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玉虎 河东人讲河东轶闻丨运城人听运城故事
谢振华 原中顾委委员、昆明军区政委。（1916.9—2011.8），男，原名谢振泮，1916年9月生，江西省崇义县上堡乡甲子村人，少将军衔。
原中顾委委员、昆明军区政治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二、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届中央会候补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谢振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8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在人民解放军开国少将中，谢振华是一个相当有代表性的人物。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的金戈铁马，还是和平时期的统兵主政，他都有着不凡的履历。从漫漫长征路到镇守大西南，半个多世纪的戎马生涯写就了他辉煌的人生。
得知谢振华老将军去世的消息，是2011年8月初的一个晚上，突如其来消息如同梦魇，我的脑海瞬时一片空白，随之而来的，是和老人家相处的点点滴滴……
85年春节，我由天津警备区坦克一师调往昆明军区任谢振华老将军专职司机兼专职车队副队长。当时谢老将军任昆明军区政委兼党委书记（当时十一大军区政委兼党委书记的仅昆明军区一家），那时我刚二十三岁。
头一次跟这么大的首长，说实在话我心里很发怵，总是放不开，生怕出什么问题。觉察到这一点，老首长很和蔼地对我说：“到这里来，就不要拘束，记住，再大的首长，也是个普通人。”廖廖数语，如一股暖流扑面而来，说得我心里暖洋洋的，我紧张的心情放松了许多。
其实，老首长是一个非常和蔼的老人，对我们虽然要求很严格，但却很关心我们，对我们就像他的子女一样呵护备至。记得那是1986年3月份，我接到家里的电报，我的大儿子即将出生。由于部队工作忙，我没有时间回去，老首长知道这件事后，把我叫来：“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你也不回去，这样吧，我替你给孩子取个名字吧，如果是女孩，就叫远征，男孩嘛，就叫振华吧”，老首先亲切地说道。
“可是首长，要是男孩子叫振华，不和你重名了吗，不太合适吧”，我听后忙问道。
“唉，你瞧我，忘了这茬了，那好吧，如果是男孩子，就取名中华吧，既庄重，又大气，对，就叫中华。”
4月份，孩子出生后，我们就给他取名侯中华，之后不久，老首长去北京开会，还特意让时任秘书张帮帮（现任山西报业集团办公室副主任）代他前去天津看望我的爱人和孩子。
老首长是我的老领导、老上级，他朴实，平易近人，讲话时大道理不多，很实际，在我们的心目中，更象我们的父亲、好朋友，充满着人情味。他是那么在可爱，充满着生活情趣。在他家里，不仅养着军犬、猴子、娃娃鱼，还种了菜和花。闲暇时，他经常和我们一起种菜养花，饲养家宠，完全没有了上下级之间的界限和威严。
有一次，我陪同老首长和时任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一起在军区一招共进晚餐。他一直告诉服务员，不要上那么多的菜，够吃即可，吃好就行。
老首长待我们情同子女，但对我们要求却很严格，无论工作还是学习，都丝毫不放松。他经常告诫我们，要不断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素质和个人修养。军旅出身的他，养成了吃饭快的习惯，每次吃饭不超过十分钟，吃完之后立即起身，把剩饭剩菜拨到家人和我们每名工作人员的碗里，不允许有半点浪费。
有一次，我和老首长的孙子章明、孙女珊妹去昆明杨林镇郊游，割了一筐兔草。回来之后，家里都吃过饭了，于是我就带着他们去外面的夜摊上吃了点便饭。刚回来，碰到老首长，问我们吃了饭没有。当听说我们在外面花了三十多元钱吃的饭而且是我出的钱时，我有史以来见他生这么大的气，“你们怎么这么会享受啊，没吃饭不会在家里自己做着吃吗？当时我当红军的时候，一天伙食才五分钱，你们吃一顿饭，我们红军要挨几顿饿啊？还有你，玉虎，三十块钱，你一个月工资才九十多块，你三十块钱甩出去了，下半月你喝西北风去啊？不要这么惯着他们啊！”
最后，老首长硬是让工作人员从他的工资中拿出三十元钱给了我。
还有一次，某师李师长看望老首长，送来一块案板，由于不知道这块案板价格多少钱，他硬是让我们从他的工资中取出八十元钱给了李师长。
