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見長鋒
南下西进：解放大西南
解放大西南之战
李 达（时任第二野战军参谋长）
一
1949年春末，国民党政府拒绝和谈，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以势如破竹之势，相继攻占了南京、上海、武汉、杭州、南昌、太原、西安等重要城市。分崩离析的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绝望地进行挣扎，准备把退集在华南、西南、西北、台湾及沿海岛屿的部队组织起来，以白崇禧、胡宗南两个集团为骨干，建立陆上和海上基地。
在华南地区，以白崇禧集团和粤系余汉谋部组织了“湘粤联防”,阻我进军两广。在西南地区，以胡宗南集团扼守秦岭、巴山，防我由陕入川；以宋希濂集团和孙元良兵团布防川湘鄂边，防守川东门户；并把若干个军摆在川、康、云、贵境内机动，打算割据西南，建都重庆，等待国际事变，卷土重来。一旦上述计划破产，即退往云贵；再无法存身时，则逃亡国外。
毛泽东主席指示全军，在继续进军时，对白崇禧集团及西南各敌，应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动作，断其后路，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毛泽东主席并提出，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必须兼用政治方式。在作战部署上，确定：以第二野战军之第4兵团归第四野战军指挥，于1949年10月间配合四野部队攻占广州，继而迂回包围白崇禧部，聚歼该敌于广西境内，尔后西出昆明；令二野主力在广州解放、进军广西作战的同时，以大迂回包围的动作，从东南面直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切断胡宗南集团和川康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以第18兵团及第一野战军的一个军，在贺 龙司令员、李井泉副政委率领下，积极吸引和抑留胡宗南于秦岭地区，等二野断敌后路时，迅速南下，由北面越过秦岭，追击胡宗南集团，会同二野主力聚歼其于四川盆地。
毛泽东主席这一英明决策，是使蒋介石百万人马插翅难飞的一着。为圆满实现毛泽东主席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意图，需要先给蒋介石制造错觉。为此，在军委统一部署下，我们进军西南的部队在刘、邓、贺诸首长指挥下，和兄弟部队密切协同，给敌人设置了许多“迷魂阵”。
1949年6、7月间，活动在鄂西地区的我湖北军区部队，对川鄂边之敌积极开展佯动，叩击东面入川的门户——巴东；活动在汉水中游的陕南军区部队，对敌大巴山防线发动了两次进攻，重创守敌98军，并攻占平利、安康等城。8月底9月初，集结在秦岭北麓的18兵团等部，开始向敌秦岭防线实施佯攻，造成由北面入川的声势。10月，当全国人民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一个晴朗的日子，南京人民热烈地欢送第二野战军北上。一列列的火车，从浦口开出，由津浦路转到陇海路。到了郑州，群众在火车站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新华社刊发了刘伯承司令员在会上讲话的消息。
蒋介石原来有这样的判断：如果我军入川的话，一定会从北面或东面两个方向，特别是北面开始行动。他认为，川黔边方向，由于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大兵团行动困难，而白崇禧集团又集结在湘桂地区，“共军不会舍近求远”去碰白崇禧；而川北方向是我军入川的捷径，又有陇海路和背后的老解放区，补给问题较易解决。我各兄弟部队从6月开始以来在鄂东、陕南的一系列行动，更使蒋介石有了事实的依据，证明他原来的判断十分“正确”。于是，他急忙调兵遣将：命令他的嫡系胡宗南的3个兵团，依秦岭主脉构成主要防线，并沿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线构筑第二道防线；以宋希濂的两个兵团和孙元良兵团，在川鄂边的建始、恩施、巫山、奉节一线布防，扼守川东门户；同时还将罗广文兵团置于南充、大竹地区，准备向北或向东机动。蒋介石并令白崇禧、胡宗南及川境诸将领，密切合作，背靠云南，组成所谓“大西南防线”。
