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瞧办主任
今天2026年3月3日正月十五元宵节。过完元宵节这一年的春节就算正式过完了。老实说“无声无响怎叫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这么多年来，春节的记忆，恍惚模糊。过去那些过年，还能够从“XX年春晚”节目里，有些回忆记忆。这几年连这些都没有了，真有那种过一年是一年的感觉了。真的老了！
这两天看书看到了下边的这些信息，我整理编辑出来，看看1951年12月31日除夕，和1952年1月26日在朝鲜前线志愿军司令部的春节除夕活动吧。我相信当年的参与者，前辈们一定会对那个除夕春晚会有终身难忘的记忆的。因为那是在炮火连天的前线，是由了不起的志司副总司令员陈赓将军“策划、导演、组织、参与和实施”的。
………..陈赓副司令员看了我们经过集体讨论形成的总结提纲后，亲自来到我们这个“炸药库”（志司的同志们都知道这儿是我们写总结的地方）。陈副司令说：“你们干得真快，而且干得不错，我仔细看了你们编写的纲目，基本上同意你们这个纲目。纲目好是好，到底还是纲是标题，还没有内容，谁知道你们脑壳里是怎么想的。我的意见是你们每人先写出一节来，一是看看你们脑壳里想的与这个提纲是不是一致,二是看看你们各路诸侯的写作方式和写作风格是不是一致。这就叫试写吧。写出来后，你们先讨论，互相取长补短，把写作方式和风格统一起来。”
陈赓副司令又很幽默地说：“对每人写出的这一节，要研究讨论是不是站在志司的立场上写的志愿军的总结,可不要写成某个兵团的经验总结啊。”
听了陈副司令员很风趣的讲话和指示后，大家都表示一定遵照陈副司令的指示，各写出一节来，用具体的事例，来统一认识，统一风格，统一写作方式。
陈副司令员表扬说：“你们这段工作时间不长，干得很好，提纲也对路，我看按你们这个速度明年(1952年)上半年就可以写得差不多了。你们一方面要抓紧，一方面也不要太累了，这是用脑子的事。”
陈赓副司令员说：“杨迪，生活保障得怎么样？我说的不仅是要吃好一些，而且要注意休息好。我说的休息好，不仅是睡足觉，年轻人躺下顾不上想老婆就睡着了，还要尽可能注意运动，锻炼身体，没有玩的，可以搞个排球来玩。还可以用木板钉一个大一点的长桌子，打乒乓球玩。志政有一个京剧团、一个文工团，如果演戏，还有祖国慰问团来演出。杨迪，你一定要他们送票来，而且要送位置靠前一些的优待票。脑子休息好了，你们的精力就充沛，总结经验的工作，也就会完成得更好、更快。你们说我这个辩证法对不对？如果生活调节不好，你们向我告状，我找杨迪是问。”
大家听了陈副司令员的表扬，又得到陈副司令员从生活上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体贴，都发自内心地高兴与感激，说：“我们一定写好总结，我们六个人，相处得越来越熟悉，也就越来越融洽。说老实话，杨迪同志对我们照顾得很好，看演出场场没有落下我们，而且都是坐在前几排，伙食比我们在兵团吃得好。”
第9兵团金冶同志最爱喝酒，他冒出一句：“老杨只管我们吃好，不管我们喝好。”陈赓副司令员听了说：“金冶，你是宋时轮那个兵团的，宋时轮是顿顿少不了酒的酒桶，你这个作战处长跟你的首长学会了这个特点呀！”陈赓副司令即转而对杨迪说：“杨迪，你得想法子搞点酒给能喝酒的小酒桶解解馋。你知道吗，唐朝诗人李白，只要喝了酒才能写出好诗来。你弄点酒来，给他们喝一点，他们就会写出好总结来。但要立个规矩，只准每个星期日喝酒，而且只一瓶，如果不限制，你们准会喝得醉醺醺的，就不能写了，而睡大觉了。”
由于几个同志都是这场战争的参加者，所进行的战役、战斗刚刚过去，在每个人的脑海里都还很清清楚楚，只要稍微一回想，都历历在目。因此，写起来也就好写多了，进度也逐渐加快。
1952年开始后，六个人都商量好，两个月内将初稿写出来，谁先写好了，就先讨论谁写的。大家研究讨论修改后，就送陈赓副司令审阅，采取流水作业。
