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女儿生在驴圈里(大使夫人回忆录76)

端庄优雅山雀KW

5、在严酷的战争中经受考验

1941年6月,我奉调到八路军129师,在政治部组织部干部科任营级干事,科长以上都是老红军。我的任务是管档案、抄电报和女干部工作等,事务性很强,我一时思想不通,甚至感到是“大材小用”。黄镇同志是政治部副主任,他让我住组织部,避免和他同进同出,如遇干部来谈工作,让我和其他干部战士一样,自觉回避,决不能特殊化。他说:“部队结婚的人很少,要特别注意影响。”他经常外出打仗或下部队,如回机关见一面,也像做贼一样,我感到很委屈。

不久,在一次女同志的座谈会上,组织部直工科王南同志讲了—个故事。他说:“一次反扫荡,住医院的伤病员正在艰难地行走,过来一个女同志骑着大马。一位老红军指着她的背后说:‘老子身上有很多窟窿,还骑不上马,你身上只有一个窟窿,却能骑大马!?’”王南同志就此提醒女同志必须注意检点言行。开政工会时,总政组织部周部长来参加讨论,干部科长发言说:“敌人扫荡频繁、残酷,女同志在部队会增加拖累,…”等等。这些都使我感到十分难堪,不自觉地掉下泪来,后悔不该到部队来工作。回想在地方上,一帆风顺,节节提拔重用,好像不存在什么思想问题。实际上,从旧社会带来的错误思想意识有了滋长,遇上适当的土壤、气候,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特别是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来了一个大暴露,因而情绪不高,感到心情不舒畅。部队的组织生活是严格的,部长、科长都找我谈话,看书学习也解不开这个思想疙瘩。

在此期间,有两件事对我的影响和教育特别深刻。

一件事是:师政治部首长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中央指示,其中提到,对四方面军的干部应“有所不同”。129师原属四方面军,只有一少部分一方面军干部调来工作,这个问题很敏感。指示传达后,部长们大多表态拥护中央指示,但黄镇同志一言不发,最后政治部领导在会上不指名地提出了批评。我很害怕,散会后,私下问黄镇,劝他表态。他说:“我怀疑电文有错,已向组织部长张南生提出,要求核查电文,因此不能表态。”后来,经复查,原来是应“一视同仁”,果然有大错。我这才知道,对待中央的指示,不能仅仅是简单地服从拥护,而应该是采取更积极的态度,认真负责地思考,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另一件事,表面上看起来是生活小事,但对我影响很大。我看到炊事员炒萝ト菜太马虎,一大锅水,放下萝ト,加点盐,最后浇一点油浮在面上,一点也不好吃,回家在黄镇同志面前发了两句牢骚。他立即把管总务的处长姚大非同志找来,批评了他,要他好好抓伙食工作,因为在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时候,伙食的好坏对士气很有影响。姚处长过去是我的顶头上司,他挨批,我很尴尬。从此,我再也不敢在黄镇同志面前说三道四了。后来,我逐渐适应了新的环境,机关支部党员一致选我为组织委员,接连当了好多届组委。组织上和同志们的信任,给了我勇气,我决心在战争、工作、生活、学习的实践中,提高认识,改造思想。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更加频繁、残酷,华北太行区是敌人重点围剿的地区之一。1941年秋季大扫荡时,我已怀孕三个月。为迷惑敌人,到敌人靠近住地时,领导才下令撤离。我背着背包跟同志们跑步过漳河,向偏城方向的山上转移。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听得后边同志小声说:快跑!不要和前边同志失掉联系!我当然努力紧跟,决不愿拖累同志。在上下山时,我有意跳沟、蹦脚、奔跑,只感到肚子有些痛,孩子却纹丝不动,这个包袱怎么也甩不掉。1942年2月,又来了一次大扫荡,这次敌人梳篦战术的重点是太行三分区,黄镇同志已被派去协助领导那里的反扫荡。我仍和政治部的同志们转移到漳河北部山中,在那里停留一周之后,敌人又向我们住地的方向扑来。

