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 岗
约在20年代末，当我还在念初中的时候，一个早春的清晨，大家忙不迭跑去上早操，但是操场上不知什么时候躺满了伤兵，校门口还在源源不断往里抬。没有枪炮声。同学们默默地站在操场外面发呆。伤兵们有的伤口包扎了，仍然往纱布外面浸血，有的伤处敞开着，血流不止。他们凡是能说出话来的，多数都在粗鲁地咒骂着长官，少数声嘶力竭地呻唤着。护理他们的医官们好像看不见，也听不见。体育教师和往日一样，穿着她的翻领红毛线衣，哨子挂在脖子上，大步流星赶来了。同学们向她围过去，老师说：“不怕，我来交涉，学校不兴······”她的话没有说到底，一个穿长筒皮靴的年轻军医官，劈脸给她一耳光，说：“老子就要在这儿安伤兵医院，给我滚!。”
学校宣布停课。同学们各自回家去了。可是我家还在郑州西边百多里地呢，陇海路的客运已经中断，我只好于第二天天不亮就跑出西城门，雇了一个脚驴往家奔。这时天色将明，月亮西沉，繁星隐退，小驴子打了几个响鼻，刚刚踏上软绵绵多沙的黄土大道，背后突然传来了清晰的炮声。我禁不住回头望了一下，只见赶驴的脚夫，嘴里吐出一股自造烟卷儿的烟气，轻轻拍了一下驴屁股，漫不经心地说：“远着哩，这炮少说也在归德府(即商邱)。”我说：“这是谁打谁?”脚夫说：“不管谁打谁，都是打老百姓!要是真讲打仗呵，老蒋和老冯(玉祥)，谁也打不过刘伯承!”我说：“刘伯承是谁，俺咋没有听说过?”脚夫紧赶几步，靠近说：“学生，你还小呵，不瞒你说，俺也干过这一行。十年以前俺就‘卖兵’吃粮了，打过张作霖，跟过孙传芳，最后跟着吴大帅(吴佩孚)在湖北宜昌，碰上了川军刘伯承，叫人家三拳两脚把俺第十八混成旅给收拾了。那一回俺也叫他俘虏过去了。俺心想要杀就杀吧，这回要不死，俺是再也不当兵了。谁知第二天一清早把俺们集合起来，戴眼镜的长官对我们说，愿意干的就在这儿干，不愿干就回家，我们给路费，有伤的治好再走。我们大家都呆了，谁也没有听说过这样处置俘虏的。我心想，这人是谁?说话算数吗?一打听，原来他就是前敌总指挥刘伯承。……咳，这人总有一天要成气候的!”
时间可以淡漠一切，也可以铭记一切。到30年代末，当我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去工作的时候，不仅那位赶驴脚夫讲给我的传奇，又在我的记忆中再现了，而且通过众多红军战士之口，使我印象中刘伯承同志的传奇色彩更浓，更加栩栩如生，可亲可敬了。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太行山上，我不知多少次听到战士和群众兴高采烈地议论说：“刘师长跟诸葛亮一样，会观天象，识地理，未卜先知。跟着他打仗保你胜利!不信?你看阳明堡夜袭，一家伙干掉鬼子的24架飞机。接着就是七亘村重叠设伏，神头岭吸打敌援，敌人就叫他牵着鼻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记得当时我曾争辩说：“咱们刘师长不是未卜先知，是懂得马列主义。《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不能同他比。夜袭阳明堡是周密侦查之后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吸打敌援，是运用孙子兵法，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至于七亘村重叠设伏，乍然看去，颇有刻舟求剑之嫌，而又果真在三天之内，同一地点，同一敌人，被我同一部队连续两次给以歼灭性打击，确实是师长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切实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具体条件之后，创造性的指挥艺术。这经验是别人、别处无法照搬的。对方好似被我说服了，我却感到这中间我还有着不甚了了之处，我的理解无非是想当然而已。
一天傍晚，我和一位音乐工作者，在驻地村外的小溪岸边散步，见师长远远地沿溪而来。他独自个缓缓地走着，警卫人员在他背后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情景，我似很熟悉，因为人人都知道师长从来不打扑克不下棋，也不参加其他文娱活动，工作之外，还要读书，翻译，写文章，他唯一的休息就是独自个散步。其实这也未必是休息，往往是他正构思、谋划着某个战役。这时刻，尽管是他一个人在散步，他面前却是炮火连天，千军万马在冲杀。正像作家静静的书案之上，笔触稿纸，人声喧嚷是一样。因而，直属机关的干部和战士只要看到他正在思考，都要及早躲开师长的视线，尽量不去干扰他的思路。然而，师长却又有自己独特的习惯，他认为在革命部队里，上、下级相遇的时候，上级必须首先主动向下级打招呼，以示友爱和关怀。因此，当我们正要躲开师长的时候，师长反而远远招呼说：“莫要走嘛!我有话说哩!”
