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生
1948年9月初，由于战局的迅速发展和情报工作的需要，太岳军区（原属晋冀鲁豫军区，1948年3月划归华北军区）派遣原情报处负责人、后任华北军区陇海路情报站长兼运城军分区情报处副处长袁之平（化名徐静业）与交通参谋鲁晋到达南京，建立“华北军区南京联络站”。
袁之平南行前，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决定并介绍华东军区和中共“长江局”无锡联络站负责袁之平的军地交通联络，袁之平担任站长和支部书记，其任务是获取全国战局急需的战略情报、发展情报组织，为后期进入广州、香港和台岛作准备。“华北军区南京联络站”成员为马克勤（笔者岳父）、鲁晋，后续加入的是岳母王芸仙、二叔马克余、三叔马克谅。由于马克勤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联秘处）总干事，掌握机要和官防，“华北军区南京联络站”人员的特别通行证皆由其开出，此证在手，在敌区活动通行无阻。
马克勤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的档案
随着战局的发展，胜利的天平已开始向中共倾斜。自1948年年11月起，国民党已开始有计划南逃，“联秘处”也决定分批迁广州，“华北军区南京联络站”根据形势发展，对马克勤的去留问题作了认真地考虑。认为国民党南逃去向尚不明确，且“联秘处”撤离后，惟独马克勤的直接上峰、“联秘处”常务副秘书长、蒋介石侍从秘书徐复观（徐佛观）未动，故决定其暂留在南京，等待时机。
此后获悉，徐复观受蒋经国的指示，组织特务组织“中华大同盟”，已去上海筹备，具体情况不明，但徐到达上海不久，又发生了变化，“中华大同盟”并未成立，而是成立了由蒋经国直接领导的“国防部青年救国团”（1948年12月，因成立时间定于1949年1月1日，故代号3811部队。38是指民国38年，即1949年，11则是1月1日），准备任命徐复观为该团总团长，徐却未接受这一任职，而是由中将胡轨担任了总团长，其中真实情况如何，始终不详。
为了查明徐复观的动向，争取打入“国防部青年救国团”，袁之平决定由马克勤前往上海去见徐复观，探听虚实。未料事情进行顺利，经徐复观介绍马克勤进入“国防部青年救国团”，并经胡轨亲自批准，任命马克勤担任总团部“专门委员会”中校秘书，专门委员上校梁铭淓是马克勤在联秘处的同事。“国防部青年救国团”总团部驻杭州灵隐寺。
1949年春“国防部青年救国团”机构设置
是什么原因未成立“中华大同盟”呢？其后得知：所谓“中华大同盟”实际上是后来的“青年革命救国大同盟”，其在上海的组织成立于1949年4月19日，约1100人左右。系蒋经国在上海的特务潜伏人员主要系统之一，下设组织部、文教部、联络部、民运部、东南指挥部及京沪地区部等机构。徐复观、吴藻堂任正副书记，估计是由于徐准备接手这个组织，因此未去“国防部青年救国团”。但当时并不清楚。
“国防部青年救国团”的任务是对我方进行“情报”“突击”“行动”等多种破坏活动、刺探我方情报、暗杀我方人员等。蒋经国称“青救团是政治的黄埔，与共产党斗争的主要堡垒。”总团长胡轨则称，“该团任务在于巩固京沪杭三角地带，作为复兴三民主义基地。”
一、“国防部青年救国团”的组成
1、国防部戡乱建国工作总队(戡建总队，代号9871部队)
“国防部戡乱建国工作总队”简称戡建总队，是国民政府情报机关控制的武装部队。总队长由蒋经国的亲信胡轨中将兼任，驻杭州。该总队由蒋经国策划，于1947年12月在南京中央训练团内成立了戡乱建国干部训练班。1948年1月，该班第1期受训人员全部编入国防部戡乱建国工作总队。1948年12月，戡建总队改编为“青年救国团第一总队”。戡建总队形式上受国防部政工局领导，实际由蒋经国直接控制。
2、国防部绥靖总队(代号：321部队)
国民党武装谍报组织，隶属于国防部二厅，总队长：刘培初少将。1947年7月，蒋介石密令二厅厅长郑介民中将在南京孝陵卫的中央训练团内创办“中央训练团励志训练班”，招募和培养武装谍报人员。训练班结业后，“绥靖总队”也同时成立，全部学员即为绥靖总队队员。“绥靖总队”总队部设于宁波，1948年，国防部绥靖总队各大队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损失惨重，1949年2月残部改编成“国防部青年救国团”第二总队，后撤至台湾。
3、国防部人民服务总队
是国民政府情报机关控制的武装部队，“人民服务总队”各总队长由国防部
派任，队员多系青年军复员军人编组而成，即由原青年军转化而来。该团隶属于国防部，实际为蒋经国控制领导。其中，第三总队总队长郭仲容少将（曾和徐复观同为驻延安八路军总部联络参谋），驻南京；第四总队总队长颜邦萍少将，驻汉口。
此前，“国防部青年救国团”驻防南京，随着国民党节节失利，解放军步步逼近，于同年十二月迁址杭州，司令部设在灵隐寺。“国防部青年救国团”的主要任务是企图固守大陆，待国民党卷土重来时作为配合反攻的力量，而“专门委员会”有着同样的目的，专门收容分散的特务，将其作为一支地下军，在杭州、上海、南京、徐州、济南等沪宁、津浦铁路沿线，秘密部署了多个特务潜伏小组。
二、打入并掌控“国防部青年救国团专门委员会南京联络站”
