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司作战处前辈的故事

江和平

1953年1月，我的父亲江涛第二次赴朝参战，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他这次赴朝与1950年11月第一次赴朝有所不同：一是身份不再是军委情报部的干部，而是志愿军司令部的干部。二是这次不像第一次时秘密出征，军委情报部专门为他召开了欢送会，在北京前门火车站受到首都人民的热烈欢送。三是父亲不再只穿无任何标志的志愿军军服，而增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胸牌。四是父亲不再是单身一人，而是有了对年轻的妻子与襁褓中的女儿（本文作者）的牵挂。

1952年底江涛第二次赴朝参战出发前怀抱女儿（本文作者）

1月27日，我父亲到达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志司驻地，向杨得志副司令员和解方参谋长报到。志司作战处处长先后为丁甘如、肖建飞，副处长先后为杨迪、成普、原星。那时志司的情报工作归属作战处领导，作战处下设作战科、情报科、军训科、防化科、测绘科，我父亲担任副处长分管情报工作。同年4月，解方参谋长决定：志司情报处从作战处分出来，单独成立。后来我父亲被任命为志司情报处处长，直到1957年凯旋回国。

志司前辈在朝鲜合影：右起原星（军训处处长）、江涛（情报处处长）、丁甘如（作战处处长）傅文杰（机要处处长）

我与志司作战处前辈

抗美援朝时期，志司的处领导们虽然只是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但都是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作战经验丰富、业务能力较强的军事干部。作战处是一个战斗的集体，全体干部肝胆相照、同生共死，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父亲英年早逝后，我真切地感受到前辈们的战友之情延续到了我的身上。

志司前辈在朝鲜合影左起江涛（情报处处长）、李炎（军务处副处长）丁甘如（作战处处长）、原星（作战处副处长）

丁甘如是作战处首任处长，同时兼任志司首长办公室主任，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全过程。他留下的传记和老相片，对我了解那段震撼人心的历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江涛（左）与丁甘如在板门店停战谈判旧址

我入伍第三年曾登门看望肖建飞处长，听他讲述我父亲的故事：“你爸爸的记忆力非常好，是个活地图。”临别时肖建飞嘱咐我：“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他赠送的一对樟木箱子，一直摆放着我母亲的卧室。

志司前辈在朝鲜合影左起江涛（情报处处长）、肖建飞（作战处处长）、原星（作战处副处长）

原星副处长幽默健谈，总是乐呵呵的。他每次看见我都会紧握着我的双手，慈爱地望着我，直到听我叫他：“爸爸！”才松开。原星叔叔多次亲笔写信，询问我们的现状，告知他与家人的情况，寄来他的全家福。耄耋之年的叔叔从济南到北京时登门看望我母亲，回忆我儿时的往事：1957年，我五岁时去志司看望父亲，一起瞻仰志愿军烈士陵园，原星叔叔拉着我跑向小亭子拍了合影。1958年，叔叔从北京军委情报部幼儿园接上我，坐上开往南京的火车，与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父亲团聚。原星叔叔说：“可爱的和平，这已是二十年前了，真是小女发髻，长辈发白了。”

1957年9月23日江和平（本文作者）与原星在朝鲜志愿军烈士陵园

如今志司前辈们都离开了我，我整理父亲留下的日记和资料，拜读前辈们的传记、杨迪副处长的著作《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鲜为人知的真情实况》、成普副处长的著作《峥嵘岁月-成普回忆录》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人物志》等，把志司作战处前辈们的故事写下来。

1956年11月左起江涛、原星、朝鲜军、傅文杰在朝鲜

掌握战况能参善谋

军事情报是主官指挥作战的依据，志愿军情报人员通过建立全线观察体系，开展渗透潜伏侦察，全天候侦听工作，审问敌军俘虏，破获敌特分子等手段获取情报。作战处将收集到的各方面情报汇总、整理、研究、分析、判断，掌握敌、我、友的部队编制、武器装备，整个朝鲜战场瞬息万变的战况，各个战区的兵要地理、气候变化等，连敌军主官的姓名与特点都要了如指掌。作战处及时上报志司首长，作为领导者统领全局的依据；同时通报给我军各相关部门，适当告知朝鲜人民军，作为协同作战的需要。