1952年1月下旬，也就是春节前，即把《抗美援朝战争的几个战术问题》共写了七章的初稿大部分都写出来了。将写出来的交给陈赓副司令去审阅时，陈赓副司令员很高兴地说：“杨迪，你们几个同志的工作效率还真高呀，两个月的时间就将初稿大部分写出来了。同志们真够辛苦了，用脑子的工作是很累的，快过春节了，要不要放假休息几天？”“陈副司令，我们写得是比较紧张一些，但是我们六个人相处得很好，我们采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方法，白天集中精力写，吃过晚饭后，因电灯线牵不到我们这儿来，柴油机发电也带不了这么远，晚上点蜡烛，灯光太暗，还怕一不小心将蜡烛弄倒了，把写的稿件烧了。因此，我们晚上不写，而是谈谈写作中遇到的问题，互相探讨一些问题。或者谈一些各部队的情况，互相交流一下。如果志司矿洞里有晚会，我们是每场必去看。因此过得很愉快，大家也没有要放假休息的意思。回到部队也不能休息，还是作战各方面的工作在等着他们干哩。回国去休息吧，各兵团的留守处都在原来各野战军所在地，很远，还不够在路上走的时间哩。大家的心思是争取早日写好后，早些返回部队。估计开春后战场上又会更紧张了，作战处的工作会更多更忙。”陈赓副司令员听后说：“你们这样干很好，你们不过春节，我也不会过春节。走，我去看看同志们。”
陈赓副司令员来到“炸药库”。有的同志还在写稿子，有的同志在修改自己写的稿子。陈赓副司令员进屋看到这种情况，很高兴地说：“同志们辛苦了。”陈赓副司令员高兴地说：“你们在两个月之内就将大部分初稿写出来了，你们送给我的稿件，我都看了，写得还算不错，刚才送去的我当然还没有看。初稿嘛，就是感到有些写得粗一些，还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好好琢磨推敲，再经过修改，我看会改得比较好的，你们认真仔细地改好后，我再看一看，就可以送给彭老总和志司其他领导同志审阅了。”陈赓副司令员接着询问说：“刚才听杨迪说，你们没有想要放春节假，不休息，连续作战，这是真的吗？”
同志们回答说：“是真的，我们不想休息，想快些写好后，返回部队，参加春季后可能发生的较大作战。”
陈副司令员眯着眼睛笑着说：“你们不一定是真心话，真的不想趁着初稿完成又是春节，赶快跑回国内去团聚，那多好。年轻人嘛，如果你们真想回国去与老婆孩子一起过春节，我批准你们回国，一个星期好不好？最多不能超过10天。”
大家都回答说：“请首长放心，回国不回国那是小事，现在整个志愿军都在紧张地进行战争，都没有假，我们怎么能现在休假呢？我们很理解首长对我们是很关怀的，我们一定不会辜负首长的关怀，集中精力完成好任务。”
陈赓副司令员说：“看来你们的觉悟都还蛮高，对工作都很负责，为了工作，为了作战，即使想家也不去想家，都够作战处长的资格。好！我同意你们连续作战，争取早日完成送审稿。将各方面好的意见吸取进来，再作修改，就算正式的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了。”
1951年12月31日除夕。晚饭会餐后，因为志司没有组织大的文化娱乐活动，几个同志正在玩扑克牌。
陈赓副司令员吃完晚饭后，来看望大家。他进门后看到大家在玩扑克，就说：“杨迪，你知道不知道，今晚是过年除夕，你们这儿怎么冷冷清清，也不组织娱乐活动，让大家热热闹闹地过除夕嘛。”“司令，志司没有组织晚会，我们就打扑克玩哩，我已经被罚几次了。”陈赓副司令员说：“志司不组织大型晚会，各部门各单位也会自己组织着玩，你不可以组织小型晚会吗？”“司令，我组织打扑克也是小型晚会，准备玩到半夜哩。”
陈赓副司令员说：“这样玩太不热闹了，你不组织晚会，我来给你们组织跳舞晚会，玩热闹些。”“我打听消息了，志政文工团都下部队去慰问演出了，组织不起跳舞来。”陈赓副司令员说：“你怎么变傻了呢，没有文工团就不能跳舞吗？司令部的打字员、译电员、报务员是有女同志的，再找一位拉手风琴的，这舞会不就组织起来了嘛！”“这样的舞会只有您司令下令才能组织。司令虽然给了我令箭，但我可不敢用这个令箭,要机关各处派女同志来和我们跳舞。”
陈副司令员就要警卫员去给文印室、机要处、电台打电话，要他们各出两名会跳舞的女同志，快到“炸药库”来（志司的同志们都知道这儿是我们写总结的地方），要直工处长派一名能拉手风琴的同志和一位打鼓的同志来。