正当蒋介石进行上述部署之际，第四野战军的各路部队，正浩浩荡荡地向湘、粤、桂地区急进，打算夺取广州，并准备在衡(阳)宝(庆)地区痛歼白崇禧集团主力。这时，第二野战军的部队，按毛泽东主席的安排，乘机以秘密的和公开的两种面貌出现，从敌意料不到的地方向西南进军了。我第4兵团在四野统一指挥下，由赣南向广东进击。第5兵团以参加衡宝战役的姿态，由上饶隐蔽地开向湘西。随野战军指挥机关行动的第3兵团，亦由郑州秘密南下集结湘西。
第4、第5兵团在开进途中，完全以四野部队的名义出现。这时，二、四两个野战军的情形是：向华南进军的四野是浩浩荡荡，锣鼓喧天；向西南进军的二野是偃旗息鼓，不显踪迹。
在武汉，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都说：毛泽东主席就是要这种气氛，这很好。在武汉，我们还可以和四野的同志在解放电影院那样小的场所联欢，等过了长沙，就连这种场合都要避免，越秘密越好。我们正是要在四野行动的掩护下，实现出奇制胜的意图。
蒋介石正心神不定，四野在衡宝地区歼灭了白崇禧主力一部。与此同时，我秘密集结在湘西地区的第3、第5兵团，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仍按兵不动。在秦岭和大巴山北麓的各兄弟部队，开始试探性进攻，但在兵临汉中城下时，又有意进展迟缓，攻而不破，以稳定蒋介石固守四川的决心。陷进“迷魂阵”中的蒋介石，这时仍注视着川北的秦岭、大巴山防线。
二
毛泽东主席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部署，是一个“关起门打狗”的决策。这个门既不能早关，也不能迟关。正如我们所料，10月14日晚，当南线我军占领广州前夕，国民党政府要员急忙逃到重庆。一股股残兵败将，像一群失散的鸭子，纷纷向西南流窜，甚至连过去远在东北地区的“冀热辽边区第二路绥靖总指挥部”,也辗转逃到了四川。
此时，秘密隐蔽在湘西地区的二野主力，大张挞伐的时机到了。刘、邓首长命令第5兵团和第3兵团的第10军为左翼部队向贵州进击，要他们“一刀子插到贵阳”,接着直驱毕节、遵义，切断川境诸敌退往贵州的大道，然后向川南兜击。同时命令第3兵团主力和四野47军等部为右翼部队，向川东南进击，割歼和吸引宋希濂集团。第4兵团则从广州乘胜西进，迂回退向广西的敌人，断敌逃往海上的通路，协同四野主力全歼白崇禧集团于广西境内。
11月1日，我二野第3、第5兵团和四野一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从敌人意料不到的、也是其大西南防线最薄弱的黔川地域出击，10日之内，连续解放镇远、三穗、秀山、酉阳、恩施等城。蒋介石这才慌了手脚，急令罗广文兵团向川东增援，以配合宋希濂集团，依托乌江，阻我西进；令何绍周兵团坚决死守，确保贵州。
但已为时太晚。我各部队不仅行动突然，而且轻装疾驰，每日以百里的速度前进。排除各种困难，克服一切障碍，越过许多云雾弥漫的山峰，涉过许多急湍的河流，从敌人认为不可通过的地区，杀奔贵阳和遵义，逼近川、鄂边境，并在咸丰、黔江地区，歼敌第14兵团大部，俘敌兵团司令官钟 彬。
蒋介石这时一面勒令宋希濂和罗广文凭借乌江天险阻我前进；一面将孙元良兵团由万县地区调重庆外围布防；同时又将位于川北的胡宗南的一个军车运重庆。并准备在防守不了的时候，向云南撤退。
当蒋介石忙于防守重庆之际，白崇禧在他的家乡——广西，正遭受着我四野大军的围歼。这时，我从左翼对敌实施战略迂回之第5兵团，在击退敌何绍周兵团的抵抗后，以神速动作于11月15日攻占了贵阳市；第10军沿着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道路，于21日攻占了遵义城。在现代历史上，中国工农红军曾在这个地区活动过。那是14年以前的事。当时蒋介石坐镇贵阳，耀武扬威，兴师动众追击北上的红军。然而，曾几何时，斗换星移，14年后的今天，我解放大军以雷霆之势，横扫千钧如卷席，克贵阳，占遵义，切断了四川境内之敌向贵州逃跑之路。
1949年11月21日，第3兵团第10军部队解放贵州遵义，切断川黔公路。
11月下旬，我第3兵团主力和四野一部突破乌江，在南川地区歼灭宋希濂、罗广文主力3万余人，并于30日解放重庆。