我们立正敬礼之后，师长挥手示意说：“坐下扯扯嘛，休息时间，我跟大家一样。列宁说，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不要太紧张嘛。”
“怕干扰首长的构思。”音乐工作者说。
“你们知道我在想啥子?我所考虑的正是要跟你们商量的问题。”
“同我们商量?”
“是的。我首先要问你们宣传队的伙食怎么样，三钱油、五钱盐保证没有?说实在的，太低啰!太低啰！因为国家政权不在我们手头，日寇大军压境嘛，幸福和胜利永远是在战胜困难和敌人之后才得到，这是你们懂得的。”他问郡位音乐工作者：“怎么样，听说最近你的爱人生了一个小战士？好啊!我们的队伍一天天壮大起来啰。管理员给她买些鸡蛋，弄点白面吃才对呀!”
“首长过分关心了”，音乐工作者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能办到的，该办到的，管理员都办了······我们还没有为革命做什么工作，先给组织增加负担!”
“不要这么讲。你们都是知识分子，宣传文艺干部，都是‘电灯泡子’，会放光的嘛，现在我想同你们研究一下‘主动’这两个字的涵义和重要性。怎么样？”。
我说。这两个字是认得的，要说它的涵义和重要性，没有多想过，我们读书不求甚解，不能说懂得。”
师长的眉头微微聚拢，又迅速舒展开来说。我想‘主动’对于革命者来说，应该是高度政治责任感，时刻注视敌人的弱点和错误，迅速捕捉战机，夺取胜利的坚强意志和行动。不管在军事上或政治上，‘主动’都表现为有预见，有准备，不倦怠的进攻精神。退却也是为了再进攻。这是科学，你们知识分子，也要学点军事科学才好呵。”
我们说：“是呀，我们是想向首长学点军事哩。”
“在军事上，主动就是时刻警惕着，把敌人的各种进攻和袭击的可能性估计充分，置自我于机动、不败的进攻位置。”师长说，“掌握了主动才能有预见，有机动才能创造胜利的条件。毛泽东同志说过劣势而有准备，要比优势而无准备强。讲个笑话给你们听。从前有个秀才，他的床腿断了一条，命书童上山去砍树做床腿。书童到天黑空手回来说，我跑遍了后山，树枝皆向上无向下者，何以作床腿呢？”
我们笑了。师长没有笑，他说：“我们的宣传工作也要力争主动，不倦怠地激励我军斗志，进攻敌人的要害才好。我不知道你们听到了没有，现在我们有些游击队，还在唱那‘月儿弯弯影儿长，呀油一个呀油’的《王大娘钉缸》的小曲哩!根据地边沿，少数青年也跟着敌人哼哼《何日君再来》，真叫人惊心动魄呀!这能是抗日军民唱的歌曲吗?!你们赶快作些雄壮的军歌，就像苏联十月革命时唱的‘假若明天战争，我们今天准备了斗争······’好不好?人的一生，不论干哪一行，对人对事万万不可丧失主动权。好啰，我要回司令部开会去了。你们想想对不对。”
我们目送师长高大而又健壮的身影，在司令部驻村的丛林背后隐没了。可是他那风趣横生的教导却在我们心头翻腾起来。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师长胸中的火光硝烟，听到了人民战士的阵阵杀声。
果然，不几天之后，为了粉碎日寇在华北对抗日军民的“囚笼政策”，刘师长和邓政委亲率一二九师，投入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规模空前的正太(铁路)、榆辽(公路)破击战。部队以风卷残云之势，主动、突然地进攻，迅速攻歼了驻守在这两条交通线上的敌军，彻底摧毁了铁路、公路和许多敌军的据点。
当时，我们某医院有一个新组建的野战医务所，接收了300名破击战的伤员。所长是个新从后方调来的女同志，不太熟悉太行山根据地的情况，一时对于搞不到粮食，买不到油盐和蔬菜给伤员吃，很不满意。正在这时，师长来了，可是她并不认识。师长揭开锅盖，看到里面煮的是麦粥，转身问道：“你们所长呢？”年轻的女所长说：“我就是。”师长又问：“你们这个所成立多久了？”所长很不高兴地说：“才三天！粮食也找不到，油盐也买不来，院里一点也不考虑下面的困难······。”师长微笑着，好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轻声细语，向她解释着敌后战场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说明了目前敌人的动向，指示她们今天夜晚必须向什么地方转移。