戳穿了顽固派的阴谋，不仅缉拿了反共破坏分子，还在第二天就召开了万人讨逆大会，对三名头目进行了公审判决，立斩不待。此举不仅震慑了阎锡山政权破坏国共合作、妄图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共顽固派，而且以敌之法还治敌人之身，告慰了那些为革命牺牲的英烈。同时用事实团结和教育了广大群众，增进了军民关系，捍卫了革命政权，巩固了党所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使沁源一度时期成为太岳区唯一一座被我党完全控制的县城。随后的几年时间，周边被阎锡山旧军蚕食、不能立足的县区公开政权机关纷纷转移到了沁源县。而穆彬在史健领导下与顽固派进行的坚决斗争，也为之后“沁源围困战”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奠定了沁源在太岳乃至全国抗战中特有的历史地位。
反十二月事变胜利后的穆彬，虽然身为将个人生死和不公正待遇置之度外的革命者，但是家人的安危是他永远放不下的牵挂。1940年穆彬被时任太岳区第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的史健任命为二地委敌工部部长，主持同蒲沿线特别是临汾的地下情报工作。接受任务的穆彬化名马廷杰潜入临汾，任伪冀宁尹公署情报室书记官，后任驻临汾日寇第六十九师团的情报系（班）长。工作之余，因太想念久未谋面的儿子马凯声，身份特殊不能以普通人形象示人的穆彬还是做了一次大胆的行动，身着日军军装前往太原大哥马殿魁家，看望了一次寄住在这里的儿子。马凯声后来回忆说，这是他记忆当中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父亲这样面对面的相处，短暂的相聚，父亲的形象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海中。当时年仅10岁的小凯声恐怕并不知道军服的差别，但想来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写着一手漂亮毛笔字的穆彬，在儿子眼中的形象一定是英武的。与儿子的交谈中穆彬也会流露出对国家民族未来的担忧，加上母亲张淑珍在艰难的生活中，常常会在他面前述说日本人的残暴。这次相聚后，小凯声似乎在一夜之间长大了，他萌生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的想法。往后的岁月中，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记着父亲当时对他的嘱托“要好好念书”。他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也实现了自己的理想，高中毕业后考入我军张家口军委通讯兵学院，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他向往已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1963年马凯声调总参谋部工作，在重庆、西安、北京辗转多年，为国家的国防情报工作奋斗多年后，身居副师职领导岗位，光荣退休。
而与儿子匆匆分别后的穆彬很快就投入到了更加残酷的隐蔽战线工作中，他或许也没有想到，这一别就是永别……
在日伪公署做情报工作，同穆彬一样的共产党人是孤独的“隐形人”，是“无我”的，有的只是对随时会出现的大量信息在头脑中的高速过滤，因为他们深知每一条情报背后可能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他们的人生路又是何其沉重，在屠杀我中国同胞如同蝼蚁的日本侵略者眼中，他们也只是一颗棋子，随时会被丢弃屠杀。而穆彬最心痛和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面对同胞眼中流露出对他的不屑与鄙夷，对于这些，他却不能解释，只能沉默面对。这是对他革命坚定性的一种严峻挑战和考验，意志力稍有松懈，牺牲的不仅是自己，还会累及身边的许多同志。对此，穆彬是有清醒地认知的。 据同样打入临汾日伪军内部的陈涛（陈焕章）回忆，“穆彬同志是一位入党时间较久，年龄较大，斗争经验丰富的同志。”“他调到情报班很快便发挥出了他斗争经验丰富的优势，大大提高了我们与日阎进行情报较量的水平。”陈涛还说过一段至关重要的话，“穆彬同志直接控制敌师团情报班后，临汾的情报工作开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敌人对太岳区进行‘铁滚扫荡’前后，穆彬实际主持过情报班活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是陈涛以一位曾与穆彬并肩战斗的战友身份做出的最贴切的公正评价。
陈涛的评价缘自穆彬出色的情报辩别力与面对稍纵即逝的情报信息取舍的决断力。而对日军秘密抢夺国之瑰宝《赵城金藏》情报的及时传递使我军先敌一步对国宝的抢救与转运，是穆彬情报工作生涯的颠峰之作。
