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2日，特科战友聚会西单四川饭店，每人出10元的AA制。当时涂作潮只能坐在轮椅上了。涂作潮父子的20元，是曾三出的。前排左起：沈义（曾三夫人）、陈坦夫人、熊天荆（伍云甫夫人）、涂作潮、李强夫人；二排左起：王子刚、曾三、陈坦、李强、方仲如、苏刚达；三排左起：涂胜华、陈辉（陈坦子）
在四机部的牛棚里，涂作潮被殴打了上百次，用刑时间累计超过一千小时。放出来一个星期，他瘫痪了。
他的嘴出了名的严。造反派不信邪。一个小头头对涂作潮说：说吧！那谁谁，我几个大嘴巴就全招了！1936年，周恩来让你把一只钢笔带给潘汉年，有一封信在钢笔帽里藏着，这是什么名堂？
“潘汉年是一个半公开的共产党，他目标太大。我涂作潮没人认得。所以从西安到上海这一段，我拿着信更方便。”
“这个信没封口，实际就是一张字条，那是带给张学良的。你不打开看看？你是死人？”
“我们有纪律。我如果瞎说瞎看，我恐怕活不到今天。总理没说不让我看，他只是说当心点，别丢了。”
小头头恼羞成怒，一边挥鞭子一边骂：“他（周恩来）让你吃屎你也吃吗？”
有一次，涂胜华在医院陪父亲打点滴。父亲发现乳胶管中有一小截空气，蓦地抬起已经瘫痪的右手，打掉了插在自己左臂上的针头。对惊愕的儿子解释：“这一小截空气会要我的命。俄国人杀兔子就用空气针。”他想问，父亲是否在苏联专门学习过这门杀人技术？父亲再不肯说了。
另外一次去医院的路上，司机发动车子，车“轰”地往前一窜。父亲坐在后座嘟囔了一句：档挂高了。涂胜华又惊愕了：一辈子没听说他会开车啊。再问，又不肯说了。
这种“又不肯说了”的时候很多。由于“革命需要”，他甚至对自己的妻子隐瞒了真实身份。直到生了三个孩子，母亲才知道：自己一直在受骗。受自己男人的骗。
1969年，涂胜华受父亲牵连死于非命的二哥火化了，她抚着骨灰，喃喃地说：咱们家怎么能弄得家破人亡？你爸爸怎么会反党呢？她说出了当年李白被捕后，涂作潮匆匆撤离上海，向她交代的一段话。这段话，涂胜华终身难忘。
“李先生被捕了，我也要走了。万一以后我回不来，你要记清楚一件事：我是共产党。我不叫蒋林根，我叫涂作潮。你不认字，想办法把这几个字记下来。日后如果共产党坐了天下，你就去找毛泽东，他会管你们娘儿几个吃喝拉撒睡的。如果共产党没有坐天下，带着孩子嫁人。不要再提涂作潮三个字。”
造反派们还想知道很多问题，比如，周恩来使用过的电台呼号和频率是多少？涂作潮只是一口咬定：不知道！我是搞机务的，不搞报务。
不是所有人都能挺得住。数年后，在清查造反派时，又有两个人来访问涂作潮，言谈中透露出当年有人受刑不过，泄漏了这个秘密。涂胜华发现父亲双眼“瞬间露出凶光”：立即问那两个人：除了你们，还有谁知道？把掌握呼号频率的所有人名和身份，立即报总理办公室备案！
不过，涂作潮决非一条死扛到底的硬汉。另外一个秘密，他就没能守住－－当年他发明出来，教李白使用的“无形收报机”。
“用两根铅笔粗的线圈，一头勾在真空管的屏极上，另一头套在震荡管的铝帽上，再把收音机的音量控制器加以改造，这就构成了收报机的差频振荡器，收音机就能接受电报信号了。一旦拿掉线圈，收报机立即就变成了普通的收音机。李白就是用这种办法，让日本宪兵找不到证据，无法定他的罪。”
在一篇名为《我党秘密电台挫败了日寇专家》的文章里，涂胜华如此描写这种“无形收报机”的神奇。这是当年父亲在造反派肉刑下说出来的，后来也对他叙述过。
一直到2009年，他才明白，这又是父亲的一个秘密。骗过了造反派，也骗过了自己的儿子。
那一年，他跟无线电技术精湛的三哥想复制一台一模一样的“无形收报机”实物，用于展览；结果按照父亲交代的原理制造出来，毫无偏差，就是不工作。无计可施的最后，三哥突发奇想：不用两根线圈，只用一根最简单的导线连接，居然成功。
涂胜华意识到，多年来他对人讲述的这个“揭秘”，一直是错误的。“如果我们不动手制造一台，那这个秘密估计这辈子都不会被揭穿了。”
对父亲隐藏的更多秘密，涂胜华只能抱着“随缘”的态度，破解一个是一个。比如，1930年父亲用了什么办法，让素不相识的魏朝鹏舍命相救？父亲只告诉他，是用了青红帮的一套见面暗号，让他认定自己是“帮内兄弟”。那么，这套见面暗号是什么？父亲板起脸，不说了。涂胜华悻悻不已。
主人摆上四个茶碗，客人端起哪一碗，是有讲究的。第一个表示“今天无事闲聊”，第二个表示“最近不太顺”，第三个是借钱，第四个是“SOS”：紧急求救。但是，端起的茶不能喝，要泼在地上，茶杯放回原处……