接着，我军又组织部队向成都方向急进。左翼部队3个军，日夜不停，于12月初占领纳溪、泸州、自贡等地后，迅速向乐山、大邑、邛崃一线迂回。
骄横一时的胡宗南，不久以前还向蒋介石表功，说他3个兵团防守的秦岭防线万无一失，还吹嘘什么“共军多次猛攻秦岭，无一处被突破”。他原来不知，秦岭防线不是我军不能突破，乃是实行既定方针“突而不破”,目的是牵着他的鼻子，不让他过早地南撤，以便南线各部队先敌关起川西南的大小门户。当他看到我军对成都盆地从东、南、西3面包围上来，方知上了大当，这才命令他的1个兵团，放弃坚守近半年的秦岭、大巴山防线，向成都地区撤退，准备负隅顽抗。
这时，我屯在秦岭北麓的第18兵团等部队，兵分3路，在贺 龙司令员统率下，如猛虎下山，越过秦岭猛扑下来，紧揪着胡宗南的尾巴穷追猛打。时逢大雪纷飞，战士们的棉衣上都结了一层冰，但仍奋不顾身地勇猛前进，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在沿途人民、特别是通南巴革命老根据地人民的热情支援下，部队情绪十分高涨，大家说着“快快追，快快赶，不怕脚肿不怕寒，赶到成都捉战犯”的快板前进。
1949年12月18日，第18兵团第60军攻克川北剑门天险向成都挺进。
由剑门关到朝天驿，是悬崖险路，栈道崎岖。李 白的著名诗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就是指的这条路。原想依托秦岭、大巴山和剑门关等天险阻我入川的胡宗南，万万没想到，现在这些天险、隘路，却变成了他自己南逃的障碍。由于我从北面扑下来的部队猛打猛追，终将南逃之敌后尾1.8万余人，尽歼于川北地区。接着，我追击部队又占领绵阳及其东、西一线。至此，我军便从四面八方把胡宗南集团和川境残敌数十万人，全部关闭在四川盆地。
三
毛泽东主席在部署大西南围歼战之初，就曾向我军指出，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必须兼用政治方式——即以“北平方式”去解决敌人。这种方式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之后必然要出现的，也是避免伤亡和破坏，有利人民的方式。这种方式，是毛泽东主席关于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思想在新的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当南线我军着手关闭敌人南逃的大小门户之后，刘、邓首长于11月21日，适时地向川、康、云、贵4省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了“四项忠告”,号召他们停止抵抗，投向光明，悔过自新，立功赎罪。
逃到成都的蒋介石，简直成了热锅上的蚂蚁，特别是南线白崇禧集团大部覆灭后，他更加没有指望了，只好命令胡宗南猬集在成都附近的部队准备来一次最后的决战。当时他还抱着另一线希望，想由西昌退向云南，但几天之后，这一线希望也破灭了。
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卢 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诸将领，在全国胜利形势的影响下，特别是在我党中央的长期争取和“四项忠告”的感召下，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分别在昆明、彭县宣布起义。蒋介石唯恐自身难保，便把大权交给胡宗南，于10日偷偷爬上飞机，带着他的“政府”和美国顾问，飞向台湾。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从成都新津机场离开大陆
在成都地区陷于四面楚歌的胡宗南部队数十方军队，完全成了瓮中之鳖，欲逃无路，求援无望，垂死地进行挣扎。
这时我军各部队都已相当疲劳。自从向西南进军以来，战士们几乎没有休息过，每支部队都步行了几千里以上，特别是从南线大迂回的部队，完全靠两条腿。有的部队竟日行达200多里，许多战士的脚底板上都是泡加泡。许多指挥员由于长期劳累，眼睛红肿。然而，每个指战员都牢牢记住毛泽东主席的话：“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战争越到最后，越不能松懈。刘、邓、贺诸首长除令各部队展开军事攻击外，还强调对敌进行政治攻势，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于是，军事的、政治的各种斗争同时展开。