听了陈赓副司令员这样调遣，都很高兴，副司令员亲自组织舞会，就在“炸药库”跳，感动得简直要欢呼起来了。几位处长说：“不要高兴得发愣，我们赶快换一套干净的衣服，不要一身臭气，还要穿上皮鞋。”警卫员们将床和桌子都靠墙，让出大一点的空间来。
不一会儿，六名女同志和拉手风琴的同志都来了，陈赓副司令对几位女同志说：“请你们来与这几位同志一起过除夕，跳舞，热闹热闹。”拉手风琴的同志带小鼓来了，说找不到打鼓的同志了。
陈赓副司令员对拉手风琴的同志说：“你拉手风琴，我来打鼓，他们跳舞。”那几位女同志都极为高兴，极为感动，兴奋得不知所措。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赫赫有名的独挡一面的大将，为了使这几个无名小卒除夕过得欢乐，不仅亲自组织跳舞晚会，还亲自给打鼓点，当时的大家是很难为情的，手风琴拉起来了，陈副司令员很懂得音乐韵律，鼓点敲响很久了，就是没有人开始起舞。陈副司令员看到这种冷场的情况也急了,大声地说道:“你们怎么不下场跳舞呢，我打鼓没有打到点子吗？告诉你们，我对音乐可不是外行呀，鼓点一点也没有打错，赶快跳吧，不要让我白打了。”“司令亲自为我们打鼓，我们怎么敢跳呀！也不好意思跳呀！”陈赓副司令员说：“杨迪，跳舞也由你负责，你带头跳。你再不跳，我就用鼓槌打你的脑袋瓜，快跳！快跳！”“司令总想锤我，那我就跳啦，你们也跳吧，不要成为我独舞了。”这样，大家很欢乐地跳起来了。
中间休息时，杨迪对陈赓副司令员说：“司令，你的鼓点打得真好，能使跳不好的、跟不上乐曲的，都跟的好多了，什么都靠指挥好。司令您怎么不跳呀？”
陈赓副司令员说：“什么玩的我都会，这是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我所干的秘密工作必备的条件与知识，以便于以各种身份出现在各种场合作掩护，但是也是因为做地下工作养成的，不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不进舞厅，进了舞厅也不跳舞，要小心上女色的当，而且我两腿都负了伤也不能跳舞。”说：“好了，不讲这些了，你们好好跳吧，我还是给你们打鼓，可不要小看打鼓，打鼓是乐队的指挥，很有意思，我在音乐的韵律中，一样得到了美的享受。”
这场非常有意义的、非常特殊的世界上仅有的舞会，一直跳到半夜，但是看到陈赓副司令还在打鼓，“司令，请看手表，现在正是午夜24时，我们全体同志向司令拜年了！”大家都停止了跳舞，很自然地到陈赓副司令面前向他敬礼鼓掌、拜年，祝贺新的一年的到来。大家和陈赓副司令员共同送走了战斗的1951年，又与陈赓副司令员共同迎来了新的战斗的1952年，大家热烈鼓掌欢呼，都是发自内心地感谢陈赓副司令员对我们关怀爱护，共同祝福陈赓副司令员身体健康。大家请陈赓副司令员回去休息，陈赓副司令员说：“过年要吃饺子。杨迪，你是不是准备了饺子？如果没准备，我又要用鼓槌打你了。”“司令，我已经想到司令想要锤打我，为了防止挨打，早就让食堂准备好饺子了，请司令和我们一起吃饺子，辞岁迎新。”
警卫员们提了几个饭盒进来，大家一起吃饺子，找了几个没有破皮的好饺子，用碗盛着送给陈赓副司令员，陈赓副司令员高兴地吃着。陈赓副司令员说：“祝同志们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取得更大的胜利！”
1952年1月26日，是我国农历春节的除夕。告诉管理员，今晚除夕会餐，给我们“炸药库”多炒几个好一点的菜，并给三瓶白酒，让各兵团来的处长们在志司好好地过个春节，这也是志愿军入朝参战后，能安稳地过的第一个春节。1951年的春节,志愿军正在“三八线”以南地区进行第四次战役,根本忘记了过春节的事。
