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生 马明深
河北赞皇县太行山九女峰
前言：
1940年4月1日，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五次大会召开。蒋中正、孔祥熙、戴季陶、何应钦、吴稚晖、张伯苓、于右任等出席会议。国民参政会成立后，中共方面有毛泽东、林伯渠、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吴玉章、邓颖超等7人接受国民政府的邀请，担任参政会议员。会议前夕正值国民党军队围攻陕甘宁边区，在河北、山西等地大搞反共“摩擦”，毛泽东一度指示拒绝出席，后为维护团结大局，中共仍派秦邦宪、林伯渠、邓颖超、董必武四位参政员出席。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最高咨询机关“国民参政会”旧址
（重庆市渝中区中华路168号）
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在国民参政会第五次会议上的作了一次军事报告《冬季攻势开始以来晋冀鲁各省所发生之不幸事件》。
报告开头是“国军自去年冬季攻势开始后，北方各战区连续发生不幸事件，自行对消抗战力量，并给敌军以抽调转用之自由。其谁是谁非，中央自须切实调查，平情处理。惟此种情形，若不纠正消弭，则抗战前途，将受甚大影响。关于各种不幸事件，有在参政会驻会委员开会时业已报告者，亦有尚未报告者。”
中共地下党员马克勤（笔者岳父）原属张友渔（中共山东联络局书记）领导，1938年在山东国民党69军军长石友三部担任指导员（69军后调河北，石友三任察哈尔省主席），秘密进行统战和情报工作，张友渔为69军政治部主任。1939年马克勤转来重庆，其任务是组织“华北同学工作队”进行抗日救亡，不久加入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救亡总会（东总）”继续进行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东北抗日救亡总会”负责人是刘澜波、于毅夫、高崇民等。张友渔时在重庆中共南方局担任文委秘书长。
一、何应钦在国民参政会上主要说了什么？
何应钦在国民参政会第五次会议上的军事报告《冬季攻势开始以来晋冀鲁各省所发生之不幸事件》中讲了三个方面，即山西、河北、山东。
1、河北方面有什么“不幸事件”发生？
何应钦文中说道：“本年元月按程主任转据鹿总司令铣巧雨（15、18、17日）电称，顷据军委会校阅第五组服务员马克勤自元氏县孟府村逃回职部声称，本组主任徐佛观、委员陈庆善、徐竹齐、黎惠孚、朱荣、暨总部陪同校阅之张课长桐岗、高参口口英等一行十余人，于本月真日（11日）抵孟府村第四纵队十支队于珩部。初拟文（12日）晨开始口阅，不料当晚子时，突被十八集团军之部队约四千余人围袭。一时枪炮齐发，军民混乱，马服务员仓皇出走，徐主任及各委员均失联络，迄文晚（12日）至赞皇县境，始遇于珩支队长，又元氏县西台城侯如塘司令部，亦同时遭十八集团军之部队袭击。至包围于支队之部队番号，系刘伯承之二八五旅。徐主任佛观于删日（15日）始逃回本部。据称，除委员陈庆善、朱荣外，其余均失联络，不知下落”，等语。”
元氏县县城旧址
据载，元氏县孟府村应为赞皇县孟府村，元氏县只有孟村。于珩的支队部驻赞黄县孟府村，元氏县西台城是侯如塘司令部，于珩为该部副司令，由于两县相邻、部队番号的复杂，所以有称元氏县孟府村也是可能的（详见后）。
何应钦文中所涉及主要人员如下：
程主任：程潜，1935年任参谋本部参谋总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指挥部队在平汉路沿线抗敌。此后历任天水行营主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代理参谋总长、武汉行营主任、一级上将。
鹿总司令：鹿钟麟，1924年10月以京畿卫戍司令之职“逼宫，迫使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迁出故宫。1929年至1930年协助冯玉祥进行蒋冯战争、中原大战，代理军政部长。1936年“西安事变”后参与会审张学良。抗战期间，任第六战区和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兵役部部长、河北省主席、河北游击司令、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冀察战区总司令、陆军上将。主政河北期间，常同八路军发生摩擦。