这是2003年，涂胜华从一本名为《档案大观》的杂志上看来的。可惜，没有机会向父亲求证了。
涂作潮在苏联东方大学学生登记表，右上角为学生编号2712。截至2003年，涂胜华仅从俄罗斯挖到与父亲相关的档案就有207页
这是一位江西乡绅。1930年，他掩护了素不相识的两位“国民党军官”。先是把他们藏在自己家中一个星期，然后又买下一船瓷器，让他们俩装作生意人，顺流而下，最终抵达上海。
涂作潮就是这二人之一。他们俩实为共产党谈判代表，去协商交换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中将师长张辉瓒。毛泽东诗词《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有一句脍炙人口的“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便指此事。
张辉瓒是国共交战中第一位被俘的国民党将军，也是蒋介石的爱将。国民党各派力量都试图营救他，很快联系上了中共中央，开出优厚价码。中共中央决定，派遣两个人为代表去谈判此事。涂作潮便是其中之一。谈判任务完成后，他将就地进入中央苏区，参加红军无线电的奠基工作。
孰料，涂作潮刚刚同国民党一方的谈判代表抵达南昌，张辉瓒已被红军私下处决。两位中共代表连夜步行逃走，逃到素不相识的魏朝鹏家。通过两人做出的接头暗号，魏朝鹏认定这两位是“青红帮的弟兄”，遂舍命相救，将两人平安送回上海。三人结拜为异姓兄弟。
掩护两个国民党军官——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成了魏朝鹏的最大罪状。这位乡绅因此被划为“恶霸地主”，死于狱中。
“我太公是这样一个人：村子里有什么纠纷都找他去调解，所以他帮人家也正常。”魏朝鹏的曾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到上世纪80年代，他父亲想竞聘乡里的民办教师，因为祖父是“恶霸地主”而未能如愿。“这样的事情很多，我们家都抬不起头。”
1997年，在涂胜华多方经营下，南昌市郊区政府下发了一纸通知，《关于表彰魏朝鹏同志善行义举的通报》，由区、乡派员，到村里开了个大会，对魏朝鹏通报表彰。
又几年过去，魏朝鹏的墓因修路而拆迁。现在，他重达200公斤的墓碑就存放在“涂作潮陈列室”里，上面刻着他营救两位中共代表的详细经过，以及两人后代的名字。
除了魏朝鹏，涂作潮终生记挂的另外三个名字是：何量澄、连德生、聂珍刚。都是他在上海搞工人运动，以及特科工作时结识的战友。
“我爸爸跟我讲：这段时期，战友之间的情谊是最真诚的。后来到了中央苏区，有宗派主义，人际关系就复杂了。”涂胜华说。
聂珍刚牺牲于北伐路上。上世纪五十年代，涂作潮在上海的报纸上登报寻找这位战友的后人，终于如愿，并帮他们申请到了烈士证书。
何量澄是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的侄子，时任中共上海杨树浦支部的党支部书记，1925年病逝于上海。不知何故，何叔衡并未将这位侄子的后事安排妥当，致使其后裔未得到应有抚恤。2008年，涂胜华花钱买来了何家的家谱，终于找到了何量澄的两个孙子－－在广东打工的两个湖南民工。
然而，民政部门电话他：按照规定，病逝的不符合标准，不能追认。
患病去世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被追认烈士者并不罕见。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党员缪伯英、邓小平的前妻张锡瑗均属此类。但1980年国务院颁布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明确提高了评定标准。一般因病去世者很难再被追认。
何量澄是在领导工人运动时病逝的，怎么就当不上烈士？涂胜华不服，却无计可施。
他在何量澄的照片旁加了一块展板，用的是繁体字：“量澄伯伯，这是2012年5月上海市民政局婉拒的报告。我们父子两代三（十）载仍未争取到您的烈士证书。呜呼！小侄胜华和家人仍将在此祭祀您。这是美国喷墨技术打印的您应该认识的字体。”
最后一个名字连德生在牺牲75年后被追认为烈士。经过不懈寻找，他的孙子连光荣找到了这位失踪几十年的祖父。1935年，时任中共中央交通科长的他在长征路上被俘，枪杀于江西省赣州市的大余县。