最后说：“你还有什么困难，就去找我们四科长，我告诉他帮你们解决。”他又转身对警卫员说：“去叫我们警卫连先做两锅饭，拿来给伤员吃！”师长走了，所长正猜想他是谁，几个伤员一齐围到所长跟前说：“刘师长对你说什么？”所长大吃一惊……夜里转移的时候，四科长帮地们解决了十几副担架，把重伤员抬起，轻伤员慢慢跟着走。天漆黑，山道崎岖。伤员们三个钟头才走出十几里路。所长知道敌人离这儿不远，正没办法的时候，听到前边隐隐传来了马蹄声。所长一面命令大家镇定，一面要护士长带几个人到前面去了解情况。不一会儿，护士长领来一个骑兵排长，他对所长说：“刘师长要我们骑兵连派30匹马来护送伤员，嘱咐我把马停在一里路以外，步行来接你们，免得惊动伤员······”走不动的伤员都骑上了马。黑夜里，谁也看不清谁的表情，只听到大家异口同声说：“看看，这真是咱的好师长呵！他任何时侯都知道战士们需要什么！”
以后，我在战役战斗的总结会上，又多次听师长说过：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是为人民改朝换代而战的。各级指挥员必须在战争中爱护战士和群众，竭力做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牛抵角”、“一冲主义”，都不是战术。战术是勇敢、智慧和战斗技术的结合。谁要认为拿刀弄杖只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粗笨活路，那是开黄腔，根本不懂得战争。敌我双方都是手执武器、决心置对方于死地的人，除了战争性质的作用之外，指挥员没有高度政治责任感，没有绣花一样的组织功夫，一味不怕死，狗戴砂锅，乱冲一派，那是肯定要害死人的罗！我们一定要牢记，一个人从娘肚子里生出来，长到18岁，妈妈把他交给我们来革命，盼的是改朝换代，好日月，我们必须对他们负责呀……。
1942年，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空前残酷。日寇对于晋冀豫地区的进攻，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振奋敌后抗日军民的战斗意志，坚定必胜的信心，作为我军政治思想工作和对敌政治攻势的组成部分，中央确定12月16日，在太行山一二九师驻地，为刘伯承师长庆祝50寿辰。
这是冬天的清晨，红日业已照上太行山的峰顶，气温依然奇冷。夏日昼夜欢笑的清漳河水，缄默寂寂，冰封如铁。高山深谷的空气吸进鼻腔，犹如冰柱刺入一般。由于昨夜霜霰齐降，赤条条的花椒树和胡桃树的枝丫上，亮晶晶的冰挂披了一层雪白的茸毛似的薄霜。我同《新华日报》的一位记者，急匆匆踏过冰封的清漳河，穿过晶莹的胡桃树林，朝刘伯承师长设在赤岸村农民家里的办公室走去。因为报纸确定要在师长寿辰那天发表他的略历和年谱，事先约好了这时去向他采访。我们内心充满着吉祥、幸福和喜悦，三步并作两步地走着。
迎接我们的参谋首先说：“首长非常尊重政治工作，你们来晚了。我们没有明白这话的意思，顺口说:“事先约好的。”但是，当我们一迈进师长的办公室，仍然不自禁地立正、敬礼，郑重其事歉然说。我们迟到了!。
端坐桌边的刘师长，站起来招呼我们坐下，以长者风度说：“时间观念对于军人是重要的，有时胜败在于分秒之间。因此行动的时间一定要准确，腰来腿不来是无法致胜的。好了，还是那句话，你们也要学点军事科学才好，否则当兵多年，老是穿着军装的学生仔，我就要作检讨啰。”他含笑把视线超越眼镜的框子，扫视我们之后说：“讲吧，你们要向我采访什么呢。”
“请首长谈一下自己的略历，报纸要在您的生日公布您的年谱，便于大家学习。”
“算了算了！师长忽地站了起来，挥手说：“你们都晓得，‘九路围攻’过后，我对你们那位记者说过，第一不准他写我。第二不准他写我是常胜军。因为是党委派我来当师长的，军队是党和人民的，我没有一兵一卒，一切成绩都是党和战士、群众的。缺点和错误才是我应负责的。另外，我还告诉他，常胜军是世界上没有的。军队只有多胜多败之分。不可能常胜。要说我们是常胜军，那不是事实。”