河北太行山区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摩擦的一个重点地区。1939年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进入冀西，逼近八路军阵地，频繁制造摩擦。为了维护大局，彭德怀副总司令、刘伯承师长先后到冀西同国民党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和朱怀冰等人谈判，劝告他们以大局为重，停止摩擦，一致对敌。但朱怀冰置若罔闻，指使所部向平汉路以西的游击纵队大举进攻。1940年1月，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军石友三部1.7万余人，在冀南、冀鲁豫地区进攻平汉路附近的八路军，这两次进攻都被击退。2月，朱怀冰、石友三等部再次从平汉路东西两侧向太行、冀南地区的八路军进攻，其矛头直指八路军总部，八路军被迫进行自卫反击，发起“磁武涉林战役”，一举歼灭鹿钟麟、朱怀冰所部。
1938年8月彭德怀（左）、刘伯承（右）在山西八路军总部与鹿钟麟谈判
山西武乡八路军总部旧址
徐佛观主任：徐复观，1939年任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冀察战区校阅组第五组组长（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少将高级参谋、1943年任军令部驻延安第十八集团军少将联络参谋，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有多次会唔和长谈，回重庆后将延安所见写成《中共之近况》呈交蒋介石，受到蒋介石亲睐，旋任蒋介石侍从秘书、总裁随从秘书、国民党最高情报机关“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副秘书长（常务）、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情报组）少将副组长，组长为军统局帮办、军统局代局长、警察总署署长唐纵中将。
马克勤：中共地下党员、军事情报员，自1939年底任担任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冀察战区校阅组第五组服务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徐佛观少校副官、、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总干事、蒋经国领导的“国防部青年救国团”中校秘书等。
于珩支队长：据载，上文中于珩部应为十三支队，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纵队第二十四支队（后改称华北游击第十三支队）”，侯如墉任司令、于珩任副司令兼第一支队司令。这支队伍原本是赞皇抗日义勇军，1938年春被国民党改编，接受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的领导，在冀西一带专门和八路军搞摩擦。离开冀西后任冀察战区挺进第十支队队长、石家庄（石门）专署党政军联合办事处主任、河北省第十五区保安司令等，1948年当选行宪国民大会代表，同年赴台，1957年在台湾去世。第一支队队部驻“元氏县孟府村”一带。
侯如塘司令：侯如墉，抗战初期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纵队华北游击第十三支队”司令，司令部驻赞皇县孟府村，下辖十个团，约1万人。活动于石家庄西部及冀西地区，其部曾改为冀察战区游击第四纵队。抗战期间在邢台、沙河、临城等地频繁袭击八路军，企图夺取地盘。1940年2月至3月，八路军发起“磁武涉林战役”反击朱怀冰部，侯如墉部被歼灭大部。侯如墉后随上司庞炳勋投降日寇，率残部至赞皇县城投敌，沦为汉奸。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胡宗南第一战区收编，以第一先遣军中将总司令名义接收石家庄，扩充兵力至两万四千人。1947年被我军消灭于正定，其化装潜逃，去向不明。（据徐复观回忆文，侯如墉可能逃至台湾，见后）