1953年12月9日左起丁甘如、江涛和战友在老秃山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作战处不仅在志司机关办公，也多次分成若干小组深入到各兵团、各军调查研究、解决问题。志愿军入朝不久出现二个情况：一是美军认为我军没有美式通讯器材，难以获取其通话内容，所以其团以下联络多使用无线电明语通话。我军部队可以截获美军的无线电信号，但无法翻译也确实没用。二是我军入朝作战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找带路的向导、与朝鲜党政军联系都很困难。作战处迅速将此向志司首长汇报，从国内选调了一批政治可靠、懂英语或朝鲜语的干部或学生，分配到各部队、各部门。

1952年10月的上甘岭战役，秦基伟军长领导志愿军15军坚持作战半个月。志司作战处意识到15军再没有较多的兵力坚持战斗了，需要增加部队支援。作战处向邓华代司令员汇报了所掌握的敌、我双方态势，建议立即派部队增援15军。邓华问：“你们看派哪个部队上去增援？”杨迪指着地图汇报：“12军正从一线阵地撤出休整，其先头部队第31师正行军到上甘岭山下。我们建议12军暂不休整，上去增援。12军与15军同属志愿军第3兵团，也便于指挥。”邓华当即给3兵团代司令员王近山打电话，并要求作战处发电报：命令12军增援15军赴上甘岭作战。43天的上甘岭战役中，前期由15军坚守2个高地坑道，后期由12军坚守。英勇的志愿军战士每晚投入2个连到高地轮换作战，每个昼夜都经历了极为惨烈的战斗，终于取得震撼世界的胜利。

1953年11月前排左起：刘何、张水发、张震、张南生、杨得志、邓华、李达、王蕴瑞、吴先恩、罗文，后左7江涛在志司

精准拟制作战方案

作战处是志司首长能参善谋的助手，是指挥灵活、团结一致、吃苦耐劳、效率高的战斗集体。志司首长制定方针、口述命令，作战处立即根据上级的作战意图，制定周密、详细、具体的作战方案，“读、记、算、写、画、传”样样都过硬。作战处向各部门和各部队传达、检查上级的指示和命令，组织协调部队的集结与行动，并担负武器装备的分配与调整。

最初入朝参战时，彭德怀司令员命令志愿军的四个军加三个炮兵师共计25万人，在二天内秘密渡过鸭绿江，不容许被敌人发现。这需要周密严谨的计划安排，志司作战处与相关干部赶到鸭绿江边勘探，实地办公，部署渡江方案。1950年10月19日黄昏后二个小时内，工兵团在安东、长甸、缉安三个渡口架好浮桥，各部队迅速有序地通过。20日4时黎明前，工兵团拆除浮桥，5时将所用器材隐蔽在江边的松树林里。同日的夜间依旧如次操作，25万大军在二天夜间秘密地进入朝鲜。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志愿军各部队和后勤补给循环如次。具有现代侦察手段的美军竟然毫无发现，堪称现代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1953月12月31日江涛与肖建飞在志司

1953年6月，经志愿军夏季战役的二个阶段，“联合国军”代表已接受了停战协定的所有条款，但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制造事端、破坏停战协定。彭德怀认为：如不使南朝鲜受到教训，签了字的停战协定还可能受到破坏，停战协定将等于一纸空文。经请示毛主席批准，决定再给敌人一次打击。于是志司召开一次兵团首长会议，部署了金城战役的作战任务。会议只开了半天，彭德怀做了总结，部署了抗美援朝最后一战的任务。肖建飞处长领导作战处同志，利用首长们吃午饭的间隙，根据彭总的讲话为基础，迅速拟制了整个战役中发给各兵团的作战命令。兵团首长们午饭后就拿到了正式命令，立即返回各部队投入到战役准备工作中。作战处的工作效率和准确度之高，达到惊人的速度，受到了彭德怀、邓华、杨得志的赞许。金城战役取得了歼敌7.8万人、收复180多平方公里的胜利，迫使李承晚不敢破坏停战谈判。