师长这一瓢冷水差点把我们给泼回去，犹豫一霎，我们说：“是给您庆祝50寿辰的嘛，这是我们的工作呀。”
“搞复杂了嘛，你们无事找事，要是早说要和我谈这些，我根本不答应你们来哩。去吧，去吧，不要这样搞，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打倒，群众还没有翻身嘛！”
我们无可奈何，只好去请邓小平政委。政委说：“师长，我看您还是要讲啊。这是党的决定。没有年谱和略历咋个庆寿嘛！他们既然来啰，简要谈谈嘛，更详细的以后再说好不好？”
政委转身说：“你们谈，这也是工作。我还有别的事哩。”
政委走了。伯承师长沉默片刻说：“既然是党的决定，我无条件服从就是啰。我这个人，没得啥本事，是旧社会逼上梁山的。那时节国际国内，弱肉强食，满清王朝腐朽败落，丧权辱国，民不聊生，使人不得不立志仗剑拯民于水火，于是富国强兵之念应运而生。1912年投笔从戎，考入重庆蜀军政府将弁学堂，距今整整30年了。我是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回想起来，在此以前，我在川军打了不少的仗，流了不少的血，其中除开护国、护法之役，应该说是打‘烂仗’。1921年，宜昌兵变，湖北清川军制乱。我指挥熊克武所部第二混成旅，沿江东下寻歼吴佩孚的卢金山部一个团，又击溃其第十八混成旅一个旅……”我一听师长说到这儿，立刻想起了十年以前那个赶驴的脚夫，于是我不自觉地顺口说：“这我小时候就听说过……”师长有些惊疑，待我说出原委，师长很感慨地说：“真是人生易老，天难老。已经20多年啰！郡一回我们还俘虏了如今的江苏省主席、国民党反共磨擦专家韩德勤。当时他在吴佩孚部下当司务长。他向我跪地求饶，免于一死。我对他说，你要走就走吧，哪个要杀你嘛！我若早知他现在这么坏，就不会当场放他了。大约就是我放走韩德勤的第二天，沙市日本领事也急急忙忙跑来见我，说了许多肉麻奉承的话。我当时就刮他的胡子说‘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家的事，勿须外国人来说长短。’他灰溜溜走了。谁能料到20后的今天，侵华日军要比那领事更坏呢!可见谁也不是未卜先知的算卦先生。”他停下来，思考了一阵儿，好像是把30年枪林弹雨的经历，尽量浓缩、提炼一番，尔后说：“1916年，配合蔡松坡反袁护国军，在四川沪州棉花坡与袁军决战，我带川东护国军第四支队，攻克丰都城，截断长江交通，迟滞袁军增援，当时我才24岁，同你们现在的年龄差不多。当我部攻克丰都城后，向江岸冲击时，有个士兵掉在后边，我回头喊他赶上来，一颗敌弹从我头顶射入，从右眼眶内飞出。士兵们都已冲上前去，我血流如注，当即昏倒。少顷起立，躯体失去了平衡，乃爬行转回城内。一位水烟店的学徒见我血流不止，把我扶入店内，抓一把水烟丝塞到伤口上，胡乱包扎一下，说是水烟可以止血r然后将我藏在店内，转身去了。不久，我在昏迷中感觉到浑身有如火燎一般热，用手擦去左眼上的淤血，看到屋子被轮船上敌人的炮弹击中燃烧起来，房顶上的木料正带着火苗往下坠落。我急忙使尽全身力气爬出店外，终因体力不支，没有多远，我就躺倒街心动弹不得了。
“过一会儿，船上敌人不再打炮了，枪声渐渐疏远。我估计是我军暂时撤离江岸，转到预定集结地点去了。忽然，街上有人吼叫：‘丘二’！来，来，来，快把这人拖到别处，莫要他凉在我的店门口哟！果然有人应声说。是啰，你大爷说咋个办就咋个办！这时我两只眼都看不见东西，也无力动弹，只听到成群的苍蝇在我耳边嗡嗡飞，争先恐后爬在我的眼睛上舐血，心里很是紧张，生怕‘丘二’把我拖出城去随便扔掉，那就非死不可了。这时那‘丘二’已经来到我跟前，他写伸手拉我，我便把我身上仅有的三块银元往他手里塞，心想吃人嘴短，拿人手短，你只要接过我的钱，总得手下留情。不料那‘丘二’是个好心肠的青年，他推开我的手说‘你要咋个嘛？’我说实在是身上只有这三元钱，请你帮帮忙，送我到某某场好不好？(即我预定的部队集合地)那丘二不由分说把我背起就走，一直走出丰都城，他才开腔说，‘没来头，打北洋军的是好人，我晓得，咋个能要你的钱哩？’这时候，我真说不出多么感激他，我想看看他，眼睛睁不开。我问他的姓名，他也不肯说。约摸出城走了三、五里路，迎面突然响起了枪声。丘二赶紧把我放在地上，蹲下来。