刘伯承之二八五旅（应为385旅）：抗战期间刘伯承任八路军129师师长，129师385旅旅长陈锡联。
129师385旅团以上领导
（左起）：副旅长赵辉楼（后为八路军太行军区司令员）、陶国清（13团团长、太行军区十七军分区司令员）、孔庆德（14团团长、冀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马忠全（769团团长、太行军区第五军分区副司令员）、旅长陈锡联、范子侠（新编10旅旅长、太行军区第六军分区司令员，1942年牺牲）。
河北邯郸八路军129师司令部旧址
2、“战地党政委员会”和“战地党政委员会校阅组”
“战地党政委员会”全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为了适应持久战和敌后游击战的需要，于1939年在重庆成立的一个专门机构。该委员会直隶于军事委员会，是一个统筹战地(主要是沦陷区和游击区)党、政、军设施的幕僚机构。其核心任务是“化敌后方为前方”，具体包括：恢复和健全沦陷区国民党的党政机关，发动和组织民众，摧毁日伪组织，防止奴化教育。普遍建立游击根据地，扩大游击战争，收编和训练战地游民与会匪,策反伪军。统制战地物资，对敌实行经济封锁。
“战地党政委员会校阅组”是官方名义上的协调机构。校阅组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对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在内的所有敌后游击队，统一进行编制点验。将中共领导的敌后武装纳入国民党的军政体系，规范国共两军的敌后活动。当国共两党敌后部队发生局部摩擦时，校阅组作为第三方官方特派机构，出面进行现场调停，试图缓和冲突，维持表面的抗日合作局面。校阅组有权根据校阅结果，向敌后部队核发军饷和补给，以此协调国共双方的行动步调。
“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由蒋介石任主任，但实际日常工作由副主任李济深主持。李济深利用这一职位，使其成为了一个独特的“团结抗战”平台。李济深打破党派界限，聘请了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人士担任委员(因中共决定不参加国民政府实际工作而未就任，但保持了联系)，并任用共产党员(如张友渔、黄逸峰等)和民主人士担任指导员、视察员。在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指1939年春或年底到1940年春）,该委员会曾起到一定的缓冲和调停作用，例如协助促成卫立煌与八路军达成互不侵犯协议，维护了晋东南的团结抗日局面。李济深“倾向中共”的态度引起了国民党高层的不满，1940年春夏，蒋介石下令免去李济深副主任职务，由程潜接任。
二、马克勤的回忆
据马克勤回忆：“1939年3月马克勤正在重庆“东北救亡总会”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一次机缘巧合，同事陶玉育（中共地下党，其父陶鈞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中将参议主任、国民党18军军长，与徐复观是同乡世交）得知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徐复观，新任冀察战区游击队校阅第五组组长和指导员职务，不久将赴华北地区校阅国共双方的游击队，尚缺一名工作人员。机会难得，她立即向徐介绍了马克勤。当徐复观见了马克勤后，进行了谈话和考察，发现马克勤很有文化，当过教师，机警且谈吐不凡，人又潇洒，很是满意。徐随任命马克勤为该组服务员，负责该组的日常事务和密码保管翻译等工作。”
1939 年11月马克勤随同徐复观离开重庆，于1940年1月初到达流亡的河北省政府所在地邢台，并开始展开游击队的校阅工作。河北省政府并不在县城，鹿钟麟为避开日军追击，省政府及冀察战区总司令部已从保定迁往邢台县路罗镇，起初驻在鱼林沟村，因遭敌机轰炸，后秘密转移到贺家坪村。据称，当时鹿钟麟的居所是贺家坪村的王家庄园。贺家坪村内至今保存着与鹿钟麟相关的防空洞，位于村东头“贺家坪抗日边区小学”院内山坡下，高2米、深5米。贺家坪位于太行山东麓，邢台大峡谷旁边，与山西相邻，是极为隐蔽之地。