连德生的身份，和他被害的照片刊登在国民党当时的报纸《绥靖公报》上。报纸一直收藏在江西党史部门。然而，几十年来，追认烈士依据的是这样一条规定：依据籍贯，由籍贯地有关部门申报。连德生就这样湮没在历史中，长达75年。
“当初干革命的时候，可没有说依据籍贯。”连光荣对南方周末记者说。2010年，他为祖父争到了烈士证书。第二年，他的家乡为连德生建了一座纪念碑。涂胜华从网上看到这件事，找到了他。连德生的照片和事迹，也进入了涂作潮陈列室。
他的隐瞒有时候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上世纪60年代，彭干臣烈士的儿子找到涂作潮：追问：涂伯伯，我爸爸到底是怎么死的？他始终一言不发，双泪长流。实际在那份自传中，他早已写道：“（彭干臣）听说死于王明路线。”
几十年后，彭干臣的外孙女在涂作潮陈列室里，请南方周末记者给她和外公的遗像一起照个相：“我知道，我外公是死于党内斗争。他被自己人给杀了。”
在一次参加五卅运动及其著名领导人顾正红的纪念活动时，主办方问涂胜华：给您写什么身份？
涂胜华说：父亲是1924年入党。主办方沉吟许久，最后给他坐的位置上立了个牌子：“五卅老工人后代”。
理由不难理解：1924年入党的老革命，居然没当上“党和国家领导人”？
涂作潮最后担任过的实质性职务，是上海电机厂的党委委员、厂长助理。处级干部。到四机部休养时，参照他的三级工程师职称定为司局级待遇。而当年他监管过的国民党俘虏兵王诤是四机部的部长。比他晚两年入党，同样进入情报系统的李克农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更不用说比他小15岁的罗青长了。
就连这个“三级工程师”，也是因为1956年他自制成功了盖革计数器，为国家寻找铀矿立下功劳的缘故。跟他1924年入党的资历毫无关系。
为什么他的官越当越小？这个问题，涂胜华从没上学的时候就开始琢磨了。
他拿着一本书去问父亲：爸爸，你认识一个叫曹丹辉的吗？父亲不吭声。
曹丹辉是1955年授衔的一位少将。那本书里有一篇他的文章，《一个红军电台干部的日子》，其中写到：毛（泽东）委员来参加我们的支部会议，因为冯政委跟一个叫老涂的机务员打起来了。七八岁的涂胜华怀疑，那个倔强的“老涂”就是自己的父亲。
直到晚年，照片上的涂作潮都是一个满脸旷悍之气，双目直视正前方的湖南汉子。在早期党支部的一次鉴定中，这样评价他：“工作一丝不苟，但脾气暴躁”。
1955年，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被打成“特务”，专案组的人找到涂作潮调查，要他写一份自述性质的材料。涂作潮写了一年多，拿出一份一万八千多字的自传。这份自传，涂胜华研究了几十年。
这是一份交给“组织”的交心材料，而他居然毫不掩饰对“伟大领袖”的不满，几十年之后还要较真儿，非分出个是非曲直不可。
“冯政委”指建国后曾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冯文彬。“毛委员处理不公”，发生在1931年。时任红军无线电大队政委的冯文彬跟机务员涂作潮吵了起来，把他捆在树上。毛泽东亲自来处理，将冯文彬调走，未给任何处分。涂作潮极不满意。
“……毛主席亲自出马，认为冯文彬完全未错，而错在我一个人。这件事我多年来都是不满意的，因此造成各种罪恶。不过近年来也有深一步的思考。”
“一，作为一个领导者来说，这样对别人是不应该的。二，作为一个被领导者来说，特别是军队中的下级，这样也是不应该的……”
自传进一步交代：这次事件后，冯文彬被调走，涂作潮被提升为无线电大队政委。但机务工作还得他兼起来。一天工作二十几个小时，苦不堪言。仅仅过了七天，涂作潮坚决辞掉了政委职务，只干技术工作。
放着仕途不走，这是决定涂作潮命运的一个重要节点。周恩来专门找他谈话：“你快落伍了，应改变态度。”他不吭声。
几十年后，儿子涂胜华看到这一段，哭笑不得。“哪怕申请任命一个副手，承担一些工作也好啊。爸爸您哪！”
这给他寻访父亲的工作造成了无数说不清的困难。1995年前后，他找到江西几个县的党史部门寻求帮助。对方回答：涂作潮这人我们知道，凡是有无线电的地方，都少不了他。按照规定，1955年授少将以上军衔，1966年之前担任省市部委以上领导人的，我们这都有完整资料。涂作潮不在此列。我们这经费实在有限，全年经费才5000元……
