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因为气象原因险些造成另外一起严重空难事故

北京瞧办主任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美军观察组及所属气象台准备撤离延安。

我党军委从国内斗争需要出发,特别是考虑到我党人员乘飞机从延安往返重庆、南京、北平等地的需要,决定调派人员接收美军观察组气象台的设备,继续开展气象工作。

我党军委考虑到,一方面原来培训的气象人员,都是通信无线电报务技术骨干,通信队伍亟需他们从事通信工作,另一方面将来建立人民军队的气象工作,需要气象专业技术人员,所以,从延安自然科学院抽调正在学习的几名学员专门学习气象。

1945年9月底,周鲁女、雪华、陈涌珉(女)、曾宪波、邹竞蒙等5人,奉命到我党军委办公厅外宾招待所报到,在6月到达外宾招待所从事气象通信工作的张乃召带领下。

从10月3日起,集中接受气象专业技术培训。

教员由美军气象台人员担任,张乃召担任翻译和课外辅导,有时也讲课。

学习的主要内容有:地面气象观测、气球测云高、光学经纬仪和无线电经纬仪测风、无线电探空、制氢等。

经过3个星期的紧张培训,于10月下旬结束,并举行了隆重的结业礼。

结业典礼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主持,叶剑英参谋长讲话。

他勉励大家好好工作,为将来建立人民军队的气象工作而努力。

学习结束后全体人员到美军观察组气象台进行实习和工作。

年底,美军观察组气象台人员先后撤离延安,八路军气象人员完全接替其工作。

同时,中央军委局调谌亚选协助张乃召工作。

接收后的气象台,仍设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外宾招待所,归中央军委三局领导,张乃召兼负气象台工作。

1946年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选派苏中、傅涌泉、张丽、杨丰年4人到气象台学习气象、后留气象台工作,全台人员增至11人。

美军观察组气象台人员撤离延安后,按照美国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协议,美国空军和国民党空军交接人员于1946年4月下旬,乘坐美国空军运输机到延安,运走了气象台的高空探测设备。

延安气象台主要任务是为在延安机场起降的飞机提供天气实况。

气象台地面气象观测仪器有干湿球温度表,最高、最低温度表,毛发湿度表,水银气压表和空盒气压表(计),雨量器,风向风速仪,经纬仪等。

通信器材有SCR-284型收发报机、V-101型报话机和手摇发电机。

地面气象观测项目有云、能见度、天气现象;气压、温度、湿度、风向、风速、气球测云高等。

每日08时、14时、20时进行3次地面气象观测(有重要任务时根据需要增加临时观测);08时进行1次经纬仪测风;无线电探空设备未移交国民党空军前,19时进行1次空中探测。

美军观察组电台人员撤走后,其电台也由八路军总部派人予以接收。

该电台既负责与重庆、北平(今北京)等地美军的通信联络,又负责收集延安气象台和陕甘宁边区及各军区气象观测所的天气实况报,并转发给重庆、南京、北平等地的美军,供其保障飞行使用。

延安气象台参与保障的重要飞行任务有:1945年12月16日,中共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等,从延安去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26日,周恩来由重庆回延安,向毛泽东主席、党中央汇报政治协商会议情况。

3月4日,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3人停战执行小组由重庆到延安,5日从延安飞往汉口。

11月19日,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等15人从南京撤回延安。

1947年2月21日,军事调处执行部叶剑英、黄华等人从北平回延安。

3月1日,中共留南京、上海工作的董必武、潘梓年、王炳南等回延安,8日、9日,被迫撤退的中共在重庆的工作人员吴玉章、张友渔、何其芳等返回延安等等。

这期间,在飞行中也有气象原因造成险情和重大事故的。

如:1946年1月29日,周恩来、陆定一和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乘美军飞机从延安飞赴重庆,在秦岭地区遇严重积冰改降西安。

次日下午抵重庆。

(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周恩来的飞机在秦岭上空因为机翼严重结冰,美国机组人员控制不住飞机高度,命令抛丢物品减重,据说就留下了机密文件等,连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做好了要随时跳机牺牲自我的壮举了。

我们干气象的人员都知道,在山区这样的螺旋桨飞机,空中机翼结冰是多么可怕的。

1946年4月8日,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由重庆回延安,下午2时到延安上空时因云浓雾大,飞机无法着陆,在返回西安时迷航,误入山西,撞到兴县东南海拔2000多米的黑茶山上,机上17人全部遇难。