马克勤在手稿《虎口十年》中写到了这次校阅过程：“没想到的是形势变化出乎预料，正当校阅工作全面进行时，以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副总司令、察哈尔省主席、69军中将军长石友三，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97 军中将军长朱怀冰所属部队，开始制造磨擦事件，袭击中共抗日军队，使校阅工作严重受阻。”
“特别在校阅鹿钟麟的于珩支队时，该部竟偷袭附近八路军129师部队，遭到八路军反击，发生了大规模的战斗，结果该部被击溃，游击队校阅第五组全体成员也被冲散了。后来，部分委员先后折回河北省政府，但有几位委员却始终下落不明。这次意外的遭遇，使委员们心烦意乱，已无意坚持工作，纷纷要求返回重庆。徐出于无奈只好向上级请示，暂时在河北省政府休整待命了。我亦利用这一机会，借用省府的电台向重庆“东总”负责人于毅夫（解放后任黑龙江人民政府主席、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等）作了汇报。不久收到了回电，说“东总宣传队”全体同志参加了“战地党政委员会晋冀察分会”的“宣传队”，已到达洛阳，不久去华北工作，嘱我返回洛阳，作为他们的响导。”
“回到河北省政府的两位委员情绪都很低落，已无心继续工作。唯独徐复观不在乎，仍坚持要善始善终地完成校阅工作。此时，由于于珩等部被击败，朱怀冰向南退到冀豫边区磁县、邯郸、林县一线，徐复观知道后表示想借此机会和老友朱怀冰军长见见面。马克勤知道徐先生的意图后就把回洛阳的打算告诉了徐先生，并表示愿和他同行，徐非常高兴。这样徐复观与我就和另外两个委员分道扬镳了！”
“1940 年2月底，经过长途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朱怀冰部，老友同乡战地相逢格外亲切，朱军长除盛宴接待外，还与徐先生曲膝谈至夜深。次日一早，我陪同徐先生在司令部周围散步，徐先生向我谈起了与朱军长谈话的一些情况，他说：‘真没想到，朱军长一定留我作他的参谋长，我很为难，去留问题一直定不下来，但今天一定要向他表态了，应作出什么回答，希望你为我出出主意！’我说：‘徐先生，事关重大，是要慎重考虑的，不能轻易作出回答。但你们是老朋友，关系又如此亲切，让我出主意恐怕不妥吧！’‘没有什么，有话尽管直说。’他急促地追问说。‘既然如此，就属我直言了。华北的形势先生是清楚的，国共关系还在恶化，而朱军长的处境也是不妙的，军事冲突随时都有发生的可能，而现在是大敌当前，我们却自相残杀，难道就不受到良心责备吗？在这种形势下，先生去任参谋长职务，又是为了什么呢，希望先生三思而后行。’徐先生急不可待地说：‘我也认为此事不妥，但朱军长坚决不放我走，又怎么办呢？’我说：‘这也不难，只要先生决心走，事情还是好办的！’‘那就听你的了！’徐果断的回答说。吃过早饭后，我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徐先生，我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如果先生同意，今晚我们就偷偷地离开这里，先生一定要保持镇定，不能露出风声。’徐先生点头同意了。
1940年春，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对朱怀冰等部发起反击，图为反摩擦战斗前聂荣臻（右一）、刘伯承（右三）、 邓小平（右四）等在八路军总部合影。
“当天，徐和往常一样，和朱军长谈得很热乎，整天是处在愉快的气氛中。我利用这段时间作好了行前的一切准备工作，晚饭后又把小毛驴加料喂饱，才与徐先生就寝了。是夜，天空布满了浓云，四处是黑漆一团，除偶尔传来几声枪声外，到处都是静悄悄的。我虽睡在床上，眼睛始终是滑溜溜的，丝毫没有睡意。当时钟走到夜里一点钟时，我偷偷地爬起身来，把随带行李送上驴背捆好，然后才回到住所叫醒了徐先生，我们一前一后，轻手轻脚地离开了住所，在黑漆漆的原野里急速前进！直到中午时分，未发现有人追赶时才放了心，一场戏剧性的“脱身法”终于成功了。但预料军事冲突仍会发生，所以沿途未敢休息，一直是马不停蹄地向前赶路，到河南境内的济源县就紧了地过了黃河。1940年4月初我们终于平安地到达洛阳。”
“徐先生利用在洛阳休息的机会，约我去河北省政府驻洛阳办事处（位于第一战区司令部内）告辞，并表示谢意。真是无巧不成书，在这里又与河北省主席鹿钟麟相见了，他的右臂受了伤，用硼带吊在脖子上，精神恍惚不振的接待了我们。徐见状便惊呀的问道：‘主席受伤了？’鹿狼狈地回答说‘是受伤了，你们太幸运了，刚离开不久，河北局地连续发生了多次军事冲突，我们的伤亡太残重了，特别是朱军长的部队，人员、战略物资，甚至是电台和他的家属都被军俘获了，朱军长本人也受了伤。’鹿钟麟说到这里，真是‘兔死孤悲’，惭愧的低下了脑袋，再也不说什么了！”