在日军六十九师团情报班负责的穆彬和日军高层接触的非常频繁，有很多信息，他第一时间就能得到（时任太岳二地委秘书长曾远回忆）。在穆彬潜伏的日子里，当他偶然得知日军要秘密掠夺被国内学者蒋唯心公布于众、藏于赵城广胜寺内的国宝《赵城金藏》准确消息，有着深厚文化素养的穆彬第一时间就将这一情报汇报给了太岳二地委书记兼第二军分区政委的史健。他们二人曾在沁源反十二月事变中结下过生死之谊，是有着共同价值追求的亲密战友，他们的工作默契已远远超出了上下级关系。对于穆彬的这个情报，同样学识渊源、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史健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并做了周密的抢救部署。在第二军分区及基干营、洪赵县区游击队、地委机关同志与群众密切配合下，夜入广胜寺，从日寇的虎口下抢救出《金藏》，连夜由人背驴驮，安全运抵地委机关。在日寇大扫荡中又六次转运，最终于1949年4月抵达北平，交由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保存。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历经千辛万苦转运出来的经书越来越焕发出它独有的魅力。《赵城金藏》是我国北宋蜀刻官版《开宝藏》的覆刻本，它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刻板大藏经，为奉敕雕造，曾动用举国之力。它忠实保留了《开宝藏》的原貌，于金熙宗皇统九（1149）年开雕，至金世宗大定年间（1161一1189）刻成，供养在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内。因刻于金代，发现于赵城，故名《赵城金藏》。
《赵城金藏》刻成时有7000余卷，现存不足4900卷（国图存4815卷）。其内容涵盖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医药、建筑、外交等诸多领域，是世界上流传至今，保存年代最早，现存卷帙最多，较为完整的一部佛教典籍。它是中国佛教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聚万千智慧于一藏的海内外孤本，也是世界级历史文化遗产。
对于《赵城金藏》抢救和保护的成功，穆彬功不可没，如果不是他从大量的信息中筛选出这条极具文化价值的情报及时向上级汇报，抢救也就无从谈起。这是对情报工作人员的一次高级别“检阅”，有幸穆彬通过了这次“检阅”。后人也对他这次非同凡响的情报传递给予了最公正的定论：“1942年春日本人要抢广胜寺藏经的情报来自于穆彬。”（中共太岳区第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健之子李万里）
穆彬的形象也随着近年来对《金藏》价值更深入的挖掘，而显得熠熠生辉。中央电视台及山西、贵州、湖北、江西等省级电视台在多部纪实影视节目中，对此进行过报道。央视推出的32集电视连续剧《代号山豹》主角的原型就是穆彬。
烈士如果泉下有知，看到解放后他的爱人受到国家照拂而不再忍饥挨饿、遭人冷讽；他唯一的儿子也学业有成，成为人民解放军中高级干部；九十年后，后人仍对他念念不忘、常怀敬仰，烈士牺牲前的那份孤独、那份沉重也会释怀……
在穆彬提供的诸多情报中，最有价值的还有抗日战争期间的经典战斗“八路军在韩略村成功伏击日军观战团”。这一典型战例，曾被各大电视台热播收视率破记录的抗日电视连续剧《亮剑》选取而广为世人所知。穆彬对这一情报捕捉的偶然、准确的核实、上报的及时，再一次彰显了他在隐蔽战线工作中获取情报果敢决断的风格和超乎寻常的敏捷才思。
1943年9月，被中国人民武装坚持的持久战战略消耗的乏力、乏谋，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别出心裁地采用“铁滚扫荡”战术，调集日伪军2万余人，对太岳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妄图逼太岳军区主力部队于黄河岸边背水作战，企图一举歼灭太岳抗日根据地的武装部队。狂妄自负的冈村宁次为推广其在沁源“山岳剿共实验区”的新战法经验，竟调集中队长以上军官120名，包括“支那派遣军步兵学校”第五、六中队学员，组成180余人的“战地观战团”，由临汾市分乘13辆汽车前去战地观战。因穆彬得知日军有180余人的军官要乘车前往前线的行军大致时间和路线后，便安排刚刚返回打入情报班的交通员稍作休息，随后启程将此情报送往太岳军区。第二天便出现了抗日电视连续剧《亮剑》中八路军提前进入伏击阵地，在敌途经洪洞韩略村时，遭陈赓派出的王近山部16团伏击，除三名日军逃脱外，其余皆被歼灭的镜头。而他领导的临汾情报站在太岳军区及根据地抗击日军铁滚扫荡中战术情报传递准确及时，日军的扫荡造成的损失比1942年反而是减少。穆彬和他的战友们在“看不见的战线上”的出色成绩，受到了中央社会部、八路军总部和太岳军区党委的专电嘉奖。
1944年春，穆彬以日军河东道保安司令部少校参谋身份，潜伏在运城独当一面，将掌握的日军三十七师团及独立第五警备队和蒋、阎武装等特工情报及时上报。他巧妙利用日、伪、顽三方的矛盾，在复杂的环境下，机智应变。在运城站袁之平、杨佐钧、郝立东等同志的配合下，圆满完成了组织交给的特殊任务。
日军投降后，穆彬遵照上级“相机转入蒋特”的指示，打入阎军保安一团任少校军需处长，继续为党收集情报。曾两次策应我军截获阎军粮秣，后奉命调回太岳军区司令部。
1946年7月，穆彬受组织派遣再次赴运城执行任务，由军区情报处派侦察班护送。返回时，因叛徒出卖，不幸被阎锡山部下在安邑县史家后沟（现属夏县）被捕。7月26日，距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爆发整整一个月，穆彬被阎锡山枪杀于安邑县城，时年仅36岁。烈士的头颅被割下悬挂于城墙之上，尸身至今亲人都不知在何处……
“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这是长期在隐蔽战线战斗的吴石将军就义前留下的绝笔，孝义人民的英雄儿女穆彬又何尝不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