“咱们商量商量，你们帮我办这件事大约需要多大成本？不需要发票。大致估个数，我汇钱。”
几千块钱汇到，不到两个月，成果出来了。每个县都找到了两个以上见过涂作潮的证人。
“我这人本性不好，有意见就提”，在这份自传中，涂作潮自我评价。
一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涂胜华这样评价父亲。在30年的寻访中，对“父亲为什么升不上去”这个问题，他有了更多的答案。
1944年7月，新四军通讯总队机务主任涂作潮奉命调任延安。还没分配工作，他去找老战友伍云甫叙旧，直言不讳：“当初你们长征去了，把我留下。我想找一个比你们更革命的共产党，不一定跟着你们混。后来没找到……”
当时，延安整风运动已经进入“总结经验”阶段，伍云甫不敢隐瞒，当天晚上就向组织汇报。涂作潮分配工作之事至此作罢，“休养”数年。从此这一生与秘密工作再无瓜葛。直到内战胜负已分，他才作为南下干部被派到上海，当了个接收工厂的军代表。
这一段，父亲至死也没有说。涂胜华是几十年后从伍云甫的日记中看到的。“我爸爸这人，往好里说是坦白直率；说不好听的，也太笨了！”
涂作潮这一辈子，工资最高的时候是1956年。三级工程师的月薪是250元，这在当时算是一笔高薪。没几个月，他主动要求降一级工资，理由是“国家现在急需建设资金，200元也就够了”，立即批准。
又一次降工资是在1959年，这一次可不是他自己主动。当年7月，庐山会议召开，彭德怀成了全党全国声讨的“右倾反党机会主义集团头子”。上海电机厂也召开了批判会议。涂作潮整整做了100分钟的发言，核心就一句话：彭德怀是冤枉的！
顺理成章，他被定为“反党分子”，又降了两级工资并开除出党。直到1964年，他想办法向周恩来反映情况，党籍才得以恢复。但上海已经不适合呆，他被调到北京的四机部“休养”。“到北京以后，一直在拿你涂作潮当要饭的打发，爸爸你没有意识到？我可以说我意识到了！”1973年，整天帮父亲写口述申诉的涂胜华抱怨。父亲不吭声。
1996年，他去西安探望父亲的老战友、曾任陕西省邮电管理局局长的陈士吾。老人在医院里告诉他一件事：大侄子，我是快入土的人了，就跟你无话不谈了。为什么你爸爸跟毛主席有那么大的过节？因为他摔过毛主席的收音机！大概1931年左右，有一次毛主席的收音机坏了，警卫员拿去找你爸爸修。你爸爸当时正忙着修电报机，没空管。警卫员总催，给他催烦了，抓起来一把摔碎了！
这件事，是个隐于历史之中的孤证。陈士吾说，是“文革”中，时任四机部部长的王诤到西安办事时告诉他的。
王诤已于1978年去世。又过了几年，陈士吾也不在了。
涂作潮的平反结论呈报文
涂作潮这一生都受限于官位－－他当年让出去的东西。这无疑有悖于他的初衷，但已无可奈何。
唯一的例外，便是某些贯穿在历史之中，人心之内的情结。这是“规定”之外的东西。
这句话，涂胜华是从大姐嘴里听来的。父亲这一辈子也没对他说过。
对涂作潮下这一命令的，是潘汉年。时为1937年，涂作潮从西安调到上海工作，建立秘密电台，成了李白的师傅。为了掩护工作，他需要找一个女人成家。但必须遵守组织纪律：真夫妻，假身份。这个女人必须没文化，因为有文化难免看穿他。还有一条要求：不能生孩子。
领导他工作的，也是给他定下择偶标准的人，正是潘汉年。理由是：干这一行，说不定哪天就要掉脑袋。到时候留下几个孤儿，既凄凉痛苦，又不好照顾。
不行。涂作潮这一次却固执己见。他认为：人生娶妻生子，实乃正常。找个带着孩子的女人，说不定对工作还更有掩护作用。
于是，他经人介绍，娶了带着一个孩子的寡妇张小梅，又跟她生了五个孩子。最小的一个便是涂胜华。
四十余年后，涂作潮去世。四机部把张小梅算作“病休人员遗属”，每个月给生活费四十块。涂家人没说什么。
过了几个月，四机部突然改变了态度，主动把生活费提高了一倍，由四十块改为八十块。还专门来人上门通知，口气极为谦恭，一口一个“涂老”。
后来，涂胜华才知道，国家安全部给四机部打了电话：听说涂作潮去世了。他老伴当年在上海对秘密工作是有功劳的。要不是有她掩护，涂作潮的电台开不起来。这样吧，如果你们确实有困难，请把老太太转给我们，由我们国家安全部供养……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老三篇）：老特工一辈子隐瞒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