“徐先生听后也感到很窘，不知说什么才好，最后是寒宣了几句，表示慰问之意而告辞了。回到旅社后便急不可待的向我说：‘幸亏听了你的话，不然我们也可能遭到不幸，真该谢谢你了，’我说：‘先生不必客气，其实当时我也未考虑到事态的发展会如此之快，也是侥幸避开了这些冲突。’尽管我这样客气的解释，徐先生仍以感激的心情一再表达了他的高兴和幸运。 谁能想到，通过这一意外的历险事件，加深了我与徐的‘友谊’， 两人成为‘患难之交’了！因此洛阳分手后，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
洛阳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部（西工兵营）旧址（河北省府驻洛阳办事处设于其内）1950年该址成为解放军铁道兵团干部学校（如图）
洛阳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部（西工兵营）旧址内建筑
三、徐复观的回忆
1、《战地旧事》
《徐复观全集》有徐复观于1981年10月在《新土杂志》上的一个采访回忆，题目是《战地旧事》：“在太行山里面，他们突然一下子把政府指挥的游击队有一万多人一下子解决了。我校阅的这个部队，那个姓何的（侯如墉）是不是在台北？他原来是个小学校长。我在娘子关作战，他来接头，他要点枪打游击。我那时在黄绍竑那儿，黄绍竑那时当副司令长官（指第二战区，黄曾任浙江省主席、军事委员会作战部长、上将、桂系三巨头之一）。我就同黄绍竑讲，拨了一百多条枪给他。我这次去校阅，他已经有一万多人，他当然很高兴。我那时当高参，他知道徐高参来了。他以前是何教员，现在是何司令。晚上吃晚饭，他说：‘报告主任委员，情形有点不妙。’我说：怎么不妙呢?’他说：‘凡是我们部队驻扎的地方，八路军都是四面驻扎，包围我们。可能他们要动手。’我就说：‘我们赶快打电话出去，叫你们部队正式派人和他们去联络。免得他们说是误会。’他把碗筷放下来，去打电话去。”
“我们那次大概有上十个人。吃完饭我们睡觉。听见枪声，我们是中央派去的，还要伪装镇定，在床上不动。副司令（于珩）进屋来说：‘报告主任委员，睡着了吗？’那时哪一个是睡得着呢。我说：‘没有睡着。怎么样？’他说：‘我们受包围了。’我说：‘到底是日本人，还是八路军？’他说：‘不知道。’我说：‘然则怎样呢？’他说：‘司令到前线去指挥去了，叫我来带着各位去突围。’我说：‘好啊。’我记得一个村庄，有一条路出去。我听到喊叫：‘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突出五个人。到山顶，我总是不放心，有他们司令放哨的，我叫他们问一问，才知道是八路军。我同副司令说：‘我不愿意同你一起突围。’有三个人愿意跟他部队一起。有一个副官说：‘那我同主任委员一起。’他们就同部队一起，以后一起都打死了。”
据徐复观讲，他们走了相反的方向，上了太行山黑龙关，到了一个大概是大寨的地方，碰到了村长和民兵，听说他们是军事委员会派来的，看了公事（指证明文件），也没为难他们。
八路军为什么要打击侯如墉、于珩的“十三支队”呢？
于珩，河北省赞皇县人。早年毕业于山西军官教导团。抗战前夕曾为赞皇县保安团团长。抗战爆发，1937年8月任赞皇县抗日义勇军大队长。义勇军被国民党改编后，先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华北游击第四纵队第二十四支队(后改为十三支队)副司令兼第一支队长，冀察战区挺进第十支队队长、石家庄（石门）专署党政军联合办事处主任、河北省第十五区保安司令等，1948年当选行宪国民大会代表队长，河北省第十五区保安司令等。抗战初期曾组建起赞皇县第一支抗日武装，并组织了赞皇槐河保卫战。
但是，1939年秋，国民党六中全会制订了《限制异党问题实施方案》，在全国掀起限共反共高潮，冀西顽固势力闻风而动，摩擦与反摩擦斗争逐步升级。冀察第二路军范子侠率领的抗日队伍从豫北入驻冀西，改编为八路军“平汉抗日游击纵队”。但是侯如墉、于珩认为“平汉纵队”侵占他们的地盘，不断挑衅。此外，侯如墉、于珩的“十三支队”在国民党反共大气候的影响下，向抗日县政府漫天要钱，政府没有，他们就拿着白条到各村随意捐派征，反共气焰十分嚣张。
1939年12月，国民党97军朱怀冰部主力94师282团进驻赞皇县曹家庄一带，迅速与侯如墉、于珩相呼应，对范子侠部“八路军平汉纵队”形成夹击之势。