12月21日，被围金堂的“川鄂绥署”副主任董宋珩率第16兵团宣布起义，这是川境敌人全部瓦解的开始。胡宗南为稳定军心，于22日在新津召开军以上指挥官会议。会上，他故作镇静，声言“要团结一致，抵抗到底”,并表示“本人亦抱定为党国牺牲的决心”,而且还作了向雅安、西昌突围的部署。哪知第二天，这位在两年前因占领我延安而不可一世的“胡长官”,也像蒋介石一样，甩下他的部队爬上飞机溜走了。
胡宗南一溜，处在四面包围中的敌人更加混乱动摇了。我军乘机紧缩包围圈，继续开展政治攻势。我前方各部队分别向敌军各指挥官发出忠告、警告，号召他们迅速回头，不要贻误时机；我前沿作战的各个分队，利用各种方式，向敌人喊话，散发传单。敌第5兵团司令官李 文，执迷不悟，垂死挣扎，于24日集中7个军，在炮火掩护下，开始突围。其第27、第36、第90、第57等4个军由崇庆地区向西南猛突，其第1、第3、第69等3个军亦同时由新津地区向西突围。但我军在王泗营、三盆街、高桥一线，早已布成了铜墙铁壁阵势，立即予以迎头痛击。敌军多次组织攻击，均被我击溃。在此情况下，25日至27日，敌第15兵团司令官罗广文、第20兵团司令官陈克非率残部在彭县起义，敌第7兵团司令官裴昌会在德阳起义，敌第18兵团司令官李振在成都地区起义。
我各路大军继续向成都西南之敌压缩，包围圈渐渐缩小。25日，敌第5兵团怀着最后的梦想，向我邛崃、大邑一线展开猛攻，李 文亲自出马督战，绝望地叫喊“拼光亦光，不拼光亦光”的口号。
我军指战员扼守阵地，高呼着“不让一个敌人逃走”的口号，英勇奋战。敌人冲上来，被杀退下去；再冲上来，再被杀退下去。激烈的战斗，整整进行了一天。许多指战员负伤不下火线，他们说：“这是大陆上的最后一战，一定要参加到底!”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刻，战士们这种舍生忘死精神是十分令人敬佩的。我军就是以这种精神，坚决杀退了企图夺路而逃的敌人，粉碎了李 文突围的幻想。
26日拂晓，我军向被围的敌人发起全线攻击。指战员在“打好大陆上最后一仗”的口号下，争先恐后，奋不顾身，向敌纵深猛插、猛冲。有的部队，上火线送饭的炊事员，也拾起枪投入战斗。到处是杀声。激战至黄昏，枪声平息了。敌5兵团，终于成了“无兵团”,连李 文自己也成了5万多俘虏中的一名。
成都战役胜利结束了。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王牌”——胡宗南集团和退集成都地区的其他各路残敌，除起义者外，全部被我消灭。
正当成都人民欢庆解放的时候，我第4兵团和四野一部，在滇桂黔边区游击纵队积极协同下，于滇南的蒙自、个旧等地，歼灭了企图向国外逃窜的李 弥第8军和余程万的第26军，并活捉刚由台湾飞到滇南指挥作战的敌陆军副总司令汤 尧。稍后，我军在成都围歼战结束之后，又以有力部队迅速挺进西昌地区，全歼敌贺国光部万余人。我另一部在江安地区活捉化装潜逃的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
至此，西南地区之敌全部被我歼灭，进军西南作战胜利结束，共计歼敌90万人(包括起义、投诚武装),解放了川、康、云、贵4省，彻底粉碎了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割据西南、“建都”重庆的迷梦。
进军西南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军事思想、指挥艺术、军政兼施政策的光辉结晶；也是当时西南局邓小平、刘伯承、贺 龙等同志领导全军坚决而又精巧地执行毛主席指示的结果。在战役进行中、由于各兄弟野战军密切协同、主动配合，全国人民特别是西南地下党和游击队的全力支援，更加速和保障了这一伟大战役的胜利。
·编 注：本文原载1962年7月20日《解放军报》
GAO JIAN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战争战略追击—西南地区》和《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资料整理编辑。
2026年11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