下午4时左右，出乎意料，陈赓副司令员来到“炸药库”。大家见到陈副司令员除夕之夜来看我们感到特别的高兴，现在大家已经对陈副司令无拘无束了，见到陈副司令员都感到很亲切，很自然地围到他的身边来了。陈副司令员笑哈哈地说：“今天是我国春节的除夕，送旧迎新。在朝鲜我们都是单身汉，大家都不能回家团圆，这是战争的需要，没有什么可说的，都习以为常了，我今晚来和同志们一起吃除夕年饭，你们欢迎不？”“司令，你总是想着我们，一方面我们感到非常荣幸感激，我们几个无名小卒，过新年时，司令为我们组织跳舞，并且亲自打鼓，到现在我们的心还是热乎乎的，这一辈子也是忘不了的。今天是农历新年除夕，司令又想着我们，来和我们吃团圆饭，使我们永远感到荣幸、幸福。”陈赓副司令员说话最幽默有趣，一边装模作样地用鼻子嗅着，一边说：“你们谁是山西人，把醋瓶子打翻了，满屋子醋酸味。”“杨尚德是山西人，是他带的瓶子打翻了，”杨尚德笑着说：“刚才谁说的话多？我也闻出一股味来了，可不像是醋酸味，是一股清香味。”“司令，刚才我们大家说的都是真心话，是我们发自内心对司令的尊敬和感激之情，这股味，正像刚才杨尚德说的，是一股纯清的香味，是我们几个人难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陈赓副司令员笑着说:“你说的比刚才大家说的还酸,还更酸臭。”大家起哄地说：“司令，您鼻子可能有毛病，我们闻着真是很香甜啊！”陈副司令员也大笑了。这是首长与下属真挚纯洁感情的交流。大家把用木板钉成的写字桌抬两张拼起来，放在中间，把给陈副司令员准备的椅子放在上方，六个人围坐在左右和下面三方，警卫员将打来的菜盒摆上，酒也拿出来了，饭碗就是酒杯。
陈副司令员说：“今晚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过除夕，我和同志们一起吃团圆饭，我很高兴，你们总结写得又快又好，你们辛苦了，向你们表示谢意。我破例稍微喝一点点，你们可以放开量喝。金冶，你不是很想喝吗？今晚你就好好地多喝几碗。像《水浒传》中武松过景阳岗那样喝都行。酒不够，把我床底下放的祖国慰问团送的几瓶酒都给你们拿来。”随即端起倒了酒的碗，与大家碰“杯”。
“我们几个人写总结，能够较快较好地进行，主要是由于司令经常地、及时地、明确地指导，开导我们的脑壳，使我们从战略上、战役上的认识有了较大的提高，写起来就顺多了。因此，不是首长谢我们，应该是我们谢首长，我们六个人有幸参加这次总结，等于是首长给我们办了一个军事理论学习班，亲自给我们讲课，谆谆教诲，两个多月来使我们在军事理论上、知识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过阳历年，首长给我们组织舞会，今天过农历年除夕，首长又亲自和我们一起吃团圆饭，我们真是感到荣幸与幸福，我们真心诚意地敬首长一杯酒，敬祝首长健康。”大家都说：“老杨讲的话，都代表了我们，我们很感谢司令，我们共同敬司令的酒，敬祝首长春节愉快，身体健康，干杯干杯。”
陈赓副司令员哈哈大笑说：“怎么这酒中又带有醋酸味了。好，谢谢同志们，干杯，呵，不对,是干碗。你们喝干,我只能喝一点点。”大家高高兴兴地吃着喝着。
陈赓副司令员应酒后的六位各兵团在这里写总结的作战处长要求，讲起了自己的一些经历说：“那是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在广东第二次东征讨伐叛变的军阀陈炯明。周恩来和何应钦率国民革命军第1师打海丰，蒋介石的总指挥部率第3师行动。我当时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当连长，带着个连警卫蒋介石。第3师与陈炯明的主力林虎部遭遇，在华阳打上了，第3师一打即败，蒋介石急了，就跑到前线去督战，也不顶用，全师溃散。蒋介石是总指挥，对我说要自杀成仁，我劝他不要自杀，这个部队的军官不是黄埔军校训练出来的，不是你的学生。我们撤退到安全地点，再收拢部队，还可以再打。蒋介石听了我的话，借坎下台阶，不自杀了。但这时他已吓得直哆嗦，连路都不能走了。我看敌人已离得很近了，情况太紧急了，就背着他跑，跑到一条河边，把蒋介石送上一条船，我就组织卫队顶住追击的敌人，掩护蒋介石过河。我把蒋介石送过河，领他跑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这样就救了他这条命。我的右腿在打惠州时负了伤，我在背蒋介石时还没有全好哩。”
大家正听得入神，陈副司令员就不讲了，我随即问：“以后呢？”陈赓副司令员说：“以后的事多着哩，我救了他的命，蒋介石就调我当他的侍从参谋，可以自由进出他的官邸。当我知道了蒋介石发现我是共产党后，我就向他辞职，他放我走了。”