1940年1月，范子侠指挥“平纵”攻打日伪占区元氏县城，希望侯如墉配合作战。侯如墉表面上同意，却在朱怀冰的指使下，联合民军乔明礼部，共计6000余人，于1月12日突然向赞皇地区“平纵”发起攻击，范子侠随指挥部队进行反击。同时，八路军129师与晋冀豫军区领导李达、黄镇等在赞皇县黄北坪坐镇指挥，调动385旅769团和独立1团，以及冀中八路军吕正操部，配合“平纵”合击侯如墉、乔明礼部。一夜之间，经营了几年的“十三支队”几乎全军覆没，侯如墉、乔明礼两部被歼八千余人，缴获的武器弹药足足装备几个正规团。
日军获悉国共两军发生“内讧”，乘机对被击败的国民军进行分化瓦解诱降收编，并于1月15日，调集石门、元氏、赞皇、平定、阳泉等地六千余兵力，以飞机配合，扫荡赞皇以西地区八路军根据地。此次扫荡之惨烈，为赞皇抗战以来之最，给群众造成了巨大损失。反扫荡战斗持续5天，侯如墉则趁机逃脱。朱怀冰孤军难保，和鹿钟麟一起南撤至冀豫交界的磁县、武安、涉县、林县地区。
综上所知，1940年1月12日发生的八路军的反击战，恰是冀察战区游击队校阅第五组到达侯如墉、于珩部校阅之时，打击对象正是侯如墉、乔明礼两部，这也是对鹿钟麟、朱怀冰的明确警告。
唯徐复观的游击队校阅组运气太差，本来校阅组的作用是在国共两党敌后部队发生局部摩擦时，校阅组作为第三方官方特派机构，出面进行现场调停。但事发突然，跑出来就是运气了。国民党的电报极力煊染此事，说是八路军几千人围攻徐复观的校阅组。其实，游击队校阅组的遭遇实乃“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并非八路军有意为之。
2、“磁武涉林”战役
受挫的朱怀冰并不罢休，同冀南的石友三部、豫北的丁树本部和山东的沈鸿烈部相呼应，等候从黄河以南增调的两个军开到太南，准备会合后再向八路军发动进攻。
1940年1月31日，129师刘伯承师长亲自会见朱怀冰，与其协商谈判。刘伯承说：“我们已经退避三舍了，实在无地可退。八路军一个师抵抗了十万日军、十余万伪军，并非怕你，要是逼人太甚，我们是有人民作后盾的。”然而，朱怀冰不仅没有收敛，反而以为八路军好欺负，直接动武要驱逐八路军设置在贾璧村的磁县县政府。
1940年2月28日，为了抗日大局，我磁县抗日政府最终决定撤出贾璧村。可是当夜10点，朱怀冰部却突然袭击了贾璧村八路军先遣支队，大肆屠杀我抗日军民，这就是“贾壁事件”。“贾璧事件”使我部蒙受重大损失，伤亡150余人，失枪120余支，损失军用物资27000余元。对此，朱怀冰竟向二战区和蒋氏请功说：“经过奋战，收复磁县失地”。
不仅如此，朱怀冰还气势汹汹地来到八路军总部，打着“军令政令统一”的旗号，要八路军把河北让给他。朱德后来曾回忆：朱怀冰蛮横地问，究竟是让还是打？我就对他说，我们建立根据地是为了抗日，为什么要让？朱怀冰威胁要打。我就对他说，你要晓得，我们改编为八路军以来，没有打过内战；但是，你要打，我们一点也不怕。
八路军的忍让毫无效果，3月5日，我军终于出手。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遵照八路军总部命令，出动共13个团，发起“磁武涉林”战役，反击朱怀冰。朱怀冰傲气十足，但实在不堪一击，其97军军部设在磁县南北贾壁、东西花园一带，外围有多重堡垒和孙殿英的新五军（据载，八路军事先告知了孙殿英，孙选择了作壁上观），八路军避开朱之前沿，直捣97军军部，朱怀冰措手不及，到3月11日已被打垮。朱德立刻下令停止进攻，并主动后撤，准备同国民党当局谈判。这次战役共歼灭朱怀冰部第97军及游杂武装一万余人，俘虏中有朱怀冰部第94师参谋长蒋希文、鹿钟麟部参谋长王斌等。当时有人还想活捉鹿钟麟，朱德说，不要捉，捉到了又怎么放呢？因此，故意让开一条路，放他逃走。对俘虏的朱怀冰眷属，也交由孙殿英护送回洛阳。
歼灭朱怀冰部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再没有力量可以同八路军搞大规模的磨擦了。所以，毛泽东说：打朱怀冰是华北根据地的一个决战。朱德也说：自打了朱怀冰，便确定建立华北政权，实行独立自主，从此形势反而好转了。