左4起谭善和、高存信、李志民、江涛、丁甘如、肖剑飞在志司

工作坚持严细快准

作战处昼夜不停地超负荷工作，坚决执行“严、细、快、准”四字工作标准：“严”格服从命令听指挥，遵守各项规定制度；“细”致完成每项任务，不能有半点粗枝大叶；“快”速、及时，不得贻误战机；“准”确上呈下达，绝不影响指挥员的正确判断和作战指挥。作战处制定的作战文书均认真核实，要求以精炼、简明、扼要的语言，把事情说得清楚，时间、地点、数量、方位等都精准无误，决不容许出现“大概、可能、差不多”之类的模糊概念，甚至连错别字、标点符号也绝不放过。

抗美援朝的第二次战役中，38军能否阻断敌人的退路是整个战役的关键。志司作战处准确地给38军发去了密语电报，38军立即给113师发密语电报时，不慎将龙“源”里误写为龙“泉”里。113师江潮师长在地图上找不到龙泉里，只在三所里以西找到龙源里，如果再向军部请示必定耽误战机，江潮果断命令337团向龙源里急进。部队不顾三昼夜连续作战的疲劳，14小时在山路急行军72.5公里，先于美军5分钟到达龙源里，截断美军的南逃道路。这次战斗的胜利，扭转了朝鲜战局。龙“源”里与龙“泉”里一字之差，也使参谋人员认识到：战斗越紧张、繁乱，越要头脑清醒、冷静，工作越要细心、精准。

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成立后，因朝鲜时间比北京时间提前一个小时，中朝军队联合作战存在时间差的问题。志司作战处提出此问题后，彭德怀上报毛主席和金日成解决。中央军委很快回电通知志司：中朝两党已经协商，金日成说：“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司令员是彭德怀同志，就以毛泽东同志的手表为准，作为两国军队指挥官统一的对表时间。”

1953年12月9日江涛（后排左2）和战友在老秃山

筹建部署指挥机关

抗美援朝是我军第一次出国作战，首次与现代化装备的美军和多国军队的作战。志司作战处不仅注意从军事上、战术上研究朝鲜战场的千变万化，还注重从政治上、战略上研究影响朝鲜战局的情况。他们在志司首长的指挥下，完成了志愿军总部筹建，以及东、西海岸指挥部的筹建，制定了各部门的组织分工，协调多兵种联合行动。

志司成立之初，作战处处长丁甘如在沈阳开往鸭绿江边的火车上，完成了对志司干部百余人的报备、编组、分工，报送彭德怀审阅。朝鲜人民军司令部派来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王松云大校（曾是我军第四野战军干部）组成的军事联络组到志司，王大校每天到志司作战处联络工作，直到抗美援朝胜利。苏军统帅部派来有七位将军和一批老资格上校在内的军事顾问团，作战处负责与苏军顾问们联络的任务。丁甘如根据志司首长的指示精神，多次与苏军顾问们长谈交流。

1953年1月20日，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承诺迅速结束朝鲜战争，这位二战时同盟军欧洲远征军总司令指挥过北非登陆战、诺曼底登陆等战役。志司作战处按照彭德怀的指示，经过综合分析后认为：志愿军在上甘岭教训了美军，敌人想从正面进攻是攻不动的，很可能从东、西海岸实施登陆作战，特别是从西海岸的清川江至汉川之间登陆的可能性大。建议志愿军在冰雪融化前的三月至四月前，做好反登陆备战，组建东、西海岸指挥部。经上级批准后，作战处夜以继日地实地勘察，拟定了东、西海岸指挥部的建立、部署、任务，陆、海、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各兵种协同作战方案，以及组织部队轮换、军事训练、参谋培训等方案。此方案经志司首长上报党中央批准与修改后，作战处集中精力标绘了作战地图。迫于我军完善的抗登陆防御体系和战术反击，美军4月26日被迫取消了大规模登陆计划，重新回到中断了半年的停战谈判桌前。