老首长曾在1969年至1977年12月就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当我提起我是山西洪洞人时，他感慨万千。在我们相处的日子里，他经常和我谈起山西，谈起在山西就任省委书记时的风风雨雨；谈起执政三晋时的点点滴滴；谈起山西焦化厂在他任上的立项；谈起他在山西因晋剧《三上桃峰》所引起的风波，谈起文革期间和他一起“倒霉”的同事；谈起晋南人的性格和为人；谈起他在山西一起共事的同事。他经常对我说，对于山西，他有着很深的感情，山西是他的第二个故乡。虽然离开山西这么多年，还一直牵挂着山西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于前来找他办事的山西藉老乡，他也会爱屋及乌；对于前来找他反映问题请求平反的洪洞藉团以上南下干部，他都会尽早批示相关部门尽快落实政策。据我所知，经他督办平反恢复政策的洪洞藉南下干部多达六十多人。
在昆明军区任政委期间，老首长担任云南前线总指挥，期间我曾陪他三次去前线视察部队，在前沿一线阵地指挥战役。作为高级领导干部，老首长对部队、对党有着很深很深的感情，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在昆明工作的七年里，他从来没有逛过昆明城，只有一次去昆明海梗游玩。每次发工资，他都会从工资中拿出一沓钱给我，让我交党费，从来不去细数有多少钱，当我提出让他数一数，该交多少交多少时，他只是微微一笑。
“作为老党员，交纳党费也是天经地义，还去数那么清做什么啊？”
离开家乡这么多年，他一直牵挂着江西老家的乡亲，曾经多次让我寄钱给江西老家，用于办学、修路和购买图书。
1988年，根据组织安排，我离开老首长调往北京。虽然不在老首长身边，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我的成长和进步，经常亲自或委托工作人员打电话问候我。几十年来，老首长一直关心着我，爱护着我，我对他也怀有深深的特殊的依恋之情，一直牵挂着他的身体健康，牵挂着他的冷暖。每年8月15日他的生日，我都要抽时间到北京万寿路甲四号家中看望他老人家。
2006年，他老人家90大寿，我和著名书法家闫钦锋前去祝寿，饭后闲叙，他很是激动，握着我的手半个小时不肯松开。交谈中，他问起我孩子的工作怎样；问起我父母的身体如何；问起山西的经济发展状况、农民生活水平和住房城市建设；问起当时和他一起战斗过的战友等等。这也是我认识他以来他第一次握我的手。
2011年7月份，得知老首长病重的消息，我们全家人心急如焚，连夜开车赶赴北京。7月22日，在他的女儿海英的陪同下，我们一同来到了解放军301医院康复楼探视。当时老首长的身体已经很虚弱，看到我们进来，他的眼睛突然有了亮光，半直起身和我们握手，问寒问暖。当我们依依不舍告别时，他盯着我们的背影久久不放开，那眼神中满是眷恋和牵挂。走出病房门的那一刻，我的眼圈红了，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期望老首长能够早日康复，能够再和往日一样，和我们谈笑风生，能让我们再和他老人家面对面交谈，能够让我们再为他尽一份心意。
真没想到，第一次探视，竟是我和老首长的绝别。当我听到他病逝的消息后，我万分悲痛，心绪难平，我的心刹那间跌入了低谷，满是落寞与悲凉，空落落的。那段时间，我因为腿伤严重，不能亲自前往送别，只好委托我的二儿子侯中正亲赴北京八宝山公墓代我参加追悼会，送他老人家最后一程。那一夜，我久久难以入睡、思绪万千，尽管我有心理准备，尽管我从心里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尽管我在掩耳盗铃般安慰自己，但真相还是残酷地告诉我，我那至亲至爱的老首长真地离开我们了，他真的走了，永远地走了！我们再也不能和老首长面对面地交谈，再也不能聆听他老人家的教诲了。
他老人家对我们的谆谆教诲，对我们的言传身教，此时此刻想起来，还是那么地清晰，那么地深刻，对他的怀念令我久久不能释怀，泪眼中，我仿佛又看到了他在战场上指挥战斗的英姿；仿佛又听到了他对我们的谆谆教诲；仿佛又看到了他在和我们打扑克耍赖时的情景；仿佛又感受到了90大寿时我们之间长达三十分钟的握手和畅谈。
老首长走了，他真的走了，共和国又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身经百战的百战将星。我又失去了一位爱兵如子、和蔼慈祥、可亲可敬的老首长。虽然老首长去世了，但我还是会常常想起他，会在不经意间回想起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内心深处特别地伤感，也更加思念老首长，对他更加牵肠挂肚。
老首长，你放心吧，我绝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教诲！我一定踏着您的脚步、带着您的嘱托，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