战役结束后，八路军停止追击朱怀冰残部，主动后撤，并提出休战。3月中旬，八路军派代表和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卫立煌商谈休战，达成了停止武装冲突的协议，以临汾至屯留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该线以南为国民党军驻区，以北为八路军驻区。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此仗下来，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受了伤，逃到了洛阳，这是徐复观和马克勤在洛阳亲眼所见。鹿钟麟给何应钦的电报也谈及此事：“然能及伤臂之后，本已不能亲理公务，惟不忍坐视华北沦亡，官兵受困。良心驱使，不敢不作最后之恳陈。今后病痛余生，惟待准辞之命令。”等语。鹿钟麟辞职回到重庆，他向老长官冯玉祥说了在河北的遭遇，冯玉祥听后大怒，直言让他深入敌后本应联合抗日力量、发展队伍，而不是去执行那些加剧内部摩擦的政策。
朱怀冰化装逃出，经修武县辗转逃到洛阳治伤。其如何受伤说法不一，有的说是腿部中枪，有的说是逃跑时摔伤。逃到洛阳时其相当狼狈，据说他身上连件完整的衣服都没有。不久，朱怀冰还当了一段代理河北省主席，但他感觉在河北已无法立足，就把剩余部队交给下属，自己南下恩施投奔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湖北省主席、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当了第六战区长官部参谋长。1943年，陈诚赴云南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期间，朱怀冰以民政厅长身份代理湖北省主席，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后话：
1940年4月，徐复观与马克勤在洛阳分手，徐复观回重庆。马克勤留在洛阳，与到达洛阳的“东总宣传队”会合。根据“东总”指示，马克勤加入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晋豫办事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是由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夫妇等国际友人发起，国共双方共同携手建立的抗日合作组织，孔祥熙为董事长，具有合法性，但中共人员加入其中仍然是秘密的。“工合晋豫办事处”主任是孟用潜，孟用潜经周恩来同意，将中共人员的组织关系落在了“洛阳八路军办事处”。
5月7日，朱德和战地党政委员会冀察战区副主任委员王葆真一起到洛阳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河南省主席谈判有关事宜，随行人员有康克清、八路军总部供给部政委周文龙、情报科长袁晓轩等。
朱德(右一)、卫立煌(左一)、郭寄峤(左二)、袁晓轩(后排站立者)合影
谈判后，袁晓轩留在“洛阳八路军办事处（八办）”担任了第三任主任（处长）。由于工作关系，马克勤和袁晓轩常有来往，袁晓轩的妻子程乔（陈侨）也在“八办”，任报务员。
不久，马克勤到河南鲁山担任“工合晋豫办事处鲁山事务所”主任，根据“东总”和“八办”的安排，准备在鲁山建立“工合战地游击队”。未料，1942年，袁晓轩叛变投敌，到重庆担任了军统重庆特别工作组上校组长、国民党特种问题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则是中共大叛徒张国焘。袁晓轩供出了“晋豫工合”及周边中共的组织情况，马克勤被中统逮捕，关押于洛阳，后转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青年劳动营”。1944年春，马克勤经组织营救和徐复观担保出狱。马克勤历经酷刑，失去双指，其痛之极，不言自明。但最让他痛恨的是出卖战友的居然是八办主任袁晓轩！
1944年底，经徐复观安排，马克勤以中共军事情报员的秘密身份进入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担任了徐复观的少校副官。在这里，马克勤见到了军委会参谋总长、一级上将何应钦，但何应钦是否还记得几年前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到的马克勤就是眼前的这个青年人，那就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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