为了机关能迅速行动,领导上决定将临产的刘师长爱人汪荣华、边区政府的两位女同志和我四个大肚子另作安排,由文化干事带路,产科医生马芳晓同志随行,单独打起游击来。汪荣华同志是老红军,有战争经验,很沉着。文化干事和医生都特别辛苦,他们要侦察敌情,避开大股敌人,尽可能保证我们的安全。他们领着我们,从涉县转到平顺大山,未想到平顺大山也进了敌人,我们只好又向涉县方向转移,只能白天隐薇,夜间行军。文化干事要到前面探路,马医生走在我们前面,两脚不停地将碎石往路旁踢;她怕我们肚子大,下山看不到脚下的碎石,上山弯不下腰踩上碎石而摔倒。因为她不断扫除障碍,一夜我们可以走50多里路。

最后一夜,我们已下到半山,看到山下村庄火光冲天,敌人正在烧杀,枪声和妇女儿童的哭声都可听到。我们立即又往山上爬,在天亮之前,选择了另一条路下山。山下是涉县的林旺村,敌人刚刚退走,烧的房子还在冒烟,鸡犬都被杀绝,转移的老百姓和民兵尚未回来。马医生决定号房子先住下,给汪荣华等三同志好容易找到两间小房子,马医和我只好住到驴圈里。我俩先清除驴粪,然后找了些干草铺上当床,把驴吃草的木槽清出来准备放孩子用,边干边开玩笑说:我们之中要出三个玛利亚了!我们先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醒来后,吃些随身带着的炒面,还自己烧了些开水喝。接着,我们立即动手将旧军衣给孩子改成上衣和包被,准备迎接婴儿的诞生。

村里的群众陆续回来了。三天后,我第一个分娩。马医生为了保证大小平安,精神负担很重,一再要我和她配合。她还作了示范动作,而我也不知道可能发生什么危险,只想竭力忍着痛苦。百团大战后,在辽县羊角卫生部医院,我看到很多挂彩的干部战士,因为没有药品,伤口化脓生蛆,只有用盐水来洗,那些同志忍着伤痛,咬着嘴唇,一声也不吭。我也就咬着嘴唇,用手揪自己的大腿,却不会配合用劲生孩子。我的大女儿呱呱坠地时,门外一片欢呼声,原来正巧师直机关的同志取得反扫荡胜利后,路经此地看望我们来了。我听到有同志开玩笑说:马医生,我们当成是你在生孩子呢!产后我发烧,好转后,马医生才告诉我,在驴圈生孩子易得产褥热和脐带风,难怪她那么紧张。

其他女同志也都顺利分娩,母子平安。马医生设法给我们买了些小米熬稀饭吃。汪荣华同志拿出师长给她的五元钱(这是刘师长一个月的津贴费,和战士一样多)。黄镇同志派公务员送来两只鸡。我们四个人就是靠这点钱和东西坐的月子。本来部队对产妇待遇有规定,发的钱可以买2斤红糖、5只鸡、100个鸡蛋和几刀草纸等。可是这时我们远离部队,领不到钱,即使领到钱,也买不到东西,村子里的鸡和蛋都被日本鬼子抢光了。

产后,我总是在伤心落泪。马医生问我原因,我说:我就是不愿意生孩子,怕妨碍工作,我来是革命的啊!我要求她帮我快快处理孩子,她答应了。在我生产后的第七天,马医生骑了一头毛驴,把我的女儿揣在棉衣里,沿路向妇女们讨奶吃,回到政治部住地王堡村后,才在温村找到一个奶妈,交给人家抚养。没到满月,我也回到王堡村,投入工作,以免影响不好。黄镇同志从三分区回来后,我才知道,他和三分区司令员郭国言在一起指挥作战已取得胜利时,敌人的最后一发瞎炮打中了郭司令员,他却幸存下来了。我立即把孩子抱回来给他看,他说“很好”,在怀里抱了很久,而我却不住地流泪,因为孩子已不像刚生下来时的样子了。当时的涉县属河南,群众习惯初生儿不朝天睡觉,要侧向两边,很快把头睡尖了,变成前奔后勺,红眼,脸上还生了疮。冷静一想,革命和孩子只能顾一头,心情也就平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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