马克勤在“国防部青年救国团专门委员会”的任务是接待往来特务，负责办理特务登记、宣誓、指定派遣地区和任务，并发放活动费用等，与此同时，还负责建立“国防部青年救国团专门委员会南京联络站”（下称“青救团南京联络站”）的任务。这个联络站，作为专门委员会的中心联络点，凡南来北往的特务，必须经过该站审查，其控制是很严格的。
马可勤接受这一任务后，当即赶到南京筹备，并借机向袁之平作了汇报，商定了“青救团南京联络站”人选问题。这个送上门的美差，是控制特务活动的重要环节，当然不会轻易让给别人，研究决定由联络参谋鲁晋担任。此事经马克勤负责介绍、推荐，得到了该委员会主管“专门委员会工作员”梁铭芳上校的严格审查而批准，鲁晋如愿以偿地担任了“青救团南京联络站”站长职务。
此后，大家一起讨论了袁之平的工作，既然袁要在宁坐镇领导工作，没有公开职业作掩护是不能长期立足的，但当时正处在极端混乱的情况下，介绍工作谈何容易，但可以用经商的办法作掩护，因此决定在南京夫子庙钞库街，开设一个以经营日用什货为主的什货店（南京五洋什货店），袁之平当店老板，并以马的两个弟弟（马克余，马克谅）为店员，经过积极筹备，不久便开张大吉了！这样一来，华北军区南京联络站也有了固定的地点（原来的联系点设在石鼓路国立中央高级产校王芸仙处）。工作是如此紧张而又顺利，大家都喜出望外！为获取敌人战时动向，马克勤特意安插二弟马克余进入了“国防部青年救国团绥靖总队”绥靖四大队担任准尉队员，驻丹阳、乌衣、杭州一带。为保密，马克余本人并不知详情。
事后，父亲赶回杭州，并开始工作，不到一个月，专程来专门委员会办理登记的特务竟达二十余人，其中不少是老特工，多被派遣至沪宁、津浦铁路沿线潜伏，可谓是“生意兴隆”。
岳父回忆：“1949年2月，徐复观在广州，奉蒋介石电召，去奉化溪口担任蒋氏随从秘书。此次途经杭州，特来“青年救国团”与父亲会晤。马克勤曾担任徐复观的少校副官，跟随徐多年，经历过生死，故深得徐的信任，相约作陪去溪口拜谒蒋介石，遗憾的是，当到达溪口蒋府时，蒋却因事离去。”
溪口武岭
后来，徐复观留在溪口住了一段时间。据载：1949年2月22日蒋召徐到溪口，电报内容如下：“奉旨电报。广州郑秘书长彦棻。密请与徐佛观同志来溪一唔，过沪时可与希圣同志同行前来并望塾旅费为盼望中。”此时，蒋已下野，但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遥控指挥国民党党政军各部之行动。由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所有决议最终均须通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中常会），蒋是国民党总裁，李宗仁代总统并无决定权。
徐复观回忆：“蒋公此时有决心改造国民党，策划的责任落在经国先生身上”。最初徐复观名列在改造核心小组名单中，推其为当副书记或负责组织工作，陈大庆（中将、京沪杭警备司令官兼淞沪警备司令；1950年任台湾“安全局”局长、台湾总司令、台湾省主席）负责行动，蒋经国负责情报。谈话涉及人事安排，及情报机关的人选等机密。
此时，蒋介石已开始着意培养蒋经国为接班人，要求徐复观全力配合蒋经国。当时（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已自杀身亡，故蒋介石希望徐复观能担任陈的角色。但徐并不认同蒋氏父子“传子”的做法，此是后话了。徐与马分手后，徐留下了他在广州的住址，为两人后来的见面提供了方便。
1948年11月14日《中央日报》
后记：
徐复观多年的朋友牟宗三（曾任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教授）在《徐复观先生的学术思想》中也提到：“国民党的改造是徐复观先生提议的，37年冬天（1948年）国民党失利，蒋回到他老家溪口，那一年我在浙江大学任教，徐先生经过杭州，他说要到溪口去，我也不问他是什么事，他和蒋氏父子三个人密谈改造国民党的事情，这是参预内幕，参预机密。”可见当时徐复观在蒋氏父子心中的地位。
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
牟宗三教授被誉为近现代中国最具“原创性”的“智者型”哲学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新儒学八大家之一（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励，梁漱溟，冯友兰，方东美）。1949年牟在台北东海大学任教，1960年到香港大学，1974年后又执教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中央大学等，1984年荣获台湾地区行政院国家文化奖章。
1948年10月底，马克勤和王芸仙经组织批准在杭州结婚，徐复观、牟宗三、梁铭芳等均参加了婚礼，并拍照留念。
1949年5月，马克勤等人在二野情报处安排下去港台执行任务，11月秘密返回。1949年11月，马克勤和王芸仙夫妇在三野派遣下再去港台，于1950年8月从台赴港，不久被敌特侦破，于1950年底涉险返回大陆。1952年马克勤又奉命从澳门偷渡去港执行任务，再次遇捕脱险。
马克勤是八路军太岳军区情报处派出的情报员，但却没有穿过八路军的军装，他“卧底”敌营十年，南征北战、几去港台，此中风险，不言而喻，称其是“九死一生”实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