1957年9月23日江涛（右3）原星（右4）和战友在志愿军烈士陵园

选择驻地保障安全

志愿军司令部成立之初，毛主席主张志司设在中国边境一边。但彭德怀坚持设在朝鲜战场，他指挥作战的一贯作风是指挥部离前线很近，这样既便于了解战场情况、联系部队，又是对志愿军将士无言的激励。志司随彭总紧跟部队前进的步伐，在朝鲜驻扎过六处营地：大榆洞、玉泉站、君子里、上甘岭、空寺洞、桧仓郡。

志司驻地的选址、转移、安置，均由志司作战处完成。当时的北朝鲜到处被美军飞机炸得残垣断壁、一片废墟，丁甘如根据彭德怀指定的方位，在地图上预定几个地点，带领参谋和电台组成先遣组沿途勘察，然后通过电台向首长汇报并确定位置。

这些驻地多是金矿矿洞、火车隧道，偶尔有民用板房。矿洞内常年积水、黑暗潮湿、氧气稀薄,到处飘散着烂木头的怪味。冬天气温降至摄氏零下20至40度，冻得人全身僵硬。志司干部们各司其职，伏在文件箱或者背包上办公，靠着微弱的烛光照明，吃的是压缩饼干、炒面和土豆干，工作间隙和衣而眠。

彭德怀在朝鲜曾多次遇险，他与志司首长的安全令作战处最为担心。在志司大榆洞驻地时，丁甘如把彭德怀一刻不能离的作战地图移到防空洞，与洪学智副司令员把彭总硬拽进防空洞。敌机空袭彭总办公室时，位于门口的作战处成普副处长冲了出去，在室内的机要参谋毛岸英和高瑞欣葬身火海。

因在玉泉站驻地附近常有匪特出没，丁甘如担忧彭德怀的安全。彭总说：“我彭德怀死了，不要你负责！”丁甘如毫不示弱地回答：“彭总，你的安全不是你个人的问题！”彭说：“好吧，机关和电台都安置好了吗？”听到“都安排好了！”后，他跟着丁甘如走进玉泉站隧道中部的办公处，戴上老花镜看起作战地图来。敌机轰炸玉泉站时，火箭弹打到了隧道洞口，幸亏丁甘如把彭总办公地点设在隧道中部有惊无险。

在空寺洞驻地的第二天拂晓，大批敌机空袭，作战处参谋刚推着彭德怀离开住处不远，敌机俯冲扫射，将彭总的行军床打了好几个窟窿。

桧仓郡也是一处金矿，志司住了七年之久。洞里用薄木板隔成供首长和干部办公兼居住的7-8平米小间，地面铺了一层木板，踩下去还是一脚泥水。肖建飞、原星、我父亲三位处领导的小木板房紧挨着，住在中间的原星爱逗乐，晚上睡不着觉就伸出左手敲敲左边，再伸出右手敲敲右边，然后哈哈大笑。

1953年8月志司前辈与越剧名伶：后排左起原星、肖建飞、江涛，前排左1王文娟、左3徐玉兰、左5黄艳秋

总结作战经验教训

彭德怀历来注重总结战争的经验教训，这个任务基本由作战处完成。

第五次战役后，敌我双方商定开始停战谈判，朝鲜战场的正面战局相对稳定，彭德怀指示作战处组织专人总结一年来抗美援朝经验。由志司作战处杨迪副处长召集，19兵团作战处长原星、20兵团作战处长杨尚德、9兵团作战处长金冶、3兵团作战处长王振夫、40军作战科长尹灿贞组成小组，在桧仓郡原存放炸药的小房间开始紧张的工作。他们白天集中精力写作，晚上没有电灯，就点着蜡烛讨论交流，春节期间也连续工作没有休息。他们不仅从战术的角度总结，还从战略的高度总结；总结了一年来志愿军以运动战为主、各种作战形式的经验；特别是在没有制空权、后方供应极困难的条件下，我军发挥长处、利用夜间作战、近战歼敌，消灭了大量现代化装备的敌人，迫使敌人撤退到三八线的经验。同时，也总结了我军180师受损等惨痛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