很快有一群人到了跟前，只听他们中间有人说‘这不是那个刘队长吗？你把他往哪儿背？’我摸不清底细，不开腔。丘二说‘他要我把他送到某某场。’听起来总有五、六个人乱乱糟糟地说，‘我们晓得，你转去吧。你这样背他走，撞到北军，不整死他才怪哩！此后，再也没有听到丘二的声音了。只觉得这群人好像用一件很大的皮袍子，把我没头没脑包起来，捆成包裹，然后用竹竿把我抬起走了。几个钟头过后，他们把我放在地下，一点声音也没有了。我正盘算着吉凶，判断着这是些什么人，是在什么地方的时候，有人把我解开了。我这才发现原来到了我预先规定的部队集合地，士兵们已经在这儿集合了。我问是谁把我抬来的？他们也说不清。以后我就在群众的精心掩护、照料下，潜回重庆去治眼睛。”
师长简练、生动地澄清了多年以来有关他的眼睛的各种传说，轻轻吁了一口气，停了片刻说：“这期间，我常常感觉到，背我出丰都城的丘二，送我到集合地而又不留姓名的人们，以及尔后千方百计，辗转掩护，送我潜回重庆就医的群众，就好像是一支比攻打丰都城的四支队更强大的队伍。我开始朦朦胧胧地触摸到了在战争中比枪炮威力更大的东西，是人和人心的背向。只要你是为人民大众的切身利益而战，战争夺去你一只眼睛，群众会给你千万只眼睛；夺去你一只手，群众会给你千万只手！这感觉，使我更加坚定了继续干军事工作的信心。为此我决心保护我的脑神经。在重庆，那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军医阿大夫给我摘除破碎的右眼珠时，我坚决不准他使用麻醉药，局部麻醉我也不同意。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人不用麻药做这样的手术。即使我敢做你也受不了……’我说‘阿大夫，敢不敢做是你的胆量问题，受了受不了，是我的忍耐问题，我们俩人比比好不好？你们西方人忍受不了，我们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未必就忍受不了！做吧，不怕！’我用这样的激将法，把他推上了手术台。一个多钟头的手术，我全身出冷汗，咬碎了手帕不出声。我感觉到阿大夫的手一直在发抖。事后他在一次宴会上对别人说刘某简直不是军人，是军神！他没见过能有这样忍耐力的人。当时，我心想你们洋人，怎么能懂得我在今后事业中需要战胜的艰难困苦要比这更多，更重呢？此后，我加紧锻炼，让一只眼睛能当两只眼睛用。这就是我在丰都之战中的得与失。总之，我觉得一个人应该有他坚定不移的意志。……”
不知不觉，天时已经不早丁。刘师长微笑着说：“就谈这些好不好？一句话，我也是从旧中国来的，出污泥而不染是不容易的。我也没有改造好，没有为人民做多少年，愿和同志们共同努力，做个好党员。说实在的，我的真正生日已经过去十几天了，政治委员说这也是党的工作，那就不必管是哪一天啰。”
于是，1942年12月16日，太行山上锣鼓喧天，彩旗招展。一二九师宾客如云，函电如雪。十八集团军总部彭德怀副总司令，罗瑞卿主任，滕代远参谋长，以及晋冀豫边区政府和各个区党委的领导同志，都参加了庆寿大会，发表了热情的祝词，高度赞扬了抗战五年来，刘伯承师长率一二九师，深入敌后的辉煌战绩，激励全师指战员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争取两年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这一天，延安《解放日报》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为“转战千里，威震幽燕”的刘伯承将军祝贺五十寿辰的消息。同时，华北敌后太行山的八路军一二九师《战场报》和《新华日报》华北版公布了刘伯承将军的年谱和略历，及其本人的题词：“勉作布尔塞维克必需永远与群众站在一起。”还有邓小平政委、蔡树藩主任等许多领导同志的祝贺诗文。
