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瞧办主任
1958年春夏，解放军全军上下展开了一场所谓的反教条主义运动。这场运动有其特定的国际和国内背景。1956年，苏共在二十大上批判了斯大林，政治上出现解冻。毛泽东主席也否定了建国初期解放军全盘学习苏联红军的做法，军队内部随即掀起批判教条主义的浪潮。
当时国内大规模反右斗争结束后，中共指导思想出现“左”的倾向。一次会议上，有人向毛泽东主席反映，萧克抵触反教条主义运动、拒不作检讨。毛泽东主席随即表态，萧克思想立场有偏差，沾染了资产阶级思想。此番发言后，会议气氛骤然升温，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批判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反党宗派活动等问题。
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加强院校工作的决定》，认定全军院校与部队教育训练存在严重教条主义。会议先后点名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等将帅，称反教条主义斗争是建军新阶段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会议划定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所谓反党宗派集团，强令正在南京住院治疗的刘伯承赴京作检讨。会后全军自上而下开展反对教条主义、单纯军事观点的学习与批判。
反教条主义运动在全军震动极大，编制上撤销主管院校教育、部队训练的训练总监部；院校教学片面排斥外军经验，片面强调以我为主。萧克后来回忆，此后部队不敢抓军事训练、不敢推进院校建设、不敢借鉴外军经验、不敢开展军事学术研讨，建国初刚起步的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遭遇严重挫折。与此同时，林彪借反教条主义排挤、打压军中不属于四野体系的高级将领，这类极端斗争方式，在文革时期变本加厉。对军队正常建设的过度政治化冲击，严重阻滞了解放军现代化进程，这一局面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步扭转。
刘伯承抱病进京作检讨。1958年，全国掀起高产卫星、公共食堂、大锅饭、全民大炼钢铁热潮，军界同步开展反教条主义运动。1958年7月，66岁的刘伯承抱病赴京，他右眼早已失明，仅剩的左眼患有青光眼，视力近乎丧失。夫人汪荣华与随行医护人员都十分担忧他的身体，此次进京，他是被迫上台作检讨。接站车辆驶入怀仁堂，场内一千余名全军高级干部等候他的检讨发言，老帅手中紧攥检讨书，承担所谓教条主义的错误责任。刘伯承是首位遭受不公批判的元帅。
1980年，邓小平明确指出，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是错误的。1986年，他又专门撰文重申，当年批判刘伯承搞教条主义有失公允。1989年6月，官方出版《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一书，完整梳理当年反教条主义运动始末。书中写明：此次反教条主义斗争存在严重偏差，片面夸大自身经验、排斥国外有益建军经验，对外军先进经验的借鉴工作近乎停滞，大批规章制度、军事条令条例遭到搁置；同时错误批判众多高中级指挥员，将多人调离领导岗位，这场斗争对当时及此后数十年军队建设，都造成了深远的消极影响。
军队反教条主义是1958年在军队内部进行的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借鉴外军经验开展正规训练，促进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进程。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把学习外军过程中的某些缺点视为“教条主义”，在全军开展反对“教条主义”运动，对负责训练和院校工作的刘伯承元帅等领导人进行批判和斗争，严重挫伤广大官兵的训练积极性，对当时和后来的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产生重大消极影响。
1958年，军委发起了一场意义重大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开国元帅、大将、上将中各有一人受到很大的冲击。
其中刘伯承元帅政治敏感度最高，他一察觉到风雨欲来，就立刻做出应对，让影响降低到了最小。
作为昔日的红军总参谋长、八路军129师师长、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帅拥有旧部无数，在他遭到诘难时，又有哪些人为他说话呢？
刘帅是不慕名利的人，在全国局势将定时，他就已将重心转到了军事教育上，连本该担任的西南军区司令员都推了出去。