1946年7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1947年3月对陕甘宁解放区发动猖狂进攻。

在双方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撤出延安。

3月14日,延安气象台继续从事气象工作的张乃召、周鲁女、曾宪波、邹竞蒙、苏中、张丽、傅涌泉7名人员,埋藏好笨重的设备,携带比较轻便而贵重的气象仪器和气象书籍、资料,编列为军委三局机关气象组,和军委三局器材科合编成立一个党支部,随机关一起撤离延安。

在军委三局领导下,气象组人员跋山涉水,转战陕北、山西、河北,一路积极学习政治,边行军,边训练,政治思想和气象业务技术水平得到提高。

延安气象台人员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他们服从革命工作需要,克服各种困难,不懂就学,虚心求教,互相帮助,边学边干,在实践中增长才干;他们努力学习,政治上不断进步,工作上认真负责,严格要求,一专多能,生活上艰苦朴素,圆满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光荣任务。

1947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逐步转为战略进攻,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军区连成一片。

晋察冀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考虑将来建立人民航空事业和人民空军对于通讯人才的需要,开设了陆空通讯专业。

5月,在冀中地区招收80多名新生,编为第2大队第4队,学习陆空通讯,兼学一些气象知识。

1948年5月9日,该校与晋冀鲁豫军区通讯学校、中央军委三局无线电训练队等单位合并,成立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简称华北电专),军委三局局长王诤兼任校长。

军委三局气象组张乃召等7人,于1948年8月18日奉调到华北电专。

该校第2大队第4队陆空通讯专业课程基本学完,但是人民的航空事业与人民空军尚未组建,暂时不能对口分配工作。

学校决定该队除继续复习巩固陆空通讯专业外,主要学习气象专业。

因此,该队更名为陆空通讯气象专业队,全队43人。

张乃召任队长,史平任政治指导员。

该队主要培训目标为地面气象观测员,课程设置有气象常识,地面气象观测、气象仪器和电学等。

张乃召讲授气象课,邹竞蒙讲授地面气象观测课,曾宪波讲授电学和气象仪器课,周鲁女等原气象组人员负责课外与实习辅导。

教学用的教材是张乃召等编写,其他人刻蜡纸油印的。

所用气象仪器是从延安气象台带去的。

该队于1949年5月学习结业,之前,1948年底至1949年初,傅涌泉、张乃召、邹竞蒙、苏中等部分教员、学员,被分配到太原北平、天津等地,接收、接管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气象与通信部门。

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当时已有的条件,决定在东北创建一所航空学校,为建立人民空军和人民航空事业培养人才、并在延安选派了在苏联学习过航空的王弼、常乾坤等30余人奔赴东北搞航空学校建校工作。

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接见王弼、常乾坤等人时指出:在东北创办航校是党和人民创建航空事业新的开端,是为建立人民空军做准备,无论如何要把它办好。

1945年9~10月间,王弼、常乾坤等30余人分两批从延安出发,日夜兼程赶赴东北。

经过一系列筹备工作,在1945年10月成立的东北人民自治军航空队(1946年1月1日改编为航空总队)的基础上,于1946年3月1日,在吉林省通化正式成立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简称东北老航校)。

校长朱瑞,政治委员吴溉之,副校长常乾坤、白起,副政治委员王弼、黄乃一、顾磊。

由于国民党军队开始向东北大举进攻,4月以后,东北老航校先后转移到牡丹江海浪机场、兴凯湖畔的东安(今密山)机场。

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1948年3月,东北老航校又从东安迁回牡丹江。

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获得解放。

1949年3月,东北老航校校部从牡丹江迁至长春。

10月,经中央军委批准,空军创办了第1至第6航空学校,东北老航校抽调大量人员参加了航空学校的创建工作。

11月,在整编后的东北老航校基础上组建第7航空学校。

至此,东北老航校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东北老航校成立后建立了气象工作,实施对飞行学员的气象知识教育和飞行训练的气象保障工作,并开设气象班,培训气象人员。

航校气象人员在艰苦条件下开展工作,不断扩大气象人员队伍和业务工作范围,为航校的建设和发展,以及为人民空军气象工作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东北老航校成立前后,为保障飞行安全,积极接纳了伪满、日军原气象人员马岚和内田英俊,并任命他俩为航校训练处气象教官。

1946年12月,航校训练处在东安成立了气象台,马岚为负责人。

气象台成立时,依靠接收和搜集到的气象仪器、器材和一些必需的文具用品,因陋就简地开展了工作。

1947年春,为了迎接夏季攻势胜利后到长春、吉林开设场站,气象台扩编为气象室。

气象室有教官3人,哈尔滨气象台台长1人,气象员2人。

1947年11月航校整编时,又精减了气象室编制,校部编制仅设气象教官1人(实有2~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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