这一天，晴空万里，阳光普照、清漳河畔，从早到晚人山人海，欢声震天，军民一体，纵情高歌。衷心祝贺统帅兼士兵的刘伯承将军健康、长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邓小平政治委员的祝贺文说：“爱国家，热爱人民，热爱自己的党，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品质，我们的伯承同志，不仅具备这些品质，而且把生平的精力献给了国家人民和自己的党。在三十年的革命生活中，他忘记了个人的生死、荣辱和健康，没有一天停止过工作。他常常担任着最艰苦、最危险的革命工作，而每次都是排除万难完成自己的任务。他为国家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负伤达九处之多，……在整个革命过程中，树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我同伯承同志生活在一块，工作在一块。我们之间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我们偶尔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做法。
“伯承同志对于自己的使命，是兢兢业业以求实现的。……他对上级命令和指示，从未粗枝大叶，总是读了又读，研究了又研究，力求适应于自己的工作环境而加以实现，在实行中，且时时注意检查，务使贯彻彻底。
“伯承同志热爱我们的同胞，每闻敌人奸掳烧杀的罪行，必愤慨形于颜色。听到敌人抓壮丁，便马上写出保护壮丁的指示；听到敌人抢粮食，马上考虑保护民食的办法；听到敌人烧房子，马上提倡挖窑洞，解决人民居住问题；听到有同志不关心群众利益，便马上打电话或电报加以责备。……
“伯承同志热爱自己的同志，对干部总是循循善诱，谆谆教诲，期其进步。……甚至发现同志写错一个字，也要帮助改正。在他感召下得到转变和发展的干部，何止万千。
“伯承同志是勤读不倦的模范，他不但重视理论的研究，尤其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他常常指导同志们向下层，向群众学习。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
这一天，朱德总司令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祝刘师长五十寿辰》，文中写到“……护国护法两役，伯承同志虽然尚为青年军人，但已骁勇善战，足智多谋，成为川中名将。……在红军万里长征中，伯承同志指挥五军团，有时先遣，有时殿后，所负责任，无不完成，尤以强渡乌江、金沙江、大渡河诸役为著，更表现了坚苦卓绝，坚决执行命令的精神和军事奇才。……而且在军事理论上造诣很深，创造很多。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为国家不可多得的将材……”总司令并挥笔题诗，遥祝伯承将军五十寿辰，曰：“戎马生涯五十年，凭歼日寇镇幽燕；将军猿臂依然健，还我山河任仔肩。”
这一天，中央军委参谋长叶剑英也从延安发来祝寿诗两首：
(一)“太行游击费纠缠，撑持平辽半璧天；遍体弹痕余只眼，寿君高唱凯歌还。”
(二)“细柳营中寂不华，枪垣炮墙即吾家；将军五十人称健，斩得倭酋不自夸。”
这一天，还有林伯渠、吴玉章、陈毅等许多领导同志寄来了真挚、热情的祝贺诗文。可是，最后刘伯承师长谨慎地走上讲台，向大家深致谢意之后说：
“我自己的一生，，如果说有一点成就，那是党和毛主席的教导所给的。离开党，我这样的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因此，我愿在党的领导下，做毛主席的小学生，为中国人民尽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中国布尔塞维克刘伯承之墓’12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这一天，在太行山的层峦叠嶂之中，在军民们无比地欢快中过去了。可是我们根据地周围的敌人，乃至日寇华北派遣军的头子们，却坐卧不安地紧张起来，因为他们实在摸不透刘伯承将军手中的刺刀，将在哪一个清晨或黄昏，突然指上他们的胸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