杨迪又问道：“司令，您怎么以后又被蒋介石捉了呢？”陈赓副司令员说：“1931年我转到鄂豫皖苏区，在红四方面军任师长。1932年在七里坪战斗中右膝负重伤，红四方面军向四川转移时，我走不动，于1932年11月，我转到上海治伤。1933年3月在上海被叛徒出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因我是要犯，被押往南京。由于宋庆龄女士到蒋介石那儿把蒋介石骂了一顿，说他忘恩负义，陈赓救过你蒋介石的命，你才有今天，现在你捉了陈赓，还要杀他，你蒋介石每天讲的礼义廉耻到哪里去了？这样，蒋介石就不敢杀我，把我押到南昌，亲自和我谈话，企图劝降我，也没有成功，又送回南京国民党监狱。1933年5月底，被地下党救了出来，经上海，我又到了中央苏区。”杨迪还想问陈赓副司令员，他到南昌与蒋介石见面的情况。陈赓副司令员笑着说：“你们要审查我的历史呀？不说了。”“司令，那就请您给我们讲讲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故事，好不好？”陈赓副司令员总是带着开玩笑的口气和大家说话。他笑着瞪着眼看着说：“你们是要我给你们说书呀！那我就讲一件我在上海陈赓捉陈赓的故事。”“那太好了，真是新鲜的故事。”陈赓副司令员说：“我因为参加南昌起义后，左腿负伤很重，经广东的潮州、汕头转到香港,1928年4月转到上海治伤。上海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要我参加中央特科工作,一直到1931年。我那几年在上海与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大头目交‘朋友’,利用这些家伙为我们党提供情报。地下党还要我和上海有名的大流氓头目杜月笙，以及他的青帮大小头目交‘朋友’。我还和英国、法国在上海租界巡捕房的巡捕们打交道，上海的三教九流我都打入进去，了解情况，收集情报。国民党军统特务头目戴笠发觉了我，下令通缉我，通缉令还送到英国巡捕房，请他们协助抓我。因为我对外不叫陈赓，改姓王，他们不知道我就是陈赓，英国巡捕房还下令给我，要我去抓陈赓。”听到这儿，大家都大笑起来，真太有趣了，陈赓副司令员说：“我暴露了以后，党中央认为我再在上海工作，就很危险了，周恩来同志命令我赶快转移。我于1931年6月离开了上海，转到天津，陈云同志又令我到鄂豫皖苏区。”“司令，上海解放时，您正率领第4兵团在江西作战，还指挥我们第15兵团作战，我们从中央的广播中，听到您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一直到现在我还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呢？”陈副司令员听这么一问，就笑了。他说：“这个秘密你们谁也不会知道，只有周恩来、陈云同志和陈毅同志知道。我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时，组织上要我去与上海大流氓头子也是青帮大头目杜月笙交朋友。我与杜月笙关系处得很好，杜月笙在上海黑社会是很有势力的。通过他，上海的三教九流都知道我和杜老板的关系不一般。上海解放前，地下党要杜月笙留下，他说他不会到台湾去，也不想留上海，要去香港去度晚年，可以看出他与蒋介石的矛盾。上海解放后，为了稳定上海的局势，稳住上海的三教九流，使国民党留下的特务不敢闹事，中央就要我当上海市挂名的公安局长。我的名字对上海三教九流起了镇住的作用。杜月笙在香港，还通知他的徒子徒孙们不要闹事，并要他们配合公安局长陈赓，抓国民党留下的地下特务。你们听，这是多么复杂的斗争，也是很有趣的斗争。”“司令，您这些经历真是非常传奇呀！在我们党内、军队内大概只有周恩来总理和您有这么多的经历。您文的武的、地上的地下的各种各样的工作都干过，又有这么多传奇的事迹。”问道：“司令，您是什么时候参加党的呀！”陈赓同志说：“我是黄埔第一期的，杜聿明还是我的兵哩，我在1922年就加入共青团了。”“在现在的志愿军内，没有比我参加革命还早的哩。”