他辛辛苦苦建立起南京军事学院，只希望能为人民军队培养出现代化的将领，让国家更为强大。
不过，新中国成立之初，西方对我们实行了封锁，作为一个刚起步的新生国家，我们能参照的对象只有苏联，很多军事教材都有深深的苏式烙印。
这在中苏关系良好时不是什么大事，但两国走向交恶后，就成政治问题了。
毛主席后来曾说过：中苏闹翻实际上是在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
也是在1958年，主持军委的彭老总认为刘帅办的军事学院存在“照搬苏联教材，请苏联教练”的现象，有“教条主义”之嫌，一时之间压力非常大。
刘伯承察觉到背后的不平静，为避免牵连到别的部下，他选择自己扛下这件事，主动辞去军事学院院长一职后，就去往了北京。
刘帅早年负伤，长期只能用一只眼工作，因而眼压很高。到北京后又因为急火攻心，一下子病倒了，前期的军委扩大会议就没能参加。
但是，他人不在，关于他的争论却不少。1958年6月，毛主席批评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
彭老总随后接过话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南京，就连北京（指训练总监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别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这逼死同志，说的是红四方面军军长余天云自杀一事，其实这跟刘帅没有直接关系，彭老总是从转手几道的消息中误会了。
毛主席倒是澄清了一句：“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了短见，怪不得谁。”不过总体来说，两位重量级领导人都有指责之意，场面非常压抑。
当然，还是有人敢站出来帮刘帅说话的。原二野第5兵团司令员杨勇就据理力争过：
刘院长工作很不容易，学院那么多苏联专家，中央又一再强调向苏联学习、尊重专家的意见，这本身也是听从中央命令。1951年冬天由刘院长负责的演习，就是一场“以我为主”的实际体现。
当有人污蔑说刘帅在二野很少参与指挥时，邓公出来澄清：二野打仗主要还是靠司令员，没司令员怎么能打好仗。
曾在中野、华野两边任职的陈毅元帅也帮着刘伯承说话，并且他去医院看望刘帅时，还愤愤地说：你写个啥子检讨，要写的话我来替你写，一百个字就行。除了关心之外，也表露出对这场批判的不满。
刘帅毕竟是从那么多斗争中走过来的，明白这种事情拖不得，越往后影响的人就会越多。所以他没有听从老战友的安慰，很快就认真地写了一份长篇检讨。
7月的军委扩大会议，邓公作为会议主持人就先定了个调：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66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
刘帅身体状态确实不好，还是在护士的搀扶下才能进入会场、走上讲台，当时场内有很多他的老部下、老学生，所以他一走进来，大部分人就自发起立行注目礼，看到他虚弱的样子，会场众人都非常心疼。
刘帅的“检讨”特别认真深刻，期间没有任何人质问打断，在他讲完离开时，所有人站了起来鼓掌目送离开。正如一位参会者后来所述：在当时的情况下，绝大多数高级将领只能用这种奇特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愤怒和对刘伯承元帅的同情。
刘帅的旧部那么多，之所以站出来说话的没几个，原因有三类：一是像张国华、皮定均这种执掌一方的大员，他们因工作需要并未入京；
一是如李达、郭天民等同样也在被批的人，他们自身都难保，也就没办法帮忙发声；
还有一类就是如李德生、秦基伟这些当时地位不算高的干部，发言也起不到什么作用，而且在邓公、陈老总都表态后，他们再紧紧跟随，反倒会给人一种抱紧“山头”的感觉。
当批判结束，刘帅也开始退居二线，跟他类似结局的还有粟裕，也是好不容易过关就不再负责重要工作了。不过相比较起来，两人的遭遇也有很多不同。
首先就是被指责的侧重点不同，刘帅的是“教条主义”，粟裕则主要是“个人主义”。
在过程中，敢为他们说话且起到作用的人不同，刘帅有一位元帅（陈老总）、一位元帅级别（邓公）、一位上将（杨勇），粟裕则是一位元帅（叶帅）、一位大将（萧劲光）、两位中将（王必成、陶勇，叶飞被要求发言时顶住压力保持沉默）。
过关的难度也不同，刘帅登台做了一次检讨，关于他的事情基本就了结。粟裕则反反复复检讨了8次，还是毛主席表了态才得以度过风波。
只是，两人也有一个很可悲的相同点——都是在去世后才得到彻底平反。刘帅1986年病逝，1987年中央军委纪委发布“纪”字1987第十五号（令）通报，为反“教条主义”运动中被迫害的同志全部平反。
粟裕1984年病逝，1994年军委副主席的张震和刘华清联名发表文章《追忆粟裕同志》，为他恢复名誉。长按以下二维码并识别，进入《北京瞧办主任》公众号，可以放心审阅上千篇文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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