“司令,别的首长都很敬畏彭总,你怎么就可以和彭总开玩笑,现在只有你经常和彭总一起吃饭。”陈赓副司令员又笑着说：“这也是秘密。彭老总是和我在湖南军阀军队的一个班当兵，以后我跑到广州去考黄埔军校，他留在湘军中当官到团长。我们是老乡又早相识。抗战时，我又在他的领导下，他知道我的特性，我也知道他的特性，你们不要看到我可以和彭老总开玩笑的一面，还要看到我很尊敬彭老总。他可算是我党我军内头号正直的人，我很敬佩他总是把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顾全大局，勇挑重担；他为人刚正不阿，直言不讳，敢作敢当。我们之间共性很多，我们都是革命事业的乐观主义者。”
这时，陈赓副司令员突然对我们说：“你们看我好像身体很健康，我自己也注意锻炼身体，但是我知道我活不过60岁，你们信不？”
大家听后大吃一惊，陈副司令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呢？杨迪立即说：“司令，你刚才还说你是乐观主义者，又很注意锻炼身体，我还听说司令一年四季都是洗冷水澡，您怎么说过不了60岁呢？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一百个不信，像您这样的乐天派，能活100岁！”他用低沉的声音说：“信不信由你，你们可以看到我的预言的。”
1961年，杨迪在北京军事学院（注：即现在的国防大学）学习，听到了陈赓大将于3月16日在上海病逝，享年仅58岁。杨迪突然想到1952年春节除夕，在朝鲜志愿军司令部他对大家讲的他活不到60岁的话。为什么他对自己有这样准确的预见呢？这个谜，永远也解不开了。
沈阳军区原参谋长杨迪（1923年10月—2006年5月4日），湖南湘潭人，1938年入伍，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生涯中，他历任学员，文书，见习参谋，参谋，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沈阳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部长，集团军参谋长、副军长兼参谋长，沈阳军区副参谋长等职，先后参加了四平保卫战、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辽沈、平津、广西、广州、海南岛等战役战斗，参加了抗美援朝，为我军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杨迪曾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2006年5月4日，因病医治无效，在沈阳逝世，享年83岁。
1950年7月第15兵团与第13兵团部对调，奉命开赴东北边防，10月进入朝鲜，杨迪先后任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志愿军西海岸指挥部作战处处长。1954年回国后，杨迪先后任东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沈阳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部长，陆军第64集团军参谋长、副军长兼参谋长，沈阳军区副参谋长、参谋长（大军区副职）。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60年晋升为大校军衔。1989年3月离休后，任沈阳军区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第四野战军战史编写领导小组成员，组织开展军事学术研究，总结和